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用哲学指挥战争，教员是如何转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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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教员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就指挥两百学生击败三千正规军，己方无一伤亡。

　　教员初出茅庐便取得如此成就，后人认为是军事天赋超群，但如果仔细研究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就知道教员不仅是军事天赋超群，期间的个人修养、分析局势、揣摩人心都是精彩绝伦的。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教员军事生涯的第一战。

　　聊军事之前，我们得先知道，那两年教员都做了些什么。

　　1915年11月，湖南一师的“自进会”改名为“学友会”，校长亲自兼任会长，教员当选为文牍，负责起草报告、会议速记等事。虽然工作琐碎，但通过学友会文牍的职位，教员开始参与湖南一师的工作。

有些时候，做什么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能做为桥梁，把做工作的人送到彼岸，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所以自从做了学友会的文牍，教员逐渐在学生中有了威信，在校领导中有了话语权。

　　自1916年起，教员对体育的认识更加深刻。

　　因为杨昌济提倡民主科学的新生活，不论春夏秋冬都洗冷水澡，试图以此来强身健体。教员是杨昌济的爱徒，便自然而然的模仿杨昌济。

　　每天早晨，教员就到浴室旁边的水井，打满满一桶冷水出来，然后用冷水擦身体，擦完淋一桶水，再擦、再淋，如此反复数次，直到身体发红发热为止，共耗时二十分钟左右，做的比杨昌济都认真。

　　湖南一师附近有座岳麓山，山上的望江亭有副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受这副对联的影响，教员经常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爬到山巅，赤身裸体站在烈日下、风中、雨里，他们称之为日浴、风浴、雨浴。

　　除此之外，教员还到湘江游泳、橘子洲露宿，凡是可以锻炼身体的运动，他都要尝试一番。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那年暑假，教员就能徒步120里，到板仓杨家向杨昌济请教问题，随后又徒步40里拜访柳午亭，请教和体育有关的问题。

　　这样的身体素质，远超现在绝大部分年轻人。

身体素质强悍，又反向影响了教员的精神。

　　他给黎锦熙的信里写道：

　　“且观自来不永寿者，未必其数之本短也，或亦其身体之弱然尔。颜子则早夭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

　　“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

　　写给黎锦熙的两段话，说明教员体会到两个哲学观点——

其一是精神依赖肉身，一失肉身万劫不复，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有用的肉身，自杀是没出息的表现。

其二是身体可以由弱转强，那万事万物都有可能强弱转化，后来他给《新青年》投稿的《体育之研究》，就深度阐述了强弱转化的逻辑。

　　这两个哲学观点，影响了教员一辈子。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很容易被人忽视的事，那就是湖南一师成立学生课外志愿军，目的是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参加志愿军的学生被编为一个营。

　　因为教员有从军经历，又有学友会文牍的工作经验，便被任命为第一连上士，除了参加军训以外，还要传递上级命令、处理全连的一切文牍事务。

这样的身份，有利于教员在学生志愿军树立威信，并亲身体会军队的运作流程。

　　1917年是教员哲学精进的一年。

　　这年，教员又给黎锦熙写信，探讨如何救国救民的问题。

　　他认为近代中国变法都是从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着手，但这些都是细枝末节，要想救国救民，需要解决根本问题，即世界之本源、宇宙之真理。

　　那什么是世界之本源、宇宙之真理呢？

　　教员的答案是人心——“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

　　这个答案，和王阳明的“人人皆可为圣人”异曲同工。

　　如何解决人心的问题？

　　教员的原话是——“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阵，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也。”

　　可以说，教员从此认识到人心的重要性，奠定了调动人心建功立业进而改造中国的基本逻辑。

　　十余年读书求学，至此大彻大悟，教员原本就倔强的性格再度升华，拥有了极其强悍的自我意思，他在杨昌济讲授的《伦理学原理》中，做了一万多字的批注，其中有这么一句：

“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

　　这句话，正是教员自我意思觉醒的标志。

　　而这样的自我意思用到为人处事上，便是磊磊落落，丝毫不扭捏，不论和什么人谈论什么问题，都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舒展，大气，光芒四射。

　　1917年，湖南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允许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给其他同学投票，每人三票，每票选一人，结果四百多人参加选举，得票当选的只有三十四人。

　　得票最多的，毫无疑问是教员，在敦品、自治、文学、言语、才具、胆识等六项细分类目中都有票，尤其是胆识和言语两项，只有教员得票了。

　　同年举行的湖南一师学友会改选，教员当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而这两个职务，以往都是湖南一师的校领导和教师兼任。

　　这两件事说明，身体素质强悍、认知深邃、自我意思觉醒的教员，已得到全校师生的推崇，成为当之无愧的学生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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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教员的成长，我们再来说说湖南的形势。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拥护袁世凯的湖南都督汤芗铭逃离长沙，但广西都督陆荣廷的兵马已经沿着湘江北上，零陵镇守使望云亭投降，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宣布独立。

　　湖南处于南北交战的核心地区，战事一触即发，教员回韶山的路上见到兵痞成群，要么调戏妇女，要么到饭店吃饭不给钱，不禁和萧子升抱怨：

　　“此湘之大不幸，实愤愤不能平于心。”

　　袁世凯去世以后，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段祺瑞做了国务总理，但两人因为职权问题闹得不可开交，黎元洪要继承袁世凯的惯例，由大总统决定大政方针，段祺瑞希望总理负主要责任，大总统变为虚职。

　　府院之争，由此而起。

　　所谓的府院之争，归根到底是黎元洪的实力不足，压不住段祺瑞，段祺瑞便想凭借实力问鼎天下。

　　1917年5月，黎元洪向段祺瑞摊牌，宣布罢免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但实力不足的黎元洪无法控制政局，“辫帅”张勋便拥立溥仪复辟，准备混水摸鱼。

　　随后，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拒绝复任，冯国璋出任大总统，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但段祺瑞想独揽大权，排除杂七杂八的干扰，于是拒绝重开国会。

　　国会是民国的象征，段祺瑞不开国会，相当于给南方的反对势力递刀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战争，讨伐段祺瑞。

　　做为回应，段祺瑞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调北洋军第八师、第二十师进入湖南，准备武力消灭孙中山和两广势力。

　　南北分裂，战事再起。

　　北洋军和护法军在湖南激战一个月，最终在11月初，护法军击败北洋军，攻破宝庆（湖南邵阳），兵锋直逼长沙，北洋军总司令兼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害怕战败受处分，更害怕实力受损，便在11月14日通电全国，要求南北停战。

　　发出通电以后，王汝贤便率部北撤，但护法军还没有进入长沙，也就是说，长沙成了一座空城。

　　而就在这个时候，王汝贤麾下一支三千人的溃兵，没有及时跟随主力撤退，还在长沙附近游荡，很快就到了湖南一师的南部。

　　如果这支全副武装的溃兵进入长沙，相当于狼入羊群，恐怕全城都要遭遇兵祸，抢钱抢粮都是轻的。如果溃兵进入湖南一师，手无寸铁的全校师生，如何抵抗？正值青春的女学生，又将遭遇什么样的劫难？

　　这些都是未知数。

幸运的是，这支溃兵不知道护法军是否进入长沙，暂时不敢轻举妄动。

　　一切都有挽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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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历史背景，我们就能说具体战事了。

　　面对一支没有军纪约束的溃兵，湖南一师的师生惶恐不安，非常害怕溃兵冲进学校打砸抢烧。

　　11月15日，即王汝贤通电停战的第二天，学监方维夏决定，全校师生立即集合，转移到五里以外的阿弥岭，如果溃兵冲进学校搞破坏，那就破坏吧，师生才是湖南一师最宝贵的财富。

　　但教员不同意转移，他向学监方维夏和校长孔绍绶说，一旦师生离校转移，学校便成为一座空城，溃兵再无顾忌，一定会冲进学校搞破坏。而且师生在转移的路上没有依托，溃兵阻击师生非常容易，师生一定损失惨重。

　　方维夏和孔绍绶都是成熟的人，他们很清楚，教员的判断不无道理，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而一旦发生人地皆失的事，代价是学校无法承受的。

　　经过一番权衡，他们决定接受教员的意见，组织师生，保卫学校。

　　教员的提议，其实是揣摩方维夏和孔绍绶的心理，直击他们不能承受的软肋，然后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只能接受提议，自己便可能成为落实方案的总负责人，拿到保卫学校的主导权。

　　教员可能没有这么功利，但客观事实确实如此。

　　那方维夏和孔绍绶为什么信任教员呢？

　　因为他是学友会的总务，能和校方沟通。

　　因为他是学生领袖，得到全校学生的认可拥护，是唯一能把学生组织起来的人。

　　因为学生志愿军经过一年训练，稍具战斗力，教员是学生志愿军的文牍，有指挥学生志愿军的威信和能力。

　　因为他的自我意思觉醒，外露出来的风采，能给全校师生极强的感染力。

　　可以说，正是前两年的个人成长，给教员争取到第一次指挥军事的机会。

　　得到方维夏和孔绍绶的信任，教员便开始部署保卫学校的事。

　　他把学生都动员起来，把桌椅板凳搬到学校门口，堵住学校和外界的所有通道，然后征召学生志愿军，穿上日常训练的军装，手持木枪，一部分在各个门口站岗，另一部分环绕学校巡逻。

　　但这远远不够。

　　溃兵虽然是惊弓之鸟，但他们仍然拥有战斗力，即便是利用人心、谋略驱逐溃兵，也需要一定数量的真枪，让他们相信学生志愿军是有战斗力的。

是的，学生志愿军不需要真的有战斗力，只要能营造声势，让溃兵相信即可。

　　于是教员带着学校公函，到警察局借调了二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让他们和学生志愿军一起保卫学校。

　　真假参半，虚虚实实，教员的计划成功一半了。

　　当天夜晚，溃兵向学校方向移动，如果确认学校守备空虚，他们便要冲进去抢掠补给。

　　在战斗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教员把警察、学生志愿军、青壮学生都动员组织起来，手持真枪、木枪、锄头、锣鼓等武器，分三路出学校，迂回到溃兵的三个方向潜伏下来，包围溃兵。

　　另外一个方向没有部署人员，倒不是教员要“围三缺一”，而是因为那里有湘江，一道天然防线，不需要专门部署人员。

　　教员率领主力，就埋伏在溃兵的正面。

　　溃兵逐渐靠近，两军即将短兵相接，但教员知道，一旦爆发遭遇战，学校一方没有丝毫胜算，必须在遭遇战爆发之前，打掉溃兵的战斗意志，击穿溃兵的心理防线。

　　于是，教员命令荷枪实弹的警察，向溃兵鸣枪三次。

　　这是发起“总攻”的信号。

　　听到三声枪响，学生志愿军和青壮学生事先准备的锣鼓、爆竹、冲锋号同时响起，造成发起总攻的声势，与此同时，写着桂、湘、粤字的灯笼一起点燃，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溃兵刚刚战败，战斗意志非常薄弱，现在突然听到“枪声”，没有交战便胆怯三分。

　　而且溃兵害怕护法军趁胜追击，更不知道护法军是否进入长沙，这才缓慢的向学校移动，现在看到漫山遍野的灯笼，脑海中直接形成一种印象——护法军已进入长沙，我们被包围了，命在旦夕。

　　反击，还是投降？

　　如果溃兵做出反击的选择，凭学校的实力，必然是要战败的，所以教员不给他们思考的时间，趁他们思想混乱的时机，命令学生用桂林话喊话：“你们被包围了，立即投降，放下武器就放你们回家。”

　　趁你病，要你命，教员穷追不舍，不断向溃兵施压。

　　选择战争，胜利的机会微乎其微，选择投降，百分百能活命。人只有在没有退路的时候，才能爆发出惊人的战斗意志，一旦有退路，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最容易的路，战争、职场、生活都是这样。

　　至此，溃兵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脱下白衬衫做为投降的白旗，教员指挥学生冲到战场收缴枪支、俘虏溃兵，收兵回校。

　　教员不牺牲一兵一卒，便消弭一场兵祸，期间对校方、学生、溃兵的心理把握，可谓是步步为营，精彩绝伦。

　　但战斗还没有结束。

　　溃兵是受过训练的正规军，学生俘虏他们其实是取巧，他们一旦反应过来，还是有机会抢夺枪支击败学生，甚至祸乱长沙，最好的办法就是趁他们反应过来以前，送离长沙。

　　送溃兵离开长沙，需要大量的钱。

　　于是在11月16日，教员和长沙商会谈判，筹到将近两万大洋，给每个溃兵发了五到七元，然后陪他们买前往武汉的火车票。

　　教员和长沙商会是怎么谈的，《年谱》里没有记载，但从俘虏溃兵的经验来看，教员一定是和长沙商会做了心理博弈，利用商人害怕溃兵抢掠的软肋，逼他们出了这笔钱。

　　走到这一步，教员军事生涯的第一战，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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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网上有个帖子，讨论为什么教员没有读过军校却有顶尖的军事能力，不知这个帖子现在还在不在。

　　其实从教员军事生涯的第一战就能看出来，虽然教员没有读过军校，但他非常善于揣摩人心、分析各方的利弊，然后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化腐朽为神奇。

相比步枪能打多少米、炮弹多大的口径、步兵和炮兵如何配合等技术层面的军事知识，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几乎都是教员文体双修悟出来的，尤其是哲学，教员追求的大本大源运用到军事上，那就是降维打击。

　　所以教员说过一句话：“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

　　后来，“重视肉身”的观点导致教员对自杀极其厌恶，很多大佬都栽了跟头，“由弱转强”的观点奠定了教员的辩证法逻辑，从土地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甚至联美抗苏，教员无望而不利，“改造哲学变换全国思想”的观点，成为教员提炼新思想、重塑中国文化的先声。

　　甚至可以说，“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紧紧抓住全国的人心。

　　教员的辉煌人生，早在1917年埋下伏笔。

　　现在回头来看历史，教员指挥学生俘虏三千溃兵，不过是小试牛刀，滚滚大江里的小水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