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7日，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国文老师、教育家袁吉六逝世，享年65岁。
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他指出：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
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去做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等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需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那我们的革命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1948年5月7日，中共中央在河北城南庄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经过认真讨论研究，改变了原来准备派遣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由湖北宜昌、沙市一带渡江直插闽浙赣的打算，决心先集中优势兵力，尽可能在长江以北多歼灭敌人主力，然后再渡长江。这是构成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十六字原则。同时 ,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及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
城南庄会议，使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中国革命成功已日益迫近。
1950年5月7日，毛泽东为全国军事情报会议和全国战略情报会议的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960年5月7日，毛泽东在郑州同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谈话。谈话指出：一九四九年，我们就基本上解放了大陆。不仅蒋介石怕我们，而且美国人也有点怕我们，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还是人要紧，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打仗这一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又指出：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我们得出一条经验，在战略上不怕敌人。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它们，坚信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我们在战术上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大家要看一看中国的经验，我们很欢迎。有些经验也许可以作你们的参考，包括革命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可是我要提醒朋友们，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你们的参考。祝贺我们的团结，由于团结我们一定会胜利。
1961年5月7日,周恩来就前段时间在农村调查人民公社的有关情况，向毛泽东作电话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四个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愿意回家做饭。应解决好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方法。并发展为：包产到生产队，以产记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对此汇报记录，毛泽东批示：“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在指示中还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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