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语言地图”与话风文风
近读《阎明复回忆录》，看到一个细节，说他初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把自己在工作中多年积累汇编的毛泽东常用词语、词组和成语，一共三大本，送给翻译组的人先熟悉，以便在毛泽东会见外宾做翻译时有所准备。回忆录中写到：“汇编中的‘跌跤子’、‘摸着石头过河’、‘一穷二白’、‘小局服从大局’、‘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关系’等等，我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更是心灵的窗户和思想的载体。一个人的语言风格及其传达力度，反映着其内在世界所达到的境界，牵连出对事物的洞见程度。毛泽东表达内心世界的方式很有个性，揭示事物本质的能力颇为独到，对语言词汇的选择异常敏感，说话著文拥有特殊的感染力。说他是语言大师，当不为过。半个多世纪以后，阎明复还对毛泽东的常用词语记忆犹新，即为此理。相信和他有同样感受的人，不在少数。
由此曾萌生一个想法，若有人把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词语，梳理出一些来，考其演变，究其意味，无疑是道别具一格的风景。最近，读到胡松涛的《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果然有志于此，且颇有建树。该书仿佛画出了一幅别开生面的“语言地图”，引导读者去打开毛泽东思维和思想的“百宝箱”，进而勾起人们对现当代中国话风文风的万般思绪。 毛泽东风云一生，立志改变，事实上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东西。看起来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话风文风，却是他用力甚多的一个领域。他年轻时学师范，想改革教育，认为“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为此，他四处搜集“文字学、语言学”资料做研究。此番用功心迹，在他 1919年9月和1920年 6月两次写给语言学家黎锦熙的信中，做过比较透底的宣示。他还曾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列出了当时社会应该研究的诸多问题，其中两项就是“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和“国语教科书的编纂问题”。这样的兴趣和积累，涵养出毛泽东敏锐的语感，对他后来成为语言大师，不是可有可无的准备。
在后来风云纵横的革命家、政治家生涯中，毛泽东很喜欢讲得深透而又通俗明白，给人耳目一新的话风文风。对枯燥生涩、人云亦云、温吞俗套、言不及义的表达，一向深恶痛绝，斥之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属于“藏垢纳污的东西”。还极而言之地说，这样的语言表达“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经过整顿，党内的话风文风在延安时期大为转变，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蔚然而成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景观。至今还活跃在文坛的王蒙，那时是一个中学生，在其自传里，说他当时分别听了国民党方面的北平市社会局局长温某某和共产党人李新的讲话，前者“官声官气，拿腔做调，公鸭嗓，瞎跩文却是文理不通”，后者是“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于是得出一个结论：一种旧的政治势力首先从语文的衰落与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同样，一种新的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1页。）这个体会，值得思考。至少说明，当时的进步力量拥有着多么强烈的话语魅力。
新中国成立一段时间后，工作运转逐渐建立起一套机制，文件和文章表达也形成相应规范。面对新的事物和新的时代要求，话风文风有时不免显得尴尬。这让毛泽东又头痛起来。1958年 1月，他下决心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专门起草了一个《工作方法六十条》，要求话风文风都应当具有三个特点，“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还说“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不讲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59页。）
毛泽东不光是泛泛批评，若抓住一个具体典型，就很厉害地给以敲打。 1958年９月初，他读到两个中央部委联合上报的一份经济文件，觉得基本主张不错，但语言表达实在成问题。这两个部委虽然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一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分别领衔，他还是当即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 14位中央领导人，表达气愤：“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映象。将一些观点揍〈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你们是下决心不叫人看的”。“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冈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 367—368页。）
为批评一份文件的写法，用这样毫不掩饰甚至有点夸张的严厉言词，实不多见。被批评的对象，地位不可谓不高，要求看此信的中央领导，范围如此之广，放到今天，那是不可想象的，似乎有借题发挥的感觉。看来，毛泽东就是要“借题发挥”，事情也还没有完。这两个受到批评的部门很快对文风问题作了讨论，并将讨论情况写成简报送给毛泽东。他看后又批示，要把他此前的批评信多为印发，“以广流传”，下决心改变“逻辑学、修词学、文学也不懂，写起文章来乱七八糟”的情况。
面对“乱七八糟”的话风文风，毛泽东敢于并且能够大声呐喊，确实有他异于一般政治家的底气支撑。因为他自己就拥有浑然天成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且创造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词语。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有“百代圣贤”影响的人物或典籍，总是以其思想和语言，为中国文化脉象输送新鲜血液，从而丰富着美丽的汉语世界。毛泽东创造的一些词语，至今仍然存活在人们思维和语言表达中，诸如“球籍”“指点江山”“只争朝夕”“糖衣炮弹”“朝气蓬勃”“为人民服务”等等。还有些词语，虽非毛泽东原创，却是经他化用、改造、激活后，成为流行语的。诸如“班长”“纸老虎”“牵牛鼻子”“实事求是”“治病救人”“愚公移山”，以及“枪杆子、笔杆子”，“东风、西风”，“批评与自我批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等。这些词语，由于被放置到中国革命和建设新的语境，做了新的解释，陡然有了新的内涵，新的所指，新的生命力。以“纸老虎”为例，这个说法民间早有，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中也有人使用过，但它能够流行中国乃至世界，甚至成为一个英语词汇，毫无疑问缘自毛泽东 1946年 8月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可以说，在现当代中国，创造化用如此众多且影响广泛持久的“魅力词语”的人，无出其右。而且，这不只是与毛泽东特殊的政治影响力有关，确实是因为这些词语体现了他要求的语言“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胡松涛的《毛泽东影响中国的 88个关键词》，功夫下得最深的，是考证毛泽东创造化用的词语的来龙去脉及其新意所在。比如，书中梳理了毛泽东创造“朝气蓬勃”一词的过程。 1938年 4月，毛泽东在对抗大学员的演讲中提出，“要有朝气，就是要蓬蓬勃勃向上发展之气”（《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63页。），这是“朝气蓬勃”一词的最初形态； 1939年 12月，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讲，“满堂青年，朝气蓬勃”（《毛泽东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50页。），这是“朝气蓬勃”一词的诞生之景； 1957年 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对留学生们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 650页。），这是“朝气蓬勃”流行中国成为时代语汇之始。如此振叶寻根，观澜索源，读来有趣，也算一家之言。
有的考证，则起了还原毛泽东词语创造本意的作用，读后使人恍然大悟。例如，毛泽东创造的“阳谋”一词，蜚声于人们的话语世界，来自人们关于 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记忆，似乎有些沉重的感觉。作者考证，实际上早在作家萧军 1942年 1月 1日的日记中，就记载了毛泽东向萧军阐述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磨擦时，用了“阳谋”一词，原话是：“我向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说了：你们看出些什么吗？共产党并没有阴谋，只有阳谋，我下命令了，如果何应钦不反共，我们不反他，他反我们就反，他停我们就停。”作者还考证出，1949年 3月 13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谈到反对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也用了“阳谋”一词：“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 ”（《毛泽东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64页。）从这两个材料可以体会，毛泽东出奇不意地创造“阳谋”一词，意在针对并反对“阴谋”，强调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主张和观点。无论对党外还是党内，制定政策都应光明正大，并且根据形势的变化来调整政策。反磨擦的斗争，当然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整风运动，不言自明就是要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代教条主义的市场，和阴谋都扯不上。 1957年执政党号召大家提意见，目的是通过整风搞掉官僚主义作风，在出现“轮流坐庄”这类言论后，形势发生变化，及时将政策调整为反右，逻辑上是清楚的，由此引出毛泽东在反右运动高潮时说的，“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也算是事后对这场运动缘起是“阳谋”而非“阴谋”的一种解释。当然，反右运动犯严重扩大化错误，的确让人痛心。
毛泽东的语言创造，还包括对典籍或民间词语的化用生奇。除了“实事求是”“愚公移山”“鱼水关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类曾经沉睡的词语，经毛泽东夺胎换骨、旧瓶新酒的发挥起死回生，大放光彩外，还有一些看起来寻常，容易被人们忽略，实则意味深长新意迭见的词语，被毛泽东“拎”了出来，作新的发挥运用。诸如把领导干部比作“勤务员”，把党委书记比作“班长”，把向实践学习比作上“劳动大学”，把思想顽固比作“花岗岩脑袋”，把文武结合比作“枪杆子和笔杆子”，把调查研究比作“解剖麻雀”。这些词语，我们习以为常，以为本来如此，或者“知声不知音，弹弦不弹意”，若考其来历，便知毛泽东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之功所在。
冯友兰曾提出“抽象继承法”，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某些价值，应该超脱其具体环境，重在继承其精神。对毛泽东创造和化用且影响广泛持久的词语，有的应该在原意上直接使用，有的在正式文件和庄重场合实际上不再使用，有的则可以是抽象继承，要分别不同情况。这是巡看毛泽东的“语言地图”应该注意的。
词语创新，从来不只是语言上的事情。毛泽东的“语言地图”，是昨天讲得很出彩的“中国故事”。我们今天要讲好中国故事，当然要强调话语权，但话语权不只是说话的权力，还包括说话的内容、方式和效果，牵涉到说话者和受众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讲，话语权实际上是话风文风上的一种责任和能力，即让受众自觉接受并且能够共鸣互动的责任和能力。如果一个社会缺少这样的责任和能力，是讲不好中国故事的，甚至会生出些滑稽的套用，如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名言，不断地被套用成“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炒股进行到底”“将评奖进行到底”之类。近年来，党中央大力提倡改变话风文风，反对长话、空话、假话，要求讲短话、实话、新话。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讲话，率先垂范，“中国梦”“讲规矩”“软骨病”“敢于亮剑”“打铁还需自身硬”“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改革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不惹事，不怕事”，这些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的治国理政词语，不断吹来清新之风。同时也说明，话风文风固然可以抓出来、促出来，但前提是对事物，对时代，对问题，有自己的分析和概括。为此，回头巡看毛泽东的“语言地图”，也就不是多余之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