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周恩来，高瞻远瞩坚决支持毛泽东

　　红军长征能够取得伟大胜利，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体红军英勇奋斗的结果，但是，不能否认伟大人物所起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就是这些伟大人物中的一个。而且，周恩来对长征的胜利，起到了别人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下了三步关键的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唯一的生路是突围，实行战略大转移。这一点，中央高层领导人和中央红军高级将领都看出来了。但是，在占绝对优势的敌军重重包围下，怎么样才能突围成功，确实是一个大难题。在这个大难题面前，博古、李德心中无数。在危难时刻，是周恩来承担起了解决这个难题的重担。他提出了下三步关键的棋的方案，这三步棋，使红军顺利突围成功。可以说，没有这三步棋，就没有后来的长征，这是挽救党、挽救红军的三步关键的棋。

　　第一步棋，是在1934年7月初派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目的是探路。因为无论是李德，还是博古，都对红军从哪个方向突围出去，实行战略大转移，心中无数。如果红军突围，选不好方向，突围出去，还会再次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围。派红七军团突出去，探一下路，才能知道红军向哪个方向突围为好。经此次探路，觉得向闽浙赣边突围，不太合适，中央立即改变了原定的突围方向。此次突围，附带产生了一个“副产品”：调动了敌军，使包围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的阵线松动。

　　第二步棋，是在当年的7月下旬，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红六军团此次撤退，调动了国民党军队尾随其后，追赶红军，这样，就使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出现了空子，在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中，出现了一个大缺口，红军就可以利用这个空隙，突围出去。上述这两步棋，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就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第三步棋，是在包围中央苏区的敌军内部打开缺口。当时，苏区已经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无论在哪个方向突围，都会遇到强敌，搞不好就突不出去。周恩来考虑，如果能够争取一部分包围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不打红军，红军主力突围的阻力就会小得多。周恩来把目光投放在广东军阀陈济棠身上。陈济棠主张抗日，和蒋介石有矛盾，正好，他也为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所感，派员秘密到中央苏区与红军接洽。周恩来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于1934年10月，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到寻乌附近与陈济棠的两个师长举行秘密会谈。潘、何二人临行前，周恩来专门对他们讲：你们二人与陈部两个师长接触时，要沉着勇敢，见机而作，还向他们交待了联络密语和任务。潘、何二人与陈济棠部的两个师长谈得很好，这两个师长也表示：中国再打内战，就要亡国了，蒋介石现在打红军，收拾了红军，回过头来就会收拾他们。经过秘密谈判，双方达成协定：在红军突围时，陈济棠部后撤二十公里，这就为红军突围，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在周恩来主张下，中央红军走的这三步棋，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三步棋，红军突围就会受到强大敌军的阻击，红军不可能突破敌军包围圈，从这一点上说，周恩来在长征之初，就起到了挽救党和红军的作用。

一次决定红军命运的行军部署

　　红军于1934年10月长征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连续突破了两道敌军封锁线，但是，当红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却遭遇险情。如果不能解决险情，红军就可能会全军覆灭。这次险情，也是周恩来及时预见并解决的。

　　原来，乐昌多山，红军行军，主要走的是山区小道，而且山区小道十分狭窄，红军几万人马走在山区小道上，就十分拥挤，行军速度减慢了。蒋介石通过飞机侦察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湘军和粤军赶来，从两侧夹击红军，蒋介石也命令他的嫡系部队加快行军速度，从后面追上红军。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有抢先一步，在敌军还没有形成合围之时，抢占白石渡，才能掩护全军顺利通过粤汉铁路，然后向湘西进军。因此，抢占白石渡成为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但是，李德却看不出这一关键，他仍然像往常一样指挥红军行军。周恩来找到李德，向他讲述了红军面临的处境和解脱困境的关键。李德耸耸肩，没有表示否定。周恩来立即下令，红一军团的红一师派一个团，务必于11月11日抢占白石渡，掩护全军通过粤汉线。周恩来在命令中特别提到：这个团的行动关系到全体红军的命运，动作一定要快，不能延误。

　　当红一军团已经选派好三团执行任务时，周恩来仍然不放心，他亲自到红一师来，找到师长李聚奎，和他一起研究执行这一任务的事情。当时，李聚奎对完成这一任务心中无数，也十分担忧，他担心部队分散，战线太长，到最后不好收拢这些部队。周恩来看出了李聚奎的心思，说：你不用担心，后续部队一上来，就会接替你们，你们就可以把部队收拢起来了。接着，周恩来把随身带着的五万分之一地图打开，指着地图告诉李聚奎，你们的红三团应该从哪里前进，在什么时间到达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放多少部队，应该怎样布置，如果出现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办。经周恩来这样一讲，李聚奎放心了，立即部署部队执行任务。

◆周恩来和红一方面军领导合影。

　　当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向指定地点进军时，周恩来一早晨就和刘伯承赶来了。他亲自向团长交待任务后，就加入到红三团行军的行列中去了。他和红三团的战士们，边行军边拉家常，他向新战士讲战史，休息时，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当他看到红三团已经按照预定计划完满执行了任务，红军大部队已经顺利通过粤汉铁路时，他才和刘伯承一起放心地回到军委。

　　周恩来的这次行军部署，可以说是抓住了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如果没有此次周恩来的精心布置，红军很可能就会被国民党军队消灭在乐昌一带，就不会有后来的长征了。

与毛泽东的一次特殊会面

　　红军长征初期最惨烈的一次战役，是湘江战役。

　　本来，红军到达湘江边上时，形势对红军是有利的。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当红军长征到达广西境内时，桂系军阀白崇禧害怕红军深入到广西腹地，将防守广西北部全州、兴安一线湘江两岸的桂军撤防，湖南军阀何键也害怕红军深入到湖南境内，不愿意派军队去湘江接防，这使敌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11月27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了湘江的重要渡口界首。

　　这个时候，如果红军主力部队能够紧急行军，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渡过湘江，把国民党军队远远甩在后面。但是，在李德、博古领导下的红军长征，是大搬家式的长征，主力部队掩护搬运许多辎重的红军部队，慢慢腾腾地前进，两天之后才到达界首。此时，蒋介石已经发现了湘江防线上的问题，急令广西和湖南军阀用两天时间赶到湘江边上，逼近界首，从南北两个方向，向正在渡湘江的红军发起强攻。红军要一边渡湘江，一边同前来进攻之敌军战斗，而红军搬运的坛坛罐罐太多，渡江速度又极慢，这种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所以，湘江战役打得十分惨烈，红军主力部队同前来进攻之敌进行了殊死搏斗。敌人一排排地冲上来，红军战士们打退敌军一次一次的进攻，但后面的敌军黑压压地又压上来，红军战士同敌军展开了肉搏战，大批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中。红军团一级干部牺牲的数量就相当多，有的红军指挥员，在同敌人搏斗中身负重伤，肚子被敌军炮弹炸开，肠子都流了出来，在敌人又一次冲上来时，为了不当敌人的俘虏，自己用手把肠子拉断，壮烈牺牲。

　　在这次战役中，周恩来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渡口，边指挥战斗，边指挥部队抢渡湘江。他特别注意打听毛泽东渡江没有，当他得知毛泽东在后面，还没有渡江时，心中十分焦急，告诉通信兵，传令后面部队，一定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要毛泽东迅速过江。周恩来还亲自到后面去查看，盼望毛泽东早点到达江边。当他看到毛泽东迈着从容的脚步来到湘江边上时，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他赶上前去，与毛泽东会面，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了一句话：再不能这样走下去，也再不能这样打下去了!周恩来握着毛泽东的手，点着头，默默地看着毛泽东。此时，他的心中，已经认定，毛泽东的主张是对的。周恩来此时已经下决心，要在中央内部提出正确主张，改变由李德、博古二人说了算的局面，他要为党和红军的命运而担负起责任，而毛泽东的话，正说明，他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请毛泽东迅速过江。毛泽东拉住他说：咱们一起过江吧。周恩来说，我还要在后面交待任务，你先过江吧。

　　在湘江边上周恩来同毛泽东的这次会面，是一次特殊的会面。由于战斗异常激烈，二人会面时，只说了两句话，但就是这两句话，却饱含着深意，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提出了改变“左”倾领导人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动议，此时，周恩来也更加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指挥方面的才能，感到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他已经认识到，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对于保证后面红军长征胜利，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保证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

与毛泽东想到了一起

　　湘江战役，红军主力虽然突破了敌军的湘江封锁线，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但是，红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当中央红军渡过湘江时，数量从长征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至30000多人。

　　1934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在通道举行，参加者有：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这次会议只讨论一个问题：红军进军方向问题。会上，博古、李德已经知道红军再按照原定方案，向湘鄂西进军，会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围。但他们对于红军再向其他什么地方进军，心中无数，因此，只好坚持红军仍然向湘鄂西进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们的想法是：湘鄂西那里有红二、六军团接应，总是比向其他方向发展为好。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中央红军再向湘鄂西进军。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周恩来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周恩来与毛泽东想到了一起。他在中央苏区时，与毛泽东多次合作，深深感到，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而对于目前来说，红军再向湘鄂西方向进军，明摆着会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围，红军就会遭到全军覆灭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原定方案，无异于自投罗网。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我赞成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现在如果仍然向湘鄂西进军，红军就会陷入敌军重围，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红军必须改变原定的进军方向，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样既能出敌不意，摆脱敌军围阻，又能寻找更有利于红军发展的地方。会上，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主张，只有李德和博古坚持原定方案。周恩来在会上说：现在必须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执行。李德、博古在失败面前已经丧失了威信，加上他们自己也灰心丧气了，只好同意按多数人的意见办。这样，中央政治局决定，红军主力改变行军方向，改向贵州进军，先拿下黎平。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他与毛泽东站在一起，政治局就不会形成一边倒的意见，如果不是他表示要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也不可能作出改变进军方向的决定。

　　通道会议后，红军改变进军方向，于12月15日打下了黎平。政治局临时会议没有采纳李德、博古的意见，二人并不服气，他们仍然坚持红军原定的方案，他们不光仍然在行使自己的职权，干扰红军改向贵州方向进军的决策，还在给红二、六军团的电报中称：红军将继续西进，转入北上。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议，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政治局正式会议，最后决定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由于李德、博古在中央威信已经极低，没有人听他们的话了，因此，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详细阐述了红军改变进军方向，向贵州进军的道理，指出，红军只有到川黔边去，建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才有发展的余地。李德、博古仍然固执己见。当他们的意见遭到会议多数人反对时，李德又提出红军折入黔东。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样仍然要陷入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双方展开了激烈争论。

　　正在此时，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周恩来，作了关键性的、带有决策性的发言：他说，我们应该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红军应该向川黔方向发展，西进乌江北上。周恩来发言后，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支持他的意见，博古不作声了。李德见状大怒，大喊大叫起来，但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一个人再理他。为了把红军改变进军方向这件事情定下来，黎平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确定，“过去在湘鄂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

与李德的一次激烈争吵

　　红军长征初期，李德在红军中的“太上皇”地位仍然没有动摇。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几个人敢正面顶李德。而李德如果继续维持他的“太上皇”地位，红军后来的命运可想而知。正是在关键时刻，周恩来正面斥责李德，才打掉了李德“太上皇”的权威，使很多中央高级干部和红军高级将领都敢于站出来批评李德。

　　事情是这样的：黎平会议之后，周恩来把整理出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的译文拿给李德看。李德看后，见决定中根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否定了他的意见，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便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目睹红军长征以来在李德瞎指挥下受到的重大损失，又见到李德如此专横，周恩来觉得，是应该批评李德几句了，他便指出了李德指挥上的错误，劝李德应该听听红军广大指挥员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第一次有人敢批评李德，李德受不了了，他更加震怒。拍着桌子，大吵大嚷起来。周恩来忍无可忍，站起来，拍着桌子，与李德大吵起来。周恩来由于愤怒，拍桌子用力过猛，把桌子上的马灯都震得跳了起来，熄灭了，警卫人员把灯点亮，双方又继续争吵。

　　周恩来痛斥李德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主观片面，把国外过去战争的经验硬搬到中国来，不珍惜红军战士的生命，不顾红军的前途命运，只顾自己的虚荣心。周恩来说：如果照你这样指挥下去，党中央和红军就会被你毁灭。李德不服气，只是哇啦哇啦地叫。

　　周恩来痛斥李德之后，把这件事情和博古讲了，博古也不赞成李德的态度，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李德当时是代表共产国际到中国来工作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李德的地位，实际上就是最高领导地位。谁敢反对李德，就会被扣上反对国际的帽子。周恩来敢于痛斥李德，是冒了很大政治风险的。但一切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的周恩来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安危进退。他对李德的痛斥，带了一个好头，使党中央许多高级干部和红军高级指挥员也认识到，对李德的错误也应该批评。这就为后来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遵义会议上起了关键作用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了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王稼祥在和毛泽东商量后，由王稼祥出面提议的。王稼祥在提议之前，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坚决支持开这个会议，并且向王稼祥谈了自己的意见。王稼祥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心中有了底。他又征求张闻天、朱德的意见，张闻天、朱德也支持召开这次会议。事先，是周恩来确定了会议的主题，即：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检查第五次反“围剿”与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对这个主题，博古一开始不同意，但周恩来坚持这个主题，并且用大量事实说服博古，王稼祥、张闻天也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博古才同意。会前，周恩来自己也认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损失，准备在会上发言。

　　这次会议上，博古在报告中，突出强调红军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客观原因，以此掩盖他们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周恩来却和他的态度截然相反，他在报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且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周恩来的这个报告起了重大作用。它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作用，由博古的强调客观原因，转到了清算“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上来。而且，周恩来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军事三人团成员，由他来讲这个话，分量非常重。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的高风亮节，也让与会者感动。周恩来发言后，会议的气氛变了。此时，张闻天紧接着在会议上作了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张闻天发言毕，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红军发展的方向。

　　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的发言。他在会议上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军事行动。这次会议最后作出决定：毛泽东同志增选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遵义会议不久，毛泽东曾经说过：遵义会议的成功，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这句话是客观的。周恩来是“三人团”之一，在李德、博古都灰心丧气，实际上放弃工作时，周恩来是中央实际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如果没有周恩来的支持，遵义会议不可能顺利召开；会议召开后，如果没有周恩来在会议上作的副报告中承认军事上的失误，并且指出李德、博古的错误，会议也不可能对军事路线错误进行彻底批判，并形成正确意见；没有周恩来的全力推举，会议也不可能顺利地决定毛泽东选为常委，并且在会后不久确定由毛泽东参与军事领导工作。

主动当毛泽东的助手

　　遵义会议后，由于战争需要，1935年3月，中央又决定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此时，周恩来既是中央主要领导人，又是新三人团的团长。但是，周恩来却认定，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办，党和红军才能走出困境，取得新胜利，应该而且必须把毛泽东推举到中共实际上的领导核心的地位。从这一想法出发，周恩来在这个新的三人团中主动当毛泽东的助手。红军的一切重大军事行动，战略决策，他都听毛泽东的，实际上是由毛泽东作出最后的决策。四渡赤水，兵临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都是在毛泽东指挥下的结果。而周恩来则负责战役的实施和部署。当时的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回忆道：长征时我们打仗，都是靠的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但每次战役部署，是靠周恩来，他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作战前，他总是首先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每天夜里，他都要研究清楚了，然后下命令到各个部队，哪个到哪里，后方应做什么，到三四点才去睡觉。他了解红军每个部队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子弹，也了解敌军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

　　当时，毛泽东刚刚参与军事领导工作，某些高级军事干部对毛泽东还不信服。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做了不少工作，对树立毛泽东在军事领导上的权威，起了重大作用。遵义会议之后，研究打鼓新场战斗时，多数红军高级干部主张打这一仗，只有毛泽东反对。毛泽东半夜找周恩来商议后，周恩来决定第二天开会，再次讨论，周恩来在会议上说服了大家，终于放弃了原定军事计划。1935年5月，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会议，有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反对毛泽东指挥红军走“之”字形的“弓背路”，说这样会把红军拖垮，要求撤换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提议者，并且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周恩来主动当毛泽东的助手，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对于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

让出红军总政委的重要职务

　　两河口会议之后，红军按照中央政治局确定的战略方针行动，但张国焘却另搞一套。他主张红军南下川康或者西向退却至青海、新疆。当他得知红一方面军人数已经不到三万，而自己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则有八万多人时，他的个人野心也膨胀起来，想要当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两河口会议上，他口头同意红军北上，但他实际上仍然坚持红军南下的意见。因此，会后他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计划，还在暗中酝酿南下川康。他还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一个“组织问题”，借口集中军事领导，提议由他手下的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又向中央提议由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手下的一些人都由他提议担任红军高级领导干部。张国焘威胁说：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顺利灭敌。

　　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看出了张国焘的用意，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为了顾全大局，团结红四方面军，中央决定让出部分职务给张国焘及其亲信。周恩来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红军的前途命运，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提出自己让出红军总政委的重要职务。这是一个重大的让步。1935年7月1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决定。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周恩来的高风亮节。但毛泽东提出，周恩来仍然担任军委副主席，调中央政治局工作；在张国焘不熟悉工作的情况下，仍然由周恩来帮助张国焘。

　　为了党的事业的大局，周恩来不但让出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还积极做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在1935年7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许多同志认为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之后又放弃通南巴根据地是错误的，要追究张国焘的责任。周恩来则不再提这个问题，并且在会上做了一些工作，并未追究张国焘的责任。周恩来还肯定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有许多长处，例如：红四方面军有胜利信心，执行命令坚决，遵守纪律，对群众能动员。他还肯定红四方面军在对敌作战中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周恩来这样做，是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团结张国焘，最终目的，是为了党的事业的大局。此后，相忍为党，一直是周恩来要求自己恪守的一个原则。

得了一场大病

　　长征路上，最操劳的人是周恩来。他不但承担重要领导工作，还对红军长征的许多具体问题，如行军路线，部队调动，作战计划，后勤工作，甚至妇女干部长征的问题，少年、儿童红军长征的问题等等事情，都事必躬亲，认真解决。行军途中，他还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别人休息时，他仍然在忙碌着。当年亲历长征并且和周恩来在一起的杨尚昆回忆说：长征中，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周恩来的身上，每到驻地，他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路线，然后才坐在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毛泽东共同商量后，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经常是才睡下，又被叫起来处理紧急情况，睡不到一会儿，就已经快到黎明了，新的一天的战斗生活又开始了。刘伯承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便，周恩来就主动承担起起草作战命令的工作。长征的许多红军干部都回忆道：因为晚上睡眠不足，周恩来在长征途中骑马就经常打瞌睡，容易摔下来，他就坚持步行，一到驻地，就又忙开了。在许多情况下，他是整夜不睡，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子上眯一会儿。一次，有个参谋有重要军情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参谋以为他同意了，就出来办理了，可是第二天周恩来却不知道这件事情。此后周恩来规定，以后他睡着时，一定要把他喊得坐起来，才算叫醒。日夜操劳，使周恩来体力透支过多，加上周恩来和红军战士一起吃野菜和青稞，营养不良，中央沙窝会议之后，周恩来终于病倒了。

　　周恩来这次得病，来得很猛，很急。他发高烧，连续几天不退，后来发现肝部肿大，皮肤发黄，确诊为肝炎，已经变成阿米巴脓肠，急需排脓。但红军行军中，没有条件可以开刀。只好用冰块冷却。这时，周恩来已经昏迷不醒。组织上把邓颖超叫来照顾他。用冰冷敷了七个多小时，终于排出了半盆脓来，周恩来的高烧才慢慢消退。

　　周恩来一醒过来，就面临张国焘搞分裂和敌军进逼、红军危在旦夕的严重局面。周恩来躺在木板上，和毛泽东一起商量同张国焘斗争和红军的作战计划。

　　由于周恩来病得太重，不能起来。他是躺在担架上走过草地，结束长征的。此时，他已经与毛泽东一起把红军带出了险地，已经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已经使红军确定了在陕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并且与毛泽东一起指挥打胜了红军到达陕北后的几场大战役，为红军立足陕北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为红军长征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