毛主席：一定要防止特殊化、贵族化

　　《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的第一篇文章也叫《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我们继续学习分享，先看下这篇文章的小标题：

　　~省委第一书记要抓理论工作

　　~「在路线问题上要戒‘左’戒右」

　　~「一定要防止特殊化、贵族化」

　　~对原则性问题要有明确态度

　　~「不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

　　~「要反对官气」

　　~「教育干部是一个战略问题」

　　~第一书记挂帅，办好报刊

　　~「开会要注意抓思想动向」

　　~文件、文章、讲话要准确、鲜明、生动

　　~对犯错误者的态度和方法

　　~受到冤屈时应有的正确态度

　　1956年，鉴于国际教训，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有很多特殊的权力，形成了特殊阶层而脱离群众，造成了官僚阶级和工农群众的对立，损害人民利益，妨碍社会主义道路。

　　列宁说过，英国工人中有一部分成为贵族工人，离开了工人党，离开了工人群众，成为社会沙文主义。

　　随着国际环境的发展，“和平演变”依旧在上演着，正如列宁所说：“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小資产阶級和工人阶級中間受帝国主义額外利潤收买而变成資本主义看門狗和工人运动破坏者的那些阶层。”

　　现在的情况又是什么呢?由于工人阶级已經在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政权，帝国主义者感到，单是收买本国一批工人阶級的叛徒已經不够了。除了在本国继续保持这种收买的政策以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竭力要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寻找资产阶級民族主义的分子，寻找那些不稳定的分子，收买他們作为工具，以便破坏无产阶級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团結。这种危险越来越明显。

　　因此，在五十年代毛主席就前瞻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特殊阶层，那就和英国的贵族工人一样，也将成为社会沙文主义，因而就将产生大国主义（对外）、大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专制主义（对人民群众）的错误。在我国也有可能出现新贵族。所以要警惕干部生活上的特殊化、贵族化。县委以上全国有几十万人，一定要防止特殊化、贵族化。

毛主席一贯重视和实践着反对特权腐化问题，防止形成“贵族阶层”、反对官僚主义、反对高薪制、反对干部子女特殊化。

毛主席一贯是从亡党亡国的忧患意识出发来解决干部特殊化、贵族化问题的。

毛主席一贯是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和谁战胜谁的根本性上去解决干部特殊化、贵族化问题的。

　　毛主席警惕和防止干部搞特殊化、贵族化是从我国不能两极分化，否则烈士的鲜血就白流了的底线出发的。

　　到底如何才能防止干部特殊化、贵族化呢？

1.学生、工人住大楼，领导干部住草棚，这是对付学生、工人上大街闹事的好办法。

毛主席当年重上井冈山，就提问过身边的人：“刘俊秀同志，你还能不能当农民？（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王卓超同志，你愿不愿意重新当战士？（时任江西省副省长）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

　　这是多么深刻而惊天之问，这又是多么触及根本利益的灵魂拷问。当年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出生入死地干革命，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做官吗？做官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够成为“人上人”，享受一定的特权吗？现在，建国了，条件好些了，这样的思想更加盛行了。

　　毛主席说我们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的做法，提倡同人民同甘共苦。同人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此时，毛主席内心可能已经有了想法，他是做好下台的准备的，可能重上井冈山打游击，或者说是准备跌得粉身碎骨。

2.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艰苦奋斗是我们取得人心的政治资本。

　　毛主席当年对重上井冈山的随行说：

“社会主义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经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

　　其实，当时很多人感到苏联的事情离我们很遥远，都不理解毛主席在说什么。

　　于是，毛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地问道：

“你们知道什么是井冈山精神？”

　　大家回答说：

“艰苦奋斗。”

　　毛主席笑了，似乎不太满意。国民党也讲奋斗，希特勒写了本书就叫《我的奋斗》，地主老财也要奋斗，难道我们的奋斗只比他们多了“艰苦”二字吗？

　　毛主席说：

“井冈山精神最根本的是士兵委员会，是官兵一致，是民主，是平等！”

　　主席继续解释道：

“现在，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有人主张高工资，差别二十来倍，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因此，光讲艰苦奋斗不够，我们的敌人可能比我们还艰苦奋斗，艰苦奋斗只是一种作风，更需要一种人民的民主，一种社会的普遍平等。

　　1945年，陕北延安，毛主席与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探讨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

　　毛主席根据当时延安执政的实践经验满怀信心地回答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

　　【“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只有劳动者的管理权得到保证，即能够以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与监督，才能避免管理人员特权化、贵族化现象的出现。

　　毛主席认为，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力有大小，贡献有大小，但都是各尽所能，为人民服务，必须缩小贫富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和脑力劳动的“三大差别”，走向共同富裕。

　　于是毛主席一生在诸多领域开展防止干部特权化、贵族化的实践，直到今天，依旧给我们带来深刻地启示，是我们在国内外风云变化的形势下，不得不重新重视的问题。

在反对官僚特权方面

　　1947年3月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毛主席明确表示这是好事情，“打碎了庞大机构、官僚腐化”，逼得过去那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供给制标准也改了。他甚至讲：

　　【“供给标准就这样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

　　1949年中共中央初进北京城，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一位军队将领当场提出：资本家吃饭时要摆五六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不行，军队应当增加薪水，与会者当时多表示支持。毛主席说：

　　【“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

　　毛主席主张在和平时期逐渐缩小军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待遇差别和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待遇差别，但是不要搞绝对平均主义。历来主张解放军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

　　1955年，在实行军衔制的同时，开始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将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后为649.6元，最低工资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之比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

　　这是因为军衔制、等级工资制这些改革的理由很充分：以苏联为榜样的。据1940年苏联职务等级工资的标准，月收入最高可达10600卢布，而正式的月平均工资仅有339卢布。最高最低工资之比，就是31.3:1。

　　不仅如此，各级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问题，也参考了苏联人的作法，比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以最典型的住房标准为例，开始实行工资制即有了严格按照等级分配的规定，像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明文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一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二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六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八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九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如此等等。

　　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提到如此之高，仅仅因为级别稍有不同，待遇有所差别，就有人公开吵架告状，以至痛哭流涕，出现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评级时。“的局面。

　　毛主席极其痛恨地提出：现在的工资标准把收入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在1956年全面推行工资制度改革前夕，他特别在党内高层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工资可以增加一些，但要“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

　　毛主席的批评，引起了重视，国家机关开始研究调整工资问题，最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各级工资间的最大级差数，变成了25.2:1。但是加上各种待遇，毛主席觉得差距还是太大，曾反复批评，多次发起政治运动，开展整风，甚至一度赞同做部分恢复供给制的尝试。

在反对医疗特权方面

　　1965年，毛主席接到报告，中国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而且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农村只占25%。

　　毛主席对此作出批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由此，就有了有名的”赤脚医生“和”《赤脚医生寿手册》“等为乡村医疗服务的事情。随之，乡村人民的健康状况为之改观。到1975年病床的分布农村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1976年，合作医疗已经覆盖了92.8%的农村社队。就这样，劳保制度、公费医疗、合作医疗覆盖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

　　1982年，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迅速衰落，合作医疗覆盖的社队从1976年的92.8%降至1982年的52.8%。到1989年，合作医疗覆盖面降至最低点4.8%，绝大多数农民重新陷入自费医疗的境地。

在反对教育特权反面

　　毛主席非常反对干部及其子女特殊化，建国初期他致信周恩来指出：

　　【“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根本上来说，治国就是治吏，防止干部特殊化、贵族化，就是防止江山变色的问题。

　　毛主席正是鉴于国内外现实情况提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毛主席强调，如果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和平演变则是有可能的。他说：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再读毛主席的话语，我们似乎有了更深刻地体会：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最后，1959年12月16日，读《政治了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一章时，毛主席说：

　　【“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一定要防止特殊化、贵族化”。毛主席的实践，就是在守住社会主义中国的底线——中国社会绝不能出现“两极分化”！工人和农民决不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