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案后的贪腐案，理学家外作为政治家的朱熹

　　西历1182年，在中国是为宋孝宗淳熙九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

　　当日南北讲和，已近二十年，孝宗、世宗又皆清明之君，得为君之道，乃孜孜求治，与民休息，故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于是南有“乾淳之治”，北有“大定之治”。

　　这一年，53岁的朱熹，正式出任提举浙东常平盐茶公事，专事浙东赈灾。

　　然而，恰是这场浙东之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时到如今，却只剩下两男一女争风吃醋的茶资笑谈，多数人浑然不知，这本是一场关系国本民生的反腐大案。而正是这场风流案背后的反腐案，在一路飙升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层面后，最终让南宋政权的统治基础，几乎为之摇晃。

01 市聚萧条极，村墟冻馁稠

　　由于两浙路地区地处东部沿海，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雨量分布不均匀，容易降水量失衡，极易出现极旱或极涝的状况。

宋孝宗像，故宫南熏殿旧藏《宋代帝后像》之一

　　人为原因，也是导致白然灾害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南渡以来，这里又成为外来移民的重要基地，大量外来人口造成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生态环境随之恶化，而小冰河期偏于干冷的恶劣气候，更使灾害为之加剧。

　　孝宗即位以来，浙东一路七州灾害频仍，在本朝境内，亦堪称灾害最为严重，持续时间较长。

　　据《宋史》等相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水灾90次，旱灾81次，蝗灾24次，地震8次，疾疫14次，风灾、雹灾和霜灾26次。

　　这样算来，几乎无年无灾。灾害的侵袭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也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生活，更让该地区的社会发展为之受阻，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特别是咸淳年间（1265～1274），各种灾害相继袭扰了浙东地区，以至于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但一般百姓吃不上饭，即便地主官宦人家也有因此破产，甚至沦为乞丐者。为了生存，卖田拆屋，砍伐桑柘，甚至典妻卖子，无所不至，为了一口吃的，饥民哪里还敢计较价钱是否太过低贱，只要能卖得出去，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粮食早就吃完了，鱼虾螺蚌也久已竭泽，野菜草根取掘又尽，饥民们只好离开居住地，扶老携幼，号呼宛转，四处讨生活。整个浙东地区，成群的难民，几乎随处可见。饿死的不说了，大灾之后有大疫，死绝户的家庭更不在话下。

宋金南北对峙形势

　　昔日的江南鱼米之乡，几乎成了阿鼻地狱。而更为可怕的还是作为朝廷的粮仓，这场灾荒难保不动摇国本，倘若流民生变，啸聚成乱，纵然金兵不南下，也势必会对近在咫尺的行在（今浙江杭州），构成腹心大患。

02 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

　　有道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如此大灾大疫，朝野上下，君臣乡贤，几乎不约而同都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朱熹。在大家看来，此人虽不通世情，但在救荒方面，却堪称专家。

　　特别是由其首创的社仓制度，得到孝宗的肯定而推行诸路，并成为一项用于防灾备荒的国家制度。

　　但做官这事儿，在朱熹看来实属无趣。考其一生，做过五任地方官，计七年一个月，在朝仅四十天，而前后辞官却达五十多次。

　　虽然，朱熹一生的多半时间，都用来致力于著述和讲学，但论他的本心，却未必如自己所谓的那般“放得下”。其实，对朱熹来说，这是一种难于忍受的痛苦。这位正直的官员，他毕生精神之所寄，在于按照往圣先贤的训示，以全部的精力为国尽忠和为公众服务，但现实却一次次把他的理想击得粉碎。

　朱熹画像，明代画家郭诩所绘《文公先生像》

　　作为坚决的主战派，朱熹不能容忍任何对金人的妥协政策，因为那是掳走徽钦二帝不共戴天之仇。对于太上皇，他早已彻底失望；对于孝宗，隆兴和议则让他失望和寒心。而现实层面中，那些下层官僚的贪污腐化、敲诈勒索、漠然于民，更使他感到气愤和灰心。

03 出山今几时，忽忽岁再秋

　　淳熙六年（1178），在宰相史浩的多次荐举和邀请下，朱熹赴任江南东路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

　　当时南康恰逢南渡以来最严重的饥荒，持续的干旱导致粮食减产八九成，流民外涌，人心晃动。于公于私，为国为民，朱熹只得勉力从政，以拯一方之民。

　　朝廷对此倒也通情达理，但周边地区的长官们，却未必有皇帝宰执那样的雅量。毕竟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小算盘，本就是官僚阶层的本性使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真出了事谁承担事？

　　尽管已有圣旨多次警告周边地区，不得阻碍灾区外购赈济粮，但仍有人小算盘打得劈啪响，甚至不惜进入南康军管内展开阻拦江面交通，以封锁粮食航运的暴行。特别是朱熹的顶头上司，时任知隆兴（今江西南昌）府兼江西路经略安抚使的张子颜，就是禁止南康外购粮食政策的通盘指挥者。

　　朱熹遭遇遏籴时，曾请求张子颜给予解除。并多次陈明利害，甚至低头服软说违心话，希望这位本路长官能怜悯灾情严重，放南康百姓一条生路。然而，张子颜不予回应也就罢了，非但不解除封锁，还变本加厉，以至南康以较高的收购价格也难让客贩越雷池一步。忍无可忍的朱熹只好向御史台告发张子颜，但后者作为张俊的第三子，不但官运亨通，深得两朝皇帝宠信，更靠姻亲戚友、门生故吏的纽带，结成一张上下交错、官官相护的大网，这岂是朱熹能撼动了的？

　宋人刘松年《中兴四将图》（局部）里的张俊（红袍者）

　　张俊在南宋官史中位列“中兴四将（张俊、韩世忠、岳飞、刘光世）”之首，作为赵构、秦桧君相降金政策和杀害岳飞，在军内最重要的有效抓手，现在杭州岳坟前跪着的铁铸四奸人像中，就有他一个位置（各地岳庙也常年为张俊留有跪座）。生前位极人臣，官拜枢密使，遥领静江、宁武、静海军节度使，封清河郡王。赵构曾带着秦桧“驾幸”张俊家吃过饭，留下来一份超豪华的菜单，还当场加封其侄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清海军承宣使、添差两浙西路马步军副都总管张子盖为德安军节度使，其余子弟十三人具升官进职。

　　别人不说，朱熹本人，还有他的好友陆游、尤袤、杨万里、辛弃疾，都跟张子颜的侄孙张镃过往深厚。张镃作为张俊的嫡长曾孙，刘光世的外孙，不但才华过人，而且善于做官，文学造诣很高，此时正出任婺州（金浙江金华）通判。相信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朱熹和张子颜才不至于最终撕破脸面。也许张镃还亲自出面，不忘指点老友做做“围城打援”的工作。朱熹一看举报信石沉大海，便给本路转运副使钱佃、江东路安抚使陈俊卿等人一一去信，恳请协助施压和怀柔张子颜。

　　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经过多方奔走，张子颜最终解除了“遏籴”。但这次朱夫子显然学乖了，对外声称，这完全源自张子颜本人，出于宽仁爱民，不计前嫌的友善决定。

杭州岳庙岳坟前的张俊铁铸跪像（右）

　　也许，张子颜的转变来得太过突然，以至朱熹还没做好准备，以为天下人还是讲理的多。殊不知，一张更大的关系网就在前面等着他来撞，形形色色的人都将跳出来，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而朱熹需要付出的代价，并不止于他视若敝履的仕途，还有其一生珍视的名节和尊严。

　　最终，南康的这场大灾荒，至淳熙十一年（1184）闰三月，随着二麦的日渐成熟而结束。

04 笔端雷动奸豪息，政声报最惟清白

　　南康的成功赈灾，使朱熹声名大振。他不再被人视为空谈道德的学者和教育家，而被认为是一位极富进取心和实干精神的循吏好官。特别是在荒政方面，既有理论，更有实践，俨然是本朝第一专家。

　　恰在此时，一场更大的灾荒席卷了整个浙东地区，宰相王淮举荐朱熹为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朱熹的这个新职务，不但分管相当于今天一省，那时一路的全面经济工作，还肩负代表朝廷督励辖区事务，考察州县官吏的特殊使命。

　　年过五旬的朱熹，以年轻人般的热情，轻车简从，不带大队人马，只有必要而简单的随行人员，俨然一乡间老学究模样，就直奔浙东而去。沿途，不事先通知，不预设路线，不安排陪同，不迎来送往，更不接受馈赠礼品，不在馆舍吃饭喝酒，但却深入民户，田头调查，体验民情，掌握民意。吃不好饭也就罢了，有时候甚至劳累一天，晚上也顾不得休息，还要率先垂范，领着僚属整理调研材料，撰写调研报告。

　南宋时期的两浙西路、两浙东路和江南东路

　　朱熹所到之处，在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后，根据灾害具体情况，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救灾措施，概而言之，一路聚粟赈粜，蠲减税赋，救济灾民；一路禁止苛扰，惩贪抑强，为民除蠹。

　　孰料正是这大大力惩贪，让朱熹的浙东赈灾半途而废，不但惹恼一朝权贵，更引来千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