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在朝鲜战场发动细菌战证据确凿

　　最后一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在其回忆录中坚决否认美军在朝鲜战场实施过细菌战，称细菌战是共产党的“宣传战”。美国方面还宣称，曾主张由“国际组织”调查朝鲜战场的细菌战问题，但遭到中国拒绝，意在指责中方“做贼心虚”、“贼喊捉贼”。事实真相又是如何？

国际组织有明确结论

　　美国所谓的“国际组织”，主要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上述组织都存在政治倾向性问题，由它们调查美军，无异于监守自盗。其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仅仅是瑞士本国的红十字会，并非真正的国际组织。其能否以客观、科学的方式进行细菌战评估，值得怀疑。

　　与美国所言完全相反，中国向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调查美军细菌战请求后，该组织受理请求并决定组建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此事。随后，在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的带领下，调查团在中国和朝鲜开展调研活动，最终发布《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报告书指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以奥地利法学家布兰德魏纳教授为首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调查美军发动细菌战的情况，为证实美国细菌战罪行提供了铁证。该调查团在报告中强调，“美军蓄意向朝鲜人民军并在北朝鲜平民中撒布苍蝇及其他人工感染细菌的昆虫，意图散布死亡和疾病，是违反一九〇七年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的海牙公约的规定、和违反普遍承认的、一九二五年日内瓦议定书重申的禁止细菌战法律的极严重的可怖的罪行”。

美军战俘的口供是真实的

　　志愿军曾击落美军执行细菌战任务的军机，俘获飞行员并取得相关口供。中方先后公布20余名参与细菌战的美军战俘证言，例如第49战斗轰炸机联队副队长安德鲁·埃文斯上校等人承认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轰炸机驾驶员约翰·奎恩中尉明确供述其在朝鲜投掷了细菌弹。但美方依然极力狡辩，拒绝接受有关细菌战的美军战俘证词或言论。美方宣称，这些战俘在身体上遭受中方的残暴对待，精神上遭到“共产主义洗脑”，其言论不可信。美方还引证部分飞行员的“翻供”言论，全盘否定战俘口供的真实性。如美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大队大队长瓦克·马胡林上校回国后立即“翻供”，声称是在遭受肉体与精神摧残下才招供的。

　　美国否认美军战俘口供的真实性是站不住脚的。其一，人民军队“放下武器，优待俘虏”的传统世人有目共睹，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包括这些飞行员在内的全体美军战俘，不仅没有受到严刑拷打与精神摧残，志愿军还为他们治病疗伤，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其二，被遣返的美军战俘在回国后，均遭到美国官方不同程度的施压。如美国联邦总检察长赫伯特·布劳内尔公开恐吓，“如果美国战俘在朝鲜囚禁期间与共产党合作，将面临可能判处死刑的叛国罪指控”。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员李察·罗素则声称，“那些与共产分子合作的、在假口供上面签字的人，应该迅速被清除出军队，而不是给他们以荣誉”。这是部分战俘发表污蔑中国战俘政策的违心言论或直接“翻供”的主要原因。其三，除美军战俘外，其他国际人士也证实美军在朝鲜战争期间发动细菌战。例如，时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的文幼章博士，于1952年在记者招待会上以他在沈阳考察时的亲眼所见指出，美国不但在朝鲜而且在中国实施了细菌战。

　　事实上，不少参与细菌战的美军战俘都在供词中对这一行为表示忏悔，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参谋长弗兰克·赫·许威布尔上校称，“作为绝对的直接观察所得，我只是据实报告说，每一个军官在第一次听说美国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战时，都是既震惊又羞惭”，“从战术上说，这种武器是完全不必要的……从道义上说，它本身就是永劫不复之罪……从自尊和忠诚的观点来说，它是可耻的”。相比之下，美国官方掩盖其罪行的表现，丝毫不顾廉耻。

来路不明的档案抄件不足为据

　　1998年1月8日，日本右翼报纸《产经新闻》刊载了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的文章，及其收集的12件有关朝鲜战争细菌战的苏共中央档案抄件。抄件内容大致为：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在没有得到苏共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支持朝鲜编造美军发动细菌战的证据，并协助朝鲜在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到达之前伪造疫区和被传染人员。1953年3月，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收到关于拉佐瓦耶夫参与伪造美军细菌战证据的“报告”，没有及时上报苏共中央，反而将其扣压。1953年4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利亚在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份“报告”，便向苏共中央提交备忘录，并明确提出，这份“报告”被扣压导致“苏联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伤害”。伊格纳季耶夫等人继而被追究相关责任。随后，苏联有关部门向中朝方面通报了相关意见，“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被误导了。在新闻媒体中广泛传播的美国人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报道是基于荒谬的证据。对美国人的指控是虚构的”。

　　1952年3月，中国人民组成“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分赴中国东北和朝鲜开展调查。图为调查团成员在朝鲜检查美军投掷的细菌弹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供图

　　这份所谓“档案抄件”一度引起轩然大波，部分学者质疑美国发动细菌战是否是中国的政治宣传。但经过诸多学者研究，这份材料的真实性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而美军发动细菌战的事实倒是越来越清晰。

　　其一，就学术研究而言，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材料，连孤证都算不上。首先，所谓“档案抄件”仅仅是“抄件”，并非原件，真实性存疑。其次，这些“抄件”属于摘抄而非完整抄录，特别是缺失贝利亚所谓被扣压的“报告”这一关键材料。再次，这些“抄件”涉及的人物及历史背景带有鲜明的权力斗争色彩：“举报者”贝利亚事发20余天后就被逮捕，后被处决，“被举报者”伊格纳季耶夫则恢复苏共中央委员资格，得到平反。最后，这份档案的内容得不到中国档案或相关材料的佐证。

　　其二，中国档案显示，最早发现美军投掷细菌弹的是位于铁原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1952年1月27日夜，美机多次在该部阵地上空盘旋，次日地面出现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散布面积约200米长、100米宽。该军在给志愿军总部的电报中称，“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大，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众所周知，一二月份的朝鲜半岛北部十分寒冷，苍蝇、跳蚤等昆虫同一时间在不同地区集中出现，极为反常。此后又发生数起类似事件，并开始出现人员伤亡。相关情况层层上报，引起党中央高度重视，果断开展反细菌战斗争。由此可见，中国方面关于美军发动细菌战的调查、判定以及相关反制决策的制定是独立完成的，并没有受到哪一方的刻意“误导”。

　　其实，美国不但极其重视乃至热衷于研发包括生化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在使用这些武器方面拥有厚厚的“黑历史”。美国早在1943年便于马里兰州设置“德特里克营地”（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前身），该机构在1944年已具备生物战剂研制能力。二战结束后，美军不仅包庇日本细菌战罪犯石井四郎等，还秘密接手731部队的试验资料。朝鲜战争爆发仅5天后，时任国防部长马歇尔就批准了一份建议美国放弃“使用生化武器只用于报复”政策的报告。在此后的对外战争中，美军不仅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还在越南战场上使用落叶剂，严重危害当地居民的生命和健康。美国在对自己制造、使用生化武器的罪责百般抵赖的同时，动辄挥舞“人道主义”大棒，以所谓“非法”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侵犯他国主权、推行霸权主义的借口，真可谓“一边装鬼一边捉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