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先有烈士是“王成”原型之一，作家巴金曾采访过他

　　电影《英雄儿女》“王成”是其中一个虚构人物。巴金笔下的“王成”写其参加战斗及牺牲经过虽然很简洁，但却耐人寻味：“这个团完成了上级给的任务，友军也终于赶到了。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影片中，“王成呼叫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拉响爆破筒，与蜂拥而至的敌人同归于尽”。那么，小说和电影中这两个“王成”有没有原型呢？王成原型是某一个人呢？还是是众多志愿军英雄呢？

　　根据电影《英雄儿女》中的那首诗“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和编剧毛烽的表态：“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像电影里王成那样的英雄战士成千上万”。因此，电影中的“王成”原型就是众多的志愿军英雄形象。

　　由于作家巴金为赵先有烈士的亲笔题字：“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赵先有烈士受到了大家的爱戴和尊敬，在众人眼中就是“王成”原型之一，名不虚传、受之无愧。但这个“王成”原型却受到了怀有不同目的人的贬低、攻击，更有甚者有两位作者为否认赵先有烈士是王成原型，竟说出张振川将军的回忆录中，作家巴金没有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这种谬论让人匪夷所思！

　　下面，我们先简介赵先有烈士的事迹、再分析那两位作者的文章、然后看赵先有烈士的首长、战友以及作家、记者和作者们是如何说的：

巴金（右）和驻守开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5军军长兼政委王道邦（左）在一起1952年巴金（左）与黄谷柳在开城来凤庄门口合影。张振川将军（中）时任582团团长兼政委在朝鲜前线。作家巴金（右）在志愿军65军前沿阵地进行采访

　　一、张振川（赵先有烈士的团长，后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目睹了赵先有壮烈牺牲的经过。

　　1952年10月5日，六七高地战斗到击退敌人17次反扑后，六连仅剩下赵先友这位多处受伤的指挥员和剩通信员刘顺武，面对蜂涌而来的敌人，赵先有命令刘顺武用步话机要求炮兵向自己阵地射击。

　　当时，团指挥所内气氛紧张极啦，赵先有、刘顺武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英雄气概，使团长张振川和其他首长的内心都受到了极大震撼。我们的同志还在阵地上，我怎能下令大炮射向自己的同志？

　　最后，赵先有和刘顺武与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直至五处负伤的副指导员赵先有双目失明，通讯员刘顺武也多处负伤，刘顺武代替他的眼睛和腿，向他汇报敌情，连搀带背使他能运动。在情况万分危急时，张振川听到步话机里又传来赵先友嘶哑却坚定的声音，“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此时，在团指挥所里，张振川团长能隐约看到赵先友和刘顺武在一片火海中与敌人拼杀的身影。

　　就在这时六连隐蔽部方向手榴弹和冲锋枪响作一团。不久，阵地沉静了。我们小分队反击夺回阵地后，发现赵先有同志和刘顺武同志已与敌人同归于尽，在他们面前倒着20多具敌人的尸体。

　　赵先有烈士牺牲后，1953年3月部队还将他的遗体运送回国，与著名战斗英雄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十位烈士，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一个墓区内。

赵先有烈士遗照、墓碑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军区某集团军为赵先有烈士立塑像，1991年巴金亲笔题字:“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从这个题字看，巴金也认为，他笔下的“王成”的原型之一就是赵先有。

　　赵先有烈士的团长兼政委张振川将军在有关报刊、回忆录中写了有关赵先有烈士的文章：《英雄“王成”的最后时刻》、《一位王成式的战斗英雄》、《怀念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纪念赵先友同志牺牲50周年》、《怀念抗美援朝王成式的战斗英雄赵先友》、《“英雄儿女”真正多》、《朝鲜战场逢巴金》、《谁是“王成”原型》等文章。还接受了多家电视台的采访，在以上文章和采访中都提到：“赵先有烈士战斗到最后喊出了“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著名作家巴金在志愿军65军保卫开城反击作战全面胜利后，到开城前线我582团驻地釆访了赵先有烈士的事迹；1991年巴金为赵先有烈士题词；1992年65集团军为赵先有烈士塑像”；自为赵先有烈士塑像后，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英雄赵先有塑像落成大会实况；央视总台和省、县电视台曾多次播出赵先有烈士事迹。

赵先有烈士塑像

　　二、《巴金与“王成式英雄”赵先友史实考证》此文顾此失彼。

　　郑州大学文学院和图书馆有两位作者写了《巴金与“王成式英雄”赵先友史实考证》，【下文称《考证》从第46页开始至第50页结束】和《巴金赴朝有关史实正误——四、巴金没有采访过赵先友烈士》，这两篇文章内容相同。这位“文学院”的作者还发表了《巴金在朝鲜战地活动事略（上、下）》，【下文称《事略（上、下）》】。

　　这两位作者只考虑到了作家巴金第一次赴朝采访时，“巴金没有机会釆访赵先友烈士的事迹，…”，但却没有考虑到作家巴金第二次赴朝采访时，采访到赵先有烈士的事迹。所以《考证》就是一篇顾头不顾尾、捕风捉影的产物。下面以《考证》为证，看其正误：

　　作家巴金赴朝采访，是否采访过特等功臣赵先有烈士，是关系到《考证》正误的问题。张振川将军和他的战友们说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的事迹，而这两位作者在《考证》中却说巴金没有采访过赵先有烈士的事迹，事实真相是：

　　1、巴金第二次赴朝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并与特功6连同吃、住在一处21天（1953年8月20日——9月9日）。

　　1952年10月，时任志愿军65军194师582团2营6连副指导员的赵先有带领连队坚守67高地三天两夜，打退敌人17次进攻，实施反冲峰两次，歼灭敌人562人。战后，赵先有被被志愿军总部追认特等功，他所在连队荣立特等功，并授予“英勇顽强、守若泰山的钢铁连”荣誉称号。

　　赵先有烈士和他的六连获得如此殊荣，是志愿军65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的，就是在第十九兵团也是少见的。谈判代表团对此战非常重视，战后便让张振川团长前去汇报。谈判代表团团长李克农先后两次来194师看望参战官兵，鼓励部队敢于面对强敌，敢打必胜，多打胜仗；并对该部队取得的战绩予以表彰。

　　一是，1953年8月著名作家巴金从19兵团到65军来，就是为采访赵先有烈士的事迹。

　　六七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是19兵团当时打的一次最大的仗，当时巴金正在19兵团机关。虽然巴金回国在即，像这种情况巴金是会知道的。有的报道还记载了“1952年10月11日，巴金看了兵团《抗美前线》报负责人王楠来送的团报副刊”，其中，六七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战斗就曾登在19兵团的《抗美前线》报上。

　　《事略（下）》文章中写了：“1953年8月18日巴金与王道邦（志愿军65军军长兼政委）去194师，见到师长齐景武、师政治部乔主任，后回65军军部。”还写了：“1953年8月20日——9月9日（巴金去）开城、停战代表团（见《事略》下第2页）”（注：此段《事略》有错记，应为：“见到师长齐景武、师政治部齐主任”，即齐振华主任，见194师师史第328页）。

　　让人怀疑的是《事略（下）》文章中，巴金1953年8月18日到194师目的就是为见见师领导？实际上巴金来65军采访，是因在第一次赴朝采访回国前，就已听说过582团的“三打红山包和攻防67高地战斗”，因回国前时间紧没有采访到赵先有烈士事迹。

　　巴金来65军后，军政治部主任陈亚夫（赵先有烈士牺牲时的师政委），向巴金讲述了赵先有烈士的事迹。巴金决定去194师的目的就是先到师里了解67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战斗情况，再准备前去582团6连采访赵先有烈士和他生前所在的连队，这逐级采访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的。

　　其实时任194师的师长齐景武、政委刘绍先、主任齐振华对赵先有烈士事迹也更清楚，因为，赵先有烈士牺牲时齐景武任代师长、刘绍先任政治部主任（1953年已任194师政委），赵先有烈士牺牲后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墓碑碑文就是他俩以师长、政委名义写的。假如巴金这次来该师就是不提采访赵先有烈士的事迹，齐景武师长、刘绍先政委和齐振华主任也会提出来。

　　让人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事略（下）》不写8月18日和19日巴金去194师干什么？就连我方停战谈判代表团团长李克农都亲自来张振川所在的团看望于以表彰，并要求去6连看看，李克农和乔冠华对582团特功6连的重视，巴金是清楚的。

　　当194师领导告知巴金582团特功6连在我停战谈判代表团驻地时，巴金随即决定去我停战谈判代表团处采访。

　　在《事略（下）》中，这位姓贾的作者也写了“1953年8月20日——9月9日，巴金去开城、停战代表团”。

　　据194师师史记载：1953年8月3日582团2营到我停战谈判代表团驻地，担负看管战俘与警戒任务，582团（欠2营）到土城里、山里地区担负修筑飞机场任务（见194师师史第192页、193页）。可让人百思不解的是，在他写的《事略（下）》中查不到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的记载，但是在《事略（下）》中第2至3页》从8月24日至9月9日，可查到就有9天没写巴金在停战代表团处的活动记录，为什么？这也是他发的《事略》让人怀疑的地方。

　　1953年巴金第二次来朝鲜采访，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体验部队生活，进一步补充素材，收集更多的英雄事迹，为将来的创作奠定基础。作家巴金与特功六连吃住在一起一个来月，有不采访之理吗？

　　二是，张振川将军及志愿军65军赵先有烈士的其他首长、战友多人见证，作家巴金曾采访过赵先有烈士。

　　1953年8月20日，巴金去开城停战谈判代表团采访，他首先采访了时任团长兼政委张振川，张振川在一次访谈中有过说明。他说:“记得我部反击作战胜利以后，作家巴金亲临朝鲜开城前线，曾对我志愿军六十五军第五八二团进行采访。我作为五八二团团长兼政委向巴金介绍了我团六七高地、三打‘红山包’战斗中同志们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的战斗作风。特别提到了我团二营六连副指导员赵先有和他的战友们在坚守67高地战斗中所表现的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

　　张振川将军在《巴金等艺术家采访小英雄范鼠儿追记》一文中这样写了：“老作家巴金同志在朝鲜开城前线，他那时曾到我们团采访过‘英勇顽强，守如泰山’的特功第六连和特等功臣赵先有副指导员的英雄事迹。几十年后巴金还曾为赵先有同志题词：“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见解放军报2003年04月07日 第7版）

　　张振川将军写过多篇有关赵先有烈士的文章，文章中都提到：著名作家巴金在志愿军65军保卫开城反击作战胜利后，到开城前线我582团驻地釆访了赵先友烈士的事迹。从张振川将军回忆录看，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在时间、地点上完全吻合。

　　张振川将军的回忆录是经过他的志愿军首长、同级、下级等众多战友多次共同回忆而写成的。参加写回忆录的都是最后任过师以上职务的老兵，他们共同回忆了赵先有烈士牺牲时的壮烈战斗场面和著名作家巴金来该团采访赵先有烈士的情景。这些志愿军老兵的亲历，能否认得了吗？（见“鏖战疆场余墨”第48页图、54页图、72页图、115页图、140页图、402页图。注：140页图，右一为攻防67高地的582团2营营长王守忠，后任194师师长、65军副军长）。

　　志愿军194师581团团长安东讲述：“巴金深入我团采访，与我们同吃同住近一个月。…1952年 10月2日，开城保卫战六七高地战斗打响。194师582团6连副指导员赵先友英勇牺牲后，著名作家巴金闻讯到582团采访。巴老以乐亭籍士兵赵先有和581团土美山高地等众多英雄为群像创作了小说《团圆》。后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搬上银幕，随之志愿军英雄战士王成的形象走进了千家万户。”【来自《安东和他的“王成式”战友们》。安东，1943年1月参加革命，1951年2月入朝鲜参战，1951年入朝任580团参谋长，1952年至1953年任581团团长，后任旅大警备区参谋长。】

　　志愿军194师作战科长邓静农在《怀念王成式的战斗英雄赵先有》、《巴金笔下的〈英雄儿女〉》中这样写的：“著名作家巴金曾赴朝鲜采访，听取了团长和同志们的介绍，根据赵先有和众多抗美援朝英雄事迹，构思了小说《团圆》，后改编成电影片《英雄儿女》。”【邓静农，原廊坊军分区副司令员。1952年时任赵先有所在师作战科长，在三打红山包与67高地战斗中，他与赵文进师长始终在582团指挥所。】

　　志愿军194师战友刘景岐写的《致张振川司令员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写到这里，我想起特等功臣赵先有烈士，在开城保卫战争夺六七高地时，高声喊出‘向我阵地开炮’，在哪一刹那，张团长却冷静地等两位重伤员的身影进了隐蔽部，才下令向敌人开炮，这里含着智、勇、德，太让人感动了。…（见“鏖战疆场余墨”第392页）”【刘景岐是原志愿军194师师长赵文进的警卫员，67高地战斗时，曾随赵文进师长在582团指挥所，后转业到国家化工部，当到人事司长离休北京。】

　　志愿军194师战友张莹珊（女，志愿军194师文工队队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这样说：“我看电影《英雄儿女》王芳在战地演出的镜头时，总会莫名其妙的激动，因为那正是我在朝鲜的真实战斗场景。但说王芳就是我，实在不敢领受，一是巴金先生在我们部队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并没有直接采访过我本人，二是王芳本来就是无数志愿军文工团员群体形象的代表，并不专属于哪一个人。”【张莹珊16岁随志愿军65军194师文工队又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在朝鲜战场上，她是真正的“战地百灵”，创下了在战地一连演出9场的最高记录，赵先有烈士牺牲后，曾多次演唱过赵先有烈士的英雄事迹，是戴着半胸的军功章回到祖国的，后被誉为“王芳”的原型之一。离休前任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编辑。】

　　志愿军582团6连一等功臣关景春曾几次被请回自己的老连队讲传统，他都提到“1953年我在负伤住院后，著名作家巴金采访了赵先有烈士事迹和我，并与我连吃、住在一处很长时间…”关景春1952年10月5日负伤住院，关景春负伤出院后见到巴金，这只能是巴金1953年第二次赴朝采访，因巴金1952年10月中旬第一次赴朝采访回国。 【关景春，入朝参战时在19兵团司令部当警卫员，后经个人反复请求，到了65军194师582团2营6连当战士。曾在赵先有烈士的指挥下一起守卫67高地，也是67高地战斗一等功荣立者之一。因负伤被替换下阵地，在赵先有牺牲后带伤还参加了反击分队。也被誉为电影《英雄儿女》通讯员小刘的原型。】

　　志愿军582团5连战友王志才曾在2000年中央电视台的《军事报道》节目播出的“王成的原型赵先有和他的儿子、孙子三代在同一个连队战斗过的故事”中，与他的团长张振川共同讲述了赵先有烈士的英雄事迹…。他曾写了《“英雄儿女”——“王成”和他的家人》、《65军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在他的文章中也写了“作家巴金曾来我部队采访过赵先有烈士的事迹，并与特功6连吃、住在一处一个来月…。作家巴金在我部队采访直至我65军即将回国”。

　　志愿军第65军于1953年10月7日胜利回国。战友王志才的文章也证实巴金是在1953年采访的赵先有烈士的事迹。【王志才，1952年时任志愿军582团5连副连长，曾参加攻打67高地战斗，该连荣获一等功，被授予“能攻善守痛歼顽敌”奖旗。王志才与赵先有烈士是同村人、同时入伍、同一个营的战友。晚年安排在唐山常记功臣幸福院】

　　另外，志愿军65军的战友何焕宇（抗美援朝时何焕宇在65军政治部工作）、刘新(刘新，入朝参战时任第65军组织科干事。)、洪泗一(洪四一，时任志愿军第65军司令部参谋)、卡应海(卡应海回族，志愿军65军193师战士）等都在媒体上发表过文章，讲述了：“赵先有烈士牺牲后，全军广泛宣扬赵先有烈士的事迹；1953年，著名作家巴金在朝鲜闻讯后，亲赴五八二团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

　　巴金到我停战谈判代表团驻地，除对赵先有烈士和其它英模人物事迹的采访外，还采访我方归俘、了解我方对外俘的管理等情况。

　　以上众多赵先有烈士的首长、战友发表文章，以他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见证了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颠扑不破的。而《考证》作者既非亲眼所见，又非巴金身边工作人员，仅凭自己写的《事略》就否认“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所以《考证》就是一篇谬误百出、信口开河的文章，令人质疑！而《事略》则是半半拉拉、仅供参考的文章。虽然在他写的《事略》中没有记载“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这漏写、漏记、顾头不顾尾的现象是有目共睹、显而易见的。

　　三是，张振川将军的“回忆录”中“陈亚夫将军”文章和有关报道及志愿军其他军战友文章印证了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是1953年他第二次赴朝鲜采访时。

　　张振川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国著名作家巴金同志正在我军采访，正赶上我师陈亚夫政委调到军里当主任…我向他（巴金）介绍了赵先有同志的英雄事迹。”（见“鏖战疆场余墨”第60页）。

　　因582团三打红山包和攻防67高地反击作战胜利后不久，巴金第一次赴朝采访回国（大概时间是1952年10月中旬），当时65军政治部主任是陈宜贵将军，还不是陈亚夫将军。陈亚夫将军任65军政治部主任时间是1953年1月（见《65军军史》续表5），所以陈亚夫将军在任65军政治部主任时见到作家巴金，只能是1953年巴金在第二次赴朝采访时。从以上回忆录看，也证实了张振川将军曾说“攻防67高地战斗胜利结束后，巴金来我团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是指巴金在1953年第二次赴朝采访的赵先有烈士。

　　作者王林芳在《陈亚夫：“我们一定要咬牙坚守！”》一文中是这样写的：“当时，著名文学家巴金等人正在朝鲜战场体验生活，身为六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的陈亚夫就在保卫开城反击战胜利后向巴金等作家介绍了赵先有和通讯员刘顺武在危急时刻，要求自己的炮兵“向我开炮”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事迹，并将巴金介绍到五八二团采访。巴金根据赵先有和其他英模人物的事迹创作了小说《团圆》。”【作者王林芳：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一处副处长】

　　在《父亲的至交陈亚夫将军》和《陈亚夫将军与》中也有这样的报道： “因将军介绍烈士事迹才有了电影《英雄儿女》。抗美援朝期间，陈亚夫伯伯任65军194师政委、…陈伯伯后调任65军政治部主任。也就是在此任上，陈伯伯在有一次接待作家巴金讲述了一个65军战士赵先有的事迹，后来巴金就根据陈伯伯和赵先有烈士所在团团长张振川讲述和他采访到的其他英雄人物事迹写了一个小说《团圆》，…根据小说《团圆》改编摄制了电影《英雄儿女》”（见网页）。

　　张振川将军在《文武双全的老政委》中写道：“陈亚夫政委在我们反击作战后确实和电影王文清政委一样，到军里当了政治部主任，…巴金同志和我们陈政委很熟。”（见“鏖战疆场”第319页）

　　“巴金与陈亚夫很熟悉…”，主要是1952年巴金赴朝鲜采访在194师住了一段时间，当时陈亚夫将军在该师任政委。1953年巴金第二次赴朝鲜采访在65军军部和特功6连驻地又住了一个来月，所以他俩很熟悉。

　　志愿军第40军119师炮兵团宣传股长陈振民在《——读《鏖战疆场》一书有感》中写道：“其所在582团攻防六七高地、三打“红山包”战斗更多次处于险境之中，竟打出整排、连、营、团的英雄事迹，尤其是该团2营6连副指导员赵先有在敌人夺取了我阵地后，用报话机要求张振川团长“向我开炮”，令当代文豪巴金深为感动，主动到582团采访近一个月，以赵先有的事迹为原型，艺术地概括了在朝鲜战场上其他英雄形象，写出了《团圆》——后来被改编成的《英雄儿女》电影的英雄团长则叫‘张振华’。”【陈振民是张振川将军抗战时期的战友。抗美援朝时1951年6月任67军辎重34团宣传股副股长，1952年8月在40军119师炮兵团任宣传股长，】

　　志愿军第64军医院卫生员侯炳茂（作家、画家）在《【志愿军】巴金在三八线上》和《《心香忆故——巴金前线记事》》中写道：“巴金听了张振川团长的简短介绍，很受感动，决定到六连去采访……。

　　1953年第二次入朝半年（巴金）采访无数指战员的英雄事迹。

　　后根据巴金创作的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生动的反映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事迹，影片中王成则是英雄赵先有的真实写照。”【侯炳茂，1951年1月入伍，参加抗美援朝，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四军军医院一所任卫生员。1953年7月27日停战后回国。在某野战部队医院任卫生排长、军医、所长、院长。撰写回忆抗美援朝散文，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现为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协会会员、北京美术家协会会员、解放军报长城副刊特聘专栏作家。】

　　志愿军第46军参谋梁新如写的《三八线上遇巴金》。在该文写到：1953年我志愿军46军在三八线上召开的“双夹山战评会”上我见到作家巴金，经人介绍我是46军司令部任参谋，并与其交谈。…“巴金还谈到自入朝后，一直在西线兵团部队中活动，访问了78师212高地战斗模范、一级人民英雄秦建彬，194师坚守67高地的特等功臣赵先有等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特别是九连副指导员于占和带领一个班坚守阵地，在人员伤亡殆尽、他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坚持战斗，直到肠子外溢，壮烈牺牲。…”【梁新如：1952年9月在志愿军46军司令部任参谋，后任青岛警备区副司令员。】

　　四是，巴金身边工作人员证实，巴金曾采访过赵先有烈士。

　　巴金身边工作人员、 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上海市作家协会陆正伟写的：《巴金与〈英雄儿女〉往事》和《电影背后的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他在不断地积累着创作素材，为将来能写好战争题材小说打下坚实的基础。… 给巴金印象深刻的还是在某团六连的采访。六连在拉锯战中，副指导员赵先有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敌军在坦克掩护下冲上阵地，此刻全连只剩他与通讯员两人了，面对冲上来的敌人，赵先有边扫射，边通过步话机向团长张振川请求炮击阵地。须臾，他呼喊道：“向我开炮！向我开炮！…1961年，巴金经过了七八年的沉淀，终于写出了不朽名著《团圆》。在这部只有两万多字的小说《团圆》中，巴金采取第一人称的写法，用‘我’的耳闻目睹，向读者娓娓地叙述着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故事。”

　　陆正伟在《巴金：这二十年》中还写了：“战斗胜利后，巴金到六连所在团采访，团长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有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非常感动。”

　　巴金文学馆副馆长周立民在《胜利的回响 | 第八集：》中说：“小说《团圆》虽然讲述的是两个父亲的悲欢离合，但是他们个人的悲欢离合，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他们对祖国的感情。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在奉献。这不是单纯的伦理故事，它还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危瑶：“…《团圆》小说中战斗英雄“王成”的原型之一，就是在67高地防御战中英勇牺牲的特等功臣赵先有。”

　　以上鉄的事实和志愿军首长、战友及巴金身边工作人员的文章都证实了“巴金在1953年采访过赵先有烈士的事迹”，是无可置辩、众目昭彰、无懈可击的。

　　因此，《考证》就是一篇谬误百出、信口开河的文章，令人质疑！

　　2、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被《事略》错写、错记或漏写、漏记的问题，是显而易见、昭然若揭的。

　　我认为无论是小说、文章、笔记以及回忆录，都可能有错写、错记，漏写、漏记的问题。

　　那么，这两位作者所写的《考证》和其中一人写的《事略》只是参考有些作者所写的文章、笔记等，更会能出现一些错写、错记，漏写、漏记的问题。

　　一是，《考证》文章第48页写了，“10月2日晚8时，582团在前线开始‘二打’战斗，”就应为“10月2日晚8时，582团在前线开始‘三打’战斗。”

　　《事略（下）》第2页写的“师政治部乔主任”，应为：“师政治部齐主任”，即齐振华主任，这应为错写吧。

　　二是，在《考证》第49页说“…张将军曾先后任581团、582 团团长，…巴金曾在65军194师包括581 团与张振川将军接触很多”。而张振川将军根本没有在581团任过团长，而是1951年就到582团任代团长，1952年任582团团长兼政委。而1952年至1953年是由安东任581团团长（见《194师师史》第327页、328页）。志愿军194师581团团长安东讲述：“巴金深入我团采访，与我们同吃同住近一个月。…”

　　因此，巴金在1952年赴朝采访，《考证》说“巴金曾在581 团与张振川将军接触很多”这都属空穴来风、捕风捉影错写、错记吧！

　　三是，在《考证》文章中写道：“巴金曾在65军194师包括581 团、582团体验生活，与指战员接触很多。”为什么在《事略（上、下）》中找不到“接触很多”的记载呢？只能查出巴金只有一次来582团？即“9月19日晚上“二打红山包”时，巴金已经在65军军部，王道邦约巴金到前线582团指挥所一起观战。”

　　《考证》还说：“…张将军曾先后任581团、582 团长，在这过程中，与巴金可能会不止一次接触，”怎么在《事略（上、下）》中查不到他俩多次接触的记载呢？这“接触很多”没有写出来的，是否属于漏写、漏记呢？

　　四是，其漏写、漏记不只这些，作家黄谷柳在他的《虾球传》中记载，张振川将军在朝鲜曾接待过巴金和他，但在他发的《事略（上、下）》中同样也找不到。

　　另外，断臂英雄赵树森和其他英雄按《考证》的说法应属“是绝不可能漏而不记的”，而在《事略（上、下）》中查不到他们，所以特等功臣赵先有在《事略（上、下）》中查不到，是属于正常的。

　　五是，在他写的《事略（下）》第2页、第3页中，1953年8月24日、26日、27日、29日，以及9月2日、5日、7日、8日、9日，共9天都没写巴金活动记录，这些天巴金与赵先有烈士生前所在的特功6连都在停战代表团处，是把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给抹去了呢？还是出现了漏写、漏记的问题呢？

　　六是，笔者看到在有些文章中写的是，“作家巴金1952年采访了赵先有烈士事迹”。出现这样错写，很可能是以下三种原因：首先是赵先有烈士1952年牺牲；其次是，张振川将军发的文章写的是：“六七高地作战胜利后，作家巴金曾来我部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没写具体时间；再有就是作家巴金1952年曾在该部队采访过等原因。

　　而《考证》作者则抓住发文者写错了时间，批评其在演绎（见《考证》第46页）。虽然从巴金第一次赴朝鲜采访回国时间推断（赵先有10月5日牺牲，巴金10月11日回国），即使巴金没有采访到赵先有烈士的事迹，但是，《考证》作者不能顾头不顾尾地写出“巴金不可能采访到赵先有烈士的事迹”，忘掉巴金第二次赴朝鲜采访。这就是他信口开河的错写、错记。

　　由于《考证》、《事略》文章的错写、错记或漏写、漏记，以及作者顾前不顾后的问题，出现《考证》这篇文章是必然现象的。

　　时任志愿军第65军参谋洪泗一写了《我与“王成”一同战斗在抗美援朝的一线》，在他的文章中写道：“1953年，著名作家巴金在朝闻讯后，亲赴五八二团，用近一星期时间，接触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被他们的事迹深深打动，后写成了小说《团圆》，又排成电影《英雄儿女》。”战友洪四一这段报道与《事略（下）》中，巴金曾在停战代表团处共9天没有活动记录相吻合。

　　时任志愿军583团团长齐金炳和电影《英雄儿女》编剧毛烽女儿毛白鸽，在2020年11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故事里的中国》中讲述了：“王成不是一个人，王成是众多志愿军英雄，王成的身上集中了志愿军英雄烈士们最优秀的品质。”主持人撒贝宁也提到：“王成这个人物的形象，其实也是无数个志愿军战士的群像”。

　　以上的事实足够证实了《考证》顾前不顾后、《事略》东遮西掩，也说明张振川将军说的“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在他写的《事略》中没有记载“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这错写、错记或漏写、漏记的现象是有目共睹、显而易见的。

　　由上，《考证》中写的：“张将军关于巴金采访赵先友事迹的回忆，似乎很难得到资料的证明，”百孔千疮、妄下断语。《考证》中说“正因为巴金当时没有机会釆访赵先友的事迹，…几年后在上海创作的《团圆》，并不是以赵先友烈士为原型。（见《考证》第48页）”结论失实、顾此失彼、信口雌黄。

　　《考证》这篇文章，从开头的盲目否认、中间的所谓原因、至尾部不切合实际分析，充满了想入非非、舐皮论骨，致使张振川将军的回忆录让人疑窦丛生。这两位作者发的《考证》是极度的不负责任，它不仅是对赵先有烈士的不公，更是对一些老将军们和一些老兵们的伤害和中伤，因为，他俩无意中毁坏了他们的形象，败坏了他们的名誉，望这两位作者三思。

　　我们说对于巴金创作《团圆》是否以赵先有等烈士为原型和王成的原型究竟是谁大家会有公论，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宣扬王成，记住了无数个英雄，缅怀英雄的业绩，发扬英雄的传统，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出现更多“王成”式的战斗英雄。

　　注：赵先有，实际姓名；赵先友，张振川将军、巴金等作家用名。

　　来自：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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