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前
陈永贵的名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更是全国亿万农民心目中的好榜样。他由一个普通农民而成为共和国副总理的传奇经历，也为国内外研究者所瞩目，有人称他为“布衣宰相”。但是，人们大体知道陈永贵名扬全国，声播世界之后的事情，而对他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前的事情却知道得很少。
当上了大寨的党支部书记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此话不差。大寨是一个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方。但是，恶劣的自然条件也促使那里的人们养成了一股与天斗与地斗的劲头。历史上，大寨人就敢于向自然界挑战。他们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
陈永贵生长在大寨，大寨人那种与自然界苦斗、硬斗所养成的性格，自然也体现在他身上。不同的是，这种性格，自从陈永贵加入共产党后，就有了升华：他变成了带领贫苦的农民朝着共产党所指引的路走、而从不向困难低头的硬汉子。
陈永贵的硬汉子性格，最早体现在他创办“老少组”的事情上。那是发生在日本刚刚投降，昔阳县已经成为解放区，共产党号召解放区的农民办互助组时的事情。当时，大寨已经办了一个互助组，称为“好汉组”，主要由一些土地多而且好，有大牲畜，家里有壮劳力，条件比较好的农户组成。由于陈永贵在昔阳解放后家庭条件也很好(他家夫妻俩只有一个孩子，陈永贵是壮劳力，有十几亩好地，一头牛)，因此，“好汉组”也把陈永贵算上一个。但在这时，没有被“好汉组”吸收的一些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大牲畜的农民找到了陈永贵，向他讨办法。陈永贵当即下决心，由他带领这些条件差的农民组成一个“老少组”。陈永贵自然成了这个“老少组”的带头人。“老少组”建立起来后，陈永贵带领大家艰苦奋斗，终于赢得了丰收，当年粮食亩产量达到150斤，超过了“好汉组”。通过这件事情，陈永贵的硬汉形象在大寨树立起来了，也有了更大的吸引人的魅力。第二年，又有许多农户加入到“老少组”。
说到“好汉组”和“老少组”，就不能不提到当年的大寨党支部书记贾进才。贾进才是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是大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也是陈永贵的入党介绍人。在组织上号召成立互助组时，贾进才带头成立了大寨第一个互助组，但当时的农民大多数还没有认识到互助组的好处，成立第一个互助组时，只有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劳动力强的农户加入。后来，陈永贵带头把那些家庭条件不好，劳动力弱的农户组织起来，另外成立了“老少组”后，贾进才先前带头成立的那个互助组，才被人称为“好汉组”。两个互助组确实暗中在较劲，经过一年劳动，陈永贵建立的“老少组”，超过了“好汉组”。农民是讲实际的，他们认可了陈永贵的成绩，更承认了陈永贵的无私，承认了陈永贵的领导才干，自然，陈永贵的威信也就超过了贾进才。
说到此，我们不能不说，贾进才也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他当年带头成立互助组，也是为了响应组织号召。他能够把一些人组织起来，就已经不错了。对于后来陈永贵带头组织“老少组”这件事，贾进才是从心里赞成的，“老少组”的实际成绩，更使贾进才从心里佩服陈永贵的领导和组织才能。贾进才觉得，自己的领导才能，远不如陈永贵。他后来一直这样讲：我只会干，脑子没有永贵灵，也不如永贵能讲。贾进才说的是大实话。贾进才从大寨发展前途大局考虑，决定把自己担任的党支部书记职务，让给陈永贵当。
贾进才打定这个主意后，先和陈永贵谈，陈永贵却认为自己党龄不长，当支部书记不合适，只愿意在贾进才领导下当个党员。贾进才一再让他当，陈永贵一开始也不太理解他的心情，还以为贾进才是怕党支部在他家里开会多，舍不得耗掉的许多灯油，上边来人在他家吃饭，自己吃了亏。陈永贵表示，开会自己可以出灯油，上边来人可以轮流在党员家吃饭。贾进才再三解释，陈永贵才理解他的一片真心。
接着，贾进才便主动找区委书记谈，找区委组织部长谈，要把党支部书记让给陈永贵当。贾进才还在支部委员中做工作，让支部委员们拥护陈永贵当支部书记。区委领导人和大寨的支部委员们自然也了解陈永贵的品格和领导才干，心中也拥护陈永贵当支部书记，但他们认为贾进才也是一心一意为共产党工作的好干部，因此，在让谁当支部书记的问题上一时也难以下决定，但是，贾进才却很执着，为了让陈永贵当上支部书记，贾进才会上说，会下也说，终于把大家说服了。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当年贾进才的做法，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火热生活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确实有一大批像贾进才这样的一心为工作的好党员。
由于贾进才的一再推举，加上大寨的党员们也一致拥护，陈永贵顺利地当上了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当上大寨党支部书记后，贾进才在陈永贵领导下一直踏踏实实地苦干，成为陈永贵的坚决支持者之一。后来陈永贵成为全国先进典型时，毛泽东也知道了贾进才“让贤”这件事情，给予贾进才以很高评价，说他是大贤人，大哲人，是个不简单的人物。毛泽东也对陈永贵说过这样的话：“有贾进才让贤，才使你露峥嵘。”
出人意料之举
陈永贵当上大寨党支部书记后，仍然带着他的“老少组”种地。此时的“老少组”，已经兵强马壮，超过了“好汉组”，许多原来“好汉组”的人转而加入到“老少组”中来。这样，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实际上已经占了大寨农户的大部分。而互助组的生产也确实一年上一个台阶，参加互助组的农户的生活也显著改善。人们对互助组信服了，对陈永贵信服了。但是，仍然有人不愿意入互助组，坚持自己搞单干，原来“好汉组”的骨干们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经济实力和劳动力都强，不愿意和大寨的老弱残们掺和在一起。
又是一年春天，干旱降临大寨，在陈永贵带领下，大寨凡是参加陈永贵的互助组的大寨农户，都种上了地。但是，那些单干户却犯了难，他们不光种不上地，连起码的生产资料也不齐备。“好汉组”也不景气，没有种上地。已经成为大寨第一大互助组的“老少组”的人开始嘲笑起单干户和“好汉组”了，他们认为，这些人不听陈永贵的话，他们现在这个样子，陈永贵也会嘲笑他们的。可是，出乎他们意料，陈永贵却召开互助组会议，做出这样一个提议：帮助他们种地。陈永贵提出这个意见后，大家炸了锅，这个说，谁让他们搞单干了，他们不听话，我们也不能帮助他们;那个说，白白帮助他们，也不给钱，不给饭吃，不能让他们有这个好事，还有人说，我们刚刚种完地歇下，没有力量再帮助他们。陈永贵见大家不同意，便耐心地向大家讲政策，讲阶级友爱，讲发扬风格，讲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他把大道理讲得入情入理，为了说服大家，他真是做到了不厌其烦。最终他还是说服了大家。于是，在“老少组”的帮助下，大寨全体农户都种上了地，当年都获得了好收成。而陈永贵领导的“老少组”产量最高，每亩地产粮500斤。
组织合作社
1952年，中央号召建立合作社。对中央这个精神，陈永贵一开始并不知道。他是凭自己的经验和大寨互助组发展的趋势想到要办合作社的。陈永贵凭直觉感到，贫苦农民们还是组织起来好，这样，大家互相有个帮助，也利于发展生产。但是，怎么样组织起来，他心中无数。正巧，山西省组织一个农民代表团到天津去参加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上级让陈永贵参加了农民代表团。在代表团里，有一个劳动模范，叫李顺达，他在他家乡领导农民办起了一个合作社。虽然还是初级阶段，但入社的农民在党支部领导下，非常团结，生产热情高，粮食产量也高。陈永贵听说这个情况后，在一路上就虚心向李顺达请教办合作社的经验。李顺达也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都告诉了陈永贵。此外，陈永贵通过这次参观，看到中国之大，也看到了农民们心中有一种组织起来的渴望。于是，他回到大寨和支部委员们反复商量后，决定在大寨也办一个合作社。要办合作社，必须得经过上级同意。于是，陈永贵跑到区里，找到区委书记，讲了大寨党支部的打算，也讲了办合作社的重要性。但是，办合作社毕竟是新生事物，区委书记没有经验，也不敢答应。陈永贵并不放弃，他跑到县里，提出要办社，还讲了大寨办合作社的有利条件。此时，昔阳县刚刚办了两个小型合作社，办的情况并不算太好，也没有宣传，陈永贵也不知道，县委领导也知道外边有办合作社的，但更知道中央领导人内部对此有不同意见，因此，也十分犹豫。陈永贵见县委领导犹豫，就说：你们让我们办吧，就算是实验，出了问题我顶着。县委领导见陈永贵这样执着，就同意大寨先实验性质地办个合作社，但要办小型的，入社的人不能超过三十人。县委同意办合作社了，陈永贵就很高兴，至于入社多少人，那就是大寨人自己的事情了。
陈永贵回到大寨，立即和党支部委员们一起，着手把合作社办起来。陈永贵给合作社起了一个名字——“新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办合作社，陈永贵也表现出了奉献精神。陈永贵家当时种13亩好地，年收34石粮食，入社时，估算成37股，不高也不低，公平合理。但陈永贵却主动把自己入的股，降为28股，压产十石，本来产粮34石的地，自己算作24石。乡亲们看不下去了，对陈永贵说，压得太低了，你们一家太吃亏了。陈永贵却说，我的产量定高了，缺劳力的人家吃不住哇。陈永贵这样做，其他入社的人都很感动，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入社的股高估了。区委书记听说了这件事后，十分感动，跑到大寨来参观。当区委书记看到大寨人心很齐，热情很高时，放心了。大寨人看到陈永贵有这样高的觉悟，认识到跟这样的人干没有错，都纷纷入社。到1952年底，整个大寨的农户都入了初级社。
倔强的性格
大寨办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鼓励各合作社向国家卖粮。此时的“新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获得了大丰收，但是，农民们过去缺粮缺怕了，尽管打下很多粮食，仍然愿意自己多留点。只要完成征粮任务，就不再卖粮。而陈永贵却不这样想，他已经把心思全部放到国家一边。在秋季估算可以卖给国家的余粮时，他就高不就低地估计了数量，在那一年，向国家卖了3500斤余粮。但由于对余粮的数量估计过高，农民留的口粮少了，包括陈永贵自己一家在内，出现了口粮不够吃的问题。这时，许多农民开始骂陈永贵，疏远他。他每天要带领农民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回到家里吃不饱饭，妻子也埋怨他。当时他承受的压力很大。到第二年夏，他家里断了粮。陈永贵一家干脆吃不上饭了，内忧外困，十分艰难。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没向任何人诉苦，硬着头皮顶住。他挨着饿，继续带领农民苦干。他老婆见一家人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到县城买葫芦瓜吃，被县里的干部看见了，向县委书记汇报了。县委书记知道了他的情况后，把陈永贵找来，要由县里给他们合作社返回一些粮食。但陈永贵拒绝了。他就是凭着这股犟劲，饿着肚子带领合作社员战天斗地，终于迎来了又一个丰收的秋天，收获了大量新粮，渡过了难关。
这件事，又一次让人们认可了陈永贵的硬汉性格。后来，陈永贵就是凭着这种硬汉性格，带领大寨人，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把大寨这个穷山沟变成了粮仓，并且使大寨名扬世界。陈永贵的大寨的带头人的地位也稳固下来了。
山西省的先进典型
1956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集体经济较之从前更强大了。作为高级社的大寨，依靠集体化后形成的经济力量和农民的生产热情，对大寨的农田进行了初步改造，连年取得丰收，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还上交给国家。1958年，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之下。陈永贵仍然担任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陈永贵牢记他一家在旧社会所遭受的苦难，对共产党使他一家解放、翻身而成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的恩情，他永远也不忘记。他也感激大寨人在他幼年时就养育了他。因此，他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同时，他也是一个有一定政治头脑，有较高的领导组织能力，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的人。他在生产劳动中处处带头苦干，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在大寨大队的党员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他的领导下，大寨大队的生产每年都有新的发展，集体经济越来越巩固，群众的生活水平也稳步提高。但陈永贵并不满足于这些。他在带领大寨农民整修土地，建设稳产高产梯田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农业生产管理制度，同时，也总结出一套通过做思想工作，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党支部工作经验。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来说，确实是凤毛麟角，也确实是先进的。
山西省晋中地委早就注意到了大寨这个典型，把它作为全地区农业战线的模范。陈永贵也连续多年当选为劳动模范和模范党支部书记。《山西日报》也发表过关于大寨人事迹的通讯报道。但当时由于山西晋中地委对大寨经验的总结和宣传力度还不够大，因此，大寨仅在晋中地区知名度较高。在山西全省还不算很高。到1959年，全国出现持续跃进高潮。但从各地情况来看，生产管理普遍较差，出现了浪费人力和物力的情况。山西省委注意到了这一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进入了山西省委的视野。山西省委指示，应该认真总结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在省委的指导下，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山西省委也派人参加了这次现场会。现场会上，晋中地委对大寨党支部工作经验和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进行了概括，并在全地区加以推广。山西省委认为，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党支部总结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不光对晋中一个地区有指导作用，对全省也有指导作用。于是，山西省委决定，在全省宣传陈永贵这个典型的同时，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1960年2月，山西省委批转了晋中地委关于学习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的决定，号召全省农村干部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的经验。为此，《山西日报》还发表了社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这样，在60年代初，山西全省掀起了一个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大队经验的高潮，确实起到了带动全省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
“三不要，三不少”
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了大寨大队几乎算是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尤其严重的是：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重视。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出乎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负责人意料的是，当这一决定已经做出而这些救济物资正要发下去之时，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全体党员得知消息后，做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当时，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很多干部不相信大寨大队能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有的干部认为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是吹牛皮。但是，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以极高的干劲，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1963年当年粮食产量不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平均亩产达到700多斤，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12万斤。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后，反而比原来的更好。社员们对大寨党支部十分信任和拥护，他们集体主义观念更强了。这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大寨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引起了山西省委的高度重视。他们派干部到大寨对这些经验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总结。
经过调查和总结，山西省委发现大寨的成绩，是没有水分的;大寨的经验确实是先进的;陈永贵的事迹确实突出。因此，大寨被山西省委树为先进典型。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要向大寨党支部学习，党员要向陈永贵学习。很快，山西就在全省开展起了学大寨、学陈永贵的高潮。“三不要，三不少”，体现了在那个年代中国人民顾全大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向国家伸手的可贵精神，当时，党和国家正提倡和宣传这种精神。这个精神的传播，使陈永贵和大寨人的名气更大了。
毛泽东知道了陈永贵
一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许多领导人都不知道陈永贵和大寨人的事迹。
当时，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虽然在山西省广为宣传，并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发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1964年初，《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通讯报道，配发了社论。但那时大寨还只是山西省的先进典型。大寨也离北京太远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此都不太清楚。
毛泽东那时也十分重视农村工作。1964年3月27日，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28日到达河北省邯郸市，在那里停留了两天，专门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请到专列上，听取他们的汇报。陶鲁笳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说：目前，山西省正在公社一级搞“四清”的试点，在全省农村正在普遍宣讲两个十条。毛泽东问：你们搞社会主义教育，影响生产没有?现在生产情况如何?陶鲁笳说：没有，反而促进了生产。毛泽东指示说：搞社会主义教育，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进行。毛泽东特别关心农村“五反”情况，关心农村干部不参加劳动，反而拿高工分，从而和社员收出现较大差别的问题。陶鲁笳在回答毛泽东这方面提问时，专门谈到了大寨和陈永贵的经验。当时，他是从大寨的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来介绍大寨经验的。陶鲁笳还特别提到了陈永贵带领大寨人“三不要，三不少”的事迹，他对毛泽东说：关于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还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陈永贵也被北京市委请到人民大会堂向一万多名干部介绍了大寨的经验。陶鲁笳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说：《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北京市委请陈永贵来讲，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关于陈永贵的材料?陶鲁笳回答说：有，回头送给主席。毛泽东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告诉了毛泽东“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他不太识字。毛泽东听后，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把“陈永贵”三个字写了好几遍。他叮嘱陶鲁笳：一定要把陈永贵的材料送给我。毛泽东听完山西、河北两省汇报后，继续南下，在途中，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第一次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他在讲话时，多次提到陈永贵。毛泽东在说到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时，专门谈到：其中的一条是看增产还是减产。他专门举了陈永贵和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1964年5月10日～13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后，调来了关于陈永贵和大寨大队的材料。他仔细阅读后，深为陈永贵带领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他认为陈永贵和大寨都是好典型。但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打电话给陶鲁笳，让他亲自到大寨去搞长时间调查。陶鲁笳按周恩来的指示到大寨蹲了20天的点，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充分肯定了陈永贵个人的先进事迹，也充分肯定了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
1964年5月中旬，毛泽东回到北京，中共山西省委也把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送到了中南海。毛泽东此时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毛泽东仍然想着陈永贵，在众多重要文件中，毛泽东首先把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材料全部仔细看完。正当毛泽东看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时，5月25日，陶鲁笳搞的《大寨大队调查报告》也专门送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好，农业部长廖鲁言也亲赴大寨考察，写成报告，从农田改造、农业技术方面肯定了大寨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毛泽东又仔细看了陶鲁笳的报告和廖鲁言的报告，他对陈永贵的事迹予以赞赏，对大寨的经验予以肯定，也深为大寨人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所感动。6月初，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政治局常委们谈了大寨的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毛泽东说：“农业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介绍了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经验，他还脱稿讲了不少话，与会同志深为大寨人和陈永贵的事迹所感动。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对大寨的精神进行了概括。他在政府工作报告正式行文中肯定：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还把大寨的经验概括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1964年底，毛泽东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1965年初，全国农村掀起了学大寨的运动。陈永贵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67年后，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九大，被选为九届中央委员。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