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胜利1962：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回顾（全文）

上 篇

尼赫鲁：“中国和印度都有成为强国的潜力，但在现实中，印度显然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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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由于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很多人再次把目光投向了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对于这场发生在58年前的战争，中国边防军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胜利，这已经是历史定论，除了印度宝莱坞，已经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质疑。但中国是不是因为“过于慷慨”的撤军而导致了大面积领土损失，尤其是失去了对藏南的控制?则有很多人怀有疑虑。

　　自由派-新右派喜欢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是想嘲弄新中国的胜利是徒有虚名的，很多爱国者也觉得遗憾甚至憋气。

　　笔者的看法是，1962年中国对印进行的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以及其后的及时撤军，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不仅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国利益，而且使中印关系攻守易势，中国对印度形成了有效钳制，使印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处于某种无法言说但又可以清晰感受到的强大威慑之下，而印度却陷入了试图牵制中国却始终有力使不上的困局当中。

　　这是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局面，今天的中国仍然受益于这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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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9年西藏平叛并开始民主改革之前，中印之间的争端，根本不是边界问题，或什么藏南问题，而是谁能控制西藏的问题。

　　西藏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即便是我们的固有领土，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可能被分离出去，比如外蒙古就是这样。由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腐败无能，迫于美苏压力接受了“雅尔塔协议”，导致了今天的现状。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同样是由于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西藏的状况甚至比外蒙古更危险。

　　首先，在整个民国存续的38年间(1911-1949)，中央政府在西藏没有一兵一卒的驻军;

　　其次，民国时代中央派驻西藏的驻藏代表，比清朝皇帝派驻的驻藏大臣的权力要小得多。

　　按照乾隆晚期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朝廷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总揽全藏，赐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名号，并确定了金瓶掣签制度，确立了西藏地方涉外事务、边境国防的决定权归中央等原则，并划分了驻藏大臣直辖区等。

　　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政府驻藏代表由于没有军队的支持，自身安全都成问题，自然谈不上有效管治西藏。1947年，曾任西藏“摄政王”，又比较亲国民政府的热振活佛被达札推翻、毒死，蒋介石虽然极为不满，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正是由于国民政府极端无能，还在1944年抗日战争期间，英印当局就侵占了瓦弄、噶拉塘、德让宗等大量中国领土。对此，蒋介石毫无办法，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与此相似的还有中缅边界问题，1941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在边界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把大量的领土割让给当时的英属缅甸。现在被吹到天上的“中国远征军”，虽然为英军火中取栗，但没有在中缅边界领土划分上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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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西藏的这种状况，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就一直在觊觎西藏。

　　在尼赫鲁的观念中，中国只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而西藏则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

　　尼赫鲁认为，历史上印度与西藏的联系比中国与西藏的联系要密切的多。印度和西藏有相近的文化、宗教、风俗习惯。有这样一个友好、弱小的“邻国”，当然要比与中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为邻要安全。

　　此外，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尼赫鲁认为，喜马拉雅山构成了“有效屏障，即使是飞行大队也不能从那个方向飞来”。但如果中国“占领”了西藏，印度与中国就会有长达1700公里的边界线，而这一边界却又是从来没有正式划定的，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这样一来，印度的国防压力就会骤然增加。

　　因此，印度独立后，在许多重大场合，尼赫鲁都将西藏称为一个“国家”，并往往将它与中国并列。

　　面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尼赫鲁信心满满。印度独立时，无论是铁路等基础设施还是钢铁等工业产量均远远在中国之上。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毫不掩饰的表示：“中国和印度都有成为强国的潜力，但在现实中，印度显然更胜一筹”。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即向国民政府提出要继承英印当局在西藏的一切特权，包括印度在亚东、江孜派驻军队，设立军营仓库、享有邮政、电报及驿站等特殊设施的控制权，其在亚东、江孜、噶大克等地派有比领事职权还大的商务代表，并在拉萨派驻有外交代表身份的官员，印度商人也享有种种特权。

　　对这些无理要求，蒋介石竟欣然接受。但尼赫鲁并不以此为满足，而继续向北推进，占领藏南地区的大片领土，到1951年2月占领达旺为止，印度已经基本上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整个藏南地区。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与印度争端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边界问题，而是西藏问题。印度一直在怂恿西藏独立，使之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而蒋介石政府对于印度操纵的分裂活动却完全没有任何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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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步步紧逼，中国步步后退的局面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当时，尼赫鲁根据他对从晚清到民国这100多年来旧中国历届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表现，判断时间仍然在他这一边，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决定不给他留任何时间。

　　1949年11月23日，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多月，毛主席就解决西藏问题致电彭德怀，要求西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主要的责任。彭德怀随即派人调查了解进军路线的情况，结论是如果从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

　　毛主席接到彭德怀的电报时，正在苏联访问，他即于1950年1月2日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决定改派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著名的十八军于1950年夏季开始向西藏进军，当年10月在昌都战役中消灭藏军主力，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与中央谈判，并最终达成和平解放西方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1951年5月，西藏宣告和平解放，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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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的和平解放，以及1954年川藏、青藏公路的相继通车，尤其1959年的西藏平叛和废除农奴制的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西藏分裂势力的政治基础，也根本改变了旧中国100多年来在西藏问题上的被动局面。

　　西藏平叛之后，印度在西藏的种种特权被一概取缔，西藏分裂活动也在根本上得到遏制，中印之间的问题，才真正从“西藏问题”转为“边界问题”——而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由于旧中国的中央政府在西藏毫无实际影响力，所以中印边界冲突完全取决于西藏地方当局和印度之间的交易。

　　需要强调的是，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局面下，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在东西两线同时出手，东线，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将美军驱赶至三八线以南;西线，将西藏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将印度及其背后的美英势力赶下青藏高原，赶过喜马拉雅山，以中国历史的标准看，这是远超盛唐的伟业——唐高宗时，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吐蕃，不得不放弃了大部分灭高句丽战果——仅此一项，就足以彪炳史册。

下 篇

“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农奴的身上。现在达赖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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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上半部分提到中印在“西藏问题”上的竞争，导致中方重获优势的三大因素分别是西藏和平解放、川藏、青藏公路的相继通车，以及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而尤以最后一件事最为关键。

　　在民主改革前，旧西藏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农奴主，占有西藏几乎全部耕地、牧场和绝大部分牲畜，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90%。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

　　旧西藏通行了数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农奴主可以用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极为残酷野蛮的刑罚镇压农奴。

　　1959年西藏平叛后进行的民主改革，不仅彻底恢复了农奴的人身自由，并且同时进行了土地改革，这是远比美国南北战争后解放黑奴要彻底得多的民主革命。

　　1959年9月21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通过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共没收和赎买农奴主土地280多万亩，分给20万户、80万农奴和奴隶，农奴和奴隶人均分得土地3.5亩多。

　　世代为奴的藏族人民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彻夜狂欢，他们欢呼：“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农奴的身上。现在达赖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废除黑暗野蛮的农奴制，这是西藏千年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相对于没有进行过民主革命，仍然盛行种姓制度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印度，西藏不仅在地理上是高地，在政治文明方面也跃上了高地，这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中国边防军取得摧枯拉朽胜利的基础性原因，也是我军高涨士气的来源。

　　1962年10月至11月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我军以牺牲722人，负伤1697人，合计2419人的代价，取得了击毙印军4885人，俘虏3968人，合计8853人，敌我交换比4:1的辉煌战果。【点击阅读】

　　在辉煌战果的背后，是西藏翻身农奴的踊跃支前。

　　中印边境地区地广人稀、气候恶劣、交通条件极差，如果没有藏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仅靠部队自行保障是很难取得战争胜利的。

　　在整个作战中，共有32237名翻身农奴参加支前，他们役使民畜10575匹(主要是牦牛)，汽车876辆，向前线运送糌粑112万公斤、酥油3万公斤、牛羊肉16万公斤、柴火150万公斤、马料48万公斤、蔬菜15万公斤等。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上将在战后总结时说：

　　“民工的作用很大，如果没有这些随军支前民工，要定下战役决心、保证战役全胜，将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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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讨论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得失之前，还请允许再把话题稍稍岔开一点。

　　在评论电影《南征北战》的系列文章中，我曾经说过，克劳塞维茨把主力决战视为战争最重要的行动，对很多将军形成了误导，因为决战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创造于我有利于敌不利的决战条件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条件形成之后，决战反而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

　　同样道理，对一位卓越的军事统帅而言，胜利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清楚胜利的边界在哪里?否则的话一旦越界，“战神就会走到对面去”，胜利就会转化为失败。

　　举个例子。

　　今天(6月25日)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战争”(韩国称“六二五战争”)爆发70周年。

　　战争爆发后，朝鲜人民军一度势如破竹，到八月份，已占领朝鲜半岛90%的土地，92%的人口。美韩军队困守釜山一隅，被赶下大海似乎已经指日可待。

　　但在抗美援朝战争进入阵地战阶段之后，毛主席有一次会见金日成将军时对他说，现在情况比较好了，那个时候(指人民军到达釜山外围时)，你们最危险。

　　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已经拉得很长，且朝鲜是半岛地形，人民军又没有足够的兵力防守海岸，阻止美军登陆，所以是一个一触即溃的局面。

　　麦克阿瑟指挥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果然全线瓦解，不仅前期的战果全部丧失，连半岛北半部也无法防守，只好一路退向鸭绿江。

　　讽刺的是，志得意满的麦克阿瑟很快就犯了同样错误，他被美国舆论对他的吹捧冲昏了头脑，不顾中国严厉警告，越过三八线后向中朝边境猛扑，结果招致了他漫长军事生涯中最大、最可耻、并且再也无法挽回的历史性失败，黯然谢幕。

　　设想一下，如果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成功后，能够止步于三八线，则他无疑将会以美国历史上最明智将军的称号被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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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评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得失，还要再问一个问题：毛主席发起此次作战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彻底解决边界问题吗?如果这是主要目的的话，那么由于没有收复藏南、达旺等地，这场战争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但是，如果作战的主要目的是要打消印度觊觎西藏的念头，并且创造一种令印度不能轻举妄动的局面，以便中国能够把主要精力与国防资源转到东部和北部这些距离我政治经济中心很近，并且真正有可能遭到大规模入侵的方向，那么毛主席的目的就完全达到了。

　　毛主席在决心发起反击时说，这一仗不打则已，打了就要确保三十年和平。

　　为什么需要三十年呢?因为至少需要三十年的时间消化、整合西藏，改变近代以来西藏名义上属于中国，但政治、军事上相对独立，中央难以置喙，经济、文化上与内地迥异的“悬浮”状态，使西藏成为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使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在，中印之间的和平时间大大超过毛主席提出的“三十年”的目标，马上就达到六十年了，青藏铁路早就修到了拉萨，大批内地干部、教师入藏，大批藏族青年在内地接受教育，讲普通话在西藏工作、旅行都畅行无阻，甚至比在香港都方便……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的构想完全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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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2年的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边防军没有在已经占领的地方，尤其是藏南和达旺，就地驻守下来，而是在印军仍然无力反击的情况下，撤回到了“实际控制线”以北，是不是吃亏了呢?

　　事实并非如此。

　　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必须是一场速决战，必须在印度的两个重要“盟友”介入之前结束战斗。

　　这两个重要“盟友”，一个是国际反华势力，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再一个就是喜马拉雅山地区严酷的气候条件。

　　我们要知道，中印边境的自卫反击作战，并不是单纯中印两国对决。中印都内在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印发生战争，世界头号霸权国家美国一定会介入，并且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考虑，一定会站在印度一方。

　　当年另一个不利因素是中苏关系也迅速恶化，苏联偏袒印度的态度十分明显。

　　如果中国边防军占领了藏南，则战争必然会长期化。

　　印度是一个有数亿人口的巨型国家，爆发力不行，战争潜力却很大，尽管它动员起来像一台老旧柴油机那样迟缓、发出很大的声响、冒出黑烟并经常熄火，但在自己家门口进行长期消耗性战争的能力还是有的。

　　从我军的角度来看，藏南的地形易攻难守。南部与印度平原地带相连接，便于印军展开大规模进攻，北部则是喜马拉雅山脉连绵不断的雪山，靠藏族同胞赶着牦牛提供补给，根本不可能满足我军长期大规模作战的需要。

　　此外，我军在藏南由进攻转入防御，则意味着战略主动权的丧失和长期消耗战的开始，必然会把我有限的国防资源大量吸引到这一对我相当不利的方向，如果此时美苏在我东部、北部或朝鲜半岛有所动作，则我必然陷入两线、三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前期取得战果也可能会丧失。

　　从时间上看，印度的另一个“盟友”——严酷的气象条件也快要开始配合印度作战了，大雪封山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

　　如果我军大部队滞留藏南，则意味着未来八个月左右的时间不可能获得可靠的后勤保障——一支部队，无论如何英勇善战，没有后勤保障都不能保持战斗力，并且在中印边境地区作战和当年解放战争的情况不一样，也不可能靠缴获和俘虏在前线补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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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来说，极为幸运的是，毛主席在运筹、指挥这场战争时，抓住了电光石火一般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把印度这两个“盟友”完全排除在战局之外，没有给他们任何介入的机会——

　　1962年10月22日，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国总统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像好莱坞电影中两个对决的牛仔一样，互相用手枪顶住对方的脑门，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当天，中国边防军对印军发起全线反击，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印军防线。

　　11月20日，赫鲁晓夫妥协，美国宣布解除对古巴的封锁，古巴导弹危机结束。

　　11月21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于次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这里需要顺便提一点，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蒋介石罔顾民族大义，竟以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派出多股武装匪特窜犯东南沿海，均被我沿海军民全歼。

　　有人替蒋介石洗地，说什么他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从蒋的实际行为看，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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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时停火，不仅是为了不给印度两个“盟友”介入的机会，同时也是因为中国边防军进展神速，已经完全达成了预期的战略目标。

　　通过这场战争，中国在中印边境东段，收复了1959年11月中央政府接管中印边界后被印度蚕食的全部失地，西段边界则“清除了印度入侵军队的全部据点”，几乎控制了全部争议地区。

　　同时，更重要的是，中国控制了中印边界地带的几乎所有制高点，取得战略上的有利地位。

　　也就是说，中国恢复了1959年11月的实际控制线，而尼赫鲁提出的双方各自撤到1962年8月的实际控制线以及所谓“分水岭原则”——按喜马拉雅山的制高点划分两国边界的要求，则直接被无视了。

　　中国方面撤军时，外交声明的慷慨大度与军事战略上的深思熟虑是同时存在的，我军虽然撤出了藏南，但却把阿克赛钦牢牢控制在手中。

　　阿克赛钦的重要性，只要看看地图就知道了。

　　它居于中亚的制高点，对中国来说是遥远神秘的边陲，但对印度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卧榻之侧”，紧临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孟买这样的中心城市，如果说藏南和达旺是两块肥肉，而阿克赛钦就是一柄时刻指向印度心脏的短剑。

　　这意味着，一旦中印发生全面战争，中国的重装部队从阿克赛钦像山洪爆发一样冲下来，可以轻易而举的进入印度首都新德里，再以席卷之势横扫孟买等印度经济中心地区，令印度遭到全面的失败。

　　中国对阿克赛钦的掌控，使印度在和中国的对抗中再也不可能摆脱被动防御的态势了。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正如两个人搏斗，印度必须用右手拿一块沉重的盾牌，时时护住心脏，只能用左手出拳，而我则可以左右开弓，挥洒自如。

　　也许有人一定要问，那么藏南问题究竟何时解决呢?

　　对此我只能说，从历史上看，印度一直是一个地理名词，很少出现强大统一的王朝，如果说中国的历史，统一是主流，那么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则是以分裂为主流。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曾经是一个统一的巴基斯坦，现在变成了两个国家，未来，印度会步巴基斯坦的后尘吗?

　　那种情况一旦出现，就是藏南、达旺问题彻底解决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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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毛主席为中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地缘政治态势(他老人家的特点，是努力把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尽量在自己生前解决，不把难题留给后人)，同时，毛主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在处理中印关系以及一切国际关系时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