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军军官为何普遍逃跑和大量投降？

　　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抗日战争打了十四年。国民党军队里，涌现出了不少抗日救国的英雄。但另一个事实也不能否认，抗战期间国民党降将如云，仅旅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就有58位之多。

　　抗战期间，国军最高峰有500万部队，日军也有200万。在这200万日军身后是210万伪军，这些伪军除了地方保安团或者土匪外，有很大比例都是原国民党正规部队。那么问题来了，抗战初期以保家卫国为己任的国军部队怎么这么多投降的，且在抗战中期面对日军一触即溃？

抗战初期热情高涨

　　由于蒋介石一直搞“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这就好比一个被极度压缩的弹簧突然弹开一样，不管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都相当积极。这个时期有两场大战是标志，一场是中央军主导的淞沪会战，另外一场就是地方军为主的台儿庄大捷。

　　先说淞沪会战。抗战爆发前，国军军官一般是过系统教育和培训的。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如果不考虑收编这条路，首先得有高中学历。在民国那个遍地文盲的时代，高中学历相当不简单。你有了高中学历后才有资格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这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你以为这是终点，其实这只是一个起点。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就可以成为基层军官，担任两年军官后可以考陆军大学。从陆军大学出来就是高级军官了。当然了，还可以走另外一个分支，就是军官学校毕业后考炮、骑、工等兵科学校。

　　这些中下层军官学历较高，思想觉悟好，抗战之初确实相当积极。这些人中由于都读过高中，家境起码也得是中农，上战场前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遗嘱，能做到与阵地共存亡。比如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在开战之初就已经写好了遗嘱。后来谢晋元用自己的才智与坚毅打出了一场漂亮的局部防御战。

　　别看后来地方军大批投降，这个时候还真做到了同仇敌忾，各级官兵都不想做亡国奴。抗日英雄张自忠，在台儿庄战役前可是“汉奸”。张自忠接到宋哲元的命令在华北事变后成为北平市长。与后来主要工作是打仗不同，这个时候的张自忠主要就是与日本人扯皮。这样的角色很容易就被当成汉奸。

　　台儿庄战役前，张自忠为了洗刷耻辱身份与日军死战。比如在白塔战斗中，张自忠亲自带着步兵营和手枪营冲锋。除了张自忠之外，很多地方军也想通过这一战打出威望。比如川军部队一直被各路军阀看不起，他们就想通过作战得到与其他部队同等地位。因此，台儿庄战役也是国军少有的多个派系团结作战的战役。

国府腐败，将士用爱发电

　　如果说抗战第一年，国军士兵还能靠着满腔热血与日军对抗，到了武汉会战就不一样了。到武汉会战时，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国民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开始表现到战场上。武汉会战被称为国民政府准备最为充分的会战，因为台儿庄大捷和忻口会战确实迟滞了日军向武汉进攻的时间。

　　但即便准备如此充分，国军将士非战斗减员依然十分严重。首先就是物资准备非常不充分。很多部队根本找不到吃的，都是挖山里的地瓜和野菜充饥。本来就十分困难的国军将士还要碰到猪队友。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炸断了南浔公路，导致所有从南方运往武汉的粮食堵住了。

　　武汉会战的国军

　　医疗就更不用说了，忽视伤兵已经是国军的传统艺能。轻伤员相互扶持走到野战医院，重伤员能爬着找到军医的概率极低，大部分情况下没走多远就死了。就算你没有在战场上受伤也好不到哪去。

　　由于缺乏后勤，很多士兵只能以生水解渴，大部分会得痢疾。按照国军的医疗水平，别说痢疾了就是高烧都必死无疑。在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大量使用毒气弹。国军士兵没有防毒面具，就算不是当场死亡也熬不了多久。

　　这些场景都看在国军基层军官眼里。基层军官看到国民政府的无能绝不是简单的物资匮乏能解释的。再加上淞沪会战大批精英基层军官的阵亡，武汉会战时基层军官开始出现畏战情绪。比如106团团长黄伯铭由于畏惧日军连日轰炸，一到晚上就带着弟兄们躲进山沟躲藏轰炸，整个阵地空无一人。

　　国军军官的这种做法有时还得不到惩处，因为关系户又回到国军军中了。比如徐福观团长每次遇到日机轰炸就跑得找不到人。同僚报告军长，军长换了一个团长胡庸上来。谁知道徐福观到了司令部竟然毫发无损的出来了。因为他们的司令是汤恩伯，汤恩伯的副参谋长荀吉堂与徐福观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

　　这种情况在武汉会战之后愈演愈烈，结果就是大量士兵逃亡，大量军官带着军队投靠日军混生活。中条山会战前，逃兵就如潮水一般。此时战况还并没有那么糟糕，这就完全是战斗意志问题了。

　　中条山会战前国军后勤依然糟糕，很多士兵趁着夜间放哨直接乘着村民的羊皮筏渡过黄河逃跑。这还只是偷偷摸摸逃跑的，有些胆子大的军官直接带着部队成建制逃跑。比如新编27师与老百姓争抢木筏逃走，整个场面一度失控。国军士兵鸣枪都阻止不了战友争抢木筏。很多不会水的士兵因此被淹死。

军纪废弛，中下军官陷入绝望

　　国军之所以能够抗战八年，完全是靠着满腔报国热血。但随着战争开始以年为计算，国军上层又恢复纸醉金迷、官官相护的日常。1943年底到1944年日军发动了对整个豫湘桂的大规模进攻。此时日军兵力紧张，我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太平洋战场都牵制了大量兵力。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军仍然丢城弃地。除了国军把相当一部分兵力调到西南外，国军中下层军官乃至士兵的混日子心态也是重要原因。

　　汤恩伯在军中立了规矩“无命令擅自放弃阵地、且造成重大军事损失者死刑”。汤恩伯的部下王瀚就因此被“枪毙”。之所以枪毙要打一个双引号就是因为王瀚并没有死而是被人私自放跑了。这件事无论是王瀚还是私自放跑他的人胆子都相当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汤恩伯的部队军纪已经混乱到了什么程度。

　　还是说汤恩伯的部队。某连士兵在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的重机枪给搞丢了，由于怕处罚不敢上报。正好当天晚上友军一个排长带着几个士兵手里扛着一挺重机枪。连长直接热情款待了这几个友军，当天晚上把他们杀了并夺了重机枪和几杆步枪。这件事很快营长也知道了，营长非但不斥责还表扬连长有办法。

　　远征军的情绪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一个叫罗国富的士兵，在缅甸作战结束后并没有回国而是继续留在了缅甸。当后勤科长李农问他为啥不回国时，他害怕回国后还要参加没完没了的内战。更多的士兵到西南大后方后看到的是国民政府的纸醉金迷，没有丝毫抗日救国的气氛。这让他们很快就心凉了。

　　国军中下级军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情感出现了明显变化。抗战开始阶段无论是地方军还是中央军都抱着满腔报国热血与日军作战，所以才会有淞沪会战鏖战三个月、台儿庄大捷。但随着中日进入对峙阶段，国民党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这个时候内部派系斗争、高层贪污腐败的问题都展现出来了。中下军官意志开始消沉，展现在战场上的就是一触即溃、降将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