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传统里,“劳心”、“出头”、做人上人是核心价值追求,吸引了芸芸众生奋斗不已,但从来不提倡奋斗是为了从世上消除“人上人”。这样的环境中谈平等,不免成为一种说得出却做不到的“特色平等”,思想的恶与现实的恶,就此成为传统文化的软肋。
儒家的集大成者理学心学讲究“直指人心”,但光靠“指”屁用没有,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每个位置都是固定的,阶层如同牢不可破的大网,平等思想被虚化,成为剥削和压迫的事实上的帮凶。“平等”这个词,说的人多,追求的人多,真正实践的人却不多见,能够做到的人更是绝无仅有。
近代中国,改造文化、重塑平等思想的大势如同箭在弦上,只等一位最合适的人把它发射出去,而这个人,一开局就是大手笔。他看到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为国家服务的理想幻灭,得出旧社会旧思想的“大破”需要靠外力来实现的结论,主张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面临着内外反动阶级的不允许,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的新社会谈何容易?
毛泽东深知这点,决心让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的长,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
他要让平等思想从价值追求变为方法论,成为真实的社会存在。
从新中国的建立到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让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有了基础。在政治上,打翻了几千年来的权力金字塔结构,实现了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建立了民主平等的政治框架。
在经济上,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没收官僚资本、改造工商业,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区域协调发展的公有制经济,并在分配上以“按劳分配”为基本原则,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既避免平均主义,又反对过于集中。他将千百年来“均天下”的梦想化作热火朝天的生动实践。
在社会方面,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实现了男女平等,让妇女有“办事之权,开会之权,讲话之权”,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彻底改变了男尊女卑、轻视妇女的坏传统。
中国农业社会产生出地主这个食利阶层,在儒家文化的加持下,产生出一批批地主和一批批想成为地主的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历史悠久的“士”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平等,只起到一种价值作用,而非工具作用和标准作用。
毛泽东颠覆了两千年来的官民关系,他把干部视为群众的向导和服务者,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要干部以普通劳动者一员的姿态出现,为人民服务,自身也是人民的一员。
他一生致力于改造中华底层文化系统,执着反对官僚主义,坚持“人民万岁”。当新的官僚主义有所抬头,他立即高度警觉,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国内已经形成新的权贵阶层的论断。他把强力、彻底改造文化的希望寄托于民众,这是他长期无往不胜的路径,以暴风骤雨式的“来得快、去得快”的民众运动式改造,实现文化的革新,而非依靠制度约束来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渐变改革,为此,不惜倾注一生的英明和心血。
他的实践虽早已不在原处,他的思想还在,他的爱也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