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渡江战役前夕并未改变首先把握战机、沽名弊大于利的正确观点

　　某德国学者认为，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毛泽东逼迫斯大林修改了苏联回应蒋介石的内容同时，也接受了关于和谈争取主和派的建议，双方各退一步”。笔者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从毛主席后来给前线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一旦“善待主和派”与毛主席心中占第一位的战机发生严重冲突时，他就毫不犹豫的抛弃了“善待主和派”，决定一切服务于渡江战机。毛主席对于他1949年亲自提出的“我国革命已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推迟取胜时间。”（徐焰：《热血长城:写给年轻人的解放军史》，第140页。）这一观点，在渡江战役也前后始终坚持，从未动摇。

　　笔者在之前的文章提到过，毛主席在1949年初精确指出过斯大林起初准备的回答国民党的回应书的严重错误，并要求斯大林修改了对国民党的回应书；毛主席为避免我们中共当时给苏联造成“中共现在就不拿我们意见当回事儿”的印象，不得不同意了耽误战机的和谈建议。同时，主席否定了斯大林提出的错误的“四项条件”，提出了与要求国民党无条件投降没任何区别的“八项条件”，从而尽可能减少了战机的损失。当时，身处前线的粟裕深知战机稍纵即逝。于是，4月10日以后，“粟裕当即召集三野前委讨论并于当日复电军委。他们认为，4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稻田放水，渡江将发生许多困难，江阴下游则无法渡江。粟裕在电报中提出:‘我不知道李（宗仁）签字后能否统率蒋军，其内部会何种变化。如协定不成再行渡江，则镇江下游较为困难。’‘如仍需强渡，则依原定（时间）为好。’”（《粟裕传》，第447-44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4月12日，粟裕再次向军委和总前委建议:为渡江便利计，不要再推迟至22日以后，以20日前后为最好。”（《粟裕传》，第44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粟裕深知贻误战机的严重危害，与毛主席关于此时用迂回手段弊多利少的正确观点是一致的。

　　毋庸置疑，我们真的服务舒服了那帮“主和派”，让敌人准备充分了、长江以南困难增大了、我们打败仗了、革命损失巨大，绝对是弊多利少；不管这帮一没自己武装二没英美物质支援的主和派，我们打过长江去，拦着我们的也不是他们，而是蒋介石亲自统领的大量反动军队——“主和派”两边都拦不住。至于群众中被主和派忽悠的特别想“主和”一部分人，即使我们打过去了，他们也不会以你不“主和”为理由和你死拼到底，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想延长战争时间，我们打过去之后再教导这些人认清反动派才更划算，不至于耽搁战机。

　　14日，毛主席回电总前委，与粟裕、邓小平、陈毅、刘伯承等商议渡江时间问题。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还住在国民党那边。为了联苏抗美、创造有利国际环境，主席不得不注意在罗申那边展现对苏方“善待主和派”错误意见的尊重。但是，主席坚持认为：对他们的“尊重”不能与战机产生严重冲突。于是，主席表示：“”“”（《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关于我军渡江时间的考虑》）善待主和派，是主席为了联苏抗美做出的权宜之计。之前主席否定苏联的四项条件、提出八项条件，已经是为尽快破裂、尽可能减少战机损失做出的努力了。如毛主席所说，善待主和派对于南进不是没有利处，但是弊多利少——如果和战机产生严重冲突，更是得不偿失。所以，从电报中可见，主席的设想是在迅速渡江、总体上战机损失不大这一大前提下善待主和派，也就是损失“至多”十二天的不长的战机，而非将善待主和派的地位置于战机之上。同时，主席也向前线表示推迟时间确实是损失，实际就是在询问前线战机损失的程度、看粟裕他们怎样捅这个窗户纸。

　　16日，毛主席致电总前委、粟裕、刘伯承等，表示：“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依据渡江成功。”“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卯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卯养改至卯有(二十五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只有你们认为推迟至卯有(二十五日)实行战斗渡江并无妨碍，我们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如何，请考虑电复。并将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见告为盼。”（《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可见，在主席心中，相比于向苏方表示尊重、善待主和派，战机仍然在第一位。之前我们不得不走和谈这个形式，已经算给苏方面子了。所以，如果善待南京主和派这一联苏抗美的权宜之计和战机产生严重冲突，主席会毅然选择放弃善待这帮主和派、把他心中最重要的战机放在第一位；如果这一权宜之计与战机产生的冲突不太严重，主席才会为进一步展现联苏抗美的诚意而善待主和派。

　　17日，总前委向毛主席回电，表示：“”（《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9年，五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以粟裕为代表的前线指挥员们明显倾向于迅速把握战机、不得再拖延时间。于是，毛主席回电总前委，表示：“”（《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9年，五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面对战机与沽“和平”之名的善待主和派产生严重冲突之时，为做最困难准备，毛主席毅然选择战机——不管南京愿意不愿意签字，我们在20日一定发动进攻、开始渡江大战。刘邦不顾楚汉“和平”盟约袭击项羽统一中国，而项羽沽“仁义”之名曾放弃消灭刘邦。熟读中国史书的毛主席深知这一道理。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毛主席赋诗一首：“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主席所批评的“沽名”，就是沽“和平”之名。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原毛泽东研究组副组长吴正裕主编《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注释中所讲：“沽名，故意做作或用某种手段猎取名誉。秦朝末年，项羽（曾自封西楚霸王）和刘邦（后来的汉高祖）同时起兵反秦。刘邦先据秦都咸阳拒项羽。项羽歼灭了秦兵主力，拥四十万大军入咸阳。他当时为了避免‘不义’之名，没有利用优势兵力消灭刘邦，后来反为刘邦所消灭。这里是说应从项羽的失败得到教训，不可为了‘和平’的虚名，给敌人以卷土重来的机会。”（《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当年，如果中共没有收到苏方沽“和平”之名的错误建议，就不必推迟渡江时间，对战机的把握就更迅速及时，战机就不会出现任何损失。但是，主席在纠正了苏方对国民党的答复内容、否定了苏方的四项条件之后，为了给中共夺取政权后创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不得不在尽可能减少战机损失的情况下对沽“和平”之名的错误意见表示一定尊重，也是正确的选择。当然，苏方当时提出这一错误建议，也没有刻意坑我们的动机，而是出于他们对美国的误判、高估了美国在1949年的“雄心”。我们阅读美国档案可知，毛主席对美国的预判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