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对萧功秦教授“臣妾种族主义”的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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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西方反种族歧视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中国国内的舆论场上，忽然掀起了一波目标指向黑人的种族主义喧嚣【点击阅读】。
有学者将其称为“定向种族主义”，我则将其命名为“臣妾种族主义”。
有朋友感到困惑，“种族主义”总是自命优越，为什么冠之以“臣妾”?今天，我就以萧功秦教授的一段言论为大家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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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教授是这样说的：
“几年以前，一位美国的白左教授来我家，我向他谈起我的担忧，我说若干年以后，美国黑人的数量超过了白人，并且按照黑人的要求，修改了美国的宪法，美国将变成南非，你们怎么办?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他居然说，那也没办法，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们人数多，他们说了就应该算。我立即意识到这样的讨论，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了。转发的这篇文章，把黑人说成是劣等民族，这是不对的，但这篇文章里面以下观点，确实值得重视：‘其实美国最大的种族歧视就是对黑人的娇惯放纵，故意让他们堕落，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萧功秦教授以新权威主义闻名，但在中国思想界的光谱中，新权威主义无非是自由主义的一翼，萧教授向来非常认同西方以“自由民主”为基本内涵的“普世价值”，并且在他的叙述中，“新权威主义”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目的是要为实现“普世价值”创造条件，最终还是要实现“普世价值”。
但萧教授的这段言论，却暴露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堪称卑劣的种族主义者，和新纳粹、三K党之流没有任何区别。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不言自明的暗示中，如果要让他在“放弃普世价值”和“坚持普世价值但只好让黑人掌握政权”之间进行选择，他宁愿选择前者!萧教授说，他听了“白左教授”的回答后，“立即意识到这样的讨论，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了”。是的，还怎么讨论呢?要避免萧教授担忧的“美国变成南非”，放弃“普世价值”后就只剩下这三种选择了——
第一，重建白人种族隔离政权，剥夺黑人的选举权;
第二，对黑人进行大规模绝育，阻止他们人口继续增长;
第三，照抄希特勒的作业，建立针对黑人的奥斯维辛式的灭绝营。
这几条举措，尽管可能确实“有效”，但以萧教授之厚颜无耻，恐怕还是难以说出口，所以也只能在肚子里暗暗替他的白人主子焦急了。
在这段言论中，萧教授尽管欲盖弥彰地说什么“把黑人说成是劣等民族，这是不对的”，但他话里话外透出那种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黑人超过白人的焦虑，不是明确地以把黑人指认为“劣等民族”为前提的吗?玩这种拙劣的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把戏，又能骗得了谁呢?
至于萧教授认为是“值得重视”的那段话，其实狗屁不如(原谅我爆了粗口)。
正如我在昨天的文章【点击阅读】中所指出的那样，黑人在北美当了两个半世纪的奴隶，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又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种族隔离制度，受到制度化的歧视与排斥，这其中有多少血泪?多少痛苦?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胜利之后，美国才挤牙膏似陆续出台了一些向黑人倾斜的法律与政策，这远远不能补偿他们作为一个族群整体上受到的损失与迫害，怎么就变成了“对黑人的娇惯放纵”呢?
更何况，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有形的歧视虽然被消除了，但无形的歧视还是无处不在，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杀”就是例证，这一事件之所以在疫情期间就引起如此大规模的、剧烈的反应，正是它仅仅是冰山一角，许多黑人对弗洛伊德的遭遇感同身受。
2012年，因为日本搞所谓“钓鱼岛国有化”，萧教授发表《两次中日战争的启示 》一文，将中国近代以来遭受列强侵略的屈辱，都归咎于中国的“高调民族主义”，我曾经撰文《都是民族主义惹的祸?》予以严厉驳斥。
几年过去了，萧教授的立场依然没有变化。他仍然习惯性地、下意识地、自然而然地站在压迫者一边，站在殖民者一边，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一个学者，学问做的怎么样，那还仅仅是水平问题，但如果连起码的良知都没有了，那就是做人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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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述问题还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问题是，萧教授何以比美国人更害怕“美国变得不是美国”，或者用中国的俗话说，叫皇帝不急太监急呢?
这意味着，在萧教授视黑人为“劣等民族”的背后，是相对于白人的以“劣等民族”的自我指认。在萧教授的心目中，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主导的美国，是乌托邦一样美好理想的所在。如果这样的“乌托邦”有一天居然充斥着黑人，甚至开始被黑人管理和重建，那简直就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就像教徒有一天突然发现天堂已经被异教徒占领一样，不可能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了。
所以，萧教授之痛恨黑人，不是因为黑人威胁了中国、威胁了中华民族——那听上去是如此不可思议，简直可以说是一种被害妄想，中国国内并不存在大批量的黑人，也没有大规模引进黑人移民的计划与可能——而是因为黑人威胁了美国、威胁了西方、威胁了白人，甚至有可能取而代之!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在白人面前自视臣妾、自视太监的立场，是一种以臣妾立场提出的种族主义，所以萧教授的种族主义，也就不可能不是一种“臣妾种族主义”!
附：郭松民：都是民族主义惹的祸?
——驳萧功秦《两次中日战争的启示 》
2012年，日本民主党政府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这一挑衅性的举动，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主义浪潮，时至今日，这波浪潮仍然没有退潮的迹象，中日关系也 依然紧绷。
不出所料的是，这种状况再次吓坏了一批以“理性”自命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又开始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担忧起来。萧功秦先生将五年前写就的一篇长文《高调民族主义非中国之福》，修改补充后以《两次中日战争的启示》标题在“共识网”再次发表，意在为中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降温。
每当这个时候，笔者都发现自己很难理解这些先生们的逻辑。什么才是“理性”呢?难道面对日本的挑衅行为，中国国内鸦雀无声，才是理性的?只是如此逆来顺受，世界又会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人呢?
打个比方，如果在公交车上有小偷把手伸进了你的口袋，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扭送派出所，这算不算理性?按萧先生的逻辑，这不算理性，那是不是隐忍不发，任由他偷个痛快才 算理性，对吗?
回到主题上来。萧先生在他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中，把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这段历史梳理了一下，将其简单概括为“日本右翼挑起事端→中国高调民族主义迫使政府强硬→中国战败 →日本右翼在国内更加得势→中国遭遇更大失败”的历史，似乎在中国近代以来不断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完全是中国民族主义惹的祸，如果中国没有民族主义，这些“事端”也就会化 解于无形，中国也就不会蒙受侵略之灾了。
萧先生的这种论调，看上去似乎标新立异，实际上却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中国国内投降派的陈词滥调。比如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每每通过制造各种“事变”为侵略寻找借口时，都会大肆宣传这是因为中国出现了反日情绪，按照这些军国主义分子的逻辑，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根本就不应该有情绪。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他的亲信将领也大唱“抗日三天亡 国论”。蒋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何应钦说：“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 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
按照蒋、何的逻辑，投降才有活路，主张抗战的人都不过是不理解他们的老成谋国之苦的“高调民族主义者”而已。
不过，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萧先生的这种论调，完全不符合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的历史事实与本质。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即把侵略中国作为既定国策，这是上自天皇下自大多数普通国 民的基本共识。在日本国内，除了极少数反战人士外，日本右翼和日本大部分国民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右翼仅仅是更躁进一点罢了。当时，日本的小学老师就在课堂上就 这样给学生们讲述侵略中国的“必要性、合理性”：日本的形状像个蚕，支那则像个桑叶，蚕吃桑叶天经地义，否则蚕岂不要饿死吗?”
从比较深的层次上看，日本把侵略中国定为基本国策，有两个原因：一个历史、文化上的，还有一个是经济、政治上的。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日本在其26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边缘地带，中国一直是日本所钦慕、畏惧、模仿乃至崇拜的对象，日本传统文化与典章制 度，主要都是来自中国的“变体”。日本由此种下一种假如有朝一日，能够逐鹿中原称霸华夏的致命幻想，以此来补偿日本民族集体性的对中国自卑与自制的历史情结。
16世纪末，日本一代枭雄丰臣秀吉刚刚统一日本，就誓言：“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灭亡中国，迁都于中国，天皇居北京。”丰臣秀吉后来果然发动了对朝鲜的入侵，并试图以朝鲜为跳板侵入中国， 只是这次入侵被中国明朝和李氏朝鲜的联军击败，丰臣秀吉郁郁而终，但有朝一日能够“迁都北京”，主宰自己的文化母国，却一直是许多日本人内心深处从未丢弃的一个梦。
从经济、政治的角度看，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工业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市场的迫切需求，由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要晚得 多，因此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西方殖民者以暴力掠取殖民地的示范和日本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及天皇制政体的影响，使日本的暴力扩张更加血腥。由于地缘的关系 ，中国不幸成为日本“最合适”的侵略对象，而如何经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就成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举国一致的对外目标。
所谓的大陆政策，当然就是如何侵略中国的日式说法而已， 其核心内容便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所说的“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显然，日本侵略中国的这两个原因，都与中国国内是不是存在“高调民族主义”毫无关系。萧先生无疑号错了脉。
在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关系史上，甲午战争非常关键。经此一役，日本一举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则加速堕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深渊，时刻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从战争爆发前中日两国的实力上看，经济上，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 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
军事上，日本海军拥有军舰55艘，排水 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但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明显，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 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那么，日本何以大胜中国?在我看来，和萧先生给出的答案正相反：日本胜，胜在它已经先中国一步接受了近、现代民族主义，而中国败，则败在近、现代民族主义的缺位。
由于种种原因，在亚洲诸国中，日本最早接受了来自西方的近、现代民族主义。明治维新从某种程度来看，就是一场在近代民族主义推动下的变革。日本早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政治家山县有朋，甲午战争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都曾经大力鼓吹民族主义。
明治维新后，日本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了两大国家战略的形成：一是与西方尽快解除不平等条约;二是向东方尽快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而正是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强力动员下，远比“大清”贫困的日本才会出现天皇每天减一餐，纯洁少女出卖自己的童贞，举国上下一致捐钱买军舰的“动人”场景 。在日本的联合舰队中，上至司令官伊东祐亨，下至普通水兵，都把“消灭北洋水师”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
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国，由于现代民族主义的缺位，并没有形成如日本那样的国家认同感。陈独秀1904年在《说国家》一文中回忆：“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 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
由于缺乏现代民族主义，中国就难以有效地动员起自己的战争潜力。对普通百姓来说，战争是朝廷的事，跟自己没关系。对普通士兵来说，“吃粮当兵，保命要紧”，并没有为保卫国家 而献身的精神准备。1894年10月25日，日军未经战斗，就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尽管有着并不逊色的武器装备，却早已闻风而逃。根据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 九连城居然出现了“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的荒诞场面，日本随军记者因此感慨：“‘东西旦夕相望，庶民子来’，古人之言，不欺我也。”
民间和底层的精神状态是这样，上层精英的精神状态也好不哪里去。比如李鸿章并没有把北洋水师视为国家军队，而只是把它看成是支撑自己个人权位的私人武装，因此不仅没有把消灭 日本联合舰队，夺取制海权作为首要目标，反而一味的“避战保船”，消极挨打，终于导致全军覆没。负责防守平壤的清军将领叶志超，更是在态势占优的情况下弃城逃跑，结果自己人马自 相践踏所导致的死亡远远超过了战斗的伤亡。甲午战争由此海陆战皆败。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日本依靠民族主义打败中国，但中国的失败却唤醒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甲午战争后，中国的近、现代民族主义开始发轫，救亡成为时代主题。此后经历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终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高潮，并成功地动员起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一致抗日，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所以一部中国近代史，与其说中国苦于民族主义的过剩，不如说苦于民族主义的不足。萧功秦先生对民族主义的指责，完全没有历史根据。即便在今天，民族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爱国 主义)，仍然是支撑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现在远未实现世界大同，世界仍然是民族主义时代，如果中国自己放弃了民族主义，岂不等于自废武功?
最后，笔者想提醒萧先生的是，您既然对“高调民族主义”如此反感，那么自然是主张“低调”的了?
其实“低调”也并非新鲜事，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后，周佛海在南京组织了 一个“低调俱乐部”，专门和当时的“高调民族主义”唱反调。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都是“低调俱乐部”要角，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最后都追随汪精卫 落水当了汉奸——殷鉴不远，萧先生当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