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如今一些人发现用以往那一套“治水说”“御夷说”来为他们的“国家主义”宣传做支撑越来越失掉吸引力、鼓吹官僚制传统也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于是便采取了更加实用主义的方法,将新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庸俗化为一种发展主义的现代化叙事,似乎一切的“主义”皆是为了一个抽象共同体的“强盛”而已。于是中国受压迫最深的劳动阶级翻身做主人的历史被故意轻描淡写了,似乎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个将军带领一支军队抵御外敌振兴本族的英雄创业史诗。所以我们看到,直到现在,毛泽东的故事还是商人们兜售自己“成功鸡汤”的一味佐料、各大私人公司仍旧乐此不疲地将自己的高级经理们送上井冈山头,穿上红军军装进行“企业团建”。
这样将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庸俗化为构建强大国家机器的进程的行径,自然是非常符合部分资产者的利益的。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不仅是他们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坚硬后台,更是保证自己在国内的雇佣生产结构不至于被颠覆的神圣护卫。基于这样的目的,便有了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观点:即一种宣扬神秘化、永恒化并不断加强政治统治领域的思潮或是意识形态。在国家主义的语境中,“国家”成为一个极度抽象的概念,人民群众需要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某一个政治和经济上的异己力量而不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国家主义者通常鼓吹基于等级制度的所谓“和谐秩序”,在经济上强调资本主义私营企业或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合理性(劳工始终处于某一种服从关系之中),在政治上则强调由上至下的官僚体制的合理性(群众始终处于某一种服从关系之中),并且将本族优于异族、本国胜于他国作为自己的目标。
现在,毛主席也被这群人带上了“国家主义者”的帽子,他们似乎认为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于服从”的“合理性”中成立的,他们似乎认为先烈们正是基于“本族优于异族、本国胜于他国”的“神圣”目标而牺牲的。然而事实是这样吗?毛泽东是否如同他们所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呢?
有的人可能不知道他的“民族主义者”推翻的一座大山正是他的“国家主义者”最爱的“官僚-资本主义”。可见这必然是位既不懂民族主义、又不懂国家主义、更难说懂社会主义的朴素的保守先生了。
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一代伟人,对缔造和建设新中国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这是不是说毛泽东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呢?稍有逻辑的人都明白前者推导不出后者。
对于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来说,实现人类解放必然要做到在世界范围内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最终消灭现在意义上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认识、处理民族国家特别是如何对待本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过:“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这两段话无疑在提示我们:从本质上讲,要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资产阶级,但是要有具体的抓手——首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民族国家。
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有着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但他从未陷入民族霸权的历史误区。1917年,毛泽东致信旅居新加坡的张国基,主张湘人往南洋,应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虽然此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他在思想转变的关键阶段对于“大家好”有着特殊的追求,这对他后来走向共产主义革命道路具有重要影响。1921年元旦,毛泽东在新民学会元旦大会上就“改造中国与世界”说道,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改造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他还说,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1949年,毛泽东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文中首段他就直言:“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和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关键时刻也可以说是胜利时刻,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浇冷水”,就是为了再次明确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新中国的历史定位。毛泽东曾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迈开了第一步,的确,相对于要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远景而言,新中国的成立仅仅是一个开始。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决不是要称王称霸,而是要结束阶级压迫阶级、民族压迫民族的旧历史。毛泽东之所以不遗余力投身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就是因为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的指向是社会主义的乃至于共产主义的。
毛泽东曾结合抗日战争巧妙地说明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因为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在毛泽东看来,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共产党人应该讲爱国主义,因为这种爱国主义的方向是反对帝国主义、建立新秩序的国家。反之,身处帝国主义的国家的共产党人应该支持本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援助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民,打倒帝国主义。正如毛泽东赞扬白求恩的那样:“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一战期间,列宁曾痛批第二国际所提出的“保卫祖国”的口号,就是因为这种“爱国主义”不过是保卫资产阶级国家的反动秩序,保卫资产阶级继续统治无产阶级的权力。这种“爱国主义”和后来日本侵略者面向本国人民提出的“为帝国而战”是一样反动的,不过是统治者愚弄人民、欺骗人民的幌子罢了。共产党人保不保卫祖国、爱不爱国,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如果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提倡爱国主义也正是在讲国际主义;如果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反动秩序主导的国家,那么提倡爱国主义就是对劳动解放事业的阻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致力于推动中国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但他从未忘记国际主义的使命。在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时,毛泽东强调抗美援朝的目的是“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毛泽东敢于做出支援朝鲜人民的决定是伟大的国际主义壮举。当朝鲜局势稳定下来以后,他又做出志愿军有序撤离朝鲜的决定,绝不干涉朝鲜的内政。从50年代开始,中国就一直坚持援助非洲国家,援建了坦赞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派出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医疗人员到非洲参与当地建设。60年代,毛泽东又做出援越抗美的决定,对越南提供了很多无偿援助和支持。1963年,毛泽东在接见非洲朋友时说道:“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毛泽东之所以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是因为在他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地区,是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地区。这些地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两大历史潮流。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这些国家民族民主革命是理所当然的,是中国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也是世界革命的直接要求。同时,毛泽东在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一直强调中国“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他在坚定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时,力求避免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大国主义、霸权主义。
从70年代中美接触以来,一直都有这么一种声音: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是有所保留的,是带有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色彩的。在当时苏联已经变修并且积极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情况下,与美国接触是反对世界霸权主义的策略。在毛泽东看来,只要中国没有变修,这种策略性的变化不会对世界革命产生不利影响。反之,如果像苏联一样变修、堕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的一环,那么与美国达成合作则是必然会破坏国际主义原则的。从这一点出发,国内防修和国际反帝是一体两面。可以说,在苏联变修、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跟着苏联跑的情况下,毛泽东殚精竭虑推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出发点是增强社会主义中国的力量,是为了更有力地反帝反霸、推动世界革命。如果没有这个推进世界革命的出发点,没有防修反修这样一个基础,那可以说毛泽东是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但有这样一个前提在,再去指责毛泽东是国家主义者显然难以服众。
回到主题,毛泽东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吗?答案已不言自明。有的人故意忽视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忽视前三十年中国的工人国家性质,而仅仅抽象地谈毛泽东“维护民族利益、推动国家建设”,并以此作为论据论证所谓“国家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合法性,这样的论证放在现在可能是越来越惨白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劳动者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国家学说,越来越明白资产者们兜售的“国家主义”的狭隘本质,越来越清楚只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牢牢掌握经济和政治权利之后,即工人国家得以完全形成之后,“爱国主义”才可以彻底抛弃掉身上沾染的狭隘的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毒素,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这时的爱国主义者自然致力于消灭“国家”这个人类历史中的最后阑尾。劳动者们应当做一个保证其主体地位的工人国家的爱国主义者,警惕受到那些鼓吹“不断加强政治强制性国家机器以保证私有产权制度万古长青”的国家主义者的蛊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