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刘少奇批判彭德怀的真实原因
编选自作者回忆录。
彭德怀是抗美援朝的英雄，抗美援朝以后，彭德怀在党内地位非常高。当了常务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尽管当时在党内排名不在前面，但实际地位是在第三，实际威望也在刘少奇之上，甚至也在总理之上。总理没有多大战功。总理抗日期间没有战功，即使是新四军，他其实也指挥不动的；新四军前期是叶剑英指挥的，皖南事变后一个时期是刘少奇负责；解放战争期间总理也没有战功，他搞外交，搞统一战线，搞跟国民党谈判。在胡宗南进兵延安的时候，总理、任弼时陪同主席转战陕北。总理主要的战功只在这里。建国以后，彭德怀并不听总理的，有什么事直接就向主席汇报。如果彭德怀没带兵去朝鲜作战，还只是西北局的书记，那他是没有这样的地位的。他有资格代替刘少奇，只要把刘少奇打倒，他就有可能到达刘少奇的位置上去。党内有呼应，外面有苏联的支持，彭德怀自我膨胀是明显的。
庐山会议快到尾声时，风云突变，180 度大转弯，从反左变成反右倾了，会期也延长了，最后搞出了一个"彭德怀反党集团" 。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它的影响到今天还是没有完结，留给历史和后人的思考很多。现在好些人还是简单认为彭德怀是当时敢讲真话、敢"为民请命"的代表。他当时可能确有为老百姓呼喊的动机。我的历史观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不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我跟着毛主席，也是因为看到他做的、想的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所以把我抓了我也不改初衷。作为研究历史的人，我现在想，彭德怀只要是代表老百姓讲话，有为民请命这个动机，是为老百姓做有益的事，哪怕有野心，也没有关系，也应该肯定。但是有一点他不对，他不必把浮夸风提到路线上来，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样的路线斗争用语。因为这个用语党内都懂，几乎是等于逼迫毛主席换人，换掉刘少奇。彭德怀批评的很多东西确实是我们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毛主席都讲了，而且是讲得最早的，讲得最透的。彭德怀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失误这么一讲，好像他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了。毫无疑问，彭德怀的意见书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对他自己、对庐山会议反左都是这样的。庐山会议180°大转弯，彭德怀应该负主要责任。
大跃进之后不久，毛主席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很多下面的事，已经开始对刘少奇、邓小平和一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搞浮夸表示出了担忧，并从 1958 年 11 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和 1959 年 2 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积极部署反左，采取措施制止高指标和浮夸风。他要我们到四川去搞调查，了解农村实情，也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进一步防左反左。1959 年开春我们下到四川调查不久，主席就通过办公厅打来电话，之后就写过一封党内通信。这封党内通信是号召生产队长都要抵制高指标，要求发到农村公社支部，要给农民去讲。当时我们看了，就觉得主席很了解下面的情况，就好像是针对我们下面看到的情况说的。我们下去之后第一天吃的是干饭，第二天开始就越来越稀了。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而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是一个队这样，而是各个生产队都这样。我估计这些情况田家英在电话里跟主席做了口头汇报，并告诉主席下面的粮食产量很可能是瞎报、虚报的。主席要求中央把他写的“党内通信”发到公社支部，要农民抵制高指标，说明这个时候主席已经在考虑发动群众来反左了。那时田家英在底下跟我们说，毛主席有一席列的反对左的、反对过热的指示，我们要传达到农民。后来我们拉有线广播，田家英亲自还给农民念文件，叫农民不要虚报，要讲实话……。但是，我们小打小闹传达到的地方是有限的，四川其他地方都不传达，因为四川的领导不让传达。这实际是扣押了中央文件、扣押了主席写的党内通信。四川是这样，安徽更过分，曾希圣不但扣押党内通讯，还把反对浮夸的安徽副省长张凯帆打成反革命集团。问题是这样的严重，主席让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是要继续反左，加大力度纠正“左”的错误，主席想通过引导大家读书和讨论，让那些在大跃进中“放卫星” 、搞浮夸的领导干部，把头脑冷静下来。
彭德怀上庐山之前是在湖南也做了调查的，看到了农村的一些实情，也反对那些过左的东西。所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主席是一致的，都是要反左。既然会议是一个反左、反浮夸的气氛，当初那些被浮夸派批评为“右倾保守”的人，就有了说话的机会，难免对浮夸派发泄不满。彭德怀通过小组的发言，把这些人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我相信有关档案还保存着彭德怀在小组发言的材料，我现在已经无法接触或者查到那些材料了，只能寄托希望于未来的档案开放了）。他这个积极反左，是符合毛主席的思路的。
毛主席在会议上接到了我在四川写的、经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认真阅读后很满意，就批给大会了，是作为反左的重要依据材料之一印发的。我的报告实际不仅仅是揭穿了四川的粮食产量真相，而是完全揭穿了全国的粮食产量真相。这样一来，以前搞浮夸的人，如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芝圃等等，就都在小组会上受到彭德怀和其他很多人的批评，会议反左的效果很好，很突出。
据李银桥讲，会议就要结束了，要打行李包了。毛主席书多，到哪里都带上一堆书，包括《资治通鉴》这类书。书整理打包费时间，主席就叫他先把书打包好。这意思就是会议要完了，准备下山了，根本没有要整彭德怀的意思。主席还说了会后要到下面去转一下。
但是，彭德怀对会议这么早结束不满意，他觉得批“左”批得不痛不痒，批得太轻描淡写了，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就是现在一般说的“彭德怀万言意见书”。意见书表面上平和，在一般人看起来没什么，但里面有钉子，暗含杀机。因为他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问题，而且是在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就极不正常了，表明他对这之前开会的结果有意见，他不同意会议就这么收场。中央准备搞个纠左的文件，还没有见面怎么就要散会呢？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党内都懂，是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在延安的时候就有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改变中央领导了。以前的李立三就当了三个月的总书记，也就提了一个“先夺取几个大城市”的主张，说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些话，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事，就是犯了“左倾盲动”的路线错误，就下去了，到苏联去改造了 15 年（那不是修养，是改造） 。王明、博古也都是因为路线错误下去的。
关于搞单干和走集体化的争论，从建国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彭德怀一直实际上是主张单干的。那些反对搞大跃进的干部，也大多是他这个主张，都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刘少奇却一直是摇摆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对搞合作社，到 58 年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他又是最起劲的。他在第一线，讲了很多过头话，像谭震林这些人就跟着他瞎说。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没有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大，对比一下他们在大跃进中的讲话就知道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源头都是在刘少奇这里，跟着他的指挥棒吹拉弹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参见第9 章)。但大跃进中彭德怀和刘少奇并不一致，彭德怀还是坚持他原来的单干，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左右摇摆。浮夸风搞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彭德怀就觉得自己是掌握了真理了。
彭德怀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提法，实际是把目标指向刘少奇。这是有充分道理的。首先，彭德怀在意见书里引用了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讲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这是能说明问题的。其次，他后来责怪毛主席不该把这封信印发会议，同样也能说明问题。他说他是跟毛主席做私下谈话。是私下谈话，他就不会说毛主席本人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必然是另有所指，而他既然引用刘少奇的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那就是指刘少奇了。第三，彭德怀是元帅，是很有策略的人，他要是把矛头指向主席，就不会写那封信了。第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说“刘少奇是极左的。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了” 。这也能证明他当时就是针对刘少奇的。
总之，彭德怀觉得刘少奇搞的浮夸风是严重的路线问题，他用“小资产阶级狂热”这个党内人人都懂的说法，实际是希望中央换掉刘少奇，让他自己或者其他什么人上去来纠正刘少奇的错误。
彭德怀的信到了主席手里，主席就不能走了。主席说，不能我一个人看，我要开会的。这个李银桥都知道的，主席一看到信，就让他把打包的书都打开了。彭德怀后来说，这个信是给主席的，你怎么能发给大家？彭德怀不懂吗？他写的是正式信，是给中央提意见，不是给主席一个人提意见的，主席就得处理，不能就这么算了，起码要给常委们看看吧？所以庐山会议继续进行。继续开会后，彭德怀实际上活动更加积极。
刘少奇等一批在中央的领导人，还有各省市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是浮夸风一派的，都犯有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毛主席把信一批下去，他们都看出了钉子：如果中央接受照彭德怀的意见，那他们这些对浮夸风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就都要垮台。这就是说，彭德怀的信把事情搞复杂了，把党内两派的矛盾直接拿到了桌面上，中央以刘少奇为代表、地方以李井泉为代表的浮夸派领导人都闹起来了。
这个时候就要看主席的态度了。主席是反对搞浮夸的，在会议前半截还拿着我从四川经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批评过李井泉，其他大区书记、省委书记也跟着紧张。可是，主席认为浮夸风是工作中的错误，改正就可以了，哪怕就是搞浮夸的这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不必要撤换的。他此前就说过，有浮夸也不要紧，放假卫星是错误的，但还有真卫星的。把假的批判了，真的就出来了。这是个过程嘛。像李井泉，他在受到主席批评以后，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底下一些人就不听他的了。如果把他这样的人都拿掉，那好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得拿掉。省委书记、大区书记都拿掉了，刘少奇还干得下去吗？那就意味着要引起党内大震动的。所以，毛主席说彭德怀的信是在“下战书” ，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主席批判彭德怀是下了决心的，但不是出于私心，而是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一致性，避免党内大震动。
恰在这种情形之下，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件不正常的事件，就是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在一起开小会。当时，警卫战士给中央首长站岗值班都要做值班记录，做例行汇报，有警卫战士在值班例行工作汇报中，谈到彭德怀他们一些人经常开会不开灯，就是人进去了就熄灯，开完一两个小时的会，一个一个地出来。警卫战士把几点关灯、几点开灯、什么人进去出来，都做了详细记录，报告给了连长，连长再上报，层层上报就报给了罗瑞卿。当时，中央已经有个防突委员会，是专门防止突发事变的，由周恩来主要负责，罗瑞卿也是负责人之一。出于职责所在，罗瑞卿看到这个警卫战士的记录，觉得很不正常：中央没有叫开这样的会，他们怎么开了？罗瑞卿实际是不相信会有这种事，为了搞清楚警卫战士记录的是不是实情，他就亲自到小树林观察。彭德怀他们不是开一次会，又一次开会的时候，罗瑞卿就把情况都观察到了。
在再后来发生的事情中，李锐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李锐说他是主席的秘书，其实他不是。他只是因为在长江三峡水利建设上的有些好的意见受到毛主席的重视，毛主席让他担任自己的通讯秘书，可以经常写信来反映下面的一些情况。类似的通讯秘书主席有一批，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演艺界的，什么人都有，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主席这样做是为了更全面掌握情况，但这些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秘书（参见第四章）
李锐参加彭德怀的小会最积极。人家说李锐是司马懿是有道理的，司马懿走路老回头，李锐走路也老回头。我事后听到很多秘书室同志的议论，尤其是李锐出了问题去劳改之后，听到田家英、逄先知、李银桥都议论说，李锐当时做贼心虚，一看到罗瑞卿，四目相对，就以为他们开小会的事情暴露了，就去找主席主动交代。他干嘛这样呢？我现在分析，他是想，既然罗瑞卿已经知道了，就会向主席汇报，主席会追查，万一有什么事就不如争取主动。林克后来跟我说，主席听了李锐的主动坦白以后，很快又听到了罗瑞卿的汇报，就找了周小舟、周惠等人来问情况。
李锐知道主席找了他们后，生怕他们说的比自己说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补充交代，说彭德怀、陈伯达、黄克诚、胡乔木、田家英他们骂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坏。这个话要是真实，就犯了大忌了，一句话就够了。赫鲁晓夫背叛斯大林，让斯大林名誉受到严重污损， “斯大林晚年”是个贬义词了。这些周惠后来写的书里都有，林克也说了，李锐自己也承认的。李锐的这个第二次交代，可能为了解脱自己就夸大其词，还搞了很多张冠李戴，等于是疯狗乱咬人，使问题升级了。
按照林克的说法，李锐还交代过，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彭德怀打电话给军队了。我估计这是林克的分析，但源出李锐的交代报告。否则主席怎么会说他们是陷入军事俱乐部呢？参加小会的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彭德怀和黄克诚，两个人能算一个俱乐部吗？张闻天和其他几个人都是非军人。主席不会无缘无故有这个概念，一定是有报告。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黄克诚是中央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两个人是直接掌握军事大权的，张闻天是管外交、搞经济的，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都是毛主席身边的人，这么多人都担任党的要职，还有管宣传的，搞在一起，说了许多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话，还包括攻击主席本人，这些在当时就是不折不扣的反党。
至于军事俱乐部，那就还有一个背景。彭德怀 1959 年 4 月带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在上庐山前，刚结束对苏联和东欧的访问。有陪同他出访的人回来后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在苏期间，受到赫鲁晓夫超规格的热情接待，有好几次苏方还把中方随行人员和翻译拦在门外，通过苏方的翻译与彭德怀单独会谈。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很不正常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拒绝了赫鲁晓夫想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的无理要求，赫鲁晓夫正对毛主席恼怒不已，还多次向访问苏联的中国同志说，希望他们推翻毛主席的领导。庐山会议之前不久，赫鲁晓夫一直在公开发表言论，批评我们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且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刚回来，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苏联就单方面宣布取消包括提供原子弹样品在内的军事合作协议。这明显就是赫鲁晓夫在给中国共产党从外部施加压力，来促使中国党内发生他想要的改变。黄克诚当时是总参谋长，而他也实际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这就使军事俱乐部仿佛有影有形了。
彭德怀和高岗的案子都牵涉懂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我觉得，两人的里通外国性质是不同的。从党的原则上来说，高岗"里通外国"是成立的，只不过这个外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高岗通苏联，一个历史原因是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一些习惯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我们还需要苏联保持友好关系；高岗长期主政东北，与苏联为邻，为搞好关系，获取支援，与苏联通报一些情况在所难免。但是，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的暧昧关系是性质不同的。因为彭德怀和赫鲁晓夫暧昧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了，中苏已经不是以往的那种同志加兄弟关系了。
彭德怀访问苏联，撇开中方翻译和赫鲁晓夫谈话，谈了以后赫鲁晓夫就到处赞扬彭德怀；赫鲁晓夫一直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彭德怀访苏回来后就和他是一个调子，大肆攻击党的总路线。这个本就极不正常了。而且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刚回来，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苏联就单方面宣布取消包括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军事合作协议。这明显就是在给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促成中国共产党内高层的改变。彭德怀批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党内都懂是路线问题，是要改变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彭德怀还说什么要"苏联红军"过来解决问题。这就等于里应外合、里外夹击了。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后不久，赫鲁晓夫的一些后续做法也是很有含义的。赫鲁晓夫 9 月访问美国还在赞美彭德怀，后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公开说彭德怀是"国际英雄" ，要中共为彭德怀"平反" （本书第 14 章有一个关于 1962 年十中全会的材料，其中特别谈到了这些方面的问题，读者可以跳到那里看看） ，在遭到断然拒绝后，就在 1960 年停止对中国的一切经济援助，撤走所有专家。从这一系列事情来看，说彭德怀"里通外国" ，在当时是有足够根据的，而且性质和高岗通苏联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是超过了党内斗争的范围了。当然，非要拿出具体的什么证据说他勾结苏联，那是不容易得到的，除非当时就有苏联方面的具体配合，比如派军队打进来，封锁会场，就像 1968 年苏联对捷克搞的那样我认为，庐山会议主席讲话、决议都是有道理的、是合理的。现在看好像不合理， "军事俱乐部"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但当时是合理的，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是有相当足够的依据的，批判也是合理的。主席够宽大了，彭德怀搞这些，还是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只免了他的国防部长。所以，这事也不能光说主席的不是。事情过去之后，很多疑点都能慢慢弄清，消除，但谁要是处在事发时主席的位置，看到这么多的疑点，他怀疑不怀疑？谁又能比主席做得跟好？
此外就是陈毅汇报的事，当时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队。苏联武官去见陈毅，要求个别谈话，陈毅把秘书都谴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开门见山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听了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主席。主席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这一系列事情联系在一起看，暗影重重，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就有依据了，毛主席不采取措施也不行。毛主席说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路线错误，是想推翻我们的路线，他不是一下子来的，是各种各样原因集合起来促成的（苏联是一直想把毛主席搞掉的，后来贺龙访苏，也策反贺龙，说他们一个元帅就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要贺龙把毛主席搞掉。贺龙当场发脾气，总理也抗议，不谈了，回来）。
要解决彭德怀的右倾问题、反党问题、军事俱乐部问题，实际不是毛主席一个人决定的，而是中央集体决定的。当时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对彭德怀都不满意。彭德怀这个人有很多优点，但也有很多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一面。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第一次感受到的很可怕的军内高层斗争，就是彭德怀批判刘伯承和粟裕（参见第五章）。他这样做，得罪了很多军内的人，在党内也结怨很多。结怨的由头，以及这个“军事俱乐部”的由头，都是在彭德怀自己。所以，当时他的“军事俱乐部”一揭露，就是墙倒众人推，说他反党、搞军事俱乐部，全党不同意的很少，根本不是像现在很多的书里和文章里看到的那样，好像每个人都是彭德怀的支持者，就是毛主席一个人要把他打倒。
我听田家英说，当时反对彭德怀最积极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刘少奇。刘少奇把彭德怀骂得狗血喷头。这就让我想起彭德怀骂粟裕，真是一报还一报。刘少奇还坚决主张把彭德怀清除出党，但主席没有同意。贺龙骂彭德怀也很积极，骂得也很厉害。李井泉本来是因为浮夸风遭到毛主席的批评，彭德怀也一直就是在会议期间不断批判他们这些浮夸派的，现在李井泉也有了反击彭德怀的机会了，大肆批判其彭德怀来了。李井泉是贺龙的部下，解放四川的两个元帅是贺龙和刘伯承，贺龙排名还在刘伯承的前面，因为这个渊源他成了“西南王” ，谁也不怕。而且他对会议前半截得罪了他的田家英也不放过，借田家英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议”对田家英也大肆报复。田家英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紧急通过在北京的陈秉忱下令我们火速撤回北京，免得留在四川也受到李井泉的报复。
[ 有学者以为彭德怀罢官之由在于写信批评毛，这是肤浅之论。旁的不说，当事人之一的刘少奇本人就在七千人大会上表示反彭与他写信给毛无关。详细内容如下：
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
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毛、周恩来插话：是主要成员。）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毛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
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以上这些话在收入《刘选集》时被删除了。但整个事实的逻辑是很清楚的。毛开庐山会议主要是为了纠左，即大跃进时期的“共产风”等。左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刘、邓，因为当时毛已退居二线，刘、邓他们是一线领导。彭德怀的信，矛头所向也主要是刘、邓，这是十分清楚的。只有读傻了书的人才会相信彭会越过刘邓，却挑战毛的权威。
毛纠左用意在于就事论事，纠正错误。而彭目的在于追究一线领导错误的责任，要调整班子，重新安排毛退居二线后，谁来接班的问题，这不能不招刘邓官僚集团之大忌。
彭德怀一案实际上还是高岗案的继续，即军功集团因为不满权力分配而向文官集团挑战（用党内语言来说是“白区党”、“红区党”）。这跟高岗案也如出一辙，在具体问题上毛同意挑战者的主张，但军功集团联合起来挑战文官集团，这一举动本身就超越了毛的底线。
在文G以前，毛始终认为这个班得由文官集团来接，不愿意交到军功集团手中，何况彭德怀与又苏联领导集团有着暧昧的关系--这更犯了毛的大忌。
所以他再次支持了刘。彭德怀想撤退，写捡查。毛的卫士回忆：庐山会议后期来了个大转折，有人要求毛把会开下去。这些人是谁？只怕不在少数。当时刘不干了，刘和很多各省内一把手都认为，彭德怀这个事就不能这么不了了之，批判斗争彭德怀。后来罗瑞卿的女儿有一篇文章说她爸对不起彭总，什么意思？是罗瑞卿打了彭德怀。若非毛的保护，彭只怕难以全身而退，高岗即为前鉴。毛若支持彭，则彭很可能成为林彪之先驱，即成为“副统帅”。但林彪军功集团当权时糟糕的治国水准，表明了毛弃彭保刘，不失为明智之举。至于官僚集团之后越来越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则不是任何人的力量所能阻挡的了。]
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我的报告毛主席批示印发给了大会，是最重要的反左材料之一，说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都可以。我的报告态度旗帜鲜明，说他们报的高产都是假的，李井泉最典型。当时李井泉是对万斤粮吹得最厉害的人之一。还有湖北的王任重，山东的舒同，河南的吴芝圃，安慰的曾希圣，他们有的甚至比李井泉吹得还厉害。主席本来也是准备按照《四川粮食调查报告》写反左的文件，但彭德怀搞了个万言意见书，把反左的事情搅黄了，庐山会议风向也 180 度大变了。那些在会议前半截因为搞浮夸遭到批评的大区书记、省委书记们，纷纷起来积极批判彭德怀右倾，反对彭德怀，借以掩盖他们自己的那些东西。田家英之前因为我的报告成为反左的一面旗帜，出了风头；之后就因为搞到彭德怀的“俱乐部”里去了，也成了很多人攻击的对象。
把彭德怀说成是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代表，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就说了，你彭德怀所提出的“意见”，有哪一点是超过了我们当时已经在进行着的对“左”的错误的纠正和批评呢？一点都没有。彭德怀只不过是要利用这些在大跃进中所犯的错误，来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的背景的。试想，如果当时不批判彭德怀，而是完全采纳彭徳怀的意见，那将会出现怎样的一种情形呢。恐怕党就会分裂，全国也将要陷入到一片混乱中去了。
但是，在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的时候，也确实把“左”的错误的批判掩盖过去了，甚至是把“左”的错误说成正确的东西，使得这些错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而造成了进一步的危害。这正是毛主席后来在文G的时候所讲的，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而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多次地重复的出现的。
1962年我在秘书室主编《群众反映》的时候，就曾根据当时群众来信中所反映的意见，整理了一个报告。报告的主题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行为事实上是严重干扰了党对在大跃进时所犯的“左”的错误的批评和纠正。所以彭德怀对后来出现的困难局面是负有很大的责任的。报告是给周总理的。总理看了以后，同意我在报告中说的意见，把我整理的报告批发了下去。在我现在还保留着的我的“日记残页”中，还记载着这件事情。只是报告的原文后来被抄走后就不知下落了。
文G的时候，彭德怀是在四川搞大三线的建设。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斗得挺厉害，彭德怀支持田家英批判李井泉，李井泉恨透了彭德怀。所以彭德怀到了四川之后，他对彭德怀看得很紧，把他的一举一动不断向中央汇报。我接到了一个西南局写来的报告，就两张纸，很简单。上面说彭德怀现在在四川很自在，到处去看大字报，并对自已的问题进行翻案。当他看到批判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大字报的时候，他就笑，说，你们现在才知道反刘少奇啊，我早在1959年就反对他了，你们还斗我呢。于是，我就和关锋一起写了一个报告，说彭德怀的翻案活动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我记得，1966年12月13日，在由总理主持的中央文G的会议上讨论彭德怀这个问题。江在会上说：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彭德怀却在那里幸灾乐祸，优哉游哉的。她提出要把彭德怀带回北京来进行批判。在讨论中，包括总理在内，大家都同意江的意见，认为应该把彭德怀调回北京来。14日上午，我就叫阎长贵通知朱成昭去办这件事。朱成昭提出叫当时正在四川串联的师生和王大宾主办这件事。彭德怀对王大宾说，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刘少奇了。你们说我反毛主席，我不是。我是反刘少奇。王大宾很相信彭德怀的话， 认为彭德怀案搞错了，彭德怀是拥毛反刘的。这些都是王大宾跟我说的。王大宾这个人是比较诚实的，我相信他不会说瞎话。
在1967年的7月，北京航空学院和地质学院联合开大会斗争了彭德怀。在斗争大会前，北航红旗在韩爱晶的主持下，先开了一个小型批斗会，要彭德怀交代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彭德怀不承认。韩爱晶冲动之下，首先动手打了彭德怀一个耳光。文G结束后韩爱晶为了这一个耳光也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
彭德怀一直是被总理安排在卫戍区保护着。当时凡是要斗争彭德怀，都得直接向总理报告。连军委、总政的人要斗彭德怀，也得找周家鼎请示总理，中央文G小组没有批准批斗彭德怀的权力。没有总理的同意，谁都调不动彭德怀，大家也都不知道彭德怀究竞关在哪里。
文G结束后，来监狱审问我的人问我，为什么要从成都揪回彭德怀。我就回答说，西南局有报告，总理主持会议作出的决定，我具体执行了。这些具体事实你们去査档案就清楚了。他们就不再追问下去了。因为那时他们正好要解放李井泉，也要维护周总理。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大跃进期间带头搞“左”的东西的人，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也是最起劲的人，到后来却渐渐地改变腔调了。他们把通过各种方法把彭德怀塑造成了一个“大义懔然”，“为民请命”的悲情人物。现在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到毛主席的头上，作为否定毛主席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有关“庐山会议”的文章和书籍也不计其数了，可悲的是，其中大多数的文章和书籍，都是置历史事实和真实文献于不顾，竟然是把那个在庐山上有着拙劣表现的李锐的所谓的笔记当作了最权威的依据。
还有一个流行很广的传说是来自杨尚昆的日记，他说毛主席在让彭徳怀重新出来工作的时候，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是在你这里。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毛主席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场合说过类似意思的话。而在彭德怀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主席曾经和他说过这个话。而且那个时侯，毛主席已经下定搞文化大G命的决心了，正在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了，所以我认为是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我当时听到传达的是，主席对彭德怀说，我当初反对你是真心实意的，现在支持你出来工作也同样是真心实意的。这个话是完全符合毛主席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所釆取的一贯的态度和做法的。它反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度和胆魄。这是其他的人所学不来的。
看来，虽然都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了，但在“庐山会议”这件历史事件上却还一直是云遮雾罩的，相信后代的历史学家是一定会还“庐山会议”真面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