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追堵中央红军后投向人民阵营的四位国民党将领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随即进行了一系列大动作：召开遵义会议、激战土城、第二次攻占遵义和四渡赤水，最后佯攻贵阳离开贵州前往云南。中央红军在贵州四个多月的征战中，曾与四位敌军将领进行过激烈的战斗，然而，这四位敌军将领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投向了人民阵营：他们是贵州军阀王家烈、川军郭勋祺、黔军刘鹤鸣和中央军吴奇伟。
在贵州堵击中央红军的军阀王家烈
王家烈1893年出生在贵州遵义桐梓县一个贫苦农家，年轻时曾背盐挣脚力钱为生，后加入黔军。1920年，执掌贵州大权的“兴义系”军阀家族因内部发生冲突垮台，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集团执掌了贵州大权，后来周在军阀混战中身亡。几经周折后，王家烈执掌了贵州大权。
1934年底，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蒋介石中央军借“追剿”红军之机，企图取代王家烈控制贵州。在红军与中央军的双重压力下，王家烈只得率黔军堵击红军。此时，王家烈黔军名义上有5个师，但他仅能控制2个师，其他3个师则各自为政。中央红军入黔后，首先击溃王家烈黔军1个营，攻占黎平县城并召开了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不到湘西与贺龙红军会合，而是到王家烈的老巢、黔北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一带建立根据地。
随后，中央红军突破黔军守卫的乌江天险，直逼遵义城，王家烈一边急电请求追击红军的中央军增援，一边逃到省城贵阳。不料，中央军薛岳率军进入贵州后，并未北上遵义，而是占领了王家烈控制下的贵阳。
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央红军退出遵义前往赤水一线，王家烈离开贵阳进入遵义空城。谁知红军二渡赤水后，发起了重占遵义的战役，王家烈亲自指挥黔军主力4个团在娄山关和遵义一线阻击红军。主攻娄山关的红12团政委钟赤兵被黔军打断右腿。红军攻占娄山关后，立即进攻遵义城，在城外观察敌情时，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中了黔军冷枪而牺牲。红军进占遵义后，在遵义城外击败吴奇伟率领的中央军，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6个团，毙伤敌2000余人，俘敌1800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随后，蒋介石亲自飞到贵阳督战，用重金收买了王家烈手下的两名心腹师长，强迫王家烈下台。王家烈被迫离开贵州，到南京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闲职，蒋系中央完全控制了贵州。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家烈短时间当过汤恩伯31集团军的副军团长，后很快被蒋调回重庆。抗战胜利后，王家烈被迫退役回到贵州桐梓老家。1948年，王家烈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多年来受蒋打击的川、滇、黔等地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暗地里纷纷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王家烈也四处为李宗仁拉票。李宗仁最终当选为副总统。在得知蒋介石准备报复自己的消息后，王家烈连忙乘坐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飞机直飞桂林，然后返回贵州。
1948年底，蒋介石任命王家烈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然而，对蒋已极度失望的王家烈没有赴任，而是返回桐梓县老家。1949年底贵州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王家烈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王家烈历任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5年当选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1954年初，当年在娄山关之战中被王家烈的黔军打断右腿的红12团政委钟赤兵，出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在省政府举行的春节茶话会上，王家烈得知钟赤兵的半截独腿是当年他的黔军在娄山关战斗中所为时，内心极为内疚，钟赤兵却一笑置之，称赞王家烈也走入了人民阵营。
1959年，王家烈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毛泽东风趣地对他说：“红军过了贵州，家烈你也交了兵权。”1960年，周恩来出访东南亚回国后来到贵阳，在省领导举行的欢迎宴上，与王家烈同桌的周恩来向王敬酒，称赞王：“你是个很好的人嘛，解放前几十年你一直反对蒋介石的错误政府，他几次摔打你，你都坚贞不屈。”
1966年8月，王家烈病逝于贵阳，享年73岁。
与红军血战土城的郭勋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复出的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制定了《渡江作战计划》，3万多红军离开遵义直趋黔北，准备渡过长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林彪率领红1军团和红9军团先行向赤水县城进军，1月27日，中央红军主力进抵土城。28日，中革军委命令彭德怀指挥红3和红5两个军团，在土城青杠坡向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祺部发起进攻。
郭勋祺1895年出生于四川双流，还在成都省立甲等工业学校就学时，与校友陈毅同是校内足球队的队员。在川军潘文华部任职团长时，团部文书陈孟熙还是陈毅的哥哥。1925年8月，郭勋祺又结识了杨尚昆的哥哥、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杨闇公和刘伯承等人，思想逐渐倾向进步。1926年9月，郭勋祺参加了由杨闇公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引起刘湘猜疑，被明升暗降为副师长。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杨闇公牺牲，受到追捕的陈毅来到郭勋祺军中，郭勋祺派旅部副官主任和卫兵护送陈毅上船离川。
1935年1月下旬，蒋介石严令四川军阀刘湘出兵围堵中央红军，刘湘特地派出与中共有过交谊的郭勋祺率3个旅进入贵州，期待他堵截红军入川，但不要与红军硬拼。1935年1月28日拂晓，红3军团彭德怀、5军团董振堂在土城青杠坡对紧紧尾追的川军发动攻击。郭勋祺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抵抗，两军官兵往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红军阵地一度被敌攻破，敌人甚至打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毛泽东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干部团发起反冲锋，打退川军，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此时，红军从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川军不是4个团而是4个旅，于是下令远在赤水的红1军团2师火速返回增援，红2师返回后，中革军委决定再次向青杠坡敌军发起总攻。朱德亲临前线统一指挥，然而，红军多次进攻都未能奏效，且敌大批援军迅速赶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撤出战斗，一渡赤水后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转移。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估计：中央红军在此战中伤亡约4000人，基本抵消了红军在遵义新招收的4000新兵。考虑到索尔兹伯里和中国官方的良好关系和该书的影响，这个数字应是真实的。
郭勋祺没想到的是，红3军团政委杨尚昆正是他当年冒死掩护过的杨闇公的弟弟，而他的友人刘伯承则是红军总参谋长。
虽然击败了红军，但红军的战斗意志让郭勋祺深为感叹。在得知红军主力已经放弃渡江入川后，他就以休整部队为名不再追击红军。此后，郭勋祺尽可能地避免和红军作战，得到郭勋祺军中线报的蒋介石虽然大怒，但却无可奈何。郭勋祺回到重庆后，刘湘升他任模范师师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郭勋祺任集团军副总司令兼50军军长，驻防皖南，事隔11年后再次与陈毅相逢。得知陈毅率新四军先遣支队要挺进江南，郭勋祺欣然让道掩护。之后，陈毅来往苏南皖南时，总要在郭勋祺军部住上一晚。郭勋祺曾一次送给新四军3万发子弹和1000套崭新的军装，在得知郭勋祺与新四军来往密切后，蒋介石下令撤去郭的军职并送回重庆。
1948年，郭勋祺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7月，解放军攻占襄阳，郭勋祺当了俘虏。得知他与陈毅、刘伯承的特殊关系后，我军将郭勋祺护送到陈毅处。陈毅见到郭勋祺后高兴不已，设宴款待了他。1949年初，郭勋祺受刘伯承委派返回成都，开展策反四川国民党军队工作，促进了成都的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郭勋祺历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厅副厅长、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省体委副主任、省人大代表等职。1959年因病逝世。
娄山关激战红军的黔军刘鹤鸣
中央红军从土城撤退后一渡赤水，向四川省古蔺、叙永地区前进，期待重渡长江入川。然而，由于川军已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中央红军只得放弃北渡长江的想法，制定了第二次渡赤水回师进入黔北，打击王家烈主力的作战方针。
娄山关位于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号称黔北第一关，是通向遵义的必争之地。在娄山关一线，黔军集结了3个团防守，其中守卫娄山关隘口两侧的制高点——点金山和大小尖山的，是刘鹤鸣率领的黔军25军2师第6团。
刘鹤鸣1899年出生于贵州独山，早年投入黔军。由于在军阀混战中作战英勇，行军、作战中常穿草鞋，能吃苦耐劳，故升迁很快。中央红军入黔时，他已任黔军25军2师6团团长，这个团是黔军中的主力。
1935年2月25日上午，彭雪枫率红13团向娄山关疾进途中，与赶赴桐梓增援的刘鹤鸣团遭遇，刘鹤鸣自知不敌红军，故退守娄山关。他在娄山关隘口两侧高地两翼安排了一个营又一个连防守，其他各营则在关上构筑工事。而敌旅长杜肇华退驻后方的关南黑神庙统一指挥。此时，敌军师长柏辉章（遵义会议会址是他的公馆）命黔军一个团向娄山关右翼增援，另一个团驻守后方板桥，防止红军从东侧抄袭后路，柏辉章还命令刘鹤鸣一定要固守娄山关三天，以待中央军吴奇伟部由贵阳渡乌江驰援遵义。
红13团猛攻娄山关隘口两侧的制高点——点金山和大小尖山，经过激烈肉搏战，终于打垮刘鹤鸣守军，占领了点金山和大小尖山。刘鹤鸣团拼凑“敢死队”反扑，两军在点金山和大尖山一线展开了反复拼杀，红13团先后发动5次冲锋，击毙敌督战官，连续攻占了娄山关两侧的十多座山头，完全突破敌防线，在黄昏前牢牢控制了关口，刘鹤鸣只得收拾残兵败卒，退守关南黑神庙一线。
25日晚，中革军委命令红12团接替与敌血战一天一夜的红13团，命令红10团和红11团截断守敌和遵义的联系。26日清晨，黔军第4团向娄山关口发起集团冲锋，前一天被打残了的刘鹤鸣第6团也蜂拥攻关，企图夺回点金山高地。黔军另外两个团分从左右两翼包抄关口，黔军在轻重机枪掩护下，发动6次冲锋，一度占领了娄山关口以南沿公路的要地。红12团击溃敌人多次反扑，最后牢固占领了关口。黔军见大势已去，刘鹤鸣以一个机枪排掩护，率第6团残部跟随黔军大部向遵义方向逃跑，红3军团立即尾追，在黄昏时分进占了遵义新城，后又进占遵义老城，并控制了城南战略要地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而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
在此次娄山关战斗中，红12团政委钟赤兵被敌军子弹打断右腿，后在无麻药的情况下做了截肢手术。他的团参谋长孔宪权重伤后被留在当地，成为一名普通跛腿泥瓦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由组织安排担任了副区长，后来又担任了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时任红13团总支书记胡耀邦被敌机弹片击中右臀部，后被送入一个天主教堂做了手术。
中央红军离开贵州进入云南后，刘鹤鸣出任贵州省第4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38年任贵州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1944年任贵州省政府保安处长，1948年任贵州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8年晋升少将，1949年4月兼任贵州省保安第1旅旅长，11月任第101军271师师长。1949年12月，刘鹤鸣率部起义，投向人民阵营。
新中国成立后，刘鹤鸣历任人民解放军毕节军分区副司令员、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农业厅副厅长、民革贵州省委委员、贵州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978年，刘鹤鸣在贵阳病逝，终年79岁。
与红军血战遵义的中央军吴奇伟
中央红军攻占娄山关和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大惊失色的蒋介石立即电令位于遵义南面数公里的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的第93、第59师两个师立即攻占城外的屏障要地红花岗和老鸦山，夺回遵义。
吴奇伟1891年生于广东大埔县，幼年时家境贫寒，10岁时离家到伯父在惠州等地开设的店铺里当小伙，后在伯父资助下，在惠州读完小学和中学。后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任张发奎所部第4军副团长的吴奇伟，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城的战斗中立下大功。1929年9月，吴奇伟随张发奎通电反蒋，失败后，吴奇伟从粤军转入蒋系中央军，并在1932年9月升任第4军军长，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红军长征后，吴奇伟随薛岳一起率中央军追击红军。
此时，从遵义逃出来的王家烈率领一个手枪排，在离遵义不远的忠庄铺遇到了吴奇伟。吴奇伟得知红军在娄山关和遵义之战中伤亡很大的情况后，决定立即向红花岗主峰进攻。
1935年2月28日中午，吴奇伟先以3个团猛攻张爱萍红11团据守的红花岗主峰，战况非常激烈。由于久攻不下，吴奇伟调整了作战方案，下令59师全部和93师一部，转攻黄克诚、张宗逊率红10团守卫的老鸦山。
在兵力和装备明显占优的中央军的数次进攻下，红10团伤亡极大，战况越来越不利于红军。张宗逊让黄克诚守住主峰阵地，自己和团参谋长钟伟剑率部队向敌人发起反冲锋。在残酷的肉搏战中，张宗逊右腿被打断，钟伟剑中弹牺牲，出击的部队不得不退回阵地。战至下午3时，由于红10团伤亡极大，老鸦山主峰被吴奇伟部攻占。
彭德怀立即组织红10团余部和张爱萍的红11团发动两次反击均失败。就在这紧要关头，陈赓率干部团到来了，在红11团和红13团的配合下，重新夺回了老鸦山的阵地。
就在老鸦山主峰阵地反复争夺的紧要关头，担任迂回任务的林彪率红1军团攻入吴奇伟司令部所在地忠庄铺，进攻老鸦山和红花岗一线的中央军一看指挥部被端，只得全线溃退，随吴奇伟南逃乌江。
红1军团主力向南逃乌江方向的吴奇伟部迅猛追击，由于溃兵堵塞了公路，吴奇伟只好弃车在夜色中走了一夜，天蒙蒙亮时到达乌江边，过桥后将浮桥砍断，致使北岸来不及过江的官兵成了红1军团的俘虏。
值得一提的是，吴奇伟当年任北伐劲旅“铁军”第4军副团长时，林彪是该师一名见习排长。
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6个团，毙伤敌2000余人，俘敌1800人。然而，红军损失也极为惨重：在遵义大捷后的第二天，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报告了红3军团在攻占娄山关、遵义城和血战老鸦山、红花岗主峰中的损失：“第10团、11团团长负伤，营长伤亡8人，10团参谋长钟伟剑和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部一空如洗……”他在报告中还说到，红3军团4个团中，现在只有1个团能维持原编制，但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他3个团，每连只能编四五个班……
全面抗战开始后，吴奇伟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万家岭战役重创日军。又在1941年指挥鄂西会战克复了宜昌，取得了鄂西大捷。抗战胜利后，吴奇伟相继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武汉行营副主任、华北“剿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等职。
1949年5月，吴奇伟在广东东江地区率部起义，通电与蒋政权决裂，投向人民阵营，毛泽东、朱德复电表示热烈欢迎。同年，吴奇伟作为华南解放军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吴奇伟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大学董事长等职，1953年7月病逝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