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质问李井泉亩产万斤真相

　　编选自作者回忆录。

　　我们五个人到四川，实际种田的就是我一个人了，最后唯一的关于粮食单产的报告就是我这一份，叫做《四川粮食调查报告》 。我亲自种粮，我和老农交谈，我走访全国劳动模范罗世发！这三者相互印证当时四川粮食单产就是亩产最高八百斤。知道真相后，我马上把我获得真相的过程和具体结论写成了一个报告。报告中关于我自己得到的产量，我特别强调了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护理。关于和罗世发的谈话，我把我怎么讲的，罗世发怎么说的，罗世发什么表情，都详细写进去了。因为史敬棠全部听了罗世发说的话，而且做了笔记，我把报告写好后，就跟他说，你也听了罗世发说的，这是给主席的报告，你也看看。他看了很高兴，也同意报告内容。我说，那你也签个名吧。他是赞成对毛主席讲实话的，所以就签了名。由于他的级别比我高，又是陈伯达的秘书，还是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影响力比我大，我就让他把名字签在前面。李学谦也参加了谈话，我让她也签了字。这也算是求一种人多势众的效果吧。所以，这个报告是我一个人起草，但有三个人署名：史敬棠、戚本禹和李学谦。

　　据田家英、林克后来告诉我，毛主席把这个报告看了好几遍，一边批示立即印发会议，一边把李井泉找来，问他四川粮食亩产量究竟多少。李井泉不假思索就回答毛主席说： “有些地方一千多，有些地方二千多，平均二千斤。 “主席追问： “怎么田家英他们小组自己去种田，才只有五百多斤？”主席说着就把我的报告给李井泉看。李井泉看了报告上的产量就抗争说： “这不可能。他们说的是假话。他们调查得不对。我的确下去看了，的确是二千多斤” 。主席指着报告问李井泉： “你看这两条，一条是罗世发说的话，一条是戚本禹他们实验田的产量，对不对呀？”李井泉说： “不可能。我是亲自下去的。 “ 李井泉坚持认为这个报告里面有保守思想、右倾思想；还觉得我们是中央去的人，底下人就顺着说，不敢多说产量。他就在主席那儿、当着主席的面跟田家英吵，说田家英是否定大跃进，是带着框框下去的。还说田家英是拆他的台。他没有说我什么，因为我只是个小科长，虽然报告是我写的，但不是我递上去的，我也直接递不上去。主席说： “你看他们的报告，他们是亲自去种的。亲自打的，亲自秤的，你去种过没有？打过没有？秤过没有？”李井泉说没有，那主席就说：“没有你怎么否定人家呢？”李井泉争辩说是他派人亲自去调查的，主席就要他还是好好看看那个报告再说。

　　李井泉当时是地方上最突出的人，省市里就他和柯庆施两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的报告牵涉他的政绩，要是报告属实，那就是他欺骗毛主席了，这牵扯到他的政治生死问题。他要保护他的地位，不服气是当然的。主席对他说的话看上去就几句话，可那其实是很厉害的几句话。这些也都是庐山会议结束后田家英他们回来后讲给我听的。

　　真正给李井泉打击的还不是我的产量，而是他树立的劳动模范罗世发。他立即派人去向罗世发核实是不是我打着罗世发旗号说话。罗世发当时归统战部管，统战部长是罗世发的顶头上司，平时中央要罗世发开会，一般都是统战部长通知的。李井泉就专派四川的统战部长这么一个罗世发最不敢顶撞的人去找他核实。这个统战部长不敢怠慢，立即就先去大丰公社查看，问农民戚本禹种田有没有那回事？产量是不是 500 多斤？农民告诉他，是的，是老戚自己种的，自己打的，自己秤的。随后统战部长就去找罗世发核对，还把我的报告念给他听，告诉他李井泉说了是戚本禹欺骗主席。戚本禹说八百斤的产量是你说的，你真这么说的？你是不是记错了？罗世发说： “他没有欺骗主席，我是这么讲的，八百斤是我说的。 “罗世发这个人真了不起，他顶住了，说了真话。这是后来崇义乡的周书记和罗书记来北京看我，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转告我的情况。那个统战部长应该说也是有正义感的，心里可能有些怕李井泉，但还是愿意讲真话，就实事求是根据他核实的结果，跟李井泉报告了我那个报告的真实性。李井泉这才向毛主席认了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