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学
以我的理解，所谓绿色经济，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大家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讲可持续发展，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包括中国政府现在倡导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都离不开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以及高科技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正在使全球的自然资源遭受前所未有的掠夺和破坏。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充分意识到全球化带来的复杂影响。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每向前迈出一步，都会产生许多新的社会问题，有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如能源和环保问题，有的则属于中国特殊的经验，这些经验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政治制度有关，如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国企改制和三农问题等，现在许多国外学者之所以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我想可能是他们相信，这种“中国经验”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对世界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谈论当代中国文学，也脱离不开这样一个大的语境，同样存在一个怎样认识的问题，但如同怎样认识和处理当前的中国经验一样，其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十多年前可能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情况不同了。因为这个时期中国开始推行市场经济改革，原来的社会结构面临重组或者叫重新洗牌。更重要的变化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原先雄踞话语中心的那一套价值体系被解构得七零八落，要知道，当时最流行的词汇就是“解构”，还有后现代主义，个人化等等，在不少中国学者看来，解构就是后现代的同义词。那个时期的作家和批评家都在忙于“解构”，解构来解构去，便只剩下了个人、欲望、身体和形式。文学就这样赤膊上阵地杀入了尚处于形成过程当中的市场。这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混乱的一段时期。那么多人都在梦想自己的作品一夜间成为畅销书啊，什么炒作手段都出来了，所谓“官场小说”、“反腐小说”、“情色小说”、“武侠小说”及“奇幻文学”等等，都开始在市场上大受追捧，比如写男女情爱就是怎么卖淫怎么嫖娼，当时有一个叫九丹的女作家，出了一本小说《乌鸦》，卖得很火，据说她写的就是自己在新加坡卖淫的亲身经历。写官场就是怎么互相倾轧，削尖脑袋往上爬，整个就是官场登龙术大全；有些反腐题材小说大肆展览和渲染贪污腐败的过程，实际上满足了公众的某种窥视欲，跟通俗文学差不多，有人看了觉得只要有机会自己也不妨腐败一次。这显然反映了某种畸形的社会心理。大概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同社会乃至读者之间通过市场这一媒介，缔结起了一种新的关系，即消费和被消费的关系。前不久媒体还弄出了一个什么作家福布斯排行榜，文坛搞得跟生意场差不多了。
但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恰恰是近代历史上最活跃，既危机迭出，矛盾丛生又充满生机的一个阶段。GDP持续多年超过10以上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国家，同时又凸现出了那么多的社会问题，如国企改制带来的大量工人失业和由此引发的抗争和维权运动，农村的土地荒芜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造成的整个农村的凋敝贫困，还有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矿难和环境污染、强制拆迁等等。一面是不断壮大的富人和中产阶层，一面又是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增长减少反而越来越庞大的贫困群体，还有中西部和东部发展的巨大差距。所以有人说，中国正在重蹈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覆辙，变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上层与下层，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精英与大众，这种断裂不仅是利益的断裂，还有精神上的断裂。比如近两年开始的对改革的争论，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全中国人民都拥护改革，还用得着争论吗？可这个问题偏偏就出现了，有社会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改革共识的破裂。邓小平曾经讲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多数人共同富裕，他还说，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就会变资本主义。但现在中国的情形，似乎正好验证了邓的预见。
去年我在莫斯科红场排队瞻仰列宁墓时，一个俄罗斯女大学生站在我旁边，当她听说我是中国人时，很感兴趣地和我聊起来，她问我你们中国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吗？她提出的这个问题让我有些吃惊，不知怎么回答才好。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不必问姓社姓资，摸着石头过河就行了。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也不关心这个问题，对整个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对个人来说，只要能够发财致富也是硬道理，连道德法律都顾不上遵守，哪里还管它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问题是中国的宪法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如此，社会主义的那些制度框架和价值体系总得维持下来吧，但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大批大批地卖给了私人，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惊人流失，贪官和非法敛财的的商人们纷纷携款外逃，像教育医疗和住房这类基本的社会福利也在产业化的名义下被取消了。现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东欧和俄罗斯这些已经全面私有化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比中国做得好得多，每个公民都能够享受免费教育、住房和医疗等福利，而在30多年前，每一个普通中国人也曾经享有过这种社会福利。可改革开放后的这二十多年，中国的经济获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人们反而失去了这些福利，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和生存保障了，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这就由不得人们不开始进行深入的思考。我们究竟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中国社会逐渐出现了多种声音，对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也有人呼吁重新进行评价。当然这一切主要发生在以网络为载体的“民间”，在主流媒体上并不太能见到。
中国社会已经裂变为许多利益群体，现在即使面对同一问题，价值立场都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的，所以对诸如“国企改制”、“贫富悬殊”，甚至像最近全国人大政协 “两会”通过的《物权法》，争论得都很厉害。这显然比什么事都遮着捂着不争论要好，以前中国领导人不是说过“重大事情要让人民知道”吗？一个健全的社会本来就应该有多种声音存在，只有一种声音是不正常的。而且这些不同的声音不只是来自中国国内，比如我去年见到NGO一位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W女士，她到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讲学，题目就叫《中国与通往全球化之路——使少数人富起来的改革》，这实际上是她一篇论文的题目，此前我已经在网上读到过。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她对中国的改革主要是持批评态度的，她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下了十分扎实的功夫，里面的大量数据和事实都是她通过亲自调查和采访得来的。
其实，W女士的许多观点并不完全是她自己的，比如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对新左派某些观点的阐发，以及对毛泽东时代的重新认识，等等，都只是将国内已经存在的一些思想观点集中表述出来罢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立场和思想交锋在国内思想界早就很明朗了，可以说代表了当前中国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种声音。其中新自由主义被认为在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发挥了支配性的影响，新左派正是据此将当前中国社会暴露出的许多重大问题归咎于新自由主义。
除了新左派，还有一部分人被称为老左派。这批人大多是共产党的一些前高级干部和资深学者，他们跟新左派的立场既有相同又有差异，相同的是对中国目前推行的市场经济改革持批评态度，不同的是前者主张回到计划经济，反对私有化进程；后者虽然也跟前者一样对许多年来备受攻击和责难的近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给予正面性的评价，但他们主张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这一点又同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颇为相近，区别只是他们将社会公正和平等当作改革的首选目标，而新自由主义者们将建立健全自由市场体制当作改革的第一要务。
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各种思想观点的彼此渗透和交锋，折射出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复杂形态和躁动不安的情绪。如果说所谓“改革共识”真像有人说得那样已经破裂，那么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改革共识”有可能在这样一种众声喧哗的氛围中形成呢？近年来，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诸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实际上凸显出了这种新的趋向。而如何使政治决策变成知识精英集团的理性认同和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恐怕还有待于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那么，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呢？除了前面大致描述的那种全面消费化倾向，文学界内部实际上也开始了反思，以前无论是先锋派还是新写实作家，都是主张淡化现实，追求纯文学写作的，认为只要这样才是高品质的文学，但近几年出现的一批作家开始直面诸如国企改制和“三农”这样敏感而严峻的社会问题了，并且渐渐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批评界对这股潮流也给了一个称谓：“新左翼文学”和“底层写作”，我觉得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值得重视的一种思潮。
为什么叫新左翼文学？我想这跟思想界有个“新左派”有关。“左派”这个称谓很多年来在中国差不多消失掉了，即便在某种场合提到也总是跟四人帮、极左路线联系在一起，带有很强的贬义色彩。所以，当初新左派这个概念刚出现时，包括新左派的有些理论家自己也不承认这个命名，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者对他们进行政治栽赃。比如被视为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汪晖就曾经表示：“像我自己这样的人通常是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敌人打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标签的，这部分是因为我们无意与‘文革’联系在一起。”
但最近几年，不仅新左派的影响日益扩大，还产生了 “新左翼文学”和“底层写作”。这是不是只有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才可能出现？因为既然一切既定的社会秩序和结构都面临着重组，那么一切既定的思想价值乃至历史认知模式也就可能面临重新评估，不管你是左的还是右的，都可能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结构当中找到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一般而言，左派代表着平民和穷人的利益，主张社会公正和平等，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例外，而中国的左翼或左派从上世纪初开始算起，有着大半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与西方左翼不同的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左翼政治力量，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从邓小平上台执政以来，这段历史被宣布从总体上失败了，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告别革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种历史变革被当今的许多新自由主义者看来是中共党内右翼力量的胜利，而左派则扮演了失败者的角色。现在左派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尽管添加了一个“新”字，但他们显然难以摆脱这种沉重的历史负担。
对于文学也同样如此。新左翼文学和底层写作尽管已经浮出水面，而且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作者群体都与日俱增，但仍然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无论是精英文学还是主流文学界，对他们的态度都颇为暧昧，比如有人指责这些作品刻意渲染和夸大生活中的悲惨和苦难，艺术上粗糙，不够精致，甚至在一些人眼里，作家们关注或涉足底层题材的写作，也是一种赶时髦、凑热闹和“分一杯羹”的投机行为，总之或明褒暗贬，或冷嘲热讽，很少有人对这一创作现象产生的复杂社会背景进行冷静的分析（甚至不愿意正视），更不用说对作家和作品给予客观公正和耐心的解读和评价了。而在我看来，如果不吹毛求疵的话，其中的一些作品如曹征路的《那儿》、《霓虹》，刘庆邦的《神木》、《红煤》和罗伟章的《大嫂谣》、《水往高处流》等小说，都堪称近些年来中国文学的优秀之作，即便在所谓“艺术性”上，也并不比那些热衷于表述个人隐秘经验或抽象人性的作品逊色。深圳最近几年还出现了一个“打工作家”群体，他们以前都是打工仔，像中国的所有农民工那样有过血泪交织的经历，现在住在一个叫31区的租赁房社区，以写作投稿为生。其中有一位佼佼者王十月，他写了一部小说，题目就叫《31区》。他们的作品也许还比较稚嫩，但相对于那些生活方式越来越中产化的职业作家，其真切的底层经验和质朴的文字表达，如同地壳下喷发出来的炽热熔浆，具有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鲁迅先生当年在为左翼文艺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辩护时曾经痛切地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又说，“左翼文艺仍在滋长，但自然好像是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今天的新左翼文学和底层写作也许没有当年的文学前辈那样处境艰难，然而在当今的某些批评家看来，文学宁可完全变成消费化的产品或者小圈子的沙龙艺术，也不需要直面重大严肃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更不消说关注和表达底层人民的疾苦和抗争了，否则就难免会面对他们高雅艺术眼光的挑剔。
持这种观点的作家和批评家大多数是从上世纪80年代滥觞到90年代日益强盛的现代主义思潮中逐渐占据中国文坛主流的，他们现在要么身居大学讲堂，要么掌控着权威文学期刊，或者是某些文学奖项的评委，对公众的审美趣味以及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走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价值立场上崇尚个人自由，强调艺术至上，奉现代主义为圭皋。他们对新左翼文学和底层写作的责难或冷淡，与其说出于艺术趣味上的差异，倒不如说出于一种思想认知上的偏见。这种情形恐怕也不是今日中国才有的，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理论界在大面积涌动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对茅盾、赵树理和柳青等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颠覆性评价；再如美国作家斯坦贝克，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左翼文学的代表人物，但在当时也曾经受到美国主流文学界的攻讦，被认为作品粗糙，艺术品位不高。即便他那部获诺贝尔奖的《愤怒的葡萄》也一直毁誉参半。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星火》是根据三十年代著名左翼作家叶紫的作品改编的，叶紫曾经受到过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但在当时的文坛，不少批评家也都以“粗糙”或“缺少艺术性”为由对他百般贬斥。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新左翼文学遭受主流批评界的苛责和冷遇，不见得完全是一件坏事，他们丝毫不必瞻前顾后、左顾右盼，而大可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理直气壮走下去，就像一棵树那样，只要牢牢把根须扎在广袤深厚的中国大地之上，任何风霜雨雪都无法摧垮它。因此，作为一股创作思潮的新左翼文学和底层写作，害怕的并不是外部的干扰，关键还在于这些作家自身的力量是否能够使他们走得更远。
在我看来，新左翼文学毋需以“进入主流”作为其被越来越专业化的文学体制承认或褒扬的标志。恰恰相反，在一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日益“普世化”的时代里，新左翼文学和底层写作的真正价值，正在于它试图召唤和激活一种被宣布已经失效的批判现实主义和左翼美学传统，在于它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消费主义趣味格格不入的异质性和批判性；而一旦这种异质性和批判性被消解和收编，它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
当然，在中国批评界的所谓“现代主义趣味”之外，也有少数的“异类”。例如上世纪80年代曾经热情鼓吹现代派的作家李陀，90年代后期变成了新左派的一名重要理论家，前几年在文学界颇受关注的纯文学讨论就是由他引发的，近两年他对新左翼文学和底层写作也表现出热情的赞赏和支持态度。李陀有一个明确的主张，就是文学应该从现代派的个人象牙塔下走出来，面向社会，积极介入现实，重新找回文学丢弃已久的社会批判传统。去年底我曾经在北京见过李陀一面，满头白发，从年龄和文学资历都称得上是我的前辈，尽管他一年之中大半时间住在国外，可谈起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文学，思维出奇敏捷，身上保持着年轻人才有的活力，给我印象特别深。前不久他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说：“1980年代所谓‘纯文学’的特点是去政治化，而未来的‘纯文学’很可能是很政治化的，会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提出特别强烈的批评和反驳。”对于主流文坛来说，李陀这个观点显然颇有挑战性。他这番话是针对韩少功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山南水北》而说的，韩也被视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90年代后写了大量思想随笔，并以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广受瞩目。近些年他在曾经插队的湖南农村做了一栋房子，半年在海口，半年在农村，过着半隐居的农耕生活，《山南水北》就是他这段生活的结晶。而作为对李陀观点的呼应，韩少功也在媒体上表示，文学应该从自私自恋和冷漠当中挣脱出来，恢复对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底层大众的同情和理解，他响亮地提出，“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的大政治”。
曾经以《古船》和《九月寓言》闻名的作家张炜今年初也出版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刺猬歌》，我刚刚读完这部作品，它既保留了《古船》里面严峻的现实关切，又具有《九月寓言》中那股扑面而来的诡谲神奇和浪漫色彩，更值得重视的也许是，张炜在这部新作里集中表达了他对全球化进程中人和自然遭受的种种摧残和扭曲，书中的主人公廖麦深陷困境，仍然在不懈地寻求突围，尽管他的所有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忧虑和迷茫的精神气质，却具有一种感人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还有先锋派作家格非的《山河入梦》，小说叙述了梅城县县长谭功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命运沉浮和情感遭遇，格非曾经以激进的形式探索而著称，但在这部长篇新作里，他一反常态地试图撑破那种流行已久的新历史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叙述框架，表现出对历史复杂性的耐心体察和重新发现的努力。联系到不久以前许多人就余华的《兄弟》对历史和现实采取简单化甚至漫画化的处理的批评，格非这部新作所呈现出来的某种精神品格，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作家中蕴藏的值得期待的创造活力。
通过以上简略的介绍，大家或许可以感受到，在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内部的自我反思和创造能力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有所增强，并且彰显出一种介入现实的姿态和日益强劲的社会批判力量。
从欧洲十八世纪的文艺复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独立思想、批判精神、反对特权等级制度、追求社会公正和平等自由，一直被视为知识分子的传统和使命，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没有理由拒绝继承这样一种伟大的传统。只有在这个传统的照耀下，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才可能挣脱各种束缚以及思想局限，携起手来，共同表达和描述我们置身其中的时代，为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耻辱与光荣、苦难和梦想作证。
对中国文学来说，这也许是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
（本文系作者应邀为牛津大学Green Economics Annual论坛撰写的书面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