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也是伴随毛泽东一生的读物。毛泽东在读这部书的过程中，深研其中道理，深挖其中内涵，用书中故事解析事物，阐述道理，启发干部从宏观战略高度看待问题。可以说，《聊斋》是毛泽东读透用活的一本书。
阅读较晚，研究却深
与其它古典文学名著相比，毛泽东读《聊斋》略晚。从目前看到的文献中分析，少年毛泽东并没有读过《聊斋》。
毛泽东少年时代的塾师毛宇居回忆说：他看到毛泽东在他的私塾里读过《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毛泽东也喜欢看《精忠传》《水浒》《隋唐嘉话》《三国志》和《西游记》《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上面。”毛宇居的回忆中，没有提到少年毛泽东读过《聊斋》这本书。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他接触《聊斋》较晚。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在其记述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的著作中，谈到毛泽东少年时在私塾读书的情况时写道：“在一篇讲鲁迅的文章里看到，说过他幼年在私塾读那些古书，并无多大好处，帮助开窍的，乃是《三国》《水浒》，后来是《聊斋》，一生受益的不是经学而是杂学。”可见，毛泽东本人也说，他读到《聊斋》的时间要晚一些。至于毛泽东到底在何时首读《聊斋》，目前没有发现确证，但可以推测，毛泽东首读这部书，是在他到长沙一师求学至他长征结束到达陕北这个时间段。
毛泽东稍晚读到《聊斋》，却也有一个好处，那时，他的思想已经较为成熟，分析研究问题已经较为深刻。因此，他读到《聊斋》时，就已经能够对这部书进行研究性阅读了。
从目前史料看，毛泽东较多谈到《聊斋》，是在延安时期，而此时毛泽东谈《聊斋》，已经鞭辟入里，并能随时恰当引用了。
1937年8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哲学论著《矛盾论》中谈到矛盾的互相转化的问题时，就说到了《聊斋》。他说：“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是互相变化。”可见毛泽东此时已经在研究基础上深刻认识《聊斋》故事内涵，并与分析矛盾转化问题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阅读古籍。
据毛泽东的老同学萧三回忆，1939年5月5日晚上，毛泽东到“鲁艺”看望他，在萧三的窑洞里，毛泽东坐在木床上，背靠着墙壁，与萧三海阔天空地谈天说地，也谈到了《聊斋》。毛泽东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即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狐精来呢？《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了‘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对《聊斋》已经有一个深刻的整体评价，对于其中所反映的思想，他看得很透，对于作者蒲松龄也有较深了解。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毛泽东对蒲松龄能够写出《聊斋》所做调查研究的讲述，从目前史料来看，关于蒲松龄泡一大壶茶，坐在路边或者集市上请人讲故事，然后去加工的事，在新中国建立后，才多有学者考证并发表文章论证。20世纪40年代，关于这一点的记述肯定极少。毛泽东在那时即提到这一点，可见毛泽东对有关《聊斋》和蒲松龄的故事阅读较多，研究较深。
1942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与“鲁艺”的严文井、何其芳等人谈《聊斋》时说：“《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毛泽东还说，“《聊斋》可以做清朝的历史来读。”他是从《聊斋》中席方平的故事谈到这一点的，他说：“《席方平》含义很深，席方平在阴司的遭遇，实际上是人间官吏鱼肉人民的真实写照，是对封建社会人间酷吏官官相护、残害人民的控诉书。”毛泽东还很有兴致地给他们讲了《聊斋》中关于狼的故事。讲完了这个故事后，毛泽东还笑着对他们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毛泽东说的这句话，是他对作者蒲松龄的称赞。蒲松龄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屠夫宰猪一定是见得很多的。正因为他具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才写出了这样令人爱读的故事。新中国建立后，何其芳回忆毛泽东在延安给他们讲狼的故事后，深有感触地说，毛泽东以这个故事为例子，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
从上述史料看，毛泽东此时对《聊斋》的认识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程度，他的评价，不同于以往人们对这部书的评价，不仅视角独特，而且他的评论之语，能够透析当时的作者写作《聊斋》的历史背景、当时的社会状况、作者在每个故事中所要反映的思想。
对《聊斋》故事的批示一语中的
新中国建立后，酷爱读书的毛泽东在百忙之余，总是阅读各种书籍，其中，《聊斋》是他喜欢读的书籍之一。毛泽东读《聊斋》，如同读《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一样，常常将几种不同的版本放在一起，对照着看，或者翻翻这一种，或者看看那一种，中国所出版、印刷的不同版本的《聊斋》，毛泽东几乎都读过。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凡是他们帮毛泽东买来的古典文学书籍，毛泽东都阅读过。有的不知道反复看过多少遍。上海同文局印行的《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和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9月出版的《聊斋志异》，大概是1955年秋季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帮助他用稿费购买的。那时候，毛泽东还在丰泽园居住。这两种书买回之后就放在丰泽园菊香书屋西厢房毛泽东的书房里，他一见到就很喜爱。1966年8月毛泽东从丰泽园搬到游泳池居住后，这两种书随着诸多他晚年爱看的古籍一起被搬到游泳池他的书房里。毛泽东所收集的《聊斋》版本较全。在他居住过的菊香书屋，以及他后来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畔的会客厅里，就放着很多部不同版本的《聊斋》。有线装大字本的，也有平装小字本的，如上海同文书局印行的《详注聊斋志异图咏》1—8册，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的《聊斋志异》1—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2月出版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1—1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出版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上、中、下三册。其中，毛泽东有两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2月出版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一部放在会客厅里，另一部放在办公桌旁的书架上。这几种版本的《聊斋》，毛泽东都看过，有的看过多遍，有的作了圈划，有的写有批注。
《聊斋》的特点是由一个一个小故事组成。建国后，毛泽东工作繁忙，他就依顺《聊斋》的这个特点，在经常翻阅中，每次只读一两个故事。在他读过的《聊斋》故事中，留下了一些他阅读后的批语。这些批语文字不多，却一语中的，非常深刻。
《聊斋》中有一篇题目叫《细侯》的故事，写的是浙江昌化一个姓满的书生，在杭州教书，闲时到街上散步，偶遇妓院里贾家的养女名细侯，见其年轻貌美，姿色妩媚，不由得心动情摇。满书生回到书房冥思苦想，整夜都没有入睡。后来满书生向好友借了一笔钱，往赎细侯。故事中有细侯下面一段话：“我嫁给你以后，希望常常生活在一块，不要再出去教书了。种四十亩地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了，再种十亩黍，织五匹绢，缴纳平常的赋税还有多了。关着门互相照应着，你读书，我织布，有空的时候，喝几杯酒，吟几句诗，消遣消遣，就是千户侯也不过如此啊！”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状况和人们的追求。毛泽东在读了细侯这段话后写下批注：
资本主义萌芽。
可见，毛泽东从《聊斋》故事中分析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结构，人们日常所从事的生产项目，已经看到，那个年代，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聊斋》中有一个《小谢》的故事，说的是穷书生陶望三借住的旧府第里，有乔秋容和阮小谢两个女鬼，经常恫吓、纠缠、挑逗他，但他不但不惧不恼，反而对她们平等相待，教她们习字读书。两个女鬼也颇知义理。当陶被诬下狱后，两个女鬼给他送饭，并赴院申理，遂使陶书生获释出狱归家。陶书生与两个女鬼重聚，情同伉俪，但始终无越轨同寝。两个女鬼和陶书生的善良、勇敢、多情，以及他们相处时表现出的平等、和睦、真爱，感动了一个道士。道士先后用借尸还魂之术使两位女鬼还阳，与陶结为夫妻。作者笔下的小谢和秋容都是容貌绝世、品质纯净、聪明痴情的女性，她们蔑视封建礼教，积极主动地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蒲松龄借这个故事，着力赞扬了陶书生与两位女鬼之间的平等关系。毛泽东读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批注：
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写在1955年9月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聊斋志异》第526页上面。蒲松龄所写的这个故事能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一方面说明这个故事的思想内容、人物描写、语言文字等都是上佳之作，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在阅读中深刻认识到了故事中所包含的思想精髓。
《聊斋》中还载有一个题目叫《白莲教》的故事，说的是白莲教的首领徐鸿儒，读了一部旁门左道的书，便能够役使鬼神，稍一小试，便使见者惊异，纷纷聚集在他门下。徐遂图谋不轨，拿出一面镜子，挂在厅堂上，叫来人自己去照。来人照时，有时是一顶平民所戴的幞头，有时是一顶贵人所戴的纱帽，有时是一袭大官所穿的绣衣，形象很不一样，人们感到惊异时，徐则说，这是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终身结果，宣称：“凡是镜子里出现的文武官员，都是如来佛祖注定要参加龙华会的人。各自应该努力，不要退缩。”徐拿镜子自己来照，只见镜子中的他，冕旒龙袍，俨然一个帝王。大家互相看着，大吃一惊，以为见到了真龙天子，一齐拜伏在地。徐趁机扯起大旗，拿起武器造反，从者如云。……毛泽东看了这个故事，提笔写下这样一条批注：
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
毛泽东对故事所述双方作了分析：蒲松龄借笔下记述的形象徐鸿儒，反映出他仍然为封建主义思想所缠绕，但对于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却怀有同情之心。
不止一次讲过的《聊斋》故事
《聊斋》中，有两个故事，毛泽东不止一次讲过。毛泽东讲这两个故事，是用来比喻当今，用生动活泼的例子说明现实生活中的道理。这两个故事分别为：席方平的故事、不怕鬼的故事。
席方平是《聊斋》中的一个人名，故事即以这个人名为题，说的是：性格刚强的席方平的父亲席廉，与同乡富户羊某不和。这位姓羊的富翁死了之后，席廉得病，在生命垂危时对人说，是羊某贿赂阴司官吏来拷打他，最后席廉浑身红肿，惨叫死去。父亲惨死，席方平悲痛欲绝，如呆如痴，他发誓要到阴间为父伸冤。但是，阴间的狱吏、城隍、郡司甚至冥王都受了贿赂，不但不让席方平伸冤，还对他严刑拷打。可是席方平就是不死心，要到玉皇大帝那里再告。他听说二郎神是玉皇大帝的亲戚，聪明正直。于是便又重到阴间去找二郎神。席方平到阴间又被冥王的鬼卒抓住，冥王软硬兼施，叫他不要再告，并强行把他投胎为婴儿，席方平愤怒哭啼不吃奶，活了三天便夭折了。他的灵魂又跑到阴间告状，结果遇上了玉皇大帝殿下的九王，九王叫二郎神赶快判决，最后二郎神判决，将贪赃枉法的冥王、郡司、城隍、助纣为虐的鬼役，以及为富不仁的羊某分别治罪。同时，表彰了席廉父子的善良、孝义，并增加他们阳寿三十六年。
毛泽东最早讲席方平的故事，是在1942年4月与“鲁艺”的严文井、何其芳等人谈《聊斋》时的一次谈话中。当时，毛泽东先讲自己对《聊斋》的看法，说：这是一部社会小说，可以当作清朝的历史来读。他说：“《席方平》这篇作品的内容是借描写阴间的黑暗，来揭露清朝的人世间的黑暗。它描写阴间的狱吏、城隍、郡司、以至冥王都是贪污受贿，不问是非曲直。阴间的最高统治者冥王，对受地主老财的迫害因而冤枉死的人来告状，不但不受理，而且用酷刑迫害。”
毛泽东从这一认识出发，在建国后也多次讲过这则故事。他曾有声有色地给身边的同志讲述这个故事，对席方平的坚强特别赞赏，时常提到席方平受锯刑时忍而不号。他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毛泽东讲席方平的故事，意思是要身边的同志懂得，老实的人，按科学办事的人，虽然要历经磨难，冤案终能昭雪。他说，干部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职、劳改、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
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在回忆中也说，毛主席同我讲过席方平的故事，这个故事给他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毛主席在给身边工作人员讲席方平的故事时还曾说：“小鬼同情席方平故意锯偏，这个细节写得好。”他还说：“《席方平》应该选进中学课本。”
《聊斋》的特点是主要写鬼狐。作者笔下的鬼，有的美丽善良，有的聪明伶俐，也有的恶毒凶残。毛泽东讲不怕鬼的故事，主要是讲如何对待凶残之鬼的道理。他主要是用《聊斋》中狂生夜坐的故事来讲这个道理。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向与会的同志通报当前的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在讲了1958年炮击金门的事之后说，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捍卫，美国管不着。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接着，他给大家讲了《聊斋志异》中那篇“狂生夜坐”的故事：
《聊斋志异》里有一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
毛泽东给大家讲完这个故事后，强调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
毛泽东还把这个故事与当时炮击金门、马祖的实际联系起来，说：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毛泽东绘声绘色地讲的《聊斋》故事，加上他评论时局所说的十分风趣的话，引得在场的人们哄堂大笑。
1959年5月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紫光阁与周恩来、陈毅一起会见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的谈话中，又一次讲了上述《聊斋》中狂生夜坐的故事，并且再次信心满怀地讲了我们不怕鬼的道理。他认为，第一，我们不怕鬼，敢于和鬼斗争。第二，我们对鬼也要讲究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他坚定地表示，世界上的任何鬼，都是可以战胜的。
毛泽东不光讲不怕鬼的故事，还根据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提议，要编选一个《不怕鬼的故事》的小册子。毛泽东是在1959年四五月间提出这个意见的，还指示中央书记处，由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承担这个编选任务，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经过文学研究所组织人员集中编选，到1959年夏，《不怕鬼的故事》基本编成，送毛泽东审阅后，毛泽东亲自对书中所收文稿、文稿的编排，以及解释文字作了大量修改，确定了初稿，交中央政治局委员审阅。委员们提出意见后，毛泽东于1960年指示何其芳将已经编好的初稿再加以精选、充实。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毛泽东让何其芳先起草序言，起草好后再送给他看。何其芳几易其稿，写成序言初稿，交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看了序言初稿后，对之不太满意。1961年1月4日上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地颐年堂约见了何其芳，谈到何其芳写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说：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请他审阅稿子）。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
之后，毛泽东对何其芳谈了序言修改意见：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何其芳对序言又作了修改。何其芳修改后，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仔细阅读后，又对序言稿进行了认真修改，才最后定稿。1961年2月，《不怕鬼的故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当年发行量很高，在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使干部们树立了不怕鬼、不信邪的斗争精神，也对中国人起到了很大教育作用。
毛泽东直到年过古稀，仍然爱读《聊斋》，对这部古典文学名著评价相当高。他晚年在一次与家人的谈话中，称赞《聊斋》写得好，还很有感触地说：“《聊斋志异》里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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