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彬：早期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的探索
新时代随着中国经验加速走向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这一问题上，我们现有的叙事过于偏重对当下现实的渲染，很少从历史角度梳理和回答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影响世界的历史为何能有、从何而来、如何发展等诸多重要问题。国内外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性变化的叙事往往突出历史的断裂性、忽视历史的延续性，将这一变化看作历史的突变而不是历史的延续与发展，这就很容易使人陷入国弱被欺、国强必霸的认识误区和错误逻辑。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是一个扎根中国、关怀世界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验国际化相结合的历史。
所谓中国经验国际化，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辅相成而又相向而行的一个历史进程，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形成许多有益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通过一定渠道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甚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经验国际化主要表现为中国革命经验国际化。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在议题的广泛性和影响的范围、深度等方面都无法与今天相比，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经验国际化构成了一个前后相继、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经验国际化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澄清认识误区、形塑新的叙事。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经验国际化历程的研究还很少，为数不多的研究集中于探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如美国学者亚历山大·库克（Alexander C. Cook）关于毛泽东思想在印度、秘鲁等国传播的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经验国际化历史几乎无人问津。学术界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时，几乎全都聚焦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忽视了中国共产党也曾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点尤其体现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既有研究多探讨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以及围绕这一问题出现的党内分歧，特别是党内谁最早提出这一问题、陈独秀是否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等议题。对于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目前缺乏相关研究。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大革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的探索及其对共产国际的影响，探讨早期的中国经验国际化问题。
一、共产国际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最初认识
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问题的认识较为模糊。一方面，共产国际在理论上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从长期来看，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早晚会脱离革命，革命领导权最终会落到无产阶级手中。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实践中又认识到在工业普遍不发达的国家，当前无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并且这一情况短期内无法改变，因而十分重视各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并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在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之间，共产国际内部围绕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一定时期内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属于民族资产阶级。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发生于工业发达的国家，其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革命的领导权毫无疑问属于无产阶级。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俄国等一批相对落后的国家加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于俄国尚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而革命的性质与任务相比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更为复杂。共产国际成立后，列宁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纳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也增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复杂性。虽然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提出无产阶级应当领导俄国的民主革命，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相比俄国更为落后，《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结论不能简单地套用于这些国家。
围绕无产阶级应否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共产国际一开始就出现了分歧。列宁在思考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时十分谨慎。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际，列宁专门撰写《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以下简称《初稿》）一文，阐述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看法。其中，列宁提出支持当地民族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甚至要求共产国际和他们“结成临时联盟”。鉴于各国工业落后，无产阶级力量弱小，因此仅要求无产阶级运动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并没有直接谈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而罗易则提交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以下简称《补充提纲》），他认为，由于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发展，无产阶级具备了相当强大的力量，因而反对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强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要求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民族资产阶级，过早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打击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
此时共产国际初涉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并没有多少经验，对于罗易提出的意见没有立即否定，而是将《初稿》与《补充提纲》都作为重要文件加以肯定。但罗易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建立在对中国、印度等国国情错误判断的基础之上，其关于民族解放运动一开始就由本国无产阶级领导，完全反对和排斥民族资产阶级的设想不符合各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共产国际二大结束后没过多久，罗易的观点就遭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冲击。
其中，理论上的冲击主要来自中国。1921年，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和《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中，张太雷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分析，提出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达到罗易所设想的那般发达，并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与否将殖民地半殖民地由高到低划分为三类，即“已经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刚刚参加国际性贸易的国家”和“尚未开化的国家”。他还明确指出，罗易关于中国等国家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与民族资产阶级开展合作，而不是一开始就宣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排斥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
理论观点在实践中的失败是对罗易更加致命的打击。尽快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自然是共产国际最想看到的结果，因此，当罗易提出在印度直接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时，共产国际曾寄予厚望，并给予了大力支持。据罗易本人回忆，共产国际不仅曾提议推选罗易为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成立了中亚局推动印度等国革命，并提供了大量的现金、人员和武器装备，其中包括各种轻重型武器以及一个空军大队的整套装备在内的各种物资供其使用。罗易一开始就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发展武装力量上，在塔什干地区组建了一个军事训练学校，招募印度籍的流亡人员组织起印度共产党，并对这些人员进行军事训练，企图从国外攻入印度，点燃国内的武装斗争。但事实上，在苏俄领土上组织的印度共产党既缺乏扎实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当时印度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没有任何影响。最终，无论是罗易的军事计划还是在境外组建共产党逐步向印度渗透的建党计划都归于失败，不仅军事学校停办、中亚局撤销，罗易匆忙组建的印度共产党也没能在推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上发挥明显的作用。直到1925年12月，印度境内才组织起印度共产党的中央组织，到20世纪30年代才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此时罗易早已被共产国际开除。共产国际在印度革命上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印度国内却连共产党组织都迟迟不能成立，罗易所谓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更是无从说起，其对罗易的失望可想而知。
面对张太雷的理论质疑和印度革命实践的迟滞不前，共产国际转变了对罗易的态度。1922年11—12月，共产国际四大召开。会上，罗易接受了张太雷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三分法，并且承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际上“资产阶级是斗争的领导人”，但仍旧坚持在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国际此时已经初步认识到罗易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观点仅是空谈，毫无实现的可能，逐步将目光转向了正在快速发展的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
凯末尔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并且曾于1922年秋强力打压土耳其共产党，驱散其代表大会。可以说，凯末尔革命是一个典型的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对共产国际而言，一场成功的民族解放运动远胜过无数的空话和幻想。同时，新生的苏俄政权也希望利用凯末尔革命改善周边的国际环境。因此，共产国际对这次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很高的评价。例如，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苏俄代表萨法罗夫提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对于我们无产阶级运动是一种支持和极大的安慰”，“各国共产党必须尽一切力量支持这个运动”。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之一拉狄克甚至指出，“即使在目前受迫害的时刻，我们也对土耳其共产党人说：不要只顾眼前而忘记不远的将来。捍卫土耳其独立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你们必须和正在聚集起来的土耳其革命者一起走一条漫长的道路”。
总的来看，共产国际四大基本上接受了张太雷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类型的划分，认可各国正处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不同阶段，强调“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意志的代表人物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这实际是在理论上对革命领导权问题进行了模糊化的处理，承认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有可能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国际虽然认为各国革命的领导权终将归无产阶级，但也清醒地看到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普遍较低，许多国家无产阶级力量还很弱小，民族资产阶级在土耳其和中国等国的革命实践中实际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并且这一情况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共产国际在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参加和支持本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仅要求它们“取得一种独立的革命因素的地位”，强调现阶段还只是为获得革命领导权做“准备工作”而不是立即获得领导权，没有规划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时间、策略和方法，反对提出过高的口号和要求。1923年1月，孙中山与越飞签订的联合宣言直接体现了这一思想。
二、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理论创新
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之初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对于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党内存在较大的争议。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必须争取本国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思想。随后，五卅运动从实践上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的正确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首次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争取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由理论转化为实践。
面对国共合作和即将开始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党内围绕谁是革命的领导者这一问题也曾像共产国际一样出现了明显的认识分歧。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陈独秀认为，在中国的革命势力中，“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关于无产阶级，他提出“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大多数工人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不具备现代的政治观念和革命意识，甚至都算不上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更别说领导中国革命了，无产阶级的角色只能是“先锋”。总而言之，陈独秀在国民革命初期实际上认为应由资产阶级担任革命的领导者。
与陈独秀相反，瞿秋白则认为，“落后的国家之无产阶级参加民权革命之职任愈大”，“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才能胜利”。在他看来，虽然中国无产阶级确实如陈独秀所言“很少很幼稚”，并且“大半不脱宗法社会思想的遗毒”，但“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全世界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征取（争取——引者注）政权，他不得不赞助各殖民地的国民运动，尤其是辅翼其幼稚的无产阶级，以行世界的扑灭帝国主义的总斗争”。也就是说，瞿秋白在评估无产阶级的力量时，不是仅仅从中国出发，而是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发，不仅将中国无产阶级计算在内，而且将国际无产阶级也计算在内。他认为，如果将国际无产阶级力量计算在内，那么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力量将远远超过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不仅是革命的先锋，更是革命的领导者。
1923年中国共产党三大前后，党内曾经历激烈争论，最终陈独秀的观点确立为党内的主导性意见。虽然中国共产党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起初是由瞿秋白起草，但经陈独秀修改后，瞿秋白起草时提出的“无产阶级应参加国民革命，取得政治的地位，以至于革命领导权”的思想被“完全抹杀，变成废纸”。
但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国民革命运动的逐步展开，陈独秀对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表现感到不满。在广州关余事件和商团事变中，陈独秀曾寄以厚望的资产阶级不仅没有热烈响应国民革命运动，反而对运动采取敌视的态度甚至直接发动武装叛乱。此外，国共合作建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组织内的攻讦和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掣肘，如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利用自己控制的各类社会组织阻碍中国共产党统一和领导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社会运动，并且利用《香江晨报》等媒体从舆论上攻击中国共产党，使得国共合作陷入“极困难”的境地。中国共产党将国民党右派视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因而将他们的一系列行为视为资产阶级妥协性的表现。再加上关余事件和商团事变，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日趋消极，越来越相信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四大通过《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此议决案并没有简单地重复共产国际的论断，而是根据中国国情指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明确提出只有无产阶级“取得领导的地位”，国民革命才能胜利，要求无产阶级必须争夺革命的领导权。此前虽然瞿秋白、彭述之等人已经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都是党员个人行为。直到中国共产党四大，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才成为全党的共识。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相比共产国际已经有了明显的创新。第一，在客观形势上，共产国际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阶级分化普遍不明显，工人运动大多处于萌芽状态，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更胜一筹；中国共产党则将阶级力量分为客观力量和主观力量，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但革命的决心十分坚定，主观力量颇为强大，相反，民族资产阶级缺乏革命意志，须有无产阶级领导方能充分发挥其力量，这与罗易毫无根据地片面夸大中国和印度无产阶级的力量有质的区别。第二，在领导权归属上，共产国际认为，从长期来看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终将属于无产阶级，但当下并不属于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则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不是未来而是当下，必须立即开始争取领导权。第三，在领导权转化条件上，共产国际内部普遍认为，在两种情况下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可以从民族资产阶级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上，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叛变革命，不再构成民族解放运动的动力，无产阶级必须挑起大梁将革命进行到底；二是民族资产阶级接近掌权或已经掌权，革命任务接近完成或已经完成，革命性质、任务和对象发生转变，领导权自然也随之发生改变。显然，中国共产党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既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后的被迫之举，也不是应对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根本性转变，而是要在革命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在民族资产阶级仍旧是革命动力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争取对革命的领导权，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贯彻整个民族解放运动始终。这是在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虽然中国共产党四大提出这一问题时是以“三大”到“四大”一年多的革命经验为参照，但当时还没有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革命实践为之佐证。中国共产党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也承认，即便无产阶级“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但无产阶级力量弱小的局面还没有改变。与罗易之前的观点相似，此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由于没有实践的佐证而缺乏说服力，共产国际也没有立即表示认可。
五卅运动及随后省港大罢工的爆发恰好从实践上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的正确性，使得中国共产党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想法由理论转化为实践。仅上海一地，从五卅运动爆发到7月21日，中外各企业共有20余万人参加罢工。这场运动席卷全国，香港、广东、山东、天津、湖北、湖南等地的工人和海外侨胞纷纷响应，全国各地约有12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这个运动，约50万工人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领导者的作用。其中省港工人大罢工不仅持续了16个月，是当时世界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而且还建立了被称作“工人政府的雏形”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组建了工人纠察队，这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建立政权的尝试。并且，经过这场运动，工人虽然在数量上没有明显的增加，但上海等地的工会组织获得了快速发展，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无论在阶级觉悟还是战斗力上都有明显的提升，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的信心。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向导》曾刊载《中国工人及其工会在此次运动中的作用》一文，强调“中国工人阶级数量上还是很少，但在最近几个月事变之中，最重要的责任却落在工人阶级的肩上”，“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敢出来否认现在工人运动是全民族运动中的中轴和重心”。
中国共产党党内普遍认为，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无产阶级领导权已经从理论逐步转变为实践。如罗亦农指出：“在五卅运动尚未爆发前，我们未看清，爆发后得到结论，是中国工人确能领导民族革命。”就连陈独秀也认为，五卅运动后的国民革命，“或者由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此运动，一直行向革命，以至完成全中国的民族解放；或者由妥协的大商阶级势力影响一切民众，渐渐回复到从前‘洋奴化’的上海”。
1925年10月，在党内对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践基本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通过中央全会文件的形式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加以确认。此议决案指出：“此次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里，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才真明显的表现出来。香港及上海罢工的广大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使民主主义的各阶级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般人民，都团结在这工人阶级斗争的旗帜之下。”正是由于五卅运动既是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又突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大革命”的开端。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地向国际宣传五卅运动及其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如1925年，邓中夏在全国总工会欢迎苏联工会代表团、与苏联全总机关报编辑瓦克索夫会谈等多个有国际人士出席的场合指出，“我工人阶级首先起来反抗，为各阶级领导者”，“我们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的责任，不仅只是帮助，我们还须领导”。
中国共产党早在1925年就已经提出并初步实践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但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不够成熟，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具体实现方式的认识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般要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来实现，但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共产国际要求将国民党塑造为革命的领导者。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曾设想了三种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方式：一是通过在政治和组织上领导国民党，进而实现对整个国民革命的领导；二是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集中精力发展社会运动，通过掌控各类社会组织实现对各阶级的领导，如赵世炎曾指出“因为C.P.不能公开组织民族革命，一定要经过各种社会民众的组织”；三是中国共产党脱离国民党独自领导革命，如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陈独秀就曾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共产国际对第一种方式寄予厚望，也支持中国共产党发展第二种方式，但绝对禁止采用第三种方式，因此中国共产党五大也依旧坚持国共合作的政治方针。然而，不管是第一种方式还是第二种方式都引起了国民党内多方势力的警惕和反对，加剧了左派和右派分裂和对立。“三二〇事件”（“中山舰事件”）和随后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决议案》严重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使得第一种方式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种方式由于缺乏政权和军队的支撑事实上也难以成功。最终，中国共产党还是以脱离国民党、独立领导革命的方式担负起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开始了下一阶段的斗争。
三、共产国际对中国经验的认可与推广
不论是中国共产党主动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正面经验，还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实现形式不成熟的反面教训，都成为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高度认可，也通过共产国际对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共产国际给予五卅运动以很高的评价，但直到其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才明确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即便如此，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特别是对于无产阶级是否已经掌握革命领导权存在一定的分歧。
1926年2—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高度评价了五卅运动。会议强调，经过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中国无产阶级已然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和基础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并加入了阶级工会组织的中国工人阶级，已成为民主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已成为争取国家独立和争取建立人民政权的首倡者和主要战士”。但此时共产国际的主要注意力不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从五卅运动结束到1926年初，直奉联合逐步成形，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赶出北京，冯玉祥本人也被迫下野，广东以外的群众运动在五卅运动后陷入沉寂，国内政治形势一度不利于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判断这是反革命势力的反攻，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受客观形势的影响，当时共产国际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南方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巩固，甚至还批评五卅运动“导致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分裂”。
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迅速将革命推进到长江沿线，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纷纷被打倒，主要敌人只剩下张作霖一家。1926年11—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召开时，共产国际已经坚信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在此背景下，胜利果实的归属和中国往哪里走的问题就凸显出来，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成为共产国际关注的核心议题。
在中国大革命之前，共产国际和苏俄援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只有土耳其是相对成功的一个案例。凯末尔革命建立了土耳其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共产主义运动始终遭到压制，无产阶级领导权更无从谈起。围绕中国革命要重复土耳其的道路和经验，还是要开辟新的道路、创造新的经验，第七次全会出现了争论。与会的土耳其代表费尔迪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还是太弱小了，而领导运动的中产阶级的代表毫无疑问是比较强大的”，中国革命很可能会“朝着土耳其革命发展的方向发展”，即“资产阶级将把运动的领导权操持在自己手中”。
但共产国际领导层却期待中国革命打破土耳其革命的模式，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果。时任共产国际主要领导的布哈林在全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当前任务的报告中将中国革命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并列为决定世界革命形势的两大因素，明确强调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使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成为可能”，要求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一起帮助中国革命实现这个前途。斯大林也支持这个意见，他曾强调“基马尔式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其实，早在1925年10月的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上，中国共产党就将大革命的目标定为建立“革命民众政权”，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政权，表达了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和遏制民族资产阶级的设想。对此，共产国际迟迟没有表态认可，在此次全会上布哈林提出，中国应寻求“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意味着共产国际已经部分认可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谭平山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并作了重要发言，进一步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他强调“1925年5月的上海事件，标志着无产阶级运动发展到了高峰”，在这场运动中，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运动的领导权”。当然，此时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保证，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与资产阶级争夺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并且已经到“决定性关头”。有的代表支持谭平山的观点，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真正领导者”，有的代表则质疑中国“还没有达到足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在革命运动中真正掌握领导权的程度”。面对质疑，谭平山在总结发言中降低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调门。全会最终采取了折中的态度，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强调“无产阶级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也就是说，共产国际认可五卅运动已经展现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也承认它在中国革命中已经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与中国共产党强调无产阶级已经实践革命领导权不同，共产国际认为它争夺领导权的实践才刚刚开始。
在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形式上，全会仍旧坚持突出国民党的领导作用，斯大林在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严重的错误”，未能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但与此同时，全会又要求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向非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逐步将农民引导到土地革命的道路上。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缺失使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缺乏政治保障和可行路径，对国民党领导地位的强调又使得中国共产党陷入了维护国共合作还是开展土地革命的两难选择。即便在大革命的危急关头，共产国际在给中国的紧急指示中仍没有放弃国民党的旗帜。直到土地革命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才第一次真正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之间的关系，成为之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思的重要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借鉴中国革命经验，争取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领导权，中国经验由此得以推广。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就已经提出，“必须认真研究中国革命运动的全部经验，而且在所有党支部中加以分析”。1928年7—9月，共产国际六大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总结和推广。
共产国际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和中国共产党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瞿秋白作为中国代表在会上强调，“中国革命的经验不仅可以让各殖民地国家引以为鉴，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可以引以为鉴”。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与会代表的认可。如红色工会国际书记洛佐夫斯基将中国革命评价为“十月革命后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认为“最近三年中国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经验，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经验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他强调应学习中国革命，“建立自己的组织，确立无产阶级自己的领导，这才是殖民地国家各党需要着力的地方”。又如日本、美国等国代表提出，“至于谈到中国革命的成就，那么可以说，尽管遭到暂时失败，但中国无产阶级首次在国民革命中取得主导权”，“如今，不借鉴中国大革命的经验，就无法对我们在殖民地的斗争问题上给出实质性的说法”。
尽管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具体实践一直存在认识分歧，如中国共产党认为五卅运动是无产阶级开始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标志，共产国际六大则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标志，但通过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分析和总结，共产国际六大认可了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的创新，将主动争取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则确立下来。会议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运动中充分肯定了“中国革命具有头等重要的国际意义”，强调“刚刚过去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阶段所显示的生动而具体的历史辩证法，向共产党人，特别是在殖民地工作的共产党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个经验既包括积极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成功经验，也包括未能确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教训，即“由资产阶级实际上起领导作用的国民党，在一段时间里领导了民族革命运动，这一情况在以后的事态发展过程中成了革命的最大危险”。根据中国经验，共产国际明确提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更不用说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了”，将“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争取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领导作为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共同的基本任务”。此外，共产国际还根据争取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权的思想，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提出许多具体要求，如指示印度放弃建立“工农党”的策略，集中精力“建立强大的共产党”；要求法属北非殖民地“必须保证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规定拉丁美洲共产党“努力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政党”，进而“争取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
中国革命的经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得到了推广。共产国际六大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纷纷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问题列入自己的政治纲领。如巴西、印度在20世纪20年代前中期曾准备模仿国共合作建立本国的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作为合法的政治组织开展革命运动。巴西曾计划组建由小资产阶级组织、工农组织、工会和共产党组合而成的巴西版“国民党”，得知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放弃这一设想，专注于建设共产党组织。与巴西类似，印度曾设想组织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工农党”作为合法存在的政党组织。共产国际六大召开时，已经建立了四个省级组织并加入了国大党，但会后也转而集中精力发展共产党组织。1930年印度共产党发布《共产党人在密拉特法庭的声明》和《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明确提出在共产党旗帜下动员工农反对本国民族资产阶级。又如，20世纪30年代印度支那共产党制定的革命纲领、菲律宾共产党通过的《菲律宾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都鲜明地体现出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四、结 论
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的探索历程证明，中国经验国际化不仅在理论上成立，在事实上也是真实存在的。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与共产国际原有理论不同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创新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实践，使无产阶级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由理论发展为实践，还推动了共产国际的理论发展，影响了其他国家的革命进程。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开启了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历程，它伴随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正如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本身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可以说，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但我们在论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往往偏重世界影响中国而忽视中国也在影响世界。尤其是当我们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更多的是强调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即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
事实上，就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更要在此过程中“创造些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作为中国经验，既可能是创新性的思想与理论，也可能是革命的策略与方法。它们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之上，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其中许多针对的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较为普遍的问题，因而具有示范意义和借鉴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验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前提与基础，中国经验国际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与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验国际化又是相向而行的，中国化主要反映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国际化主要反映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二者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全貌、展现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全貌。我们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要看到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历史，看到中国影响世界是一个接续不断的历史进程，这样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