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利民：侯宝林是如何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改造自己的？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一些旧的、落后的封建文化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一场大众文化的改造轰轰烈烈地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就以北京来说，一些戏剧、曲艺等大众文化首先得到改造，艺人们接受了新的思想灌输后，纷纷与过去的历史诀别，投入到开创新中国的大众文化的运动中去。

　　著名的相声演员侯宝林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旧社会里，侯宝林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艺人。13岁时开始学戏，学到16岁，没有钱买行头，只能用一些简单的戏装在北京的天桥、庙会、市场唱小戏，生活很难维持。因此，到了18岁，改学了相声。可以说，北京解放前那些年侯宝林受的气，说也说不完。北京解放以后，侯宝林头一回听人家称他们为文艺工作者，当时他心里非常高兴，后来经过学习，才懂得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积极地为人民服务。知道了像他们唱大鼓的、说相声的，就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改进自己的艺术，才能够为人民服务。当侯宝林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以后，就自动地停止演唱以前那些胡乱讽刺、缺乏正确立场、观点的节目了。凡是相声词句不纯洁、不健康的部分，也尽量加以删除。文艺界和观众随时指出他以及同行的节目中的错误和缺点，使他们受到了教育，工作也得到了改进。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曲艺、相声工作者积极参加了宣传工作，在集会上、街道上向人民群众宣传这一伟大运动的意义。作家为艺人们创作了一些新作品，加上他们自己所写的、使相声演员能够演出新相声。1951年3月间，当侯宝林知道有一个慰问团要到朝鲜去的时候，他心里想，抗美援朝，是伟大的爱国运动，人们都应参加，因此他就报了名。那些天，他逢人就说，毛主席指示我们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现在能够有机会去为光荣的志愿军表演，我为什么不去呢?这是我最大的光荣。

　　到了东北后，侯宝林生平第一次遇到轰炸，他不但不害怕，反倒加深了对美国侵略者的仇恨。

　　到了朝鲜，侯宝林所在的曲艺服务大队分成了多个小队，自己背着乐器道具，到各处去表演。不管是在山坡上、山洞里、树底下，也不管是千八百人的大会，还是几十人的小会，他们都认真地表演。侯宝林亲眼看到志愿军战士是非常坚定刻苦的，战士们对他说：“苦又算得了什么!去年冬天我们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作战，饭送上来都冻成冰块;有时候用雪水拌炒面吃。再艰苦的时候，我们饿着肚子也要追击敌人。”有一回，战士们作了这样的一首诗：“人民英雄汉，三天不吃饭;紧紧裤腰带，活捉美国王八蛋。”在侯宝林眼里，志愿军战士随时随地地表现着他们乐观主义的精神，他们住的山洞都布置得很好，很有秩序。在他所到达的许多洞口，还贴着鼓舞斗志的对联。

　　当战士们看了侯宝林等人的表演后，纷纷说道：“回国去告诉祖国人民，谢谢他们这样关心我们，我们要更坚决地打击敌人。”侯宝林问一位朝鲜大娘，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什么意见，大娘说：“志愿军真好，住了我们的房子，临走时给打扫得干干净净，吃了水临走给挑满缸，他们什么都好，就是一样使我们不高兴：送给他们什么，他们都不要。”

　　在朝鲜看到和听到这些事情以后，侯宝林更加热爱志愿军了，更加严格地督促着自己向志愿军学习。在这些时间里，他创作了《飞虎山》，歌颂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歌颂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侯宝林和孙玉奎同志合作了《俘虏营》《、杜鲁门丑像》和《一个医生的故事》，它们的内容都是揭露敌人阴谋和丑态的。但他自己觉得都还不够好。

　　回到国内以后，侯宝林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西北分团到西北去宣传，亲眼看到祖国广大的人民怎样关怀中朝人民部队。在兰州，有个搓麻绳的瞎子，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捐献一百万元——这是他二三十年积攒下来的钱，一直没舍得花，现在全拿出来捐献飞机大炮了。在新疆，有一位河南老太太，她靠编席子生活，听了我们的报告，她说要多编几张席子，卖了的钱买飞机大炮，没过几天，老太太竟然捐了三十五元新疆币。

　　演员们每到一个地方，当地人民都成群结队、锣鼓喧天地来欢迎他们。飞机到兰州时，一打开舱门就看见各界代表来欢迎，下了飞机就有人上来给侯宝林他们披上红绸子，戴上光荣花。侯宝林当时问一个欢迎代表：“你们干嘛这样欢迎我们呢?”对方回答道：“因为你们到过朝鲜，慰问了志愿军。”

　　那一回，侯宝林在西北一共呆了三个月，他一个人就作了三十多次报告，作了一百多次表演。

　　从西北回到北京，侯宝林光荣地列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回想自己的经历，侯宝林感觉到：“过去在旧社会里，不管你怎样出名，始终是一个受压迫的艺人，自已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意义;但是在新社会，在毛主席正确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像我这样的曲艺工作者已经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我们已经成为人民的文艺工作者。自己作出一点成绩来，人民就那么欢迎，这是多少荣的事!”在短暂的时间里，侯宝林的思想有了质的变化，这使他在之后的从艺生涯中，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出色的艺技、艺德赢得全国人民的热爱。

　　(本文有红色文化网摘录自陈先义，陈瑞跃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9年12月出版的《往事-1950-1953写真》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