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

　　追求社会进步，必先改造教育。戊戌变法溯源于旧的科举圈子，所以失败了；辛亥革命崇尚军事却忽视文教，酿成了军阀混战的乱局；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五四运动以来的教育改革与思想解放。

　　对于这一点，毛主席有切身体会。从五四时期开始，他就旗帜鲜明地批判传统教育，认为旧学校“用一种划一的教授法和管理法残践人性”，认为书不能读得太多，读多了就要走向反面。

　　毛主席一生书不离身，私人藏书大约有10万册，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他都能反复品读17遍，传统文化功底极其深厚，按理说他对读书应该很推崇才对，为何会产生“读书越多越蠢”这种想法呢？

　　对这个问题，许多人颇感困惑，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其实毛主席说的“读书越多越蠢”是有所指，毕竟读书在中国古代是一项特权，是精英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文化武器，四书五经里虽然有不少精华，但也充斥着君君臣臣的封建糟粕，不加区分一味盲从，难免会“越来越蠢”。

　　毛主席一直密切关注文化界的思想动向，他担心革命战争年代创立的“人民文艺”路线被既得利益者强行篡改，沦为少数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1963年他曾严厉批评相关部门，要求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毛主席发动教育改革的抓手，是“教育严重脱离实际”。

　　很多人觉得脱离实际是个小问题，书呆子人畜无伤，吟风弄月、纸上谈兵也不会造成多大负面影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脱离实际”有一个名叫“不劳而获”的孪生兄弟，让一个不懂生产、不创造实际价值的人长期身处高位，他就自然而然的想要建立一套解释体系，把少劳多获、甚至是不劳而获合法化。

　　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教育界脱离实际，师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1964年，毛主席对当时的文化教育形势颇感忧虑，这年暑假，他在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的谈话中透露出了种种不满，他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

　　在这次谈话中，他第一次提出了“阶级斗争是你们一主课”的教育思想，这意味着教育界将出现一场巨大的变革，目标直指各类“文化精英”，试图从教育领域入手，打破既得利益集团试图把控关键位置、垄断核心资源的春秋大梦。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少人谈“斗争”色变，认为它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毛主席重视实践能力、轻视考试分数，他提倡看透分数，“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也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套全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

他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提出“高分低能”的问题，提倡“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训练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上”。

　　自从科举诞生以来，中国历朝历代都看重成绩而轻视能力，只要死记硬背写好八股，就能拥有光明的前途，这是因为科举一直是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工具，他们并不希望读书人掌握多少实践能力，只需要“听话懂事”的螺丝钉。

毛主席提倡“实践出真知”，本质上是想把推动历史发展的核心能力释放给普通人，这与前三十年的许多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例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就是把人民群众探索出来的经济发展路线直接应用到国家层面，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劳动人民是共和国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毛主席在教育领域的诸多探索，都是围绕这个初心展开的。

　　直白而言，精英阶层教育资源更为丰富，易于取得纸面上的高分；而劳动人民长期待在生产一线，实践能力很强，但由于教育资源的匮乏，难以考到理想的成绩。毛主席提倡看淡分数，本质上是在为劳动人民争取更多话语权和进入大学的机会。

　　从1964年夏到1966年初，毛主席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对军事、文科、医学、理工科教育重视成绩、脱离实际的倾向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

　　他说，“战场就是学校，军事学校我不反对，可以办，但不要学得太长了，一读二、三年，太长了，几个月就行了。什么海陆空学校，不怎么高明。”

　　他说，“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乡搞工业、农业、商业”，“大学如果搞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

　　他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他说，“搞原子物理只讲坂田模型就可以了，不要从丹麦学派波尔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医学应该先讲解剖学”……

　　毛主席的教育改革思想，在细节上有不少探索性的表述，他自己也在不断修正，例如对理工科大学学制的问题，毛主席一开始提倡“6改2”，后来发现难以落地，又改为3年，并特意补充，“3年不够，将来再补一点，有针对性才能少而精”。

　　对于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改革实践，许多专家学者揪着细节不放，进而得出了一些看似正确、实则荒唐的结论。比如什么“用小米加步枪的思路办教育”，什么“沉迷于游击战争学校的成功经验”，什么“不懂现代科学”，还有什么“主观反感教育正规化”……试图全盘否定那一段探索历史。

　　作为一项史无前例的教育改革，在细节上走些弯路难以避免，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整体方向。

　　最大的方向就是：教育到底是为谁服务的？优质教育资源到底应该向谁倾斜？谁掌握了教育资源对国家发展益处更大？

　　毛主席指责教育“脱离实际”，并将其具体化为“三个脱离”，即：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仅仅从表述上，我们也能看出那场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到底是什么。

　　他之所在百忙之中、如此重视教育问题，是因为当时教育界风气确实很差，1964年10月毛主席在会见古巴代表团时指出，“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

　　后来，他对文化教育界终于忍无可忍，鲜明指出“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