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红霞》创作的前前后后

　　苏区传说为雏型

　　歌剧《红霞》的主人公红霞并非真实人物，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确有许多类似红霞这样忠于革命、英勇不屈的年轻妇女，帮助、支援过红军，并以自己的生命掩护过红军。该剧编剧石汉回顾创作经过，讲到《红霞》最初的雏形，就是来自一个悲壮、动人的传说：1929年春天，红军从井冈山撤退，有一个姑娘没有来得及跟上，便自行去追赶红军队伍。但是敌人跟上来了，情急之中她发现了一匹马，就骑上马把敌人引到了深山之中。敌人看见马蹄印，以为一定是红军高级将领，追上后才看清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恼羞成怒追问红军去向，姑娘十分坚决地拒绝回答，最终被敌人杀害。在苏区老百姓的口中一直流传着这个英勇姑娘的故事，并且说在井冈山上出彩霞的时候，可以看得见姑娘骑着马在彩虹里奔驰。人民群众出于对自己英雄的热爱，感到姑娘的意志没有死，而赋予她以美丽的传说，这就是《红霞》最初的故事来源。

　　促成歌剧《红霞》创作的，是1955年为筹备纪念解放军建军30周年文艺会演，有关方面希望有一些富有江西地方色彩的题材，一向富有结合部队任务进行创作、注重深入实际生活传统的前线歌舞团，迅即组织包括后来作为该剧编剧石汉、作曲张锐等主创人员，前往井冈山搜集素材体验生活。原本就被那位红军英勇姑娘的传说吸引的石汉等，就此加以深入了解，每到一个村落，便去访问一些老人，听说到许许多多类似的传说和极其悲壮、感人的故事。

　　特别是在那里遇见了几位苏区妇女和红军家属，她们的命运和遭遇更是令石汉等深受触动。她们几乎都是从一个不了解革命的家庭妇女，经过革命斗争的冶炼，得以成为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英雄妇女。当年红军撤离江西苏区以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青壮年大多被杀害，许多艰巨工作落到妇女头上，她们遭受了最大的苦难，肩负着最重要的任务：掩护伤员、供应粮食、传送消息，没有子弹，就冒着生命危险到敌人那里去找，借口说家里有人病倒了，枪药能治心口疼，这样来获取弹药。有一位姓龙的妇女，丈夫参加红军上井冈山不久就牺牲了，别人告诉了她，但她一直不敢相信，仍然坚持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直到红军队伍中再也寻不到那熟悉的身影。那么多年支持她在苦难中活下去、斗争下去的，早已不单单是自己的丈夫，而更多的是红军亲人们。

　　像这样的真实事迹，石汉等听说到了很多。正像他们在井冈山烈士纪念堂里，看到陈列着的许许多多红军当年的遗物，红旗、党证、红军的破衣、烂鞋等等，都是已经成了老太婆的苏区妇女珍藏下来的，每一件东西都可以讲出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它们代表着苏区人民，特别是苏区妇女坚定不移的革命决心和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红霞》就是以图概括她们的遭遇、表现她们的英雄性格而写成的。

　　精心嫁接创新声

　　江西采访归来，石汉立即投入歌剧剧本的创作，满怀对苏区为革命献身女性的敬仰之情，熔入战争年代自身生活感受，五六百句剧诗几乎一挥而就，四幕大戏很快脱稿。主人公就是那位最早听说的为掩护红军捐躯的女英雄，已有了一个优美动听而又富有象征意味的名字——红霞，并以此作为全剧命名。开始出现在剧中的红霞，是一个年轻、美丽、纯真的平凡姑娘，正当她在苏维埃政权下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乐观与向往，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扩大反革命“围剿”，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由此展开颇具传奇性的人物关系和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配合红军撤退的赤卫队长赵志刚，是她的恋人，尾随而至的敌保安大队长白五德，则是她的仇人——曾逼死其父母、又强买其做过丫头的地主大少爷。白五德为了追击红军和赤卫队，以威胁利诱、滥杀无辜等方式强逼群众说出红军去向，红霞为了解救村里的父老乡亲，将计就计假允带路，把白匪军带到悬崖绝壁，敌人发现悔之莫及，恼怒之下将红霞枪杀。为使红霞正义善良、爱憎分明、机智勇敢、献身革命的形象，得以鲜明突出地树立，剧中将她置于危险而又两难的境地之中。红霞为白五德带路的良苦用心最初并不为人们所理解，所以骂她“丧了天良”当了叛徒，甚至连她的恋人赵志刚也对她不能原谅。而狡猾的白五德在红霞答应为他们带路后，并不立即释放群众，而是要群众随他们一同进山，等找到红军和赤卫队后才释放。这一切使得红霞除了深感委屈还充满焦虑，因为自己遭受屈辱和牺牲不要紧，但如果最终救不了群众怎么办，更为痛苦的是这种委屈与焦虑还不能对人诉说，也无处诉说，只能自己在惊恐中默默忍受，在孤独中独立作战，与敌人斗智斗勇。正是在危难处境和巨大心理压力中，显示了红霞不凡的人格智慧和坚忍的英雄品质，成功完成了人物塑造。

　　作曲张锐读了剧本后，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井冈山之行所耳闻目睹的那些为帮助和掩护红军而光荣牺牲的苏区妇女英雄事迹，又联想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转战苏、鲁、豫期间接触过的为支援前线奔波忙碌的青年妇女，还有前些年下到浙江海防前线挂职入伍见到过的女民兵，以及在江西听到的戏曲、民歌、号子……这些都成为他为《红霞》谱曲的基础和依据。就在石汉创作《红霞》剧本期间，张锐曾奉派作为中国艺术团的艺术指导和独奏演员，参加了“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的演出，在金碧辉煌的斯美塔那音乐厅，他率先把中国二胡展示给各国观众，以独具一格的中西合璧、刚柔相济的演奏，为国际音乐节增添了浓郁的东方神韵，使他对民族音乐的深远与美妙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使他在《红霞》的音乐创作中，更加自觉地吸取了传统戏曲和江西民歌的音调及表现手法。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听了相当数量的传统戏曲和地方民歌的录音资料，堆积起来有一米高。在实际创作中，张锐并没有囿于某一戏曲剧种或某一地方音乐作为基础，而是有意识地把昆曲、黄梅戏、京剧、江西民歌等曲调揉和起来，尤其是创造性地借鉴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和陈伯华、常香玉等名家擅于板腔变化的手法，用于戏曲化音乐主题的自创，同时结合运用西洋歌剧音乐刻画人物的成功经验，写出了一首又一首真挚动人的弦律，使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思想情绪淋漓尽致而又层次分明地展现出来。

　　待到全部音乐定稿，《红霞》歌剧导演李育五偕张锐专程赴京，拜访新歌剧里程碑《白毛女》领衔作曲、著名音乐家马可，将全部音乐唱给他听，听取意见，得到其首肯。前线歌舞团立即组织排练，担纲饰演红霞的是该团主要演员蔡佩莹。她具有较高的演唱艺术素养，曾就读国立徐州师范、南京国立剧专，受过专业唱歌和表演训练，进入部队文工团后担任独唱和歌剧演员。特有的经历、学业和天赋的嗓音条件，加之勤奋努力，使她对红霞一角诠释得非常成功，达到唱做俱佳、声情并茂境地，因而一举成名。饰演青山大叔、赵志刚、白武德的杜明新、潘千里、苏驼，也是该团的骨干演员，均有精彩发挥。

　　去芜存精更生辉

　　歌剧《红霞》排练完成，已进入1957年，试演成功后首先在南京公演，军内外均予以好评，被誉为是“一部有民族风格的新歌剧”。当年9月，解放军总政治部调《红霞》剧组到北京汇报演出，获得圆满成功，产生很大反响，受到中央军委领导称赞，首都国庆节游行队列中，专门为《红霞》增添了一部彩车，演员们着装带妆簇拥在车上，在循环播放的相应唱段中，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外观礼嘉宾检阅，成为一道亮丽景观。

　　《红霞》编演是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之后，当代民族歌剧又获发展的一个标志，成为我军歌剧有史以来一大瞩目亮点，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其搬上银幕。运用电影手段再现舞台艺术，新中国成立以来已不罕见，许多优秀戏曲剧目相继拍成电影，已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独立片种——戏曲片，而歌剧片尚属空白，《红霞》的拍摄具有首创意义。八一厂很为重视，特意采取厂、团合作方式，共同组成摄制班子，指派刚牵头完成故事片《激战前夜》的冯毅夫，选调因纪录片、军教片拍摄成绩卓著而转做故事片的华纯，与前线歌舞团的该剧导演李育五，一起担任影片导演，仍由该团《红霞》剧组原班人马出演。

　　从歌剧到电影，意味着表现形式将有重大改变，不仅长度有特定要求，原剧舞台演出约需3个多小时，一部影片的时长却只能占到舞台剧一半的时间，必须大幅度进行压缩，而且涉及情节内容、结构安排、人物塑造、唱做表演等，需要按照电影更为注重艺术形象的视觉性、逼真性和生动性要求，重新予以处理。况且在歌剧《红霞》演出过程中，已发现艺术表现上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譬如开头苏区干群对红军北上抗日转移、白军进犯苏区的反应，显得过于惊慌、低沉；红霞与赵志刚的爱情关系渲染过多，冲淡了红霞的革命热情，给人以其英雄行为主要出于儿女情长感觉等等，亟需加以改进。

　　因此在筹备拍摄中，为打造适合电影拍摄的剧本，花了很大气力。在剧情方面就有颇多变动，剪去了白五德家账房先生冯顺充当白军探子、保安团刘副官伪装被捕群众蒙骗赵志刚等枝蔓，使情节线索更为集中与精炼，以突出红霞为掩护红军与敌人斗智斗勇的主干。在基调体现、人物刻划等实质部分中，针对原剧存在缺陷，加以改进、弥补和深化，从而更好体现党的领导和群众作用，特别是着力提升红霞形象的塑造。对于红霞与赵志刚的爱情关系仍予保留，但作了很大调整，以互相勉励取代原先的缠绵依恋。在删去有损红霞形象的戏份及不当唱词的同时，加大其与敌斗争的表现力度，强化了内心冲突的充分展示……经过修改、删减，故事情节依然能够得到清晰完整展示出来，人物形象更显真实、可信与丰满。

　　尽管拍摄期间正值大跃进，《红霞》被要求“多快好省”出片，实际开机拍摄仅用了29天，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等通力合作，为《红霞》成功向银幕转化作了诸多努力。按照不是原封不动简单纪录原剧演出，而是运用电影手段进行再创造方针，大胆突破舞台剧限制，尝试以故事片方式表现。片头采用倒叙手法，以今天美满幸福生活作为新增序幕，实景拍摄农业社的姑娘们在秧田里愉快劳动，嘹亮歌声飞向四方，“太阳暖来花又香，日子甜来好时光，千村万户都入了社，好像溪水进大江……”前来送水的青山大叔触景生情，意味深长地唱起：“在那天空的彩云上，有一团云朵在飞翔，像一枝盛开的鲜花，迎接那东升的太阳。那就是红霞姑娘”，在一群红领巾好奇地询问之下，讲起20年前那激动人心的难忘往事，由此引出原有剧情，赋予故事性叙述特点。随之展开的经过整合的剧情，同样依据故事性启承转合规律演进，其间还穿插了原剧没有而在片中以明场表现的部分情景。

　　影片摄制完成后，于1958年8月正式公映，在文化部为庆祝建军31周年而举行的“八一影片展览”中，被列为首部参展影片。一股“红霞热”随之出现，片中唱段在学校、工厂以及各种演出场合广为流行，上海等艺术院校作为声乐教材采用。中国歌剧院、上海歌剧院等专业歌剧团体纷纷学演该剧，许多戏曲剧种也竞相移植，甚至连一向被认为难以表现现代生活的昆曲也改编演出了《红霞》，北方昆曲剧院就因此而得以崛起，以至有“《十五贯》救了南昆，《红霞》也拯救了北昆”之说。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该剧的质疑与非议，有人认为它的环境不典型，戏剧纠葛不真实，内心世界的描写也不恰当，还有直接对唱段《太阳啊，你再照照我》提出批评，尤其是其中的“天寒地冻盼日出，人到死时真想活”，认为流露出了不健康的情绪，缺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文革”中，更是被特别作为宣扬“活命哲学”的典型加以挞伐，歌剧《红霞》及影片也被扣上为刘少奇和其他党内叛徒开脱的罪名而遭禁锢。“文革”结束雨过天晴，《红霞》终于掸去强加在它身上的灰尘重放异彩，前线歌剧团复排上演，影片亦重新制作拷贝，供全国影院、电视台公映，公映的火爆场景证明《红霞》的确是一部经得起磨砺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