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戈里：还原国军抗战的历史真相
重温评价国民党抗战的经典结论
——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为何屡战屡败
高戈里
2007年9月，央视的崔永元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了“崔永元公益基金”，并将基金的长期目标定为“乡村教师培训”和“口述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收集保护”。至今，已经收集了数千人的口述历史。在制作了60多集抗战口述历史电视片的基础上，崔永元团队出版了《我的抗战》和《我的抗战Ⅱ》。
在出版不久的《我的抗战Ⅱ》中，崔永元《写在前面》提出了一个“寻不着答案”又非常值得国人深刻“反思”的重大“命题”：
中国人为什么总挨打?这是一个真正的命题。几次战争中，论GDP，侵略者不是对手;论装备，也差不到天上地下;论人数，当然完全占优，但就是构不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从《我的抗战》到《我的抗战Ⅱ》，60多集的篇幅，我和年轻的编导们一直在同步思考着、讨论着，从老兵们的回忆残片中，我们试图拼接着一幅完整的战争全景图，但我们做不到，很多藏在老兵们心中一辈子的问号问住了我们，我们寻不着答案……
本文，主要讲述被当下主流媒体忽略、淡化、遮蔽以至于掩盖了的能破解“崔永元命题”并能揭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的基本史实。
史实一：“笨拙”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
中日战争该怎么打?
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15天起，毛泽东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文章和讲话，其中以《论持久战》最为经典。毛泽东认为，“全部问题的根据”要从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讲起：
日本方面：第一，作为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这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及中国不能速胜，就建立在此基础上。第二，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其战争的退步和野蛮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第三，日本国度小，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
中国方面：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第二，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战争的正义性，能唤起全国的团结。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能得到国际广泛援助。
中日双方的这四个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也规定了和规定着中国对日持久战三个阶段正确的战略战术：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应部署持久战，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中国军队要胜利，就必须避免一切大的决战，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用运动战逐渐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
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通过组织伪政府，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以支持不能“速决”的长期战争。此阶段，敌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中国因战略反攻的条件不成熟，其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辅助以之运动战。我军大量转入敌后，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
在战争第三阶段，即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阵地战才提到重要地位，但主要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并以游击战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
对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阐述的不同于国民党的战略战术，傅作义、卫立煌等不少国民党将领都持赞许态度。
据程思远回忆：
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最高指导思想。
旧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校山畸重三郎在日本军事杂志上著文说：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
……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中，游击战是军事、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广泛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
然而，对于毛泽东《论持久战》中阐述的能够“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当局就是不用。
国民党的仗，怎么打?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抗战态度虽有所转变，但很不彻底，致使其战争初期实行了一条处处设防、节节抵抗、阵地硬拼的单纯防御方针，并组织了凇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太原保卫战等一系列打又打不赢、守又守不住、败师失地的阵地消耗战。
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就最经典地反映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笨拙的战略”。
淞沪泛指吴淞口和上海地区，是抗战前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首都的门户，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虎视眈眈。1937年7月17日，日本驻上海的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在给日本海军军令部的报告中称：“……为制中国于死命，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日军参谋部在之后给天皇的上奏则更进一步明确，侵占上海的目的，是“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
淞沪一战势必难免，但在淞沪地区进行多大规模和多长时间的作战，要从战区的地形、中日双方的特点及中国长期抗战的全局利益考虑。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末端，从地形特征上看，除了城市内的楼房，根本就无险可守;从地理特征上看，淞沪地区北面是长江，东面是东海，南面是杭州湾，更是易攻难守。中日战争本来就是敌强我弱，日军在滨海的淞沪战区又有海军和空军支援地面作战的更大优势，中国军队缺少即设坚固阵地，若死守淞沪，必败无疑，更不要说战略上的“决战”了。
如果说，在淞沪地区给敌以相当的反击和消耗，达成有限的战略目标后，逐次转移至第二、三防线，再从正面牵制，翼侧反击，于运动中给敌以更大的消耗，应该是有利的。然而，淞沪会战一开打，国民党最高当局就决定以主力集中该战区，拉开“决战”的架势，企图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基地，阻止后续敌军登陆。
会战第一阶段，是中国军队在上海市区实施反击作战。
战前，受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中日双方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和近郊驻军，市区内仅有上海市警察总队和两个保安团守备;日本则专设了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沪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此外，还有日本海军大批舰艇疆场游弋长江、黄浦江。
8月13日3时许，日本海军陆战队以该部大山勇夫中尉和一名士兵持枪驾车直冲虹桥中国机场被中国哨兵击毙事件为借口，依托虹口区预设阵地，向淞沪铁路天通庵站至横滨路的中国守军开枪挑衅。9时许，日军在坦克掩护下沿宝山路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
8月14日，国民党最高当局将战前秘密组建辖第三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并于两天前进入市区的京沪警备部队及上海警察总队、江苏保安团等部改编为第九集团军，令其向上海市中区的虹口、杨树浦之敌实施反击;将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八集团军，令其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
中国军队虽然一次又一次发起猛烈攻击，并于8月19日攻入汇山码头，但在日军顽强抗击下，进展困难。
8月22日，第三、第十一师团抵达上海以东海域，淞沪会战转入第二阶段，以“决战”姿态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却打不赢上海市区“反击战”的中国军队被迫转入淞沪地区防御战。
第三、第十一师团在川沙河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
8月24日，中国新编成的第十五集团军开进上海，向登陆之敌实施反击，激战至9月17日，中国军队战力不支，全线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西南、双草墩之线，与日军对峙。
到了10月中旬，中国军队又先后调来第十、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一集团军等部，日军也陆续增派了第九、第十三、第一○一师团等部。
此一阶段，日军基本上是正面硬攻，依靠强大火力屡屡突破中国军队防线。中国军队在一线展开了辖6个师另5个旅等部队的右翼作战军、辖15个师和税警总团等部队的中央作战军、辖23个师等部队的左翼作战军、辖5个师等部队的江防总司令部，基本上是正面坚守，依托一道又一道防线逐次与敌拼消耗。此时的中国军队虽然在防线被屡屡突破中退而不乱，但大本营已没有可以立即调至上海的增援部队了。
10月26日，大场镇被日军攻占后，中央作战军的侧背收到严重威胁。统帅部主管作战的高级将领和前线高级指挥官如顾祝同、陈诚等纷纷建议迅速将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退至“吴福线”(吴县至福山)及“锡澄线”(无锡至江阴锡澄)两条国防工事线上进行整补。该建议最初已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并已开始实施，但蒋介石很快变卦了。于是，中国军队在已处于强弩之末的情况下，继续固守原地。
几乎与此同时，日军参谋部决定抽调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等部组成第十集团军，增援上海。该部一登陆，淞沪会战便转入第三阶段。
在僵持作战两个月后，日本军人打聪明了，明白仅靠武士道精神一味地正面硬攻不易实现战役企图，新增援的第十集团军遂改变战术，避开战场攻防正面，于11月5日在金山卫突然强行登陆，突破中国军队次要防御方向的防御阵地，从侧后对上海几十万中国守军形成合围态势，一举扭转了战场僵局。
面对上海几十万中国军队退路有可能会被金山卫登陆日军截断的危险，蒋介石再次拒绝接受陈诚等将领的建议，不准撤退，指示一定要“再支持三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委员长下令后撤，“蒋先生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日，实在疲惫不堪，白崇禧再度献言撤退，蒋仍不允。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我军阵容已乱，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员长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溃了。
结果，不但守军丧失了转移阵地的有利时机，而且阵脚开始混乱。11月8日夜，第三战区指挥部下达全线撤退命令后，“前线数十万军队，顿时如排山倒海似得退了下来。在一条铁道线上和一条公路上到处都是溃退的士兵，加之敌机轰炸、人马践踏，秩序更乱。”
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9个师团和2个旅团3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75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中国军队死守一城一地的结果，不但守不住上海，打不败敌人，还给之后保卫首都南京的作战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对于淞沪会战的这种打法，国民党自己的将领都看不下去。
时任第十八军军长的罗卓英在《作战·训练余话》中坦陈：罗店“这地方一坦平阳，没有山岭，也没有特殊的设备可资利用。连个像样的战壕也来不及修筑，勉强建立了一点简单的工事，可以说是象征性的。在日寇重炮和坦克车的疯狂攻势下，只有拿我们的血肉和他们去拼了”。
时任第四军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后来总结道：“当第一期抗战开始，我们所采取的战略是消耗战和持久战。本来照这战略去和敌人作战，必然是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的，但第一期抗战的结果，我们不用讳言，事实上是失败了……就防御战来谈罢……以为防御便不计利害的死守，这实为一个大大的错误。有了这一错误，于是便处处设营，处处防守，犯了兵家所忌的长蛇阵势，也不自知。例如淞沪之役，我们战线由闸北到江湾以迄浏河，迤逦数十里，配置二三十个师在阵地死守，一个师被打完了，跟着又补上第二个师;第二个师被打完了，又补上第三个师。这样，在士气方面虽然可以博得人们的喝彩，得到英雄的威名，然就作战上利害而言之，尤其在我国军事装备劣势条件之下，那是不行的。因为大凡作战，其阵地的布置，必须有重点。当时这样的摆长蛇阵，没有重点，故虽处处防守，而处处力量都感觉薄弱。结果一处被敌人击破，全线就同归于崩溃了。”
时任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甚至在回忆录中不无挖苦地说：“国军的兵力虽为日军的三倍，但从未能以多打少，攒击日军或形成包围，而是使用如小说上说的‘车轮战法’;又好像《封神演义》里众神仙攻打三宵娘娘的黄河阵，神仙们是个别进阵去的，不是集体进入的。各神仙个别的在黄河阵里吃着混元金斗的亏。或先或后，削去了顶上的三花……在上海战场实行的办法，就是当前线某一阵地的部队消耗到不能支持了，然后将调到战场不久的新部队替换上去。”
就连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于1938年11月26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中承认：“一线式阵地之不能改正，乃我们官长指挥能力缺乏，而为我军自抗战以来战术上失败最大的一个耻辱。”
对于国民党军队类似淞沪会战的这种打法，朱德同志将其定义为“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并批评道：“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就使得国民党手中的几百万兵，在十五个月之内，遭受到很大的牺牲;这种笨拙的战略，就使得前线将士英勇的奋斗不能获得应有的战果。”
此处，应特别注意：本来，中共领袖早已将国民党当局“笨拙的战略”与广大“前线将士英勇的奋斗”区分开来，可是，近年来大陆的一些文学作品和文艺作品却有意无意地将二者混为一谈，以至于用国民党军队“前线将士英勇的奋斗”来掩盖国民党当局“笨拙的战略”。
史实二：“片面的抗战路线”
国民党当局实行“笨拙”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根源于其“片面的抗战路线”。
这个“片面抗战路线”最突出的表现，是片面依赖外援。
1934年7月13日，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说中，对其依赖外援的“片面抗战路线”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抵抗敌人的条件，有没有完备呢?我们自己可以很简单很沉痛的答复一句话：一点也没有。……照军事的观点看来，我们现在真是没有立国的资格，不配称为现代国家，当然抵抗不了日本，当然要给敌人来压迫、欺侮。但是，大家要知道，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中日问题，而是整个东亚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太平洋的问题。日本人所争的整个太平洋的霸权，这就不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世界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殖民地的缘故，所以日本要求独吞中国，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现在日本人虽然具备了一切军事的条件，可以侵略中国，并且可以和任何一个强国开仗，但决没有力量可以战胜列强，可以压倒世界一切，来实现他侵略的野心。
……日本的军事准备，不是对我们中国，……他军事上的真正目标，不是在我们中国。……他早已认定，非要把与太平洋有关系的几个强有力的国家统统征服之後，才能达到独吞中国，独霸东亚的目的。所以他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并吞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可这到他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的国策。
……我们中国军人，要明白了这个国际大势，明白了现在东亚的情形，就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我们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
与毛泽东主张“外援是不可少”但“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所基于的对英美帝国主义本性的明晰判断不同，蒋介石对国际列强关系的这个判断，是极端片面的。他只看到了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看不到“英国的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这一阴谋实质，看不到“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中立的名义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这一损人利己的战略图谋。这就决定了蒋介石必然要将中国抗日战争的命运寄托在西方列强的干涉上。
正是基于依赖西方列强干涉的幻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曾指示东北军将领：对沈阳紧张局势，“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9月1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致日内瓦施(肇基)代表电称：“现已完全证实，我方毫无挑衅举动，日军公然向我攻击，……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要求全国人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正是基于依赖西方列强干涉的幻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寄希望于列强的干涉的立场，并在事变的第三天向前方将领强调：“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
也正是基于依赖西方列强干涉的幻想，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国民党当局的作战部署就寄希望于九国公约会议“对日本采取一种如年前国际联盟对意侵阿比西尼亚一样的惩罚行动”，并且自始至终体现在作战方针中。
正是基于这种立足于依赖外援的作战方针，蒋介石在淞沪会战第二阶段末期，拒绝接受多位高级将领关于让已处于强弩之末的一线作战部队后撤到“吴福线”及“锡澄线”的调整作战部署建议，并于11月1日晚在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中召集淞沪会战部队的师长以上将领开会强调：“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努力，在上海战场再坚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质受到很大的影响”。
正是基于这种立足于依赖外援的作战方针，日军于11月5日拂晓在金山卫成功登陆并一举突破中国军队次要防御方向的防御阵地，威胁上海几十万中国军队的退路后，蒋介石仍固执地强令一线部队再坚守3天。其理由还是：现在准备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只要我军在上海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将会主持正义，制裁日本，结束战争。
结果，至11月12日败师失地战役结束，也没盼来九国公约国家“主持”出什么“正义”来。11月24日，根据国联第十八届常会通过的《建议书》召开的“调解”中日冲突的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毫无作为，“九国公约”成一纸空文，致使蒋介石依赖西方列强遏止日本侵略的幻想化为泡影。
对于当年蒋介石向前线下达向“吴福线”转移命令后，因幻想“九国公约国家将会主持正义，制裁日本，结束战争”，又幡然变计，致使贻误部队撤退战机之事，陈诚总结淞沪会战失利的原因时，曾委婉地批评道：“这次战略受政治的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
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一旦其依赖的“外援”化为泡影，就有可能滑向“投降主义路线”。
据史料记载，日方于淞沪会战结束前夕的11月5日，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和孔祥熙当面提出了诱降的7项和谈条件。在此背景下，当日军逼近南京，12月2日，蒋介石会见陶德曼，除表示愿意以日方提出的条件为基础与日方谈判，衷心感谢德国“调停”外，还忧心忡忡地要求陶德曼和日方严守相关秘密，并说：“假如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日本政府于12月21日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更为强硬的和谈条件。由于中日秘密谋和的消息被中外媒体披露，国民党政府受内外压力，没敢接受这些更加丧权辱国的和谈先决条件，致使日方于1938年1月16日宣布中止谈判。
在历史上，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围绕“外援”问题曾有过多次摇摆。在对日妥协谈判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又恋恋不舍地做起了依赖西方列强干预“梦”。
史料记载，1938年4月徐州会战第二阶段，国民党第六十军奉命开赴台儿庄前线。部队开拔后，第六十军军长卢汉专赴南京，请示作战任务和补给问题。蒋介石在接见中告诉卢汉：“英、美、法几个大国决不会让日本独占中国，我们只要打一下，国际联盟就要出来干涉，你们不必多虑。六十军的补充问题不大，你可同敬之(何应钦字)商量一下。”第二天卢汉去找何应钦联系补给时，何应钦也说：“战事不会打好久，现在国际联盟正在开会，日本不会再增兵，你们用不着多打算，六十军有一个营的补充编制足够了。”
国民党当局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除了片面依赖外援，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国际联盟干预”上之外，还有一个片面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的问题。就是说，“从参战的成分”上看，国民党的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民党抗战所依赖的军队完全不能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
抗战初期历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曾对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坦言：我们的军队和你们的军队不一同。我们的军队必须有领导地行动，一层抓一层，要是没有上级督战，一分开一冲散就集结不起来，所以，只能在正面打仗，打阵地战，不能像你们那样在敌后分散活动。
国民党军队何以如此?当年在胡宗南部队任上尉连长的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先生，有过基于亲身感受的历史回顾：
民国三十一年，我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胡宗南将军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欢睡在上铺，因为臭虫都在下铺，不过他们分配下铺给我，我也就坐在下铺。火车还没开时，进来了一位少将，我就站起来向他敬礼，我敬完礼还没坐下，他就说：“上去。”我心里想：“我买在下铺，你叫我上去，我还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就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这么一挂，就露出我的配枪来——一把银色的白朗宁，是我去部队临走时父亲送给我的。那位少将一看到我这把手枪便问我：“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我说：“我老人家送给我的。”他又问：“他也是军人吗?”我说：“是。”他说：“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说：“行。”便把手枪拿出来，退下子弹后交给他。他看了以后很喜欢，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他，并且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一个弹夹。”他说：“好了。”意思好像是你还罗嗦什么，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枪放在我的枪套里面。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将军派熊副官来接我，这位少将也认识熊副官，见了他便恭敬地问：“你来接谁?”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说来好笑，这位少将跟我换抢时也没问我的名字。他又问：“在哪一车?”熊副宫说：“就在你后面。”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我就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他把枪还给我，我也把枪还给他，并且请他不要介意。我跟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没关系。”他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另外一次是我从西安回到潼关时发生的。白天火车很挤，虽然是对号快车，但是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人带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头。火车开车后，我看到一个上校自彼处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第二次经过我的座位旁边时，我就站起来问他：“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他说：“找位子啊。”我就说：“请坐吧!”他看了一看我，“啪”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很生气地问我：“刚才我过来时你着见了没有?”我说：“我看见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到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没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罗嗦什么!”意思是你还不让位。其实我已经站在旁边，我说：“你请坐。”说完就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
后来列车长来查票，车厢里有认识我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列车长就问：“那蒋纬国呢?”那个人说：“他现在坐在厕所里，他的位子给了那个上校。”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没有票，列车长一方面要他补票(那时候能叫军人补票已经算是进步了)，同时告诉他刚才那个上尉是蒋纬国。他听了以后，等补完票就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且再三地道歉。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
蒋纬国先生在回顾这一系列亲身经历的事情后，实话实说了国民党军队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人际关系和阶级秩序，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所依赖的军队将领的人格状态，以及由此造就的训练结果：
常常有些长官动不动就骂官兵，……在部下的面前，中国的长官都是神仙、上帝;在长官的面前，中国的部下都是白痴、笨蛋。
……过去部队里面的基本态度很不对，长官骂干部时，不准干部问理由，其实他自己也说不出理由，也因此造成一批干部不知要做什么，因为不知目的何在，如此自然会盲目去做，所以训练出来的军官“忠勇有余，智谋不足”，冤死的人不计其数。
如今的中国，有那么一些人在喋喋不休地诉说国民党军队抗战阵亡了多少将军，但很少有人解析这些阵亡将军中，有几人不能归类于蒋纬国先生讲的“不计其数”的“冤死”?有几人不能归因于国民党当局“笨拙的战略”?
也正是基于亲身经历，坦诚的蒋纬国先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破解“崔永元命题”的“蒋氏答案”：
从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
史实三：不计其数冤死的士兵曾被当作“畜牲”
蒋纬国先生所说国民党军队“冤死的人不计其数”，除了归因于长官指挥作战“忠勇有余，智谋不足”外，还有着另外一笔血淋淋的历史账——受长官虐待“冤死”的，更“不计其数”。
而翻开这笔历史账，也就能彻底揭示国民党当局为什么要实行片面依赖“外援”、片面依赖“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以及“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战”。
据当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抗战八年全国实征壮丁1405万人。
这1405万抗战壮丁的悲惨下场，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予以考证。此处，仅仅简述国民党官员和美国人记载的若干历史结论：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赴美留学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抗战期间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曾视察役政工作，有一段目睹抗战壮丁受残酷虐待而刻骨铭心的记忆。为此，他专门给最高统帅蒋介石写过一份报告，陈述“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被政府抓来的抗战壮丁，有四分之一逃亡，有四分之一被虐待致死，有四分之一因受虐待致病残而不能入伍，真正能补充到部队的的兵员不足四分之一。当蒋梦麟以此询之某“统兵大员”(很可能是陈诚，因为据蒋梦麟回忆，该报告陈诚看过，并曾主动提出为蒋梦麟代呈蒋介石)时，这位“统兵大员”说：真正能补充到部队的的兵员“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也记载了国民党军队虐待士兵的种种劣迹。其中记述道，“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还记述了抗战时期盟军中国战区第二任参谋长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在1944年10月后，把国民党的军官们描述为‘无能，愚蠢，缺乏训练，偏狭……全然不称职’”。
抗战时期担任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的白修德和该杂志政治记者的贾安娜曾著书抨击：“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该书的译者是曾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籍新闻记者端纳。
抗战期间美国新闻处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格兰姆·贝克后来也著书斥责：“因受困和国民党的腐化而被浪费了的生命，有的因受命反对自己的同胞，或出于谋略，削弱非中央嫡系军队的长官而战死。有的以同一原由在可怕的长途行军中拖死。还有的，则由于国民党政府故意不把应属他们的食物、药品交给他们而致死。……据信，被日本人杀害了的有三百万人之多。而那种浪费了生命的人却约计千万之上。”
何以出现上述情况?
当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曾愤慨谴责：“整个国民党的军事系统终于暴露了它亏待士兵的可怕后果。……抗日战争期间，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经十分猖獗。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
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在1944年的日记中坦言：“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
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甚至痛斥：“中国军官们对待士兵好像对待畜牲。”
至于国民党军官是怎样把士兵当作“畜牲”残酷对待，我在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再版)中有着如下史实的记述：
……田文富所在国民党第一一○军辎重团，有一天，抓住一名逃兵，绑在大树上，用青冈棒活活打死后，还要继续绑在大树上“示众”多日。
1944年冬的一天，云南昆宜师管区基干团二营五连正赶上“何疯子”值班。全连新兵被带到连部门前，“何疯子”派人将两名逃兵从临时牢房中拖出来，亲自用绳子反绑两名逃兵的双手，然后，将逃兵吊在半空。接着，又叫人搬来八块砖头，用细麻绳每两块捆一坨，拴在每个逃兵的每一只脚拇趾头上。
这一次，“何疯子”亲自执棒，一直打到逃兵屙出一裤子屎尿臭气熏天的时候，才罢手。昏迷不醒的逃兵被拖下去埋了。不埋也活不成，遍体鳞伤不说，骨头也断了几根，加上内伤，根本活不了几天。
与“何疯子”“杀鸡给猴看”相比，还有更残忍的残杀逃兵方式。
抗战末期，原国民党第一八四师某团驻防云南屏边时，一次，抓到三名逃兵。那天早操，全团官兵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前台上是杀气腾腾的值星官，两侧由荷枪实弹的团部特务排警卫。新兵站在前排，老兵和军官站在后面。显然，这种刻意的安排是要给所有不知军营深浅的新兵们一个下马威。
值星官整队完毕，团长亮开了洪钟般的大嗓门：“把三个怕死鬼拉上来!”话音刚落，三名早已魂不附体的逃兵被拖上前台。
团长朝他们鄙视地扫了一眼，随即下令：“让他们日土!”
几个大汉一拥而上，有人按手，有人按脚，每个逃兵身体两侧各站一人，抡起军棍“噼啪噼啪”轮打。也不知打了多少军棍，团长喊了一声“停”，叫人抬走了其中两人。台下的士兵都以为留下来的一人要被枪毙示众，没想到团长竟然命令逃兵所在新兵连一百多名新兵，每人都要端起步枪去捅逃兵一刺刀!
瞬间，新兵们一个个呆若木鸡全都愣了：昨天还是朝夕相处的患难兄弟!
一时间，新兵们的腿又全抖了起来。谁忍心下手?不忍心也得下手。
第一名新兵上去，照逃兵的非要害部位捅了一刺刀，逃兵惨叫一声。第二名新兵还是捅在逃兵的非要害部位上。一百多名新兵，以他们违心不忍的方法，为逃兵选择了最难以忍受的死亡过程。
按照团长吩咐，死去的逃兵被脸朝下埋掉了，怕死鬼是不能再见天日的。
这还不算最残忍的。
也是抗战末期，国民党暂编二十一师第二团二营机炮连士兵罗珠成在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驻地，亲眼目睹了一场更令人发指的惨剧。
那天，该营抓住一名逃兵。这一次没打，但比打还残酷，是活剐!逃兵被扒光衣服绑在柱子上，柱子前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把匕首、一只铁盆、一块铁板，铁板上有比铜钱稍大的圆洞。全营集合后，军官宣布：由逃兵所在连每人用匕首从逃兵身体上旋下一块肉，标准就是铁板上的圆洞那么大。
头一刀由军官示范。随后，一百多名士兵一人一刀，谁也别想躲脱。
到最后，逃兵身上的肉几乎被割光，白骨外露，肠子也掉了出来，殷红的鲜血淌了一地。逃兵被折磨到这个地步还没死，一双痛苦的眼珠还在动。
据九台政治整训统计资料，旧军队残杀逃兵的方法达一百多种，有枪毙、刀杀、火烤、开膛、破肚、扒皮、抽筋、勒死、活埋等等，其中尤以由交警部队和地方保安武装改编的暂编五十二师最为残酷。该师第三团某军官抓住逃兵后，先挖一个深坑，里面铺满生石灰，将绑住手脚的逃兵推入坑内，再去浇水，让士兵活活烫死。该团某连长把逃兵绑在柱子上，用刀破腹后，扯出肠子，叫人往外拉，连长则用小刀从逃兵的前额上开始往下剥脸皮，一直把脸皮拉到嘴角，死都不给人一个痛快。该团还有一位军官将逃兵吊在半空中，下面用火烤，烤得士兵浑身流油，一直烤到人油滴尽，通体焦黑死去时为止。用火烤逃兵时，有一种特别的吊人方法，就是把绳子栓在逃兵身体一侧的手拇指和脚拇趾上，再吊起来。不知哪个“有文化”的“烂学究”，给这种吊人方法取名叫“凤凰单展翅”。
这还不算最残忍的。
据记载，个别军官甚至将逃兵身上的肉割下来切碎煮熟，而后强迫士兵分食，军官则吃人脑。笔者在云南石林采访的起义士兵刘益，抗战期间在云南屏边驻防时，就被强迫喝过“人肉汤”。他说，那一次军官强调：“喝了人肉汤，就不会开小差了。”不喝就挨打，打了以后还得喝。
这还不算最残忍的。
史料记载，在华北傅作义系统的某部队，有一位逃兵被抓回后，杀了37刀。逃兵的肝肺被挖出来后，还要强迫死者的父亲去吃!
说到这里，也就不难理解卫立煌将军当年的担忧了。如此残酷虐待士兵的旧军队，打起仗来，哪个军官敢像八路军、新四军那样，把士兵“撒出去”?哪个长官作战不依赖血腥的“督战队”?
所以，卫立煌在感叹“八路的打法好是好，咱们学不了”之后，接下来的话一语破的：“别说(像八路军那样)让总司令和大家同甘共苦，就是让一个连长和士兵一样，恐怕他也不会干!”。
也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史实，1945年4月，朱德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论解放区战场》报告中，严厉谴责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征兵人员贪污枉法，草菅人命;壮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绑、冻饿、囚禁、鞭挞，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为匪，抓来之后能够送到部队去的壮丁只有百分之二十”之后，就如何评价国民党抗战，作出了经典的历史结论：
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综上所述，蒋介石之所以采取消极、片面的抗战路线，完全基于政治上的短视。从一般军事常识上看，在抗日战争中，我正规兵团要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采取流动性很大的运动战，或我军分散深入敌后开展猛烈的游击战，必须在战区内解决给养、兵员的就地补充，解决制造、捕捉战机时的隐蔽性和突然性问题。在敌人眼皮底下，不发动民众，军队能源源不断得到供给和补充吗?能有效地封锁消息、掩护军队出其不意的行动吗?要发动民众，农民备受盘剥、士兵挨打受骂、官僚腐败、专制独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得解决。但革新政治，将动摇现存的社会制度，蒋介石能干吗?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也曾颁布过“二五减租”法令，但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掌权的党政军警宪官员多与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而基本没实行过。对此，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曾有过揭示本质的披露。蒋介石也曾向敌后派遣了近百万大军，由于他们不依靠和发动群众，由于他们坚持反共方针，结果经不起敌寇“扫荡”，1941年崩溃于中条山，1942年败溃于浙赣，1943年覆没于山东，到1944年，除零星武装外，敌后国民党军基本瓦解。在此期间，国民党投敌部队近50万人，投敌将官58人、中央委员20人。事实证明，任何脱离人民的军队都无法汲取真正的力量源泉。
国民党当局不愿意也不能够在人民群众中汲取战胜日寇的力量源泉。共产党军队深入国民党军队丧失的国土，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国民党当局不但不支持，反而要封锁陕甘宁边区，多到处制造反共“摩擦”，发动三次反共高潮。这就是整个中国抗战难以“构成人民战争汪洋大海”最直接的原因。
蒋介石政府不信任也不愿意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防民如防川”，强敌面前，自然找不到“构成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力量源泉，自然而然地要幻想凶残的日寇会放下屠刀，自然而然地要期待靠殖民主义起家的西方列强“居中调停”，由此，又怎能不实行处处设防、节节抵抗、阵地硬拼“笨拙”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
破解“崔永元命题”的现实意义
说到这里，有必要指出，在中国人民的解放史上，国民党军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一支旧军队从“压迫人民”变为全心全意地服务于人民，从“奴役士兵”变成士兵群众当家作主，进而被彻底改造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时，也就有了无坚不摧的战斗力。
笔者采访230名历史亲历者的基础上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就记载了这样一支部队。
1948年10月17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在长春反蒋起义。经过轰轰烈烈的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的控诉运动为核心的政治整训，该部被成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随后参加了解放战争，1950年9月又奉命北上，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于10月下旬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就是这支曾被不少人低估了战斗力的起义部队，面对曾打败日寇的美军劲旅等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以劣势武器装备打出了骄人的战绩：
在第三次战役中，该军第一四九师两个步兵营于1951年1月3日晚，一举歼灭英军第二十九旅皇家来复枪第五十七团一部和第八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即“皇家重坦克营”)全部，炸毁敌坦克和装甲车27辆、汽车3辆，缴获坦克4辆、装甲车3辆、汽车18辆、榴弹炮2门，毙、伤敌200余人，俘少校营长柯尼斯以下官兵227人。这一仗，步兵打坦克全靠爆破筒和炸药包，爆破筒和炸药包用光了，就用手榴弹。那一夜，“揭盖盖”的吼声在谷地此起彼伏，战斗意志可见一斑。随后，该军第一四八师四四二团一营于1月4日凌晨，经一小时激战，毙伤敌50余人，俘虏美军1人、南朝鲜军2人，缴获火箭筒1具、自动步枪14支，击毁通讯车1辆，率先攻占了南朝鲜首都汉城。
在第四次战役中，按照彭德怀司令员“西顶东放”的部署，该军为掩护我军主力在东线先诱敌深入而后集中主力实施反击，于汉江南北两岸顽强坚守五十昼夜，打出了国威、军威。
在第一次入朝作战期间，志愿军第五十军所辖3个师9个团中，有1个师4个团受到志愿军总部的通报表彰，第四四七团经志愿军总部批准被授予“白云山团”称号。在众多的参战志愿军部队里，享有如此殊荣的团一级单位，唯此一家。
更能展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力量的是，“白云山团”坚守白云山主峰的第五连，两年多前，曾是长春起义部队惟一发生叛变的连队。当这支部队的起义将领陇耀之子陇涤湘先生闻知此事后，脱口就是一句：“共产党就这点，太神奇了，真的!”
第五十军在汉江南北两岸五十昼夜阻击战，也感动了志愿军统帅和党的领袖。
高度评价第五十军战绩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告诉曾泽生军长：“有我彭德怀在，五十军不但不会编散，而且优先换新装备!”
曾任志愿军第一四九师后勤部副部长的尹俊山记得，第五十军参谋长舒行回国参加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一次又一次反复表扬第五十军，使得舒行都不好意思了：在座的还有那么多的老部队，不能老表扬我们啊!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当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也曾说到第五十军：没想到一支起义部队抗美援朝打得这么好!
1964年，当叶剑英元帅准备前往第五十军视察“大比武”时，朱德委员长特意叮嘱：“五十军是起义部队的一面旗帜，一定要把这支部队建设好!”
说到这支起义部队于新旧社会、新旧军队中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想起了一位与崔永元一样了不起的人——樊建川。
樊建川1957年生于四川宜宾，当过知青、扛过枪，34岁当上了副市长。下海经营房地产成为“亿万富翁”后，没有堕入纸醉金迷，也不愿把财产留给后代，而是倾其积蓄建成了有四大系列24座分馆的难以盈利的建川博物馆。
在建川博物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共军”和“国军”之分的抗战系列分馆，其中“共军”的是“中流砥柱馆”，“国军”的有“正面战场馆”和“川军馆”等。此外，还有纪念国共双方抗战将领的“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无可否认，樊建川是想做个好人——都是炎黄子孙，都曾浴血抗战，“两岸一家亲”，“共军”和“国军”抗战将士，咱一视同仁。
樊建川确确实实是个大好人。
然而，樊建川并不公平，仅就“中国壮士群雕广场”上的200多名抗战壮士塑像来说，何以少有士兵?
没有国民党士兵还似乎还说得过去。因为在国民党军队，最高荣誉是获得“国光勋章”，其次是获得“青天白日勋章”，据统计，抗战期间有2人获得“国光勋章”，有170人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在这172获勋者中，将官及省部级以上高官143人，占比83.1%，校官22人，尉官3人，军士2人，士兵为0。这说明，国民党军队从来没把士兵当成“壮士”，荣誉自然轮不到他们得。
相比之下，忽略八路军、新四军基层指战员就说不过去了。在共产党军队，最高荣誉是获得英模称号。据统计，抗战期间共有150名指战员获得英模称号，其中连以下指战员146人，占97.3%，剩下4人仅仅是营、团领导。除此之外，还有30名民兵和3名普通群众获得英模称号。与国民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宣传的抗战英雄多为连队里的普通士兵和基层干部，以及在社会底层坚持抗战的贫苦农民和工人。在部队基层，有刘老庄连、马定夫连等步兵连队，有津浦线上的“铁道游击队”、白洋淀里的“雁翎队”等游击队，有“爆破大王”马立训、“狼牙山五壮士”等普通战士，有港九大队短枪队神枪手刘黑仔、电影《平原游击队》主人公李向阳的原型包森等基层指挥员，还有掩护群众突围马石山的王殿元十烈士、东北抗联妇女团“八女投江”等英雄群体，以及“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等。在敌后战场的广大乡村，有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的“少年抗日英雄”王二小，有河北省平山县下盘松村“子弟兵母亲”戎冠秀，有山东海阳县赵疃乡文山后村的“地雷大王”于化虎，有河北曲阳县尖地角村的“太行勇士”李殿冰，还有河北省清苑县冉庄地道战的创造者和组织者张森林。在敌占区的城镇工矿，有唐山开滦煤矿矿工特务大队大队长节振国等。上点年纪的人都会有印象，在新中国前30年，这些平民抗战英雄名声远播，大大超过许多职位显赫的抗战将领。
关于中共军队抗战英雄的草根性意义，我在《我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史为什么聚焦基层士兵》和《国共两军抗战英雄之比较》之一、之二、之三等文章中，有关专门的阐述。本文专述片面讴歌国民党抗战将领的反草根性及历史缘由。
当下的中国，讴歌国民党抗战“壮士”的文学艺术作品层出不穷，显然，这是对这些年来片面歌颂“共军”将领的必然逆反。对此，我不反对，因为我也在宣传为赴国难赴汤蹈火流血牺牲的“国军”将士，但前提有两个，第一，不能由此掩盖国民党军队内部基于军权私有的阶级压迫和贪污腐败，因为这是旧中国被列强分裂侵略、旧军队丧师失地兵败如潮、旧军人难免倾轧饮恨疆场最根本的内在原因;第二，那些备受长官盘剥、欺压却又含垢忍辱并以冻馁之身为抗击日寇侵略流血牺牲的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才是最值得秉笔直书颂扬、纪念的英雄。
也正因如此，我在参观建川博物馆的“正面战场馆”后，在留言薄上留下了疑问：“谁来祭奠上千万抗战壮丁?”
已于2010年7月7日在台湾展出、还将于2015年7月7日在大陆展出的由重庆民间学者王康联合50余人历时五年半绘制而成总长度900多公尺、高约2.5公尺的“中国抗战史诗国画”《浩气长流》，也有相同的“草根缺位”问题。
公正地说，樊建川的抗战博物馆和王康的《浩气长流》画卷在纪念抗战英雄上的“草根缺位”问题，《我的抗战》导出了“崔永元命题”，从根本上讲，主要责任不在“散尽家财”的樊建川、王康们，也不在千辛万苦寻访历史见证人的《我的抗战》记者和编导们，思想界唯物史观理论指导的缺乏，文艺批评界草根立场的缺位，有关主管部门民本主义选题的缺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当“主流媒体忽略、淡化、遮蔽以至于掩盖了能揭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的基本史实”，致使众多国人面对“崔永元命题”“寻不着答案”时，破解“崔永元命题”也就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
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一旦被否定，势必影响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正常走向，势必解构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根基和道义根基，并有可能使中华民族再次付出沥血淌泪的历史代价。
还因为，在当代中国，一方面，被新自由主义者奉若神明的资本的本性依然是攫取剩余价值，不良资本所有人和资本不良所有人又常常通过依仗权贵榨取草根小民的泪血，来实现资本的积累与增值。这期间，英雄史观的泛滥成灾不仅压缩了草根大众的话语空间，也为精英集团压迫草根民众开辟了意识形态上的通道。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旗帜过去曾经今后也能够聚集亿万底层民众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而不同阶层的利益之争一旦白热化、规模化，毛泽东生前担忧的“血雨醒风”，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就是本文破解“崔永元命题”的目的——即是借以巩固无数先驱者用泪血浇注的共和国大厦，更是为了不能让我们的后代重蹈浸透了前辈腥血酸泪的覆辙!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获取口述历史涉及的思想方法和社会心理学问题。比如，笔者就偶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一位耄耋老者在谈到当年参与修筑滇缅公路管理工作时，感叹道：“参加修筑滇缅公路的老百姓好啊!他们自带粮食来修公路，吃了那么多的苦，没有怨言，觉悟高啊!”
因为老者说到民工“自带粮食来修公路”，于是，我接过话茬问道：“修路民工有没有工钱?”
老者毫不犹豫地回答：“有。”
我追问：“工钱都哪去了?”
老者愣了一下，陈述历史的基调变了：“诶!都让地方政府层层贪污了。”说完，接上一句悲叹：“这些修路的民工，遭罪啊!”
这段采访偶遇，蕴含的学理信息很多，与本文主题相关的，至少有两点可以为破解“崔永元命题”开辟认识上的通道：
其一，不同的立足点，会有不同的视觉角度。同是回顾修筑滇缅公路这一件事情，管理者的视角感受和民工的视角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在《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中，曾如是反省过：“从常理上看，情感生成于交际圈子，视野受制于生存环境，存在决定意识，我也不例外。我对旧军队改造史认识上的变化，得益于我对不同阶层起义人员的全面采访。最初，我接触的多是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情况，考虑问题自然站在‘落难’军官的角度上，而一旦把采访面从‘有头有脸’的将佐圈按旧军队各阶层的大体比例扩展开来，进而采访到广大士兵群众的泪血大控诉时，审视历史的立场就不能不发生位移。”
其二，不同的历史视野，可以探寻到不同的历史广度和历史深度。比如，在“试图拼接着一幅完整的战争全景图”时：
——如果只“痛斥侵略者的罪恶”，看不到国民党当局“笨拙”的“片面”的“单纯防御的战略”，恐怕很难解释中国抗日战争何以不能在全国“构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因为战争不仅仅要“斗勇”，更要“斗智”，光靠“痛斥侵略者的罪恶”激发出来的勇敢精神是打不败敌人的;
——如果只盯着“中国壮士群雕广场”和《浩气长流》画卷上的几百名将领，看不到连蒋纬国都看清楚了的国民党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看不到“不计其数”的“冤死”官兵，看不到蒋经国所说的“到处都有”的“老百姓被当兵的欺，当兵的又被当官的欺”，恐怕很难确定该如何“劝一劝国人的自省”，因为战争成败和政权得失决定于民心、军心，光靠将领是打不败敌人的;
——如果只搜集战场上的“回忆残片”，看不到国民党统治区连“二五减租”都推行不下去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制度，看不到上千万抗战壮丁受残酷虐待、几百万抗战壮丁被虐待致死所体现的军事制度，看不到这些现存制度对战争的影响，恐怕只能记录历史表象的真实，而不能揭示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自然也解释不了“中国人为什么总挨打”这一重大的“崔永元命题”，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中日战争不仅仅是国际政治的继续，也是国内政治的继续，光靠军队作战是打不败敌人的。
而一旦将审视历史的视野拓展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劳苦大众，苦难中国沥血淌泪百年屈辱史的自身原因，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民众抛头颅洒热血建立新中国的必然趋势，也就毋庸置疑地昭然于天下了。
说到这里，我有一个猜测：面对《我的抗战》节目制作团队的辛劳成果，崔永元很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用坦荡、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期待有说服力的答案。因为，崔永元提出“命题”本身就在质疑当下不少讴歌国民党抗战之作品的一个逻辑不周延的通病，自然，还暗示了由此引申出叩问中国革命必要性的尖锐疑问：既然国民党军队能浴血抗战“救国救民”，为什么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要夺走“江山社稷”，建立新中国?
也正因如此，有平民立场、有草根情结、有民众口碑的崔永元在《我的抗战Ⅱ》中才掷地有声地强烈呼吁：
我们会用足够的篇幅去痛斥侵略者的罪恶，也应该不吝笔墨劝一劝国人的自省。的确，战争真的会卷土重来，而历史也真的是一面镜子。
(本文原载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2013年第13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