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树松：我在“知青时代”的兽医生涯·“半个赤脚医生”

　　不久，笔者又转到另一个新组建的公社兽医站工作，不同的是因为笔者“进入兽医状态”快，影响又好，笔者成了新建兽医站的负责人，并能同时主持门诊，虽然还差半年出徒。笔者很高兴地接受了调配任务，收拾好行李——其实，就是书。来到新去兽医站所在地的公社机关报到。新组建的公社兽医站算上笔者也是四人，一位专科兽医学校毕业的女青年和一大一小两位当地的民间兽医。女兽医因居住不方便在站时间不长就调到县里去了，两位当地的民间兽医因居家较近，也捎带出诊，晚来早走。在平常时间和夜里(笔者住站)大都是笔者一人，无论是四人还是三人时关系相处得都比较融洽。

　　新站因是才组建的，公社机关所在地还没有建好兽医站用房，就先选在一个位于公社辖区中心的生产大队副业所属的地方。那个地方位于村南边缘处，一遛坐北朝南的土打墙草房大约有二十四间之多，大队部、民兵连部、卫生室、馍馍坊、磨坊、酱醋作坊等都在这里，兽医站就设在中部隔开的两间房内，与西边卫生室相邻。一遛房前是一块很敞亮的开阔地，据说是原先的场院。开阔地南沿是该村的一片很大的“老林地”，里面坟头少说也得有四五十座，在密密的古柏树林中隐藏着。

　　那里的民风很纯朴，对待外来人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尤其是“知青”。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很暖人，至今记忆犹新：“知识青年是毛主席派来的”。新站的门诊不算忙，笔者经常在西临的卫生室给“赤脚医生”“帮忙”。卫生室的主治大夫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对医道钻研很刻苦。他个头不高，体态较瘦，为人和蔼，是民间半路从师的中医，能中西兼顾，以中医为主，还曾经过“赤脚医生”培训。卫生室的大夫对笔者很恭敬，经常到笔者那里翻书看，常向笔者请教和商讨一些有关中医传统的理论，有时还请笔者一起出诊、会诊。他文化水平不高，师传的记性却很好，对医古文似懂非懂，给他讲的他能过耳不忘。他谦虚、勤奋、好学，有超强记忆力，笔者也很愿与他交往。他虽然也读古医书，但由于很难读通(尤其繁体版)，笔者自然就成了他的“讲师”。每遇到双方空闲，卫生室的大夫就会约笔者到他家去，包上鸡肉面夹子(水饺)，边吃边谈。因为面对的是已有较为丰富实际经验的大夫，笔者采取“对质法门”的形式一问一答讲述。他对《黄帝内经素问》尤感兴趣，更对里面的运气学说觉得新奇而“神秘”。所以，在那段时间里，笔者讲述“五运六气”理论成了核心。运气学说是在当时历法、天文、气象、物候等中国传统科学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发展起来的，是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读《内经》最难的部分，是《素问》的重要内容。笔者从一年四季之中二十四节气的确定，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中医学临床的运气运用，到气象运动规律的探索;从阴阳、天干地支、六十甲子运转，到运气主客、同化、太过不及、中医学的阴阳、辨证施治……不分早晚，不分时间长短，日复一日，见缝插针式流水般地向卫生室的大夫一直讲到笔者离开那里为止。其间，还穿插概念式讲了清代《望诊尊经》的理解与应用。笔者在讲的同时，也是向他学习的机会。从他的提问里，能感觉到他实践经验丰厚的基础。从而督促笔者从理论到实践的感悟，以及“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舒畅。

　　北方的山区呼吸系统疾病比较广泛，尤以冬春交替时节总是好集中发病，有时还出现小流行。当时西药效果最好的抗生素莫过于青、链霉素了。如遇患者集中多发，这两种药在山区就成了稀缺药。笔者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人除患总比医治牲口更重要吧。笔者不顾违反兽医站的“规定”，把好多兽用青、链霉素在药材批发站换批成人用药，帮助卫生室拓宽药源，使一些患者得到及时治疗，此事影响很大。笔者是兽医站的负责人，按常理应控制缺药外流，笔者的做法让兽医站系统的某些人感到不解，难道笔者另有所图?县兽医站的一位领导就曾为此事对笔者进行过暗查，调查结果却让领导吃惊和感动。笔者不但无所图，而且还从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接济个别极其贫困没有能力购买或换取药物的患者。一位“五保户”的老大娘患者在接受调查时，曾流着眼泪向县站领导倾诉心中对笔者的感激之情。县站领导被笔者所感，冲破组织“原则”向笔者全盘托出了暗查过程及结果，并安慰笔者：朱，你快成半个赤脚医生了，如有困难可向县站求助。笔者在震惊“暗查”之余，深深地感受到那个时代干部作风的实事求是、敢于担责和正派无私。

　　(内容选自：朱树松·《风雨十年知青路》;朱树松·2020年2月26日重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