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为什么会成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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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道德的起源+物质的基础+奴隶的守则分析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
私有制条件下自私自利的经济基础，缺乏集体的公共利益，不可能建立与人为善的上层建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也不可能建立起工业化时代工业强国的上层建筑。
新生活运动，指1934年至1949年由蒋介石推出的国民教育运动，以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教导人们”礼义廉耻“重要思想为主，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新生活运动横跨抗日战争，最后因中华民国垮台无疾而终。
1934年2月17日、19日，蒋介石在南昌先后发表《新生活运动发凡》、《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一般将此视之为新生活运动的正式开始。
新生活运动, 按蒋介石的解释, 是“ 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 以礼义廉耻之素行、习之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四事之中” ，用所谓“ 社会教育”的方式, 使一般国民日常生活能够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达到“生活军事化、生产化和艺术化”目标的运动。
新生活运动的思想, 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德日法西斯思想的影响。
“礼义廉耻”是新运的理论基础，被称为“四维”。
与“四维”对应的还有“三化”，是“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
“艺术化”是以“艺术”为“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告别“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并以传统之提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榜样，以艺术陶养国民，以达“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生产化”则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
蒋介石希望通过新生活运动，让国民“军事化”。他提出：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养成这种临时可以与敌人拚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新生活运动在重庆的宣传海报新生活运动在重庆的宣传海报蒋举日本人民之能“洗冷水脸”、“吃冷饭”的例子来说明日本人“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故此要求中国人民达到同样的标准。
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南昌正式成立，蒋介石任总会长。次年2月，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宋美龄任指导长。
宋美龄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宋美龄推行“新生活运动”不遗余力，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
歌曲是新生活运动的社会教育方式之一。新生活歌曲主要有：《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勇于认过》《敬尊长》《明是非辩曲直》《爱弟妹》《意志要坚定》《见义勇为》《遵守秩序》《纯洁的心》《自省歌》《爱惜公物》《公共卫生》《整容仪》《衣服要朴素》《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室内的卫生》《正当的娱乐》《用国货》《实行新生活》《新生活运动歌》《新生活须知歌》《青年服务团团歌》等。
新运促进会于1935年3月发出三份对如何实行“三化”作了极详尽规定的文件，对人民生活方式规定严格，如生活艺术化的“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产化的“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生活军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新运促进会也举办各种活动，战前大都提倡清洁和守规矩。“规矩”方面有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升降旗礼等;“清洁”则有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亦有如识字运动、禁烟消毒(即禁毒)运动等。有学者将新生活运动讥为“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抗战开始后，“新生活运动”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募物品和捐款等等与战时支援有关的活动。“新生活运动”经过3年多的时间已呈后力不继之势。
思想方面，抗战前以“四维”规范人民的日常生活，战时则强调纪律、节约和牺牲精神，要求人民时时刻刻不忘抗敌。蒋介石曾将“礼义廉耻”口号释为“牺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此外，也将“‘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1939年新运五周年时，修订成“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
制造器物、宣传海报和标语的生意人，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一夜之间，各种印有“新生活”字样的生活品迅速上市，占领市场。
有经济条件的社会精英迅速购置“新生活”用品，表示自己坚决拥护委员长。没有经济条件的社会酱油众的生活用品更新换代的时候，也只能购买“新生活”用品。
于是，一夜之间，新生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轰轰烈烈，红红火火，杯杯碗碗、坛坛罐罐上，到处都是新生活运动的字样。不知道当年的马桶和夜壶上有没有“新生活”的字样。
蒋、宋夫妇在新生活运动中，投入了不少精力，具体包括并不限于：讲话、设立机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编写歌曲、组织活动……
虽然蒋、宋夫妇忙的不亦乐乎，但是新生活运动最终却变成形式主义运动，生活还是老样子，甚至更“旧”了，只有那些不会说话的器物获得“新”生了。
美国作家项美丽说，“新生活运动”后来变成了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
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
冯玉祥将军批评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 冯玉祥又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
从1934到1949年，新生活运动搞了十几年，全国上下的精神面貌，该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甚至更烂一些。
背景材料介绍结束，言归正传。
蒋介石的想法，大约是想通过舆论宣传培养一批绝对忠于他的“很有精神”的昭和军国主义分子，结果不伦不类，画虎类犬。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观点认为，新生活运动本身就是一锅大杂烩，一边打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旗帜，另一边却号召民众向日本人学习，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内里逻辑狗屁不通，缺乏可操作性。一个“新生活”多重解释，“新生活”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还有观点认为，在县一级及以下，国民党几乎完全没有没有基层组织，自然无法推动“新生活”。
这两种解释，其实都比较肤浅。
新生活运动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思想意识，一部分是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部分，比如讲究“礼义廉耻”等;生活方式的内容，比如守纪律、守秩序、讲卫生等等。
这两方面其实都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
《道德、婚姻、性交易与革命》之中分析过，人类的行为方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本能，比如母亲疼爱子女，比如与人为善;二是环境制约，比如在海难之中，少年派为了存活下去吃人肉;三是统治阶级的强行灌输，比如二十四孝。
抛开人类二百万年进化出来的合作本能不谈，后两项，环境制约和统治阶级灌输，其实都与物质密切相关。
这也符合《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之中分析的，任何成规模的社会运动(包括生活习惯的变迁)都必然以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为基础，至少要有相应的物质条件支持。
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宣扬和说教是没有用的，适者生存，活下去并发展壮大是第一位的，如果不能发展壮大，至少要活下去。他们的行为必然符合在某一特定经济基础上，如果尽可能活下去的原则。
我们具体看看蒋介石提出的新生活运动的“四维”、“三化”。
“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的“四维”。礼义廉耻是虚的，以何为“礼”?以何为“义”?以何为“廉”?以何为“耻”?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两百万年进化出来的，但是阶级社会的“礼义廉耻”却不是先验的，不是自然界自然存在的，而是由人定义的。
蒋介石强调的“礼义廉耻”，其实都是统治阶级定义的。具体地讲，就是盗用的儒家思想的“礼义廉耻”。
儒家思想宣扬的社会上层对下层的无条件控制。反过来，对顶层的责任则几乎不提，或者草草一笔带过，我们听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却从来没听说过，臣要君仁君不得不仁，子要父慈父不得不慈。下层能对上层提要求，那还叫儒家吗?
从被统治阶级的角度看，儒家思想不讲究权利和义务对等，一部分人高贵在上，绝大多数人卑微在下。所谓，正大光明既不正大也不光明。蒋介石宣传儒家，强调礼义廉耻，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宣传的表面上“人人平等”格格不入，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倒退。
不仅如此，真正利用儒家思想作威作福的，往往并不是父亲对儿子，而是沾亲带故的族长、行会师父、农村地主、帮会头子。这些人与被压迫者之间有一定的亲友关系，既利用亲友关系压迫对方，又不给予对方相对平等的经济权利和社会地位。对方与其说是他们的亲友，不如说是他们的奴隶。比如，阿桂和赵老太爷之间是沾亲的;比如，祥林嫂被前夫的婆婆转卖，卖她的人是她间接的亲属;再比如，按照封建师徒关系，师父对徒弟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徒弟的绝大部分收入要无条件上缴给师父，明白这一层，某些小品、相声演员，强调师徒关系的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了。
儒家思想对顶层只谈权利，不谈义务，对底层只谈义务，不谈权利，很符合蒋介石这样的军阀头子、大独裁者的胃口，也很符合农村大地主阶级和各种封建势力的利益。
既然儒家思想符合农村大地主阶级和各种封建势力的利益，那么为什么没推广开呢?
封建王朝要推行封建教化，需要有大一统的社会基础。天下一统以后，金盆洗手，放下杀人放火，开始讲仁义道德，垄断了社会资源，才能宣扬“教化”，也才能利用自己垄断的资源要求其他社会成员就范。
但是，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任何列强都不希望出现一个能够统一中国的势力，以免尾大不掉。所以，依靠境外力量的军阀之中，没有一个有能力统一中国。中国必然列强割据，四分五裂。
首先，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内部，是不讲礼义廉耻的。在军阀割据的社会，有钱就有枪，有钱就有地盘，有地盘就能搜刮，有奶就是娘，有枪就是王。军阀之间明争暗斗，动辄刀兵相见，鲜廉寡耻是摆在桌面上的。顶层之间激烈冲突，讲礼义廉耻，就是自缚手脚。社会顶层尔虞我诈，卑鄙无耻，社会中下层会如何选择，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一个社会中的社会规则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那么，那么无论怎样的高调宣传道德规范，强调互助友善友爱，最终的实际效果必定也只能是杀人放火普遍，修桥补路罕见。因为杀人放火的人将掌握社会资源，控制修桥补路的人的命运和资源。
其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被统治阶级，是没有资格讲礼义廉耻的。生活极度贫困，男盗女娼，溃兵为匪，逼良为娼，为了活下去，社会底层铤而走险，盗窃、诈骗、贩毒、卖淫、抢劫、强奸，无所不为。何况在内战不断，溃军成匪，遍地黄赌毒的时代，良善之辈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类似的生活状态，在巴西等南美的贫民窟，仍然是社会主流。
再次，统治阶级拿不出物质资料，奖励按照他们的意志践行礼义廉耻的被统治阶级。推行教化就要搞城南立木，就要树立榜样和模范。要给儒家道德模范立贞洁牌坊，要提拔一批背诵儒家经典的书生从政，让他们阶级跃迁。这些都需要资源。军阀互相割据，主要资源都用于军费的时代，哪有闲钱做这些表面文章?所以，各种宣扬教化，只能停留在口头，口惠而实不至，搞一些口头讲话，教化歌曲而已。
又次，由于国家四分五裂，没有能力惩罚违法的人，就更谈不上惩罚道德败坏的人了。在那样的社会之中，由于军阀割据，杀人行凶者只要能跑到相邻军阀地盘就不会被追究，甚至在华界杀人的凶手，跑到租界就安全。这样的社会，自然没有能力对坑蒙拐骗偷、组织黄赌毒的社会渣滓采取必要的惩戒。
最后，这样的社会的基层其实是由农村的乡贤和城市的帮会头子控制的。这些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暴力掠夺和黄赌毒，这些人的主要打手，基本都是五毒俱全的社会渣滓。军阀要维护统治，就要重用这些人，把社会资源向这些人倾向。靠这些人，怎么可能推行礼义廉耻?
且不说，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四维”是试图复活儒家维护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动，就是从经济基础的角度看，“四维”在列强插手的半殖民地是根本立不起来的。
我们再看看新生活运动的“三化”，即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和“军事化”。
生活艺术化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温饱都是问题，哪里有资格谈艺术化的生活?退一步讲，即使不追求艺术化，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也不要谈工业化时代整洁、文明的生活方式。
比如，如果没有技术先进、数量足够的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系统，那么蚊蝇、老鼠滋生是无法避免的。这种情况下，普通人怎么选择?是每天和蚊蝇老鼠拼命，还是慢慢习惯，最终视而不见，与之共生?
比如，如果绝大多数人处于贫困之中，那么必然难免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这种情况下，普通人怎么选择?是没有清洁、新鲜、有营养的食物就饿肚子，没有整洁的衣服就赤身裸体，还是选择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
再比如，如果多数人像《包身工》之中的芦柴棒那样，每天工作14-16个小时，必然没有精力和心情去搞文明的休闲、正当的娱乐。这种情况下，普通人怎么选择?没有足够的休息就辞职，然后去郊游，锻炼身体，还是默默忍受，活下去再说?
多数人的选择是不言而喻的。
谁不愿意生活在没有蚊蝇老鼠的环境，吃新鲜、清洁、有营养的食物，穿整洁的衣服，享受郊游等娱乐?问题是，他们有没有这样的物质条件。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命脉控制在大买办和大地主手中，向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原料，本国生产力不发达，物质基础落后，贫富差距悬殊。由于经济条件悬殊，绝大多数人，也不可能争取合理的权益，必然正当的休息和劳动的权利，一部分在血汗工厂中被榨干，一部分人长期失业没有经济来源。绝大多数人在贫困之中难以脱身，既没有经济收入，也没有政治权利，当然不可能有条件享有发达帝国主义国家的相对文明的生活方式。
今天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印度)的贫民仍然生活在贫民窟里，他们真的不愿意享受相对文明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是不愿意，他们是没有条件。
与生活在贫民窟中的穷人做对比，蒋、宋夫妇的生活方式有目共睹。蒋、宋夫妇的住所，美龄宫，造价36万元银元，多遭非议，以致一度停建，拖到1934年才竣工。自己种住在美龄宫，却要求他人简单朴素，这种口是心非的说教能有多少的说服力，可想而知。
蒋、宋夫妇公开报道的吃饭节俭，不过是一种只能自欺难以欺人的作秀。他们要求全国绝大多数住在贫民窟里不具备经济条件的人过相对文明的生活方式，让人感到一种浓浓的何不食肉糜的味道。那些社会顶层，看到蒋、宋夫妇的生活方式，想到他们屡屡讲话，即使不便公开反驳，内心也必然是冷笑不已。这些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也是可想而知的。
不仅如此，大买办和大地主控制的经济基础是绝大多数人过上相对体面生活的最大障碍，而蒋、宋夫妇作为大买办和大地主势力的代表人，捍卫大买办和大地主的利益，维护大买办和大地主的经济基础，他们恰恰是绝大多数人改善生活条件的最大敌人。
生活的生产化也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市场上充斥着舶来品，包括并不限于洋火、洋面、洋烟、洋布、洋油、洋枪，本国商品从工业品到粮食，完全被廉价的舶来品排挤出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本国生产凋敝，只能为国外提供廉价原料。
这种情况下，产业资本家只能在舶来品不愿进入的边缘市场苟延残喘。产业资本家自然可以生产，但是生产了卖给谁呢?由于没有足够的利润，大买办和大地主阶级的利润，要么存在外国银行，要么购买土地，要么投机生产生活必需品，要么用于个人挥霍。
由于产量小，技术相对落后，国货竞争不过高端进口货，社会顶层的大买办和大地主不买国货。购买低端产品的社会中下层被层层盘剥，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产品销售不畅，扩张产能必然导致产品积压，增产就是破产，这种情况下，产业资本家会选择什么是可想而知的。
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是限制洋货，二是改变社会分配结构，让社会中下层有消费能力。不论怎么做，都必然触动社会顶层大买办和大地主的利益。
蒋介石讲“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这每一句批评的都是大买办和大地主的收入来源和生活方式，他自己是大买办和大地主的代表，捍卫的就是大买办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恰恰符合他批评的内容。所以，他最多也就是说说而已。
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不可能出现蒋介石空喊的生产化。明确地说，要实现生产化，必须改变社会生产、分配方式，必须粉碎大买办和大地主垄断的经济基础，必须消灭蒋介石为代表的军阀集团。
生活的军事化还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蒋介石自称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有人考证他不过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学校毕业，在日本军队实习期间，擅自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从此被除名。
不论他的真实学历如何，在日本军队期间，他估计一直处于军队底层，相比日本本土士官，地位更低下，所以，他大约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对日本军队内部的野蛮管理方式颇有心得。
在他的认知里，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就是来自冷水洗脸、吃冷饭，上级对下级野蛮粗暴动辄拳打脚踢、棍棒相加，下级对上级忍泣吞声无条件服从。
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军队的。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骨瘦如柴是国军的常态，野蛮残酷的军法是维持这样的军队不解体的手段之一。另一个手段是拖欠军饷——如果开小差，少说几个月的军饷就全部泡汤了。拿到被拖欠的军饷的渺茫的希望，成了许多人继续在国军混下去，暂时没有开小差的重要原因。多说一句，这种操作方式和工程方拖欠包工队工程款、包工队拖欠农民工资异曲同工。
经济基础与武装力量之中分析过，强大的战斗力，来自人人拥有生产资料或者国家拥有强大的财力、战者的利益与政权利益紧密结合以及妥善安置退伍士兵。
高度贫富分化的金字塔形的社会甚至倒图钉型的社会，与本国军队的强大的战斗力之间往往并不兼容。
不过，在有些国家，由于对外扩张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是本国完成资本积累的必要途径，统治阶级在内部意见高度统一的情况下，穷兵黩武，舍得为军队花钱。虽然本国贫富差距较大，但是该国军队仍然有强大的战斗力，旧日本军队就是这样。
旧日本军队的战斗力，一方面来自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国策，勒紧裤腰带造航母、战斗机和战列舰，一方面来自给予军人给予优渥的待遇。
日军的伙食水平，始终高于全国劳动者的平均水平。日剧《阿信》中阿信的儿子对母亲说，自己在前线“虽然经常饿肚子，但是吃的都是白米饭”。白米饭对日本人来说，是奢侈品，是只有财主才能顿顿吃的食物。由于顿顿吃精米，一些日本士兵还因为缺乏维生素，患上了脚气病。
日本海军的伙食更好。吃咖喱饭，喝汽水，这些在当时看来奢侈的生活方式，都是从日本海军起源的。大和战列舰上，甚至有空调和冰淇淋。
在“种稻米的老农自己吃不上自己的粮食，在满洲作战的士兵的姐妹要靠卖身才能活下去”的时代，能顿顿白米饭，甚至吃咖喱饭、喝汽水、吃冰淇淋，吹空调，是一般财主也难享受的生活。参军对许多家境并不富裕吃杂粮勉强吃饱的日本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对他们来说，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即使上级野蛮粗暴一点，也值得忍受了。
不仅如此，对日本穷人家的孩子来说，考上军校就意味着阶级跃迁，从此有了一份正式、体面的职业，可以获得足够一家人优渥生活的收入。《坂上之云》之中，秋山好古在军校期间的军饷，就足以供养弟弟在东京继续求学。《啊，海军》的主角平田一郎，出身单亲贫苦农民家庭。进入日本海军以前，思想左倾，加入海军以后，迅速右转。战争结束前夕，以少佐的身份义无反顾地投身冲绳战役。这其中的原因，显然与生活质量的提升和火速提拔密不可分。
“好，很有精神”的前提，不是简单地提拔训斥和粗暴的拳脚、棍棒，而是能做到只要他无条件服从军令，就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一个穷孩子加入海军立即可以吃到自己平时在家里根本不可能吃到的咖喱饭，享受财主的生活，学习几年以后，可以对新生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绝对权威。这样的生活质量的变化，自然使他愿意维护现有的制度，由一个智商正常的左翼青年变成了右翼的军国主义打手。
旧日本军队之中，野蛮粗暴的管理方式只是表象，官兵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紧紧绑在一起并且大幅提升才是根源，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能动辄发动万岁冲锋。
蒋介石只看到了日军官兵吃冷饭讲纪律，有军国主义精神，却看不到他们执行这些军国主义精神，为他们带来了物质好处。实际上，如果按照他的理解，只要能冷水洗脸、吃冷饭，能忍泣吞声就是军事化，就是好士兵的话，那么吃冷饭，忍泣吞声是每个乞丐都有的生活习惯，那么旧中国的乞丐们，随时都可以组成精锐之师。事实上，蒋介石也确实把自己的军队搞得像乞丐一样。
比如，抗战时期黄仁宇以军官的身份参加抗战，到内战时期，他的军饷面仅够一两碗面条。他如果有妻室，该如何养家糊口?他是选择喝兵血、纵兵抢劫还是乞讨?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显然没法给他答案。
蒋、宋夫妇时代的中国，经济被列强操纵，没有日本政府那样财力供养军队，让士兵改善生活，让军官阶级跃迁;周边被列强瓜分，没有对外扩张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向;买办、地主、军阀之间无法形成枪口对外，以剑为犁的共识;列强更不会坐视中国脱离控制，走军国主义路线不管。所以，国军的待遇，从士兵到军官，都远远无法和日军相比。
对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军阀来说，更现实的路径或者说获得同等的利润阻力更小的方向，不是对外扩张，而是对内喝兵血、洗劫本国百姓，对外投靠列强，获得贷款，买枪买炮，抢地盘。
至于军官的提拔的公平性，更不用说。由于境外列强插手，内部财产由私人而不是党组织控制，大地主、大买办拥有强大的财力，党内大佬都拥有足够的资源，国内军阀山头林立，军官的晋升更多需要考虑各方面的人脉关系，平衡各派关系，阶级跌落，最终被杀人放火者操纵命运军功只是参考。
政治理论分析：为什么中国的社会动员能力远远强于其他国家？——从国共两党的差异看组织动员能力
比如，某临阵脱逃导致全军覆没的将军，不但没有被枪决而且依然仕途顺利，晚年还写下《亿万光年的一瞬》。没有背景的穷人家的孩子，只能靠后站。这样的制度下，怎么调动军官的积极性?军官怎么可能与党国同呼吸共命运?
蒋介石的军事化，没有对应的经济来源的支持，待遇跟不上，组织力度跟不上，只能引入日军的用冷水洗脸、吃冷饭，外加拳打脚踢，棍棒交加，把基层士兵逼上绝路，用拖欠军饷羁縻想开小差的官兵，用野蛮残酷的军法强行弹压反抗的官兵。
对民众来说，参加这样的军队，九死一生。对国民政府来说，这样的军队，只能靠抓壮丁补充兵源。对基层士兵来说，一旦有其他的选择，无论是当伪军，还是当共军，都会毫不犹豫地换一种生活方式。
国军待遇低下，与境外列强势力插手，国内大买办、大地主控制经济基础密不可分。蒋、宋夫妇代表和维护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社会制度，恰恰是提高国军士兵待遇的最大障碍。蒋、宋夫妇恰恰是国军士兵的最大敌人。
所以，一旦某种势力能够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大大改善国军士兵的生活质量，必然会得到国军士兵的全力拥护。这就是数以百万计的国军士兵反穿棉袄，调转枪口，当解放军战士的原因。
蒋、宋夫妇时代的民国四分五裂，没有统一的权威，也没有实现工业化，全国军阀在列强的支持下彼此之间使用武力争权夺利，各派势力的资金、武器需要仰赖列强，是一个由外来势力支撑的极度自私自立的社会。
外来势力选择走狗的标准，除了此人对待本国民众冷酷无情，毫无信义，最好还是道德败坏，千夫所指。一方面，这样的渣滓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最大限度压榨本国人民，能够挖地三尺为境外势力提供经济利益;一方面，这样的渣滓，离开境外势力的支持无法自立，最好控制。这就如同在赵构的眼中，在人民中威信极高的岳飞是极大的威胁，相反，那些喝兵血、纵兵抄掠的兵痞却是国家栋梁一样。
在那样的时代，城市经济被买办控制屈从于境外资本，农村经济被大地主控制间接为买办服务，利润趋向于投机或炒作土地。一个人的处境，不取决于他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是否和谐融洽，而直接或间接取决于他为维护境外资本的利益作出多大贡献，得到多少境外主子的青睐和奖赏。
如果我们认为善良是善待他人，是各种合作的基础的话，就会发现由于外来势力的干涉，选择合作联合起来对抗大买办和大地主压迫的反抗者往往被外来的工业化的现代武器消灭，选择对外投降境外势力、卖国求荣，对内互相坑害、无情剥削的渣滓在列强的扶植下称王称霸更吃得开——1927年，蒋介石选择当境外势力的打手，获得贷款和武器，无情镇压共产党和国民党内左派，迅速控制长江流域，成为军阀头子。
境外列强控制核心资源的分配权，扶植自私自利的买办和军阀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大地主阶级作为买办和军阀的同盟，控制农村，为列强提供廉价农产品。整个社会在大买办、大地主和军阀的控制下，成为一种极度自私自利的一盘散沙的社会，个人为自己的私利运动，无法形成任何合力，有效地对抗来自外来的竞争——这当然是符合列强的利益的。于是，极少数人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利益不择手段，绝大多数人为了生存苦苦挣扎。
这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社会。即使宣扬礼义廉耻，最终也无法实行实行礼义廉耻。讲道义与人为善的人必然被社会边缘化，沦为奴隶或者靠边儿站。蒋、宋夫妇大力推行“礼义廉耻”，最后也只能是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在锅碗瓢盆儿上印满“礼义廉耻”，除了锅碗瓢盆儿其他地方见不到“礼义廉耻”。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者如鱼得水，高尚者被淘汰或被边缘化。如果不推翻原有的经济基础，怎么可能有与人为善的高尚的道德水准?
在大买办和大地主这些境外势力的代理人的作用下，中国被境外势力压榨到极限，人民贫困、经济凋敝、财政破产，美好的生活、繁荣的生产、强大的军事力量，自然是无稽之谈。
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处于金字塔顶尖，大买办和大地主处于金字塔的上层。这些势力，都是极度自私自利毫不留情压榨中国人民的势力，也是彼此之间激烈竞争，无法形成严密组织的势力。蒋、宋夫妇推动新生活运动，最终的结果，无非是顶层是伪君子，底层是真小人，顶层层是文质彬彬的衣冠禽兽，下层粗野无耻的男盗女娼。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新生活运动，对绝大数人来说，充其量是一个画饼，弥漫着何不食肉糜的味道。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基础并不支持新生活运动宣扬的行为规范，要实现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的前提，是要打到蒋介石，消灭以他未代表的军阀集团，粉碎由大买办和大地主控制的经济基础。这真是黑色幽默。
蒋、宋夫妇二人讲话、设立机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编写歌曲、组织活动，商人在生活用品上印刷“新生活运动”的字样容易，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难。所以，“新生活运动”最终能留下的也就是一堆宣传品和引上新生活字样的坛坛罐罐。
这种情况下，一旦遇到外来的内部集体利益更多，成员有更强的组织性纪律性，互相之间更讲道德的民族或组织的进攻，那么这个现有的这个成员之间没有集体利益，成员彼此不讲道德不讲合作的民族或组织，那么很快就被消灭得差不多。这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和国军遭遇的事情。
蒋、宋夫妇及其代表的残余势力仓皇逃亡台湾以后，大陆铲除了大买办和大地主控制的经济基础，建立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于是在一段时期内，国内埋葬了为人吃人提供合法性的儒家思想，正直、善良、诚信、乐于助人成为社会主流，人民生活亦实现了艺术化、生产化和军事化。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个改变的过程，靠的不是口是心非的说教，而是经济基础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取缔了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斩断了外来干涉，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
公有制的社会，集体利益取代了私人利益。个人自私自利的行为不但不能脱颖而出，而且被社会排斥。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没有说教，每个人也都知道与他人和睦相处，对自己最有利。
摧毁了外来的干涉，剥夺了大买办和大地主控制的分配模式之后，中国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绝大多数劳动者，才有机会改善生活，锻炼身体，讲究卫生和营养，过得相对体面。国家也有条件发展生产，富国强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改变旧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实现富国强兵，必须摧毁由列强控制的一盘散沙的经济基础。作为列强代理人，身为军阀、买办、地主的蒋、宋夫妇，显然不打算这么干。所以，他们的廉价的口是心非的说教，最终只能变成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