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丁琪：“进步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特朗普的崛起

　　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作为当年全球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无疑深刻地反映了当代西方和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如今美国即将迎来新一轮大选，特朗普又有卷土重来之势。特朗普的崛起与西方左派运动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应该如何去应对？南茜·弗雷泽的《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一个霍布森选择》一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南茜·弗雷泽指出，特朗普的当选与英国脱欧、桑德斯获竞选美国民主党提名、国民阵线党在法国支持度日益高涨等一系列“戏剧性政治变乱”一起，“共同宣告着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崩溃”（p71）。尽管这些政治人物和政党的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却共同拥有同一个目标：“抵制企业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作为它们推手的政治体制”（p71）。选民对这些政治人物和政党的支持，本质上是“对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客观结构性危机的主观政治反映”（p71）。这些投票支持特朗普、英国脱欧、国民阵线党和桑德斯的民众，饱受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压榨，对“宣扬企业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嗤之以鼻，开始站起来反抗“他们政治上的主人”（p72）。

　　但是在弗雷泽看来，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反对的不是简单的新自由主义，而是“进步新自由主义”（p72）。所谓“进步新自由主义”，是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新自由主义和进步社会运动的一种政治联盟。在这个“进步新自由主义”联盟中，“进步力量与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特别是金融化的力量，有效地扭结在一起”（p72）。在1992年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为了取代由制造业工人联合会、非洲裔美国人和城市中产阶级组成的“新政联盟”（the New Deal coalition），他组建了一个“由企业家、郊区居民、新社会运动和年轻人构成的新联盟”，并“通过拥抱多样性、多元文化主义和妇女权利来宣扬他们现代的、进步的善意。”（p72）克林顿一方面标榜自己在性别、种族、性取向等领域的进步观念，另一方面则坚定地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讨好华尔街”：“将美国经济转交给高盛商人的举措，解除了政府对银行体系的管制，并商定了加速产业空洞化的自由贸易协定。”（p73）在失控的金融化过程中，美国工人阶级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他们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美国中西部的“锈带”与南方的新工业中心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他们逐渐从“新政社会民主的大本营”，转变为特朗普的主要票仓。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秉持身份政治理念的“进步力量”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隐蔽的辩护士。在制造业深陷谷底、工人阶级生活日益陷入困境的同时，美国的“进步力量”喋喋不休地谈论“多样性”“女性赋权”和“反歧视斗争”。在弗雷泽看来，这是“识别精英群体而非追求真正平等的过程”，因为这些术语“将解放等同于在赢家通吃的公司等级制中‘有才’的女性、少数族裔和同性恋者的崛起，而不是废止这种公司等级制”（p74）。“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批判消失了，“这种自由个人主义对进步的理解逐渐取代了1960、1970年代兴起的对解放运动更普泛的、反等级制的、平等主义的、阶级敏感的以及反资本主义的认识。”（p74）。比如工人阶级收入的下降和社会保障资金的削减，使得“双收入家庭”日益增多，这种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后果被“性别解放的虚假魅力所掩盖”（p74）在“女性主义的胜利”的表象之下，这种“双收入家庭”的背后是“工资水平、工作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每个家庭的工时数剧增，两班制工作增多——现在多是三班倒甚至四班倒，女户主家庭增多，以及拼命要将照顾小孩或老人的工作转移给他人，尤其是贫穷的、少数族裔的和/或移民的女性。”（p74）

　　特朗普的崛起，就是进步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在弗雷泽看来，进步新自由主义“融合了解放运动被断章取义的理想和经济金融化危害极大的形式”，而这种混合“正是特朗普的选民们完全拒绝接受的”（p76）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产业工人、小企业主以及“靠锈带地区和南部地区的工业生产谋生的人与饱受失业和毒品之苦的乡下人”，一方面遭受着产业空心化对他们的生活所造成的伤害，另一方面又要忍受着“进步的道德主义带来的侮辱”（p76）。他们变成了特朗普的主要群众基础和支持者，在他们眼中，“女性主义和华尔街是一丘之貉”，而这两者“完美地统一于希拉里·克林顿身上”（p76）。

　　而使这种整合成为可能的，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左派的缺席”。尽管美国社会会周期性地爆发一些类似于“占领华尔街”这样的事件，但这些事件都是昙花一现。“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没有经济不衰的左派，也没有任何全面的左派理论可以一方面激烈批判经济金融化，另一方面也又有反种族歧视、反性别歧视和反等级制的解放视野，以此来阐明特朗普支持者的政党不满。”（p76）直到桑尼斯在民主党初选中的压倒性胜利，才打破这种状况。“桑德斯打破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反对‘受操纵的经济’”。他唤醒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民众情绪，并“使之成为一场强大的政治叛乱”(p77）。但是，桑德斯的“起义”却受到“一个远不那么民主的民主党”的压制和审查。等到大选开始之时，桑德斯所代表的左派选项已经“被删除了”。

　　在桑德斯的选项被删除之后，围绕着在特朗普与希拉里之间应该选择哪一个的问题，在西方左派中曾经引起过一些争议。弗雷泽将这种选择称之为一种在“反动的民粹主义与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霍布森选择（the Hobson’s choice）”（p78）。当时很多西方左翼秉持着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态度，认为应该选择危害性较小的希拉里。但是在弗雷泽看来，希拉里所代表的“进步新自由主义”虽然以为女性、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群体争取权益的“进步”面貌出现，但是它事实上代表着华尔街、好莱坞、硅谷等金融资本或服务业资本的利益，是一种“进步力量”与金融资本的联盟。这个联盟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上将广大的白人工人阶级推到了对立面。弗雷泽据此指出，西方左派在大选中所秉持的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所起到的效果是让左派继续“失声”，从而“实际上成为滋生新的和更可怕的对手的温床”(p79）。希拉里所代表的“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事物，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都是“无限制的资本主义的产物”（p79）。

　　因此，弗雷泽认为，尽管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义的种族主义和反移民倾向激起了很多的政治恐惧，但我们也不应当与以希拉里为代表“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联盟以共同反对右翼民粹主义，也不用哀悼“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在大选中的崩盘。特朗普的胜利标志着以身份政治为核心议题的左翼力量与金融资本所结成的政治联盟的失败，但是他身为总统却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也没有形成一个新的牢固的霸权，因此形成了一个“国家权力交接时期的空白，一个可以争夺民心的开放和不稳定的局面。”(p81）因此弗雷将这种局面视为“建立一个新的‘新左派’的大好时机”（p81）。西方的左派和进步力量应当拒绝在“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而应该努力“打造解放和社会保护相结合的新联盟来反抗经济金融化”，将被压迫的痛苦和愤怒转化为“深刻的社会改革和民主政治‘革命’”（p79）。

　　在弗雷泽看来，当代左派能否崛起，主要取决于一些在大选中支持希拉里的进步人士能否认真反思。他们应当认识到，“在牺牲社会保障事业、物质财富和工人阶级尊严，并虚构充斥着精英政治、多样性和赋权的解放理念方面”，他们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p81）。左派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改变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体制，并建立一个囊括大部分劳动人民的进步政治联盟。在弗雷泽看来，左派并不应该排斥特朗普的选民，他们既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狂热的右翼分子，而是“被操纵的制度”的受伤者，应当相信他们可以而且必定会加入到反新自由主义的左派事业中来。与此同时，反对“进步新自由主义”也不意味着忽视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问题的关注，“我们应当驳斥主导选举的那种不正确的‘零和思维’，我们应当把妇女和有色人种所遭受的伤害与那些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自身的痛苦遭遇联系起来。”（p82）。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致力于为所有人争取正义的强大新联盟”（p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