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研制的曲折历程
“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既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高峰的空前壮举。
在“两弹一星”工程实施过程中，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过程尤为曲折。它启动于1958年“大跃进”，1959年因国家经济困难原因“下马”；1965年再启动，但不久“文革”运动不期而至。“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潘厚任教授1990年12月撰文回忆：尽管在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关键时刻遭遇“文革”，“但还是按照1965年论证会上确定的发射时间，及‘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的主要目标上天了。没有类似上面所举的千千万万的动人事例，没有全国各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同，以及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过问，那是不可能的。更可贵的是，‘东方红一号’卫星上的全部元器件、设备和材料，以及许多理论和技术难关的攻克，都是我国自己的产品和成果。这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凝结成的一颗值得自豪的‘明星’，它永远照耀和鼓舞我们前进。”
50多年以后，2022年5月，网上一段“世纪同框”的视频让网友集体破防：视频中，“东方红一号”卫星与中国空间站擦身而过，发射相差了近半个世纪的两个人造天体在夜空中“遥遥相望”。而同时期美国、苏联和日本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都已经因为轨道、动力等各种原因早已坠毁。只有中国这颗“明星”还在照耀和鼓舞中国人民继续前进。
1958：“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
1957年10月4日，太空中突然出现了一种神秘的电子信号，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惊恐。这是从苏联向太空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上发出的。当时美国一直认为自己在导弹和航天领域上居于领导地位。美国曾经在“斯普特尼克一号”发射前尝试过两次发射人造卫星，但均告失败。直到1958年1月31日，美国才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
毛泽东认为：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于是在1958年5月17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
◆1958年5 月16 日，《 人民日报 》全文刊登苏联塔斯社《关于苏联发射第三个人造地球卫星的公报》。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于是5月17日提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
两院院士、“七一勋章”获得者陆元九1990年12月撰文回忆：“1958年6月，中国科学院召开大跃进动员大会，钱学森首先发言，主张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紧接着我表示，中国科学院应该开展人造地球卫星控制方面的研究，不但要把卫星放上去，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之后，钱学森、赵九章等和我先后著文或向领导呼吁，为发展我国人造地球卫星摇旗呐喊。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把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列为1958年头项任务，并采取了相应的组织措施，由此进入科学院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581时期。”
担任“581”任务的科技人员紧张工作2个多月，夜以继日，奋力拼搏，通过与院内外军、民31个单位的大力协作，在10月中科院跃进成果展览会保密馆展出了卫星和火箭的设计图和模型，包括载有科学探测仪器和小狗的两个探空火箭头部模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前往参观，给了科技人员莫大的鼓舞。
1958年10月，中科院组织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参加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并作了发言的杨嘉墀（后获“两弹一星”勋章）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在苏期间，参观了一些科研单位，看到一些高空探测仪器及科技展览馆展出的卫星模型。但由于苏方保密，未能参观到他们的卫星研制部门及有关的地面试验设备。
回国后，代表团在总结中采纳了杨嘉墀等成员的意见，认为：短时期内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我国尚未具备条件（“581”计划1960年发射），应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先从火箭探空搞起。这个意见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1959年初，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传达了邓小平和陈云的指示：“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
但就是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中科院的科技人员，在老一辈科学家钱学森、赵九章、郭永怀、陆元九等人的率领与指导下，艰苦创业，在几乎完全空白的基础上，从建立学科、实验设备建设、测试技术配套，到科技干部的培养等各个方面，争分夺秒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为我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下马”不停步，科研成果斐然
卫星本身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卫星本体、发射卫星和对卫星的测控三个方面，每一方面都需要多个学科和多种技术的协同工作才能完成。“两弹一星”则是更大的系统工程。其技术都是交叉的，而这种技术交叉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这种创新需多个学科甚至全国各行各业的参与。因此，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大协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下马”后，根据中科院调整后的计划，首先集中力量研制T-7型气象火箭，同时与国防部五院（导弹研究院）合作研制和平一号高空地球物理火箭。钱学森既担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又担任国防部五院的院长，一肩双挑。T-7型气象火箭于1960年2月首次发射成功。1963年在气象探测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接着又进行高空生物学和高空医学研究，1964-1966年共成功发射5次，开创我国宇宙生物学研究和生物保障工程设计的先河。
1961年初，国防部五院向中科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火箭导弹的大型综合性任务，其中包括“151工程”。“151工程”是研制火箭、导弹卫星、高速飞机不可缺少的地面试验工程。
中科院组成了以该院自动化研究所为主，院外10余人参加的、约60余人的研制队伍。另外，协作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的其他四个研究所以及一机部上海机床厂等单位。“151工程”从1961年3月到1965年9月止，历时四年半。其间，所有参加研制工作的科研人员都共同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大家并没有因为暂时困难而出现任何的松懈情绪。
负责“151工程”总体工作的杨嘉墀1999年8月撰文回忆：“‘151工程’是在没有任何国外技术资料的情况下，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用国产的元件、器材自行研制成功的。虽然当时我国的基础较差，尤其是工业基础较差，但好在我们有前面‘581’任务的经验……用我们在理论上的高水平弥补了工业基础较差的不足。”“可以说‘151工程’在当时是填补热应力试验这一国内空白，而现在仍对军工任务延续有用的一项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581”任务的启动，带动了一批特殊测试仪器的研制工作，为后来的原子弹氢弹（原子弹氢弹属于二机部业务范围）和导弹研制必不可少的测试设备的开发打下了技术基础。其中，1962～1964年间，中科院接受国防科委21号任务，研制出几款测试原子弹试验效果必不可少的仪器。1963年1月，为配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科院有关的科研人员积极参加相关课题组的方案讨论和技术攻关工作，还请来外单位的有关专家共同确定方案。在圆满完成这项任务后，接下来，他们又在此基础上研制出新的测试仪器，成功地应用于我国首枚氢弹试验和首次地下核试验。
曾经担任中科院新技术局处长的陆绶观后来回忆：“围绕气象、物理、生物等高空火箭探测的攻关目标，组织数、理、化、天、地、生、技术科学等多学科通力协作，科研、设计、工艺、制造、试验等多兵种联合作战，这在科学院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在院党组的统一领导和‘581’任务方针的指导下，经过7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出色地实现了目标。同时锻炼成长了一支既有高度理论素养，又团结协作，能自己动手创造条件，解决一个一个实际问题的坚强队伍。积累了从总体设计、组织计划、实验条件建设、分系统协调、质量分析、调度指挥等一整套科技工程攻关的宝贵经验。与此同时，在院领导和新技术局的安排下，还先期为下一步人造卫星上马开展了相应的准备和预研工作。”
在关键时期中央采取特别措施
1961年，“两弹”工程也遇到了“下马”的争议。以聂荣臻为主的反对“下马”的同志据理力争，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两弹”工程得以继续进行。钱学森和国防部五院的同事们发奋工作，于1962年3月造出了“东风二号”导弹，但发射失败。在反复试验后，于1964年6月发射成功。随后“东风三号”和“东风四号”也开始研制。此时，钱学森认为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基本条件趋于成熟，于是在1965年1月，向中央写了一份建议报告。报告说：“建议国家早日制定我国卫星的研究计划，列入国家任务，促进这项重大的国防科技技术发展。”聂荣臻十分重视钱学森的建议，提出“积极去搞。步骤上，还是先把中程导弹搞出来，作为运载工具。头部（即卫星本体--笔者注）要与中国科学院结合”。此时，中科院根据赵九章等科学家的建议，也向中央建议启动人造卫星工程。经过充分论证，1965年4月，国防科委正式向中央报告，建议启动人造卫星工程，设想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中央很快批准了报告。由于钱学森的建议是1965年1月提出的，这个卫星上天的工程就命名为“651工程”。中科院立即组建了651研究院，负责卫星总体方案设计等工作。总体组的何正华提出，第一颗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并在卫星上播放《东方红》乐曲，让全世界人民听到，该提议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赞同。
“651工程”实施很顺利，但进入到关键时期时遇到“文革”运动的冲击。为保障卫星研制按预定计划进行，中央采取特别措施，于1967年6月，委托钱学森全面负责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主要职责和任务是：参与制订国家航天发展计划，负责航天器的技术指标论证，负责各类航天器的研究、设计、生产和试验，负责运载火箭、发射场和地面测控系统之间的技术协调。钱学森临危受命。他将原来分散在中国科学院、七机部和其他一些部门的空间研究机构集中起来，实行统一领导，以保证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程按计划进行。为了加强卫星的研制力量，钱学森大胆起用新人，推荐当时年仅38岁的孙家栋担任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
1968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列入军队编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钱学森为院长。这样，钱学森在原来领导运载火箭研制（即1956年成立的国防部五院，1965年改称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同时，还要领导卫星的研制。随后，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同意，对七机部实行军管，并对钱学森等一批专家进行军事保护。由于钱学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任何派性组织都不敢揪斗他。因此，在“文革”期间，钱学森发挥着与众不同的作用。每当遇到有派性组织出来干扰科研工作时，钱学森就打出“受毛主席、周总理委派”这张牌，使工作环境尽快恢复稳定。在涉及到某些特别重要的工作任务时，周恩来还专门发出指示：所有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都要坚守岗位，服从钱学森的统一指挥。
越是形势复杂，党的领导越重要，党的领导显示出的作用越明显。邓小平1990年回顾“文革”时说：“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0页）。2022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见该书第621页）
1969年8月，“长征一号”运载火箭4次试车全部顺利结束，取得满意结果。1970年1月，“东风四号”导弹发射成功，并顺利实现了高空点火和两级分离，这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能否成功的两项关键技术。至此，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基本解决。
在卫星本体和地面系统的研制方面，钱学森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潘厚任后来回忆：“钱院长和孙主任一上任，对东方红一号工程抓得很紧。我经历的有这样几件事情……”当时担任测控系统技术负责人的陈芳允院士（后获“两弹一星”勋章）回忆说：“我们那时在下面做具体的技术工作，但航天技术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与那个系统之间都有密切关系。像我搞的测控系统，不管是技术指标，还是工程施工，经常要与卫星系统和火箭系统协调，还要跑工业部门配套。这些工作像我们这些在下面工作的技术人员很难做，跑了半天，人家都不听我的，协调不了。当时我们遇到这种大问题，就去找钱老，求他帮助。钱老的身份和地位与我们大不一样，他有权威性，说话算数。由他出面召开协调会，得出几条结论，大家都得照办。所以，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要是没有钱老这样一位权威人物，那可就难办了。”
1969年10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初样研制成功。1970年3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装上专列前往西北导弹发射基地待命发射。4月14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听取钱学森等科技人员的汇报。由于技术术语问题，周恩来指定钱学森当“翻译”。会议结束前，钱学森提到一个涉及到“政治”的技术问题，说该问题还没有得到中央的答复，将会影响发射时间的最后确定。会后，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请示了钱学森提到的那个问题。毛泽东表示，要尊重科学，以大局为重。4月16日，周恩来办公室将此意见通知国防科委（钱学森已于4月15日清晨返回发射基地），并通知说，中央政治局已开会研究过，同意这次卫星发射安排。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中国成为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1975年11月26日，“长征二号”发射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并于11月29日成功回收，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党的培养使科技人员在特殊环境下不忘历史使命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了大型原创文化节目《故事里的中国》。“最美奋斗者”获得者、我国第一批核武科学家之一、88岁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胡仁宇院士2019年11月24日出现在荧屏上。当主持人问到“两弹”那么快成功而震惊世界是什么原因时，胡仁宇回答：“外国人认为中国多少年也造不出原子弹，那不是瞎说的，他们是对你的基础、对你的人才、对你的状态的估计分析。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万众一心，齐心协力，他们更看不到，就是知道要研究原子弹的知识分子、工人以什么态度去研究的。我到现在还非常怀念当年两弹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革命激情燃烧的时代，所有参加制造的人，没有一个人为名为利，为自己将来准备怎么打算，就想怎样为国家完成这个任务。”当主持人问他怎样来总结自己的一辈子时，他回答：“我完全从解放以后，在党的教育底下，一步步走过来。套用现在的一句话来，不忘使命。我不敢说做得最好，但我尽力而为了。所以现在的想法就是悄然离去。”
当年，那些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科技人员，信仰坚定，不忘使命，经受住了特殊环境的考验，才使得正处于关键阶段的卫星工程任务能够如期圆满完成。
1952年入党的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钱骥（后获“两弹一星”勋章），“文革”开始后不久被当成“特务”审查。但他不忘使命，积极主动地要求工作。1967年经当时中科院军管组同意，加入了总体组内的一个小组，为制订卫星环境模拟试验规范，和大家一起调查研究，编写规范。这位原来的总设计师，一下子变成普通一员。他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搞起工作来比当时的年轻人还积极认真，充分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能上能下、甘当革命螺丝钉的精神。
1960年入党的陶宏是我国感光化学学科的主要开创者之一。651研究院成立后，他负责组织卫星用的高分辨感光胶片的研制。“文革”开始不久就被“靠边站”。1967年初，国防科委派员到651研究院参加胶片的技术协调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勤务组”的几位年轻人。他们不但让“反动权威”陶宏参加这样的会议，而且充分听取他的意见，发挥他的专长。而陶宏对自己当时的处境也毫不介意，积极为攻下卫星用胶片的难关出主意想办法，配合得很默契，保证了胶片研制任务的顺利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进驻651研究院的军管组，为发挥知识分子和工人的作用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负责抓生产的副组长，在当时那样复杂的环境中，他千方百计做好思想工作，调解各种矛盾。当时一些科技人员的亲属在运动中受到冲击，使他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安不下心来。这位副组长是一个个、一次次地谈心做工作。卫星上天的时候，这位军人已经调走了。但大家都认为他也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的一员。
1967年3月初，国防科委在北京召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系统的方案复审和任务落实会议。会上决定由天文台、中科院数学所、西北计算所、701工程处和发射中心成立专门任务组，研究制定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整套测轨预报方案。4月5日，来自北京、上海、西安、兰州和南京的全组人员，云集南京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们住在集体宿舍，吃在食堂，但始终精神饱满地工作，劲往一处使，工作从来不分白天黑夜，分工很容易，谁研究方案，谁编制程序，从不计较，相处非常融洽。尽管有承担国防紧急任务这张“挡箭牌”可避免外面“文革”运动的冲击，但心中有使命观更为可贵。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强烈的为祖国航天事业作贡献的心愿，使我们忘却了一切。”任务组的同志坐在办公室里不断听到马路上宣传车的大喇叭广播，一出门就能见到各种大字报，什么武斗的，游街的，光怪陆离，不一而足。但由于他们完全进入了工作角色，不管社会上怎么闹腾，都未使他们有丝毫分心。在南京整整工作了一年，制定出卫星测轨预报的全套方案。接下来他们又先后到了北京，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和各地的观测站，一步一步按计划落实，终于在1969年7月圆满完成任务。
1990年，这个任务组的几位成员撰文回忆：“当卫星发射成功的喜讯传来，我们是多么地高兴啊！我们也曾为她贡献了3年的青春！岁月易逝人易老，我们这伙年轻人现均成了年过半百左右的中年人。但那场团结、紧张、艰辛、胜利的呕心沥血的战斗生活，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却的回忆。”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在论述“文革”时期取得的科技成就时指出：“科技战线上的这些重大成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和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经过不懈努力取得的，也反映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环境下所作的可贵努力。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增强了我国的国防战略能力，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见该书第591页）
2021年12月11日，多家媒体发表了纪念钱学森的文章。其中一篇是这样表述的：
今天，12月11日，钱学森诞辰110周年。就在昨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长征系列火箭完成了它第400次飞行！中国航天人在由大向强的征程中用行动续写着“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的故事！多少年过去了，从我国东方红一号到北斗导航卫星、从“神舟”载人飞船到“嫦娥”月球探测器、从北斗组网到登陆火星、从“天宫”空间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中国航天人用400次飞行印证了他的话：中国人不仅能搞得成，还能搞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