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先驱李启汉，参加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是我党坐牢最早最苦的同志

　　李启汉是中国共产党58名早期党员之一。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发动和组织了早期工人运动，用生命和热血在中国工运史上书写了不朽篇章，被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誉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劳动运动的健将”。

早期党员

　　李启汉，又名李森，1898年出生于湖南江华码市镇李家村的一个贫穷家庭。1917年考入长沙岳云中学上高中。

　　其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他结识了毛泽东等进步青年，在其影响下，如饥如渴地阅读《新青年》等刊物，顿觉耳目一新，并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长沙等地青年学生闻风响应，举行一系列游行示威、抵制焚烧日货活动。为推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湘籍北京大学学生代表邓中夏来到长沙，毛泽东与之深入交流，并在楚怡学校召开大会，李启汉作为岳云中学学生会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由此结识了邓中夏。

◆李启汉

　　毛泽东、邓中夏、李启汉等经过联络、协商，于5月28日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6月3日长沙20多所学校的学生举行总罢课。李启汉与同学们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反对军阀卖国贼，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长沙学生运动遭到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蛮横压制。李启汉被推选为学生代表，积极参加毛泽东发起的“驱张运动”。当年10月，由李启汉等24人组成的湖南学生请愿代表团，会同湖南公民驱张代表团、湖南省城教职员请愿代表团等团体，在毛泽东等率领下赴北京请愿。

　　1920年1月28日，湖南各界请愿团代表3000万湘民“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李启汉与毛泽东一同到湖南会馆演讲，一同赴新华门请愿，一同联名通电全国，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的累累罪行，受到各人民团体的支持，最终迫使张敬尧仓皇逃离长沙，“驱张运动”获得胜利。

　　李启汉在邓中夏的帮助下，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了一名旁听生。在邓中夏的影响下，李启汉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思想不断觉悟。他跟着邓中夏到长辛店做铁路工人的组织发动工作，学会了用带着湖南土腔的北京话跟工人聊天。这对李启汉后来致力于工人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1920年5月，经邓中夏推荐，李启汉到上海华俄通讯社工作，住在渔阳里6号。此时来华指导中国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也住在这里。李启汉很快与他们结识，并通过他们接触了陈独秀，并经常向他请教。陈独秀向他深入讲解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当时中国的形势，使他的思想得到升华。

◆《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刊登的都是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各地工人状况的文章。

　　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渔阳里2号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紧接着委派俞秀松、李启汉等组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启汉与俞秀松住在渔阳里6号楼上厢房的亭子间里，为青年团的创建出谋划策，是团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有一段时间，俞秀松返回杭州，李启汉代理青年团书记工作。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创办“外国语学社”，李启汉在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不久即由青年团团员转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成为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

　　在学习、研究和参与建团、建党的实践中，李启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认识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向着共产主义去奋斗。1921年初，他写下《什么是共产主义》一文，认为“共产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孕育成的，是资本主义发达必然的结果”。

工运先锋

　　1920年秋，李启汉成为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员不久，受组织委派到沪西工业区小沙渡开展工人运动。他在与工人交谈中发现，他们的文化水平太低，便建议开办一个劳动补习学校，培养工人运动骨干。这一想法得到陈独秀的支持，于是他在上海槟榔路（今安远路）北锦绣里3号工人聚居区办起了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因其开办时间早于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为中共创办的全国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

◆由李启汉主持的安远路锦绣里工人补习学校旧址。

　　李启汉等一边教文化，一边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道理一点一滴地讲述给工人听，启发他们觉悟。当时，在上海流传“工人不出头，出头便入土”的话，李启汉讲课时在黑板上写了“工人”二字，然后叠加组成“天”字，说：“工人两字合起来是一个天字，所以工人就是天。”说得工人开怀大笑，受到很大的启发。他因势利导鼓励他们：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就大，就能够做天下的主人。借助这块阵地，培训了一批最早的工人运动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

　　随着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1921年1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决定成立一个专门从事工人运动的机构——职工运动委员会，并由李启汉、俞秀松负责该组织的具体工作。

　　1921年春，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筹备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4月中下旬，李启汉与李汉俊、陈望道、包惠僧等邀请机器工会、中华工业协会、工商友谊会等团体代表，在渔阳里6号连续召集4次工人代表会议，商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事宜，推举李启汉为活动发起人。4月30日，租界巡捕突然包围筹备处，李启汉躲避不及，但他用流利的上海话从容不迫地回应巡捕询问，乘其不备，机智脱险。原定在上海公共体育场召开的庆祝大会，因军警破坏被迫取消。5月1日，李启汉等指挥万余工人，在沪西、闸北等地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工人在集会上踊跃发言，“劳动万岁”等口号响彻云霄。

◆1921年《共产党》月刊对英美烟公司工人罢工的报道。

　　1921年7月20日，上海英美烟厂8000多工人不堪虐待，举行罢工。时值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受上海党组织委派，李启汉脱下学生装，换上工人服，到罢工工人经常聚集的浦东吴家厅刘公庙去寻找带头的工人，帮助他们组织罢工领导机构。在李启汉的指导下，罢工工人成立了工人代表会议，向厂方提出8项条件。但厂主不理会，想用经济压力迫使工人复工。李启汉又给工人算账：“我们罢一天工，每人只损失二三毛钱，厂主却要损失几万元。他拼不过我们。”

　　8月5日，李启汉组织英美烟厂8000多工人，手执写着“劳工神圣”“还我血汗”“增加工资”等口号的三角小旗上街游行，口号震天。工人代表会议通电各报馆，控诉英美烟厂的苛虐行为。8月7日，李启汉指导工人代表与厂主进行谈判，厂主被迫基本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

　　这次罢工持续20多天，最终取得胜利。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领导的罢工斗争，标志着工人罢工开始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走向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斗争。李启汉趁热打铁，领导工人们于8月下旬成立了上海英美烟草工会，与新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一起办公。

◆刊登在《共产党》月刊第6号上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建立的一个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李启汉与张国焘等26人联名发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张国焘为书记部主任，李启汉为干事兼《劳动周刊》编辑。

　　李启汉在《劳动周刊》发刊词中写道：“我们的周刊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劳动周刊》成为工人运动一盏指路的明灯，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月刊称赞其办得“异常完善，大可以增进劳动者的知识，这真是教育训练劳工们一个最好的机关报”。

　　这期间，李启汉经常深入到机器、纺织、邮电、海员和印刷等工人群众中，串连发动，组织工会，不断将工人运动引向深入。

坐狱最苦

　　1922年4月24日，李启汉领导发动了中国邮政史上的第一次罢工，上海邮局800多工人走上街头，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资。当时上海邮政掌握在帝国主义者手里，罢工引起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恐慌，有暗探密报：“上海工潮的主要组织者李启汉，今晨有人见他在邮局附近与邮差们谈话，无疑他将努力利用这一机会，以损害局方。待有完整证据发现，他将受到控告。”李启汉全然不顾个人安危，继续指导罢工。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场。

　　这次罢工胜利后，李启汉与北京来沪的邓中夏等人会合，一同乘船赴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李启汉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名义，提交了《八小时工作制案》《援助罢工案》，这两个提案紧扣当时工人运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从广州返沪后，李启汉等一面筹组中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一面发动上海各工会支援日华纱厂工人第二次罢工。这次罢工坚持了15天，最终获得胜利。工会组织也在工人中深入人心，成为工人的主心骨。

　　李启汉成为当时上海工人运动的风云人物，上海的报刊称他为“著名之中国布尔什维主义陈独秀的追随者”，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还将他列入了“黑名单”，工部局警务处的日报称：“前曾有一情报，一李姓（即李启汉）之布尔什维克宣传家，已争取二万以上的工人的支持，并企图坚持努力，直至增至十万人……”。李启汉因此成为巡捕房暗探时常盯梢的重点对象。

　　1922年6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煽动罢工”“扰乱秩序”等罪名，下令巡捕房逮捕李启汉。“会审公廨”根据巡捕房控告他“1922年4月25日煽动邮局职工罢工”“同年5月13、20及27日，在他所编的《劳动周刊》上发表含有煽动性的和引起纠纷、扰乱治安的文章”，当庭判他3个月徒刑，《劳动周刊》及劳动组合书记部也遭到查封。随后，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邓中夏接任总部主任。

◆李启汉编辑的《劳动周刊》。

　　是年9月，李启汉3个月期满，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将他逐出租界，“引渡”给上海护军使署。护军使署不审不问，直接将他打入龙华监狱，狱警给他钉上几十斤重的脚镣手铐，施以各种野蛮酷刑，他总是怒目而视，没有半点屈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此发出《告全国工友书》，呼吁工友们“快起来作正当的抵抗！应当要恢复我们的言论机关，释放我们的办事人，得到租界的自由居住权，总巡捕房向我们工人阶级谢罪！”

　　1923年7月，邓中夏担任中共上海区执委委员长后，千方百计组织营救李启汉，他多次召开执委会议，专门“讨论招呼在狱负责人问题”，要求“接济在狱同志，每月应送食物及衣服”，“应想法从根本上救援在狱同志”，并决定由沈雁冰联系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设法保释，但营救无果。直到1924年9月江浙战事爆发，上海护军使何丰林逃走，李启汉才得以出狱，前后坐狱28个月。

　　1924年10月13日，李启汉出狱当天，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等前往迎接。两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李启汉的身体遭到了极大的摧残，“骨瘦如柴，难以辨认”，邓中夏动情地说：“你是我党坐狱最早最苦的第一位同志。”还为他写了一首欢迎诗《启汉出狱——喜极而泣，诗以志之》，邓中夏主编的《中国工人》第2期刊登《启汉同志出狱》一文，盛赞李启汉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劳动运动的健将”。

　　考虑李启汉不宜留在上海工作，组织决定他去湖南水口山、锡矿山开展工人运动。邓中夏说：“你从狱中出来，头发长得像森林一样。工人阶级也要像森林一样茂密扎根，生生不息。我建议你改名李森。”尔后，李启汉即用“李森”的名字。

“内阁总理”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取代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启汉（李森）穿着短裤短褂，没扣衣扣，坦露胸膛，在会上代表工人慷慨发言。一些与会者感慨，这个工人的发言简单明了、生动感人，现在的工人真是进步了！邓中夏、李启汉等当选为全总执行委员会委员，邓任全总秘书长和宣传部部长，李任全总组织部长。会后，他们一同留在广州，共同主持全总日常工作。

　　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为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6月2日，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托，李启汉在广东大学操场主持万人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接着，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决定发动省港大罢工。

◆游行示威的省港大罢工工人。

　　在苏兆征、邓中夏、李启汉等领导下，6月19日省港大罢工在香港拉开了序幕。6月21日，李启汉等组织广州沙面的数千洋务工人举行罢工。6月23日，返回广州的香港、沙面工人，为悼念“五卅惨案”死难者举行游行示威，途经沙基时，突遭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发生了死伤200余人的“沙基惨案”。由此省港罢工扩大到近20万人，形成了强大的反帝洪流。

　　7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邓中夏任党团书记，李启汉任副书记。李启汉在成立大会上指出：“此次省港工友之大罢工，不是从前仅为香港与广州工友自身之经济利益的斗争，乃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的政治的斗争。”希望罢工工人“认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联合朋友与敌人决战，以期达到完全解放”。

　　省港罢工委员会设干事局处理日常事务，李启汉任局长。干事局内设文书部、招待部、庶务部、宣传部、交际部、交通部、游艺部，负责安排好数万罢工工人的食宿和医疗，为罢工工人返乡提供免费车船票，出版《工人之路》刊物，等等。罢工工人称罢委会是“工人政府”，干事局是“工人内阁”，李启汉是“内阁总理”。

◆省港罢工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右三为李启汉。

　　省港罢工封锁了香港、澳门和沙面的交通，在东自汕头、西到北海漫长的海岸线上的各港口设卡，扣押英国货物，严禁粮菜外流，香港顿时交通瘫痪、商务停顿、商店关门、食品奇缺，成为“臭港”“死港”。港英当局在经济上每天损失400万元，英国政府不得不将任期未满的香港总督史塔士撤职。

　　为了鼓励罢工工人坚持斗争，李启汉在1925年8月8日《工人之路》上发表《世界革命的潮信到了》一文，列举世界各国工人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号召省港罢工工人“在此潮信当中，我们必须凭自己的能力，一刻不能放过，一天不能放过。道路不远了，我们不久必得最后的胜利”。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李启汉代表全国总工会在会上宣读了工会总章的修改意见，获得大会一致通过。李启汉继续当选为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会后他和苏兆征、邓中夏共同主持全国总工会日常工作，并继续领导省港大罢工斗争。

　　在领导省港大罢工期间，1926年初，李启汉与薛英华结婚，不久，他把在湖南老家的母亲和妹妹李瑛接到广州一起生活。当时，李启汉一家住在广州贤思街一栋叫做“龚寓”的楼房里。32岁的单身汉邓中夏住在楼下。于是，邓中夏与李瑛相识了。在李启汉的撮合下，1926年8月，邓中夏与小他15岁的李瑛喜结连理。邓中夏、李启汉这对最亲密的革命战友，又成为嫡亲郎舅。李瑛跟随丈夫、哥哥一起投身革命，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省港大罢工不仅给了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而且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李启汉等发动省港罢工工人组织3000名罢工工人参加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支援北伐。10月，为了配合北伐战争，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转变策略，结束了持续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2月，全总北迁武汉。李启汉被留在了广州，接替邓中夏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主持罢工的善后工作。

◆192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旧貌。李启汉当时每天都到这里从事省港罢工的组织工作。

　　留守广州的李启汉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局势，国民党右派开始压制工人运动。李启汉和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刘尔嵩等紧急磋商，3月16日，以中共广东区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等8个团体的名义，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呼吁国民政府“实行民族革命的工农政策，实行进步的农村政策，消弭军事势力腐败的危险”。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启汉连夜召开会议，研究紧急应变计划。但应变计划尚未来得及实施，广东军阀步蒋后尘，提前举起了屠刀。4月15日凌晨，大批军警搜查和封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等处，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

　　李启汉身陷魔掌。在被押往拘留所的途中，他昂首阔步，大声斥责反动派卑鄙无耻。4月22日，他又被押往南石头监狱。面对敌人的审讯，他大义凛然地回答：“我是做工人运动的，你说我是共产党，那么所有的工人都是共产党了！”不久，李启汉被秘密杀害，时年29岁。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在给李启汉的妹妹李瑛（后为纪念邓中夏改名夏明）的信中称“启汉同志也是我亲爱的弟弟”，勉励她“继续为党工作，以继启汉、中夏之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