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否定中国知青历史岁月（三）
一、一次大规模改变中国乡村边疆落后面貌的实践；广大知青的汗水没有白流，他们的功绩，已成现实图景，彪炳史册
上世纪六十年代云南省红旗中学——连续三年统考第一的昆明市第八中学70多位学生，1964年9月毕业，由于当时深受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向往革命人生道路，率先投笔务农，坚决到农村插队。
当时全昆明市有四个同学考上大学被录取而欣然放弃，有一百六十多位品学兼优初高中毕业同学坚决到农村，同自己最有利的升学考试擦肩而过，一共五六百人下乡。“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永远是中国青年的最高选择！”这就是当时一代城市学生的心声。
要建立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过程，就是一个落后、分裂和贫穷的社会朝四个现代化社会巨大转变的过程，这一庞大的艰巨的社会变革工程，需要动员全社会的资源、财力、人力，而不是个别的力量单项的投入——个别的力量，单项的投入也做不到。
同时，还需要方向正确和具有战略眼光、富于魄力能力的政府（六神无主、软弱无能和腐败入骨的政府是做不到的）。新中国建立，已经具备了这两个条件。一场前所未有振奋人心的战役打响了！
当时，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落后的旧中国走向繁荣和强大的历史进程中重要的一步；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采取一系列措施中的一项重要举措。
让相对发达的城市里的资金、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它的载体——各种人才包括知识青年在内，支援农村，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根本动因。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城市学生上山下乡运动，无论倡导者和响应者、参与者的多数人都视之为改造中国落后面貌，消除城乡差别的伟大运动，这也是一代良知在对积弱积贫和国耻的忧思之后的最大规模探索与实践。
旧中国是畸形发展的烂摊子，国民党逃亡台湾，掳走黄金277万两和银元3526.9万元。全国人口中9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总人口死亡率在30%；婴儿和孕妇死亡率分别高达20%和1500/10万，触目惊心；平均寿命仅为35岁。广大边疆和农村贫穷落后，民不聊生；少数城市灯红酒绿腐朽糜烂，生产水平和百姓生存状态处于半原始状态。每遇天灾人祸，就饥馑遍野，街头横尸。
将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变为强大繁荣的国家，必经一个二三十年艰苦创业的中间阶段，也就是说到富之前有一个穷阶段，到裕之前有一个贫阶段，必然要一步一步走的阶段；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是对外采取疯狂无耻侵占、掠夺，对内加紧剥削压迫、榨取更多的血汗；而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是社会主义立国，不可能走那条路，就得依靠全国劳动群众，尤其是生逢其时青年一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逐步走向繁荣和强大。
毛主席与党中央当时所作出的战略决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孤立的，是整个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各行各业各战线支援农村和边疆大军中一支军队；是当时科技、教育、资金、文化及其载体——人才包括知识青年等，全方位流向农村和边疆中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
毛主席与党中央的这项战略决策，是从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也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固然有解决部分就业的经济因素，但从根本上是以推进农村和边疆建设为目的，也是在帝修反包围下的新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要措施。
对于这一点，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得很清楚，说得也很明白，当时根本没有遮遮盖盖的意思。要在落后的农村和边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仅仅靠边疆和农村的自身力量是非常不够的，必须要注入新的力量，新的因素。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外来的因素进行现代化建设，显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还要争论吗？
从另一个角度说，只要城乡差别仍旧存在，只要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还处“弱质产业”水平的阶段，只要占80%的农民还生活在缺乏最低水准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的层次上，那么“三农”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呐喊声永远都会激旋回荡，永远都是中国人民心中的“疼”，永远都是一届政府绕不开的难题。
因此，对任何一项旨在改造建设中国乡村的做法和行为，都应予以历史的中肯的分析和评价。特别是当今社会重心倾斜，人们争先恐后到大城市发展自己和壮大个人利益之时，需要作出不能脱离当时的现实状况的理智评判。
还需要强调的是，当时创造社会主义幸福甜蜜的生活，是从生产条件恶劣物资匮乏的半原始状态的农村和边疆上起步的，这本身就决定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者和工农群众，也包括生逢其时的学生青年付出代价，贫困生活，艰苦劳动，并需要二三十年时间的过渡期。
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指出：“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个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可是现在一些人忘记了这段话，尤其忘记这段话所陈述新中国当时的贫穷落后的客观事实。倘若脱离这个过渡期的现实去评价知青问题就会钻到牛角尖里。为什么说艰苦创业，原因就在这里。要想全国人民过幸福生活，要想全国强大繁荣，而此时此地的干部群众包括知识青年不用“艰苦奋斗”，不用“贫穷过日”，无异于痴人说梦了吧。
我们认为，那时段艰苦奋斗是光荣的，那时贫穷过日亦是光荣的，因为属于创业性质；没有艰苦奋斗和贫穷过日的蓄势，就没有后来的甜蜜和强盛。有第一碗饭的艰苦，第二碗饭的温饱，才会有第三碗饭的富裕；有第一级台阶的基础，第二台阶的递增，才会有第三级台阶的高度；有一环路、二环路的范围才有第三环路、四环路的壮观。
现在一些爬虫（包括有的知青）判断历史，大肆鼓噪第三碗饭的富裕和第三级台阶的高度、第三环路的壮观，只能说明他们的浅薄与片面，就是这样。
按毛主席时期是“贫穷社会主义”的逻辑，就是要求新中国一旦成立，就像开关在手，咔答一声，神州大地立即焕然一新：远处粮棉成山，牛羊成群悠荡；近处别墅连片，洋车来往穿梭；家家吃香喝辣，人人花团锦簇；早晚蝶飞花翻，男女拥抱而舞。根本不需要什么二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和过贫穷日子之说——这可能吗？
一个青年人，一个家庭，从贫到裕，从穷到富，需不需要艰苦奋斗？需不需要三五年时间积累？我们认为不仅需要艰苦奋斗，而且至少三五年以上时间财产积累方能实现，更何况落后的五亿人口的面积世界第三的农业大国！
对任何贫穷落后的国家，一当建立新政权即能每人既过上甜美安逸花前月下的日子，又有国家繁荣强大……这个主张非常好，实在美妙动人，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尚无一个例子！心地阴暗的爬虫，除了会胡言乱语外，也根本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先例来！
其实这个道理在政治经济爬虫们心底很了然。所以这样领唱，就是想此应彼和，群起盲众，混淆视听。他们——“历史的屠杀者”，借用鲁迅的这个词，——的一阵阵高调往往是对准和图谋现在，“屠杀现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只不过用一些漂亮话掩盖而已。
从1955年到1978年的近18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如毛主席所预计的那样，不仅推动促进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发展，也推动促进集体经济和卫生、文化、教育等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知识青年到农村同干部群众风雨同舟，艰苦奋斗，心往一处想，汗往一处流，当时全国的每一项成就都凝结了他们的汗水，每一项工程都浸透他们的心血，每一个奇迹都闪烁他们的青春光彩。
数以千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什么去呢？是参加农业生产，抓经济发展，去当农科员、技术员、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同时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磨练意志。
在头一二年，他们在过生活关、劳动关，这个过程中经受了许多内心的矛盾和斗争，甚至是痛苦；同时意志得到了磨练，也很快成为乡村一把好手。什么农活，什么二十四节令大多掌握，在乡村社员中逐步有了威信，也有过自豪。
据国W院有关部门的统计，仅1974年至1978年，在100位知青中平均也有1位知青加入党组织，有25位加入团组织，有3位担任生产队以上领导班的职务。
当时，广大农村和边疆干部队伍的文化程度，大多数为半文盲、初小学文化，对当地农业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有较大制约。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知青到农村和边疆，在经过一两年劳动和实践锻炼后，他们身上的文化知识开始发挥作用，他们的城市文化视野产生效能，也很快在乡村显示出骨干作用、领导作用，对推动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贡献是无法估计考量的。
总之，他们当中表现差的是少数，而多数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和国防建设中出过力流过汗有贡献，也有目共睹。由郑洸主编的《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对1966年前这个阶段知识青年有一段客观、公正的评价，现摘录于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60年代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家一项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重要工作。从1962年秋至1966年夏的4年里，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的有129万人，加上回乡的知识青年和前几年下乡的知识青年，约有1000万人。他们当中不仅有普通职工的子女，也有元帅、将军、老红军、省长、市长、省委和市委书记、大学教授、著名民主人士的子孙。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我国革命青年在战争年代上井冈、下洪湖、奔延安、赴太行，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荣革命传统，为大办农业，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确实锻炼成长了一批有为的知识青年。如全国闻名的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农村确实起了多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推广农业科学知识与技术、开展农业科学实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涌现了一批人才。广东省有育种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周汉华；吉林有在水稻栽培方面取得良好成果的吕根泽、崔炳润；陕西有在土化肥研究方面有突出成绩的何文义、植棉能手齐俊杰；江西有在改造低产田方面作出成绩的宋喜明，旱地育秧和水稻杂交良种培育取得成果的何来昌等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为研究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提供了人才，同时又为充实财务人员创造了条件，克服了一些生产队记工用绳戢疙瘩、记帐作符号的原始方法，健全了财务制度，保障了帐目清楚，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重庆市郊区一些生产大队，有20%左右的知识青年经过培养锻炼，被选拔为生产队长、团支部书记，有的担任了会计以及核算员等职务，个别知识青年还被选为党支部书记。总之，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代青年为祖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段中，又是怎样的情形呢？知识青年也同样发挥生力军的作用，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是1973年《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报告》中的一段：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关怀下，广大下乡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做出积极贡献，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邢燕子、侯隽式的先进人物。他们中间有从天津市到山西平陆县毛家山插队的三十名青年和一名教师，同贫下中农一起，艰苦奋斗，粮食总产量三年翻了一番。河南光山县孙铁铺公社郑堂青年生产队，在贫下中农协助下，艰苦创业，一年建队，二年自给，三年有贡献，四年粮食总产从七万斤增加到二十万斤，棉花地拉沙改土，加强管理，使亩产从十斤提高到一百多斤。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部知识青年组成的担架连三排，在珍宝岛反击战中，配合边防部队，为保卫祖国领土立了功。在云南勐腊县山寨扎根的上海知识青年朱克家，成为爱尼族人民最喜爱的多面手。河北涿鹿县的插队知识青年程有志，在培育优良品种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在陕西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孙立哲，成为能做较大手术的赤脚医生。到黑龙江农村的上海知识青年金训华，为了抢救社会主义财产，光荣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一个人，无论何种人，既然要讨论和评价知青上山下乡事件，应该首先对中国的当时经济文化状况及变化、对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变化，加以了解和把握，这是参加讨论和评价的入场券。一些人没有入场券，硬性挤进，以个人的感受为尺子，或者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跑，东拉西扯地指责与否定；让他退出又不可能，这就是为何中国知青历史地位一直争执不休的主要原因。我等苦哉苦哉！
本来这段内容完全可以结束，但觉得需再列举些历史事实才行。就以我们亲身经历说起——
昆明“六四届”500多知青到安宁十七个大队七十余个村子，我有幸是其中的一员，仅仅在第一年中已开始在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植树造林、民办教育、文艺宣传、合作医疗、农机修理、科普活动、帮助五保户等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共计办了20多个夜校、26个俱乐部、56个文艺组，组织了70多个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51个读报组，另外还编写了许多黑板报。积极帮助农民提高文化，在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还有200多人积极地参加了科学实验活动，建立了57个三结合科学实验小组，在800多亩田中进行科学试验取得良好效果。桃花九队几个知识青年搞了九分地的小麦试验田，亩产达六百五十斤。对发展农业生产，夺取粮食大丰收起了示范作用。两三年后，有1人担任副大队长，17人担任小队政治队长，62人担任小队会计，31人担任保管员，79人担任民兵指导员，30人担任民办教师，3人担任大队文书，15人担任团支书，25人担任团支委，96人担任记分员，33人担任保健员。共392人，占调查总人数的81.2%。
在526名下乡知识青年中，有1人被评为1964年度市的“五好”社员，有11人出席了1965年度市的农业先代会，29人出席了1965年度县的五好社员代表会，3人被评为1965年度市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出席了会议。4人评为市的优秀团员。5人被选为县人民代表，1人被选为市的人民代表。
我到农村后在队上当记工员、副队长、政治队长，同农民一样，风来雨去，艰苦创业。碰到大的困难也苦闷过，但想到苏联作家高尔基一句话：是我们改造环境，而不是环境改造我们。也曾动摇过，但想想鲁迅的话、红军长征、毛主席的三湾改编，自己终于坚持下来了。
由于自己和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生产队从1969年开始连续三年获历史最高产量，年底的工分分红值有大幅增长。县志记载，那三年全县历史也是最高产量，大丰收。省会城市昆明也是如此。
一种成就感驱散疲惫，身心浸润在愉悦甜蜜的暖暖之中，从未有过的自信开始在心中萌生。
从1966年到1976年，上千万知识青年参与，全国的农业生产、社会发展的情况和效果又是如何呢？
青春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闪光，功勋在峥嵘的历史岁月里开创。
数以千万计知识青年的生力军作用和文化促进作用，首先的表现就是当时参与和推动乡村和边疆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水平逐步现代化，摆脱落后。
在那段时间，农业机械总动力方面，由1957年的12.1亿瓦特增加为1980年的1473.5亿瓦特，增长120.7倍；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农用排灌机械、小型及手扶拖拉机、中型机械农具在几倍、十几倍增长。农业现代化方面，机耕面积从1957年的2.4%提高到1980年的41.3%，有效灌溉面积由24.5%提高到45.2%，化肥施用量和农用电成几十倍、几百倍的增长。尤其农技农科推广网上，知青更是成为主要力量。农业技术推广站由1950年的10个发展到1979年的17622个，增长1760多倍，确保各种农用技术学习和推广。
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有一份付出就有一份回报。作为任何一位曾在所插队的山村进行科学实验的知识青年，当时也许感受不深，然而读到全国农村在这方面的进步，能不感到振奋和自豪吗？当时，一个一个村的科技进步和全国农村的科技进步，都实实在在改变中国旧面貌。
陈海秋在《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提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从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共有两个农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的时期。一个是从1949年开始到1958年的九年中，粮食连年增产。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后，1961年开始比上年增产400万吨。从1962年到1976年又是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第二个历史时期。1976年比1965年粮食产量增长47.2%。农业产量1978年比1962年增长139.2%，翻一番多了；在新中国历史上，农业产量翻一番的年份不多，这翻一番是光荣记录。或者说农业产量第一次翻一番记录是在毛主席时期发生的。中国以占全世界耕地7%生产出产品，供养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当时粮食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棉花跃居世界第三位。这无论如何是了不起的成就，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奇迹。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新中国经济大发展中，还有一个显著特点：经济发展速度也是最快的。1949年人均GDP如果是100，1952年人均GDP就达119，到1980年人均GDP高达460。另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表明，在1951年到1980年间，中国工农总产值平均增长率12.5%，农业产值平均增长率4%，在世界各国中都是最快的，超过美苏、日德、英法等发达国家。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知青最多，知识青年成为农村和边疆建设的新锐，不仅投身国防交通、社队企业，而且在席卷全国农村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即平整土地和兴修水利中流汗流血。与1965年相比，全国实现农业人口均有一亩稳产高产田，如果说是“大跃进”期间解决农业生产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大兴水利，水库沟渠化；那么“农业学大寨”则解决农业生产第二个关键问题——田地平整，条田化连畦成片。这在中国农村是空前未有的巨大的成就。
文革十年农税实际负担趋势表
资料来源：根据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有关数据计算，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农民的收入，总体趋势是呈上升状态，1949—1957年是农民收入快速增长期，平均每年递增6.6%；农民人均收入由43.8元上升到72.9元，增长66.4%，年均增加3.6元，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1959—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呈负增长，1965—1978年，农民收入进入增长有所加快的时期，从113.05元增加到133.57元，年均增长1.6元。
据统计从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全国农村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总共输送5400亿元资金，年均高达210亿元。
在新中国建设阶段，广大百姓群众的家庭生活有无改善与进步，我们作为过来人最有发言权，在这里仅以民间广泛流传的婚嫁类谚言为例作证明。
如《娶亲方式》：“50年代——，一身条绒一双皮鞋，骑上毛驴嫁过来。60年代——，三转一响土坯洞房，咔叽穿上、胶车坐上。70年代——，土木结构盖新房，松木椽子柳木梁。石灰抹墙砖漫地，新人喜坐拖拉机”。
《婚典宴席》：“50年代——馍馍像锅盖，豆腐头道菜，蕃茄炒鸡蛋，粉汤泡米饭。60年代——，油饼子干馓子，白面馒头花卷子。粉条肉丝加海带，一锅熬成大烩菜。70年代——，牛羊鸡鸭大鲤鱼，夹板丸子好味气，八大碗，最实惠，最后上盘羊杂碎！”
又如《时代民谣》“50年代骑脚踏，60年代坐拖拉，70年代躺沙发”。
对毛主席时期最客观最公正的评价在哪里，就在广大中国劳动者心里想的嘴上说的——民间广泛流传的谚言与俚语中；现在一些爬虫力图歪曲与抹杀，但做得到吗？
七十年代后期，居民棉布的计划供应量人均增至20多尺，每个家庭应该说数量基本够用。使用票证，保证全国人人都有。各类人造棉、涤纶、针织品、服装产量增长很快，而且不凭票供应，放开购买。1979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6%。据当时的调查，每百户社员家庭拥有的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钟表的数量分别达到36辆、23台、26台和55只，比上年增加分别是16.1%、15.0%、44.4%、5.8%。其中既有凭票供应的，又有市场价的。城乡居民实际拥有的数量都比1966年前大大增多。
根据刘英杰主编的《中国教育大事典》的统计：
小学入学率：1952年为49.2%，1961年为63.4%，1974年为93%，1976年为96%。
初中学生：1949年为34.1万，1961年为221.8万，1974年为1345.1万，1976年为2344.3万。
高中学生：1949年为7.1万，1961年为44.7万，1974年为541.1万，1976年为861.1万。
大学生：1949年为11.7万，1965年为67.9万，文革十年为100万。
而解放前小学入学率仅为20%左右，1936年为54万。从上述数据表明新中国建设期的教育是大发展、大进步。
另外，农村的民办中小学使义务教育得到普及，当时学费很低，很少有孩子不能上学。三级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也普及广大乡村，许多传染病绝迹，人均寿命翻了一倍，1977年达到66岁。当时的知识青年，无论当民办教师，还是当赤脚医生，毫无从中取利赢利的思想，千方百计普及文教卫生，提高文教卫生质量，奉献精神贯穿始终，也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这些成就在钙铬铠钫时期都未达到，无怪乎广大城乡群众更加怀念和称赞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1968年，世界银行的一个考察团到中国，他们测量当时中国城市的基尼系数是0.16，这个数值在当时全世界几乎是最公平的。从城市农村居住的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为0.31年的水平，同全世界比较起来，也是比较低的。这充分证明，毛主席时期城乡差别已经缩小了许多，不合理现象有了改观，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了较多的体现。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经济与社会、效率与公平，在眼下一些爬虫眼里似成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肆力鼓噪“先经济后社会、先效率后公平”的理念如何高明，可用于治理国家。但上述历史事实充分证明经济与社会、效率与公平在毛主席时期可以同步发展的，也是深得人心的。这个了不起的成就，告诉后来的领导者“鱼和熊掌可兼得”这一真理，那些爬虫之流提出所谓“先经济后社会、先效率后公平”是一个伪命题，有其不可告人的动机。
这段文字写得很长了，有悖于文章“贵在简约，要言不敏”的标准，正想结尾时，苦哉苦哉，历史虚无主义的群狐又在眼前蹦跶，请知青朋友再读一段即可。
在那个时代同国民党统治的旧社会相比已经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当时，中国农业从肩挑人抬、人拉犁子、用锄挖地的状况到拖拉机田间跑、电动机柴油机普遍使用；从土地坑洼不平、旱涝灾害频发、靠天吃饭到畦田成片、普遍用水灌溉、每人一亩稳产高产田；从饥荒、挨饿到大多数人达到温饱，初步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没有失业的中国，这完全是上了一个经济生活大台阶。同时自力更生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远程大飞机、人工合成胰岛素、青蒿素、杂交水稻、汉字照排。
在毛主席逝世时，既没留下外债和内债，也无通货膨胀和饥饿，而且还留下了大量外汇储备，截止1977年共有黄金储备1280万盎司和外汇储备23.45亿美元，还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成套工业设备和技术。
从1952年——1978年的26年间，国民收入增加4倍；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且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如此大的翻天覆地式的变化和成就，在中外千百年历史上何时有过！称毛主席搞“贫穷社会主义”，完全是无知呓语。数以千万计知识青年作为那个时代的建设者、创业者应该引以为荣，欣慰平生。
因此，1988年，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在庆祝建场30周年之际，投资数十万元，在场部开阔的广场上树起一座拓荒纪念碑。厚实的基座上塑立着3位象征农垦职工组成的魁伟雕像；一位是转业军人，一位是支边农民，第三位便是知识青年。这俨然是一座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历史性的巨大丰碑，为什么大部分农场知识青年已经走光了，云南农垦的农场还要在第一次塑建南疆拓荒者时没有忘记他们？专门留有一位知识青年形象而辟设一席之地呢？
云南《文学界》刊载了农垦同志郜宁校的一篇文章作了中肯的历史的解释。他说：
“知青们回城后，某些知青作家一直没有停止过诅咒该死的边疆该死的农场，而我们的农场职工在诅咒声中为‘逃亡者’塑起了一座高大的丰碑——他们从不抹杀知青十年艰苦奋斗为开拓边疆建设边疆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从不认为知青们十年青春是毫无价值的抛洒和无足轻重的浪费，不管他们是怎么来的还是怎么走的，不管他们该不该来还是该不该走，他们毕竟在这里扎扎实实地生活过。有迷茫、有失落、有流血、有牺牲、有挫折、有失败，但也有过慷慨激昂，有过无私奉献，有过值得一生自豪的成就。十年中，有多少知青在与命运抗争的同时造福于边疆，他们中的佼佼者走上农场各级领导的岗位，勤奋好学者跨进农场教师和医务工作者的行列，而在最基层的知青更是用他们的血和汗浇灌着万顷胶林千亩良田，他们带来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有形无形地影响着闭塞落后的边疆一天天开化进步，发生巨变。所有这一切，边疆各民族永远不会忘记，农场职工更是铭刻在心。”
这一段文字，我们认为何止是红土地云南省，也是黄土地新疆自治区和黑土地黑龙江省广大干部职工的心声，非常符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原貌。
总而言之，农村和边疆的可喜变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数以千万计知识青年没有辜负老一辈革命家的期待和希望，同时充分说明老一辈革命家的愿望和设想没有落空，他们培养教育的心血没有付诸东流，已化为祖国大地上的一幅幅日渐光辉的图景，彪炳于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