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工进城与返乡要留足空间——评贺雪峰著《大均衡》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这期间，全国各地都采取了相当严密的抗疫举措。我国用了百天时间取得了抗疫的初步胜利。

　　为了阻断疫情传播，我国党和政府果断采取了按下社会运行暂停键的措施。这也意味着，大批农民工延迟了返岗上班的时间。而当2020年3月，欧美国家因疫情不得不控制经济社会运行，造成了我国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企业的订单减少，这使得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再度返乡或继续滞留农村。

　　这种情况下，许多农民工没有务工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收入，却仍然通过农业收入，以及自家或父母的房子，得以降低生活成本。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上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农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三农专家贺雪峰指出，“农村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基于此提出建议，我国应继续致力于消除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但另一方面要限制资本下乡，遏制一些地方无序无度占用农地低效开发的做法，保护农民返乡权。

　　贺雪峰认为，近年来引发热议的“农民工回不回得去农村”存在误区，也就是仅仅考量的是年轻农民工的价值选择，但实际上，农民工年纪越大，进城务工就越难，返乡务农的时间就越长。在贺雪峰看来，农民工返乡务农，或是就近务工，或是创业，实际上都带回了相当的工作、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于保持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美丽乡村、维持生态文明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能否回得去农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返乡农民工能否与农耕结合起来，二是农村是否具备农民进行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农业生产无法人为加快（通过加大技术投入，可以延长农业生产期、有限地提高产量，但无法真正意义上缩短生产周期），所以天然适合家庭经营。而今的农业生产越来越讲求技术性和管理性的劳动投入，中老年农民从事的小规模经营，体力负荷有限，“就业不充分的软性劳动投入与农业相对较低的收入构成平衡”。

　　事实上，在全国很多地方，近年来都出现了返乡中年农民工务农，甚至还有不在少数的占地农民在进城居住后，继续寻求租地耕种的现象。其原因在于，耕地可以解决家庭吃菜问题，还能部分地贴补家用，另外能够让中老年农民锻炼身体。“有了土地上的劳动收入，就有了村庄内的安全感，就有了心灵上的归宿，就可以告别在城市漂泊时身体和灵魂都无处安放的问题”。

　　当然，我国地域辽阔，大中小城市的郊区和乡村的发展机会不同，为不同年龄的农民工提供的就业空间也有较大差别。江浙农村的工业化水平较高，存在着大量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机会，这意味着当地的中老年人只要有意愿和劳动能力都比较容易获得务工机会。江浙等沿海地区一些农村的农地也因此集中或分散租种给农业公司、租户耕作。而在中部、西部许多地区，城乡都存在着供年轻农民工务工的机会，经商空间也大，但中老年农民离乡或就地务工机会较少。事实上，近年来虽然一些城市鼓励年轻、中年农民工将父母接到城市居住，但响应程度却不高，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全家进城，农民家庭收入减少，支出却大幅度增加——中老年农民留守农业，可以挣钱存储支援子女，并为自己养老提供积累。

　　《大均衡：进城与返乡的历史判断与制度思考》书中还谈到，此前因为大量农民进城，曾有人担心土地会因此撂荒，所以要支持“资本下乡”，这是一种误解，我国农村仍有2亿多农户、6亿多农村人口，其中的农村劳动力有2亿多，当下的农业生产力条件下，年龄超过60岁的老年人种田也可以种得很好。即便出现一些农村家庭全家进城，其土地通常也会转租给同村同组农民，基本上不存在无人种田的问题。反倒是个别急剧推进“资本下乡”的地方，反而出现了粮食和经济作物价格波动，经营公司“跑路”的现象。而在一些高寒地区、灌溉不便的地区，土地种植难度很大，不但农民不愿意种，资本其实也不愿承接这样的土地——这种土地更适宜于及时退耕还林或退耕还草。

附：

贺雪峰｜农民没有“乡愁”，只有“城愁”：《大均衡》后记

　　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应建设一个可以为农民保底、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退路、不那么美丽却可以维持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农村，这个农村将继续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危机和危险的稳固根据地。

　　2020年始料未及的新冠疫情，对全世界各个国家都造成了重大影响，而中国以果决的手段迅速控制了疫情。相对于世界上至今仍然深陷疫情的一些国家，中国之所以能迅速控制疫情，除与中国体制优势、集体文化有关以外，农村再次成为中国得以有效应对危机的一个关键。疫情期间，大量城市务工求学人口回到农村，无生存之忧。严格的流动限制之所以可以进行，是因为农村为中国最大多数人口提供生活保障。或者说，正是农村为中国大多数人口提供了生活保障，国家就可以采取措施进行严格管控，也就可以在短期内将疫情控制住。

　　最近几年国际关系比较复杂，中国却能保持战略定力，继续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有农村这个战略大后方。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这句我在20年前说的话，现在听起来仍然很应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际舆论对当时中国可能出现2000万失业农民工感到担忧——在国际语境中，一个人失业就意味着一家人挨饿，2000万人失业就有接近一个亿的人口没饭吃，这显然是重大危机。不过，中国情况不一样。2008年底我在贵州农村调研时，问一个农民说失业怎么办，他回答说：“失业回来家里不过是多一双筷子。没有打工收入，打麻将打小一点就行。”正是因为农村对失业农民工的接纳，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很小。可以说，因为有一个稳定的农村，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能力应对经济周期及其他困难的国家。

　　世界银行所言“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力价格上涨，经济成长乏力。之前经济增长较快的时候，社会各个阶层与群体都可以从中获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以后，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就变成了零和博弈，一个群体收入的增加以另一个群体收入的减少为代价，因此出现结构性矛盾，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加剧，社会矛盾频发，甚至引发政治动荡，反过来又造成经济增长的停滞，国家遂落入发展陷阱。中国情况则大为不同。一方面，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消灭了土地食利阶层，另一方面，农村这个退路与基本保障，使得中国社会在发展中一直没有出现阶层之间的剧烈冲突。农民正通过代际接力的方式融入城市，即使进城失败，也可以有底气地退回农村。“未富先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又一个难题，农村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最为重要的阵地。

　　简而言之，正是看起来并不现代也不发达的中国农村，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保障。在2014年出版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中，我认为，中国现代化由三轮驱动：小农经济、中国制造和科技进步。小农经济为整个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提供了社会稳定的基础，提供了多数人的基本保障。中国制造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为中国赚取外汇，大幅提高了生产力，改善了基础设施，为公共服务提供了充裕资金，为科技进步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条件。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则是中国由大国晋升强国的关键。只有科技进步，才能让中国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由低端走向高端，也只有在高附加值产业中占据地位，中国才不会受人掣肘，才能真正成为发达国家。三轮驱动的关键是将中国制造的利润导向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而小农经济恰恰为这样一个利润流向提供了最可靠保障。

　　因此，城乡之间的关系并非齐头并进，而是一快一慢、一正一反、一发展极一稳定器，对立统一，相反相承。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城市先行、科技先进。从战略高度来看，中国城乡之间的均衡是大均衡。乡村振兴不是要消灭小农经济，不能急于求成，而必须有历史的耐心，必须服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这个角度来看，2020年疫情期间山东以乡村振兴名义通过“合村并居”来拆农户房子，过于急于求成，既不得民心，又不符合中国现代化的规律。在中央的指导下，山东不得不停止了“合村并居”。实际上，当前全国仍然存在不少类似山东“合村并居”一类的激进乡村振兴做法，有些中央部委的三农政策甚至也过于激进。系统检讨当前一个时期的“三农”政策与实践，对于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收入的是笔者近年所写的调查随笔与政策评论，主要涉及对中国农村与城市化的认识。这些文字的结论是，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村仍然十分重要。农村是农民的基本保障，是将来可能进城失败的农民的最后退路。基本保障是不允许也不应当市场化的，必然维持在较低水平。农民没有“乡愁”，只有“城愁”，他们正在想方设法进城，而在农民进城的历史进程中，政策不应过于浪漫化。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应建设一个可以为农民保底、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退路、不那么美丽却可以维持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农村，这个农村将继续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危机和危险的稳固根据地。

　　希望这本小书可以为当前的乡村振兴政策提供启示，为关心“三农”问题和中国现代化前途的读者提供别样的视角。

　　是为后记。

　　2020年11月14日

贺雪峰著《大均衡》目录

代 序回不去的乡村？/1

一 进城还是返乡务工、务农与创业/ 3

　　返乡创业的逻辑 / 11

　　农民家庭劳动力如何配置 / 15

　　进城还是留守 / 23

　　农民为什么愿意回村居住 / 35

　　熟人社会的养老 / 40

　　互助养老值得重视 / 45

　　从新冠疫情认识农民退路的重要性 / 50

二 农村区域差异

　　代际责任与自由恋爱 / 57

　　性别失衡与代际关系 / 63

　　老年人储蓄的区域差异 / 75

　　北方农村兄弟关系更容易紧张 / 81

　　农村老年人瘫痪了还能活很多年 / 86

　　负担不重的家庭 / 90

　　半市场中心地带 / 99

　　晋西北农村性质 / 104

　　村庄秩序的条件 / 109

　　云贵川与鲁豫皖 / 114

　　文化核心区与边缘区 / 126

三 农业用地制度

　　中国的粮食安全有没有问题？/ 133

　　武汉郊区的土地抛荒 / 137

　　北京郊区的蔬菜种植 / 144

　　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155

　　农地三权分置问题 / 162

　　皖河农场的经营体制及其优势 / 176

　　保护耕地也要考虑代价 / 192

四 建设用地制度

　　沿海土地利用的先行劣势 / 197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要警惕负债 / 202

　　宅基地改革的核心是“居有其屋” / 206

　　征地拆迁与农民的地权意识 / 218

五 “三农”政策对话“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问题 / 233

　　乡村振兴战略的辩证法 / 237

　　城乡收入差距为什么会拉大？/ 256

　　城市发展战略的若干想法 / 264

　　城乡融合发展彰显中国制度优势 / 274

　　从开发扶贫到精准扶贫——中国农民的脱贫之路 / 280

　　农民如何城市化 / 291

　　国土空间规划的几个问题 / 297

　　乡村振兴规划中的四类村庄 / 304

　　未来15年乡村建设重点在于保底 / 310

　　“合村并居”何必拆农民房子 /

　　314 “合村并居”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 320

后 记/ 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