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我没有一分钟白白度过
今天是白求恩诞辰130周年。
1890年3月3日，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北部小镇格雷文赫斯特。
1939年11月12日清晨，白求恩因伤口感染，牺牲在抗日前线。
白求恩是怎样的人?
许多人会脱口而出那句：“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的确，白求恩曾是一个时代的英雄符号，是跨越国界、无私奉献的先进榜样，是出现在教科书里那个佝偻在手术台前的身影。
但白求恩本人，远比意义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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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出生时，祖父是多伦多市的一名著名外科医生，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母亲则是一名传教士。
白求恩父母
在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的精心调教下，作为家中长子的白求恩，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少年时的白求恩多才多艺，尤以音乐和美术才能见长，同时，他也对生物科学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在祖父的影响下，白求恩也立志学医。初中毕业后，他进入安大略省欧文桑德高级中学学医。
在安大略省欧文桑德高级中学读书期间的白求恩
当时的医学教育并不能满足白求恩的全部好奇心，因此他一面上课，一面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为了存够高等学府的学费，他当过伐木工、小学老师、轮船锅炉工、消防员、侍应生和记者，直到毕业后第三年，他才攒够了多伦多大学胸外科专业的学费。而这所学校，白求恩的爷爷老诺尔曼·白求恩也曾参与创建。
1909年至1916年，在多伦多大学学医，因勤工俭学和参军两度中断学业
当白求恩进入大学读书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毕业后，白求恩加入英国海军成为一名军医。
1918年，白求恩从军队退役，并在英国伦敦大奥蒙街儿童医院谋到一份实习医生的工作。
1919年2月9日退伍，进入伦敦大奥蒙街儿童医院实习
1923年秋，33岁的白求恩到英国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并在此邂逅22岁的英国姑娘弗朗西丝。白求恩对弗朗西丝一见钟情，考试一结束，两人就结伴赴西欧旅游，次年春天便结为夫妇。
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
一年后，夫妻俩来到美国底特律市，租了一所小公寓挂牌行医。在那时，白求恩就已经展现出医者仁心，他常说：“富人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但谁来照顾穷人呢?”
他热情地为穷人诊治，却积劳成疾，染上了肺结核。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得了肺结核，就等于接到了死亡判决书。
1923年8月13日，白求恩与弗朗西丝结婚
身为医生的白求恩深知肺结核的传染性，他平静地向妻子提出离婚。弗朗西丝几次拒绝，最后，白求恩坚持，如果不离婚，他便不去疗养院治疗。弗朗西斯只得咬牙同意离婚。
离婚后，白求恩陷入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也激活了他的求生意志。凭借自己多年的医学经验，白求恩发明了“人工气胸疗法”，直接在自己身上做临床试验。一年后，他真的痊愈出院了
1927年12月10日，白求恩痊愈出院，与疗养院休养员、医护人员一起欢度元旦
病愈后的白求恩，接受了加拿大蒙特利尔乐麦吉尔大学的邀请，前往当地任教。他明白自己当初是坚持离婚的，但时过境迁，他发现自己还怀恋着前妻。在火车上，他向妻子写信求和，不久，弗朗西丝也来到了蒙特利尔，两人复婚。
这段经历了生死考验的婚姻，却被白求恩的工作热情打败了。他时常沉迷在医学研究中，不仅无暇顾及生活，还会将一些人体器官带往家中。或许，这并不是弗朗西丝想要的生活，两人最终还是离婚了。
此后，白求恩一直独身，终身没有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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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的不顺没有让白求恩消沉太久，他继续全身心的投入在医学研究中。
1932年，他发表《肺结核治疗宜趁早》论文，提出“肺结核的根源不是病灶，而是贫穷”。此时，北美正陷入经济大萧条，“贫穷”，这个“肺结核的根源”不但无法根除，反而越来越严重。
4月，返回蒙特利尔出任维多利亚皇家医院外科主任
1934年，他呼吁改变整个医疗制度，建立覆盖全民的福利医疗体系。他跑到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办公室，宣布免费为穷人治病。正是通过这一渠道，他接触了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35年夏获得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的机会。
在苏联，他看到了当地免费覆盖全员、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福利医疗体制，深受震撼。回国后，他将自己所理解的“苏联式医疗保障体系”整理成文，在加拿大发表宣传。
白求恩在手术室工作
白求恩组织了上百名志同道合的医务和社会工作者，组成“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并在1936年7月发布“致魁北克省政府的宣言”，提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适用于全体工资劳动者的强制健保体系”，失业者则由政府提供义务医疗，并全免费用。
这是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份系统性提倡全民医保的纲领性文件。
此时，白求恩已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不仅关注国内医疗民生，更注意到了国际局势。彼时，全球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已在欧洲蠢蠢欲动。事实上，此后余生中，白求恩的医疗事业又多了一层反法西斯的意义。
1936年冬，西班牙内战如火如荼，加拿大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决定派一个医疗队到马德里去，白求恩被推选为队长。在西班牙期间，他不仅为西班牙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与中国结缘埋下伏笔。
1936年11月15日，抵达西班牙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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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30日，中国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应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友晚餐会，白求恩也在这次的宴会上。
通过陶行知，白求恩了解到中国抗战的艰苦，也被陶行知所流露出的民族尊严感所打动，他毫不犹豫地说：“如果需要，我将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援华委员会就已经配合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白求恩通过这一渠道，请求率一个医疗队到中国支援抗战。
宋庆龄在中国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
1938年1月2日，他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材，从温哥华乘海轮前往中国香港，3月到达延安，随即又转赴华北抗日最前线——聂荣臻领导下的晋察冀根据地。
白求恩与聂荣臻接受广州《救亡日报》记者叶文津的采访
为了减少伤员的痛苦和残疾，白求恩把手术台设在了离火线最近的地方。为克服医疗设备不足的困难，他还自制了不少医疗器具——
铁制“助理医生”：正常情况下，做一次胸腔手术，需要3到4名助理医生。战争时期人力有限，白求恩发明了这种铁制装置，外形像一个架子，可以固定在手术台上，利用机械扳手的原理，把人的肋骨辅助翻开，从而节省人力。
肋骨剪：这是白求恩修鞋时产生的灵感。有一次白求恩去修鞋，鞋匠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时，不把鞋翻开而是把剪子直接伸进去将里面的线剪断。白求恩想，要是能把这把剪子用在手术中，就不需要把胸腔翻开，再剪缝合线或是肋骨，只要用手摸到了，用剪刀就能剪断。于是，肋骨剪诞生了。
流动手术室的设计图样
“卢沟桥”药驮子：游击战的特点是忽东忽西，但医院的药械装备不方便搬动，不能很好地适应战争需要。1939年，白求恩带领医疗队来到冀中，时值春耕时节，河北农民用毛驴向耕地送粪的粪驮子引起了白求恩的兴趣，他马上联想到可以用粪驮子的原理，做一只箱子，放在驴背上搬运药械。白求恩发明的这副药驮子正好可以放下一套手术器械，取下后放在地上，上面放一块门板就是手术台，非常方便。至于这项工具名字的来历，源自一天清晨白求恩听到民兵们在唱“卢沟桥”小曲，翻译后他感到很有意义，于是给他的药驮子也取名叫“卢沟桥”。
1938年5月1日，白求恩离开延安赴晋察冀军区
1939年夏，白求恩在晋察冀卫生学校讲授了《野战外科示范课》。上课开始后，白求恩先对护士赵冲说，把“卢沟桥”打开。护士把“卢沟桥”搬下来，摆放好。不一会，手术台、换药台、器械筒、药瓶车、洗手盆等一一就绪，医生、护士、司药、担架员、记录员也各就各位，简易手术室就布置好了。接着，白求恩从示范伤员进入手术的过程，到手术室的撤收，把整个流程展现得井然有序。
白求恩过着和八路军一样的艰苦生活
白求恩说，一名医生不仅要技术好，还要时刻准备上前线。他在特殊时期的这些发明，正是他为随时前往一线救死扶伤所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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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在中国所做的事情，远不止救治伤员和创造工具。
白求恩大夫把樱桃给村中的孩子吃
比如，在战争时期，大量伤员都面临着失血过多的问题。白求恩有意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志愿献血中，但是要将现代献血观念普及到群众中，没那么容易。
1938年6月，白求恩在五台县松岩口军区后方医院讲授输血技术。他首先详细讲述了采血操作、标准血型制作、血型鉴定、配血试验、储存、运输、保管等基本知识，接着，推来一名胸部外伤的患者说：“现在，我来操作，你们谁第一个献血?”
“我来献。”32岁的卫生部部长叶青山挽起袖子。
验过血型后，白求恩让叶青山和病人头脚相反躺在床上，拿出简易输血器，用带着针头的皮管连接在他们紧靠的左右两臂静脉上，皮管中间一个三通阀门，阀门上连着注射器。白求恩把阀门通向叶部长，抽拉针栓，殷红的鲜血便流入注射器，再转动阀门，血液便流入患者体内。
第二个病人推来了，白求恩主动躺在了他的身旁说：“我是O型血，抽我的。”
消息传开后，边区的农会、武委会、妇救会纷纷响应，一时间有上千人报名献血，很快组成了初具规模的“群众血库”。
白求恩倡议组织“群众志愿输血队”
他在播撒先进技术观念的同时，也传递着友善。
1939年春天，晋察冀边区的生活依然十分困难。一天，负责白求恩日常起居的管理员好不容易买回了几斤鲜肉，一心想着要给白求恩改善一下伙食。
白求恩看见肉也非常高兴，自言自语地说：“要是再有一只鸡就好了。”管理员听后，又匆忙到集市上买回一只鸡。
白求恩见状，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来，如数付给了管理员。
白求恩平时一向艰苦朴素，大家不免有些纳闷：“白大夫，您今天是不是有客人?”
白求恩点点头，微笑着说：“对啊!是很重要的客人，我要亲自下厨。”
说着，他就在厨房里忙碌起来，而且还不要任何人来插手。
不一会儿，白求恩就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来。他笑呵呵地招呼工作人员坐下，说：“我今天要请的客人，不是别人，正是你们哪!你们才是最高尚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外科大夫，没有伙夫为我做饭，我就吃不上饭;没有马夫为我养马，我哪儿也去不了;勤务员细致入微地照顾我的生活，翻译帮助我同你们交流……没有你们，我什么也做不了，今天就请你们尝尝我亲手烧煮的饭菜，表达一下我对你们的一点心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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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热肠之余，白求恩也是个“暴脾气”。
一次，聂荣臻得到报告，听说白求恩只要有伤员抬进来，就昼夜不息地做手术，已经有四十个小时没睡觉，气色很不好。聂荣臻就请白求恩到他的司令部去。
白求恩有些纳闷：“难道这个会议不能等一等吗?”他问聂荣臻：“现在正是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有许多的伤员。”
“你有多久没睡觉了”聂荣臻问。
“你就为这事把我从医疗队里叫走吗?”白求恩大为生气，说罢转身就走。
白求恩(右)与聂荣臻(中)，翻译董越千合影
还有一次，白求恩在检查病房时看到一个伤员的腿伤因处理不当造成严重感染，愤怒地挺直了身子，对旁边的一名医务人员冷冷地说：“这伤员是你负责的吗?你要受到处分的。他这条腿得切掉，这得由你负责任，你瞧瞧，这根骨头从肉里露了出来，像一只犬牙似的!你怎么会让他的伤恶化到这种地步?你当初为什么不上夹板?”
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
当得知这名医生是因为没有夹板才导致目前的情况时，白求恩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能成为理由吗?难道说我们就得等着现成的夹板吗?……战士总有现成的武器吗?他们没有武器的时候，是不是就不打仗呢!他们是说好了，我们别打了，等有了武器再说吧!还是挺身上前，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呢?如果没有夹板，就应该想办法做几副夹板，哪怕亲自动手。一个真正的医生就应该这样做工作，我们在松岩口就是这样做工作的。我真不明白，我们怎么能够对待伤员这样漫不经心，还管自己叫做医生。”
白求恩检查八路军伤员
白求恩的不留情面，当然是出于对病人的负责，每位被他批评过的同事都深知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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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同各类疾病打交道，医生本就是危险的职业。而白求恩又是在枪林弹雨中行医，风险自然更大。
白求恩在山西五台松岩口模范室动手术
1937年10月31日，白求恩跟随医务人员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前线战地救护所。在检查伤员时，他发现一个叫吴明的战士因颈部受伤严重感染，已生命垂危，错过了抢救机会。但白求恩本着医者仁心，还是立即给这位战士动手术。
此时，跟在白求恩身边的李英武大夫见吴明已奄奄一息，无法救治，劝白求恩放弃。不料白求恩一听，大动肝火，“作为救死扶伤的医生，无论什么时候对待伤病员，哪怕是百分之零点一的希望，我们也决不能放弃。”
因为手术器材和医疗用品极端匮乏，白求恩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裸手为吴明做手术，在取受伤部位弹片时，中指不幸被碎骨刺破，受到了致命的颈部丹毒病菌感染。手术后，白求恩顾不上伤口疼痛，又指示医生高金山，在村西头找了一处安静的看果园小草屋，对吴明实行特殊护理。
做完手术的第三天，白求恩的中指开始肿胀发炎。为消炎止疼，他将手指放在盐水里浸泡，可不见效果，后又切开中指放脓，依然如故。此时。大家都为他的病情着急，可他却毫不在意地劝慰大家说：“请不要为我担心，就是切掉个指头，我还可以照样工作”。
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时，割破左手中指
1939年11月初，华北日军对晋察冀军区发动的冬季大扫荡进入高潮。
从11月2日到11月6日，黄土岭战役前夕，他为伤员做手术13例，还抽空写完治疟疾病的讲课提纲。但是，白求恩的手指感染持续加重，肿胀得比平时大两倍，还发着高烧，但他仍然坚持在前线指导战地救护工作。
白求恩在涞源县摩天岭前线的孙家庄小庙为八路军做手术
11月7日，黄土岭战斗打响时，白求恩的病情已日趋严重，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疡。白求恩听到前方传来了炮声，断定有激烈战斗，一定要到前线去。天下着雨，山路非常泥泞，他折了根树枝做拐杖，艰难地走着。到了战地后，他在两名护士的搀扶下，坚持为伤员做初步疗伤。
11月8日，白求恩冒着严寒，迎着炮声走了70里地，赶到王家台的一个团卫生队。这时，他的体温升高到39.6℃，但他仍叫通讯员通知各战斗部队，把伤员都送到这里来，并交代助手说：“凡是头部、胸部的伤员要首先抬来治，即使我睡着了，也要把我叫起来。”下午，他的左臂发生了转移性囊肿，病情再次加重。
11月9日上午，他的精神忽然好转，准备到前线去。可到下午，一阵剧烈地头痛袭来，白求恩高烧至40℃。
11月10日，白求恩高烧不退，聂荣臻派人送来急信，再次命令他立即回唐县花盆村军区后方医院治疗。随后又派医生携带药品器械赶来，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安全转移出来。医疗队采取了一切紧急措施和外科处理办法，但他的病情仍不见好转。下午3点，护送白求恩的担架到达唐县境内黄石口村。白求恩感觉到了自己的危险，他坚决要求担架停住。村长陈同勋安排一行人下榻在村口邸俊星家。
这时，白求恩脸色蜡黄，左臂已变成黑色。当聂荣臻派来的人员赶到时，白求恩已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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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觉得精神略有好转，便挣扎着坐起来，口述下一封遗书，交给聂荣臻：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时任加拿大共产党书记)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第十号门牌。
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和平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有贡献。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
把我的相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的片子将要完成。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下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再外加3条绳子保险。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以因为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马靴和马裤给冀中的吕司令。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8种器械，杜医生可以拿15种。打字机和松紧绷带给郎同志。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诺尔曼·白求恩
写完信后，白求恩把翻译叫到身旁，拿出他的夜光表，交给翻译说：“表，是送给你做纪念的，信，转交聂司令员，并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对我的教育，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白求恩说完，便昏迷过去。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与世长辞，时年49岁。
1939年11月12日凌晨五时二十分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11月17日，聂荣臻率晋察冀军民在唐县于家寨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殡殓典礼。
12月1日下午，延安各界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沉痛悼念白求恩大夫。主席台前，毛泽东的挽词写着：“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
1938年4月，毛主席会见白求恩。白求恩后来回忆道：“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能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
后来，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领导决定，八路军军政杂志要编辑出版《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几天后，毛泽东接到请他撰写纪念白求恩文章的报告，并于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完成了影响深远的纪念文章《纪念白求恩》。朱德总司令的纪念文章《追悼白求恩同志》，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明的纪念文章《纪念白求恩同志》也一并发表。纪念册还刊登了白求恩写给毛泽东、聂荣臻的书信及工作报告，写给美共、加共领导人白劳德、巴克的书信共14封。
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政府将白求恩追认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英雄”，并在1973年时买下白求恩在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的故居，改为白求恩纪念馆。纪念馆于1976年8月30日起正式对外开放。1996年，白求恩出生地被列为国家历史名胜。1998年，白求恩的名字被载入加拿大医学名人册。
白求恩故居，现为加拿大国家历史名胜
即便在今天，白求恩对于每一位国人都不陌生，“白求恩精神”代表着“毫无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而“白求恩式的人物”是对一个人人格光芒的最高评价。
1938年8月21日，白求恩曾在日记中写下：
今天动手术，我的确累了，一共做了十个。其中五个是重伤……尽管我的确是很累了，但我从来没有像这样高兴过，我十分满足，我尽了我的一份力量，我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呢?特别是看见自己的生活是如此充实，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九点钟，没有一分钟的时间白白度过，这里需要我。
还说什么不懂情感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了他们，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1939年10月，为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募集经费和购买药品，预定10月20日启程回加拿大。军区卫生部曾举行欢送会
是的，我们也爱你，白求恩医生。
图源：北京宋庆龄故居与加拿大驻华大使馆联合举办的《白求恩生平展》，详见文章“宋庆龄：白求恩精神光耀千秋!”
参考资料：
《陶行知与白求恩》，载《百年潮》，2017年第1期。
马国庆：《毛泽东<纪念白求恩>发表始末》，载《新民周刊》，2019年第49期。
斯图尔特，张军峰，吕伟利：《白求恩：中国人熟悉的“陌生人”》，载《百年潮》，2018年第8期。
张承志：《五十年再读白求恩》，载《天涯》，2017年第2期。
陶短房：《你未必知道的白求恩》，载《华声》，2015年第9期。
薛立永：《揭秘白求恩鲜为人知的火暴脾气》，载《民风•上半月》，2010年第2期。
孟红：《白求恩鲜为人知的故事》，载《党史纵览》，2009年第11期。
王伟：《走近白求恩》，载《读者》，2009年第1期。
金姬，胡慧婷：《还原白求恩》，载《新民周刊》，2006年第3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