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一九六一年的全党调查研究
【1961年，毛泽东在阅读人民日报。】
《毛泽东年谱（1949—1976）》选载：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新华社图片】
一九六一年的全党调查研究
中央文献研究室
1961年 六十八岁
1月1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1月1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近几年来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比较少，对情况不甚了了。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我今天讲了这么许多，拿调查研究作为一个题目。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间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1月20日关于组织三个调查组问题写信给田家英：“（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一九三〇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二十二日，同陈伯达、胡乔木谈他们分别到广东、湖南作农村调查问题。
1月25日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1月26日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了解河北农村整风整社、城市轻工业及市场供应等问题。毛泽东说：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就决定政策相当危险。
1月29日到达南京。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和南京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毛泽东说：干劲还是要鼓，要是实事求是的干劲，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就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有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
2月1日到达杭州。
2月5日听取田家英关于浙江嘉兴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实际上是生产大队——编者注）调查情况的汇报。田家英主要反映三个问题：第一，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由常年的四百多斤下降到二百九十一斤，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的原因，主要由于“五风”的严重破坏；第二，和合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十一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
2月6日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说：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十一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等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这里所说的核算单位，指基本核算单位——编者注）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谈到食堂问题时，他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的。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
2月8日同江华、林乎加、薛驹、田家英谈话。在谈到食堂问题时，毛泽东说：食堂问题要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的要求办常年食堂，一个队五十户有五户愿意就可以办，多数愿意办农忙食堂，还有少数愿意自己拿回家烧饭。要适合这三种人，按照群众的需要办事。不适合情况总是要垮台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采纳了田家英提出的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他说：调查组可以搞一个半月，二月一整月，三月半个月。在广州开会时，每个调查组去三个人，三个调查组九个人，连我组成十个人的小组，认真研究解决一些问题，搞一个文件。
2月9日乘专列离开杭州南下。
2月10日在停靠南昌向塘的专列上听取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汇报江西省农村整风整社等情况。毛泽东问：一个生产队，你们平均有多少户？刘俊秀答：大部分是一百多到二百户，每小队有十几户。毛泽东说：这是不是太大了。你们看，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好还是小队好？公社是不是太大了，一个公社恐怕一万多人为好，人少的地方大的公社两三千人也可以，不然就管不起来。
2月11日在停靠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胡乔木关于湖南农村整风整社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第一书记都要作调查研究，做一些思想工作，如果第一书记忙不过来，就抽出那么一个书记来做。总而言之，要有心里闲一点的人，不要每天忙于事务。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三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三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三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权力必须增加，就是过去的初级社。他要胡乔木继续调查，准备三月上旬或三月十日到广州集中。
2月12日在停靠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再次听取张平化和胡乔木汇报，主要谈公社体制问题。张平化说：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说：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十五项工作，就叫生产队。上面叫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小队它有家务，它也应该是一个核算单位。
2月13日到达广州。
2月19日听取陈伯达汇报调查情况。陈伯达送上《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纪要说：“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纪要提出：“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广东调查组的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重视。
2月21日听取陈伯达、胡乔木汇报调查情况，陶铸参加。
2月23日听取田家英汇报调查情况。
2月25日在广州鸡颈坑广州军区招待所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田家英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准备起草一个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条例的起草工作由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两人执笔。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说：如果社队划小后，大队与大队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我看把小队的名字去掉，公社就是三级，公社、大队、队。
2月27日阅林彪转报的罗瑞卿二月十日关于几个地区部队情况的考察报告，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已阅，很好。建议每个军区派有能力的人去调查两个连队，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如何，请酌。”
3月5日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说：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三个调查研究组，目前他们来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的工作条例，初稿已经起草好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让他们带回去广泛征求意见，研究讨论是否可行，然后再提交四月会议。关于社、队划小的必要性，毛泽东说：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二百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十一个生产小队，这十一个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3月7日同王任重谈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毛泽东说：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三个主要问题。又说：参加食堂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农村和城市总不一样，不愿意吃食堂的就让他不吃食堂。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的就是了。
3月8日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召集陈伯达、胡乔木、陶铸、赵紫阳开会，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3月10日—13日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三南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体制和工作条例问题。同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于三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北京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西北局、东北局、华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北会议），讨论的问题与三南会议相同。后来，北京方面向毛泽东建议，两边合起来开会，得到毛泽东同意。十四日，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到达广州。
3月11日同胡乔木、田家英谈《调查工作》一文修改问题。
同日为印发《调查工作》一文给三南会议写如下批语：“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并批注：“送林彪同志阅，一九三〇年的，从闽西找出来的。阅后退毛。”毛泽东在印发这篇文章时，对正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将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
3月12日或13日批示将中共河北省委三月十日《关于调整社、队规模和分配体制的意见》印发三南会议，并在标题下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河北省委的报告说：为了研究调整社队规模和分配体制，先后召开两次座谈会。大家的意见是：现在的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现在的生产队改为生产大队，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原来的一个公社准备划分为四五个，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乡。关于分配体制，大家都同意由生产队统一分配改变为以生产小队为分配单位，可以更充分地调动生产小队和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样改变以后，生产队（原来的生产小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原来的生产队）和公社为部分所有制。
3月13日为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三北会议各同志。全文如下：“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后因三北会议与三南会议合起来在广州开会，陶铸没有去北京。
同日主持三南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这次会议讨论一下，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回去再调查，下次会议作决定。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一九三〇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他说：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
3月14日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修改问题。
同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问题。毛泽东讲话说：三北会议的同志们今天都来了，这个会准备开到二十号结束。现在搞的那个条例，还要修改，一个是太长，第二太杂，第三逻辑性不强。准备再写一个说明，把条例的主要条文加以说明，这样条例就不那么长了。由廖鲁言、田家英负责写条例，陈伯达、胡乔木负责写说明。条例后天就可以写出来，大体上议一下，然后各省带回去，到农村广泛地征求意见，到实际中调查研究。下月的会就不开了，放到五月上旬开好了，同志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抓农业、抓工业，在抓农业的同时各省就可以修改条例。现在就不要通过条例了，因为还没有和群众见面，没有经过群众讨论，所以我看到了五月会议时再通过。毛泽东说：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是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的。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
3月15日—23日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书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对这次会议，毛泽东的评价是，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解决农业问题。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邓小平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先后在中央书记处和书记处召开的报告会上作了传达。他说：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两个平均主义，这是政策问题；二是调查研究，这是工作方法问题。“十二条”解决了公社、大队的平调问题，但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不解决，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很好地调动起来。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有意识地限制公社这一级的权力，真正实行三级所有制，主要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大队，还有相当一部分所有制放到生产队，这一级所有制范围扩大了。社员个人所有制也肯定了，有不少东西。这个条例草案，主要的规章制度是恢复了高级社的，但人民公社的有些制度也保留下来，如三七开等。条例写得比较活，可以照顾到不同的情况。这几年的教训，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受了损失。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对实际情况没有真正了解，搞了许多虚假现象。主席作了自我批评，并对省、地、县和中央各部将了一大军，要认真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把工作搞得更稳、更踏实些。主席交待我们在北方（包括四川）组织搞试点，要十个中央同志亲自率领，至少搞十个点，认真调查研究，看农村还有些什么问题，把这方面的问题进一步解决得透一些。同时，还要把工矿企业的调查研究搞好。工业问题，这次会议没有讨论，大家都说没有发言权，因为还没有调查，还不摸底。
3月16日阅陈伯达三月十五日报送的《一个座谈会的记录》，批示：“一个重要文件，印发各同志讨论。”这个座谈会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央调查组同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总支书记和公社宣教委员交换意见。记录中说：蒙坑大队原来是两个高级社，一个收入高，一个收入低，公社化后合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拉平了，原来收入高的很有意见。最近他们按原来高级社的规模，分为两个大队，解决了穷村和富村的矛盾，两边对生产、积肥都积极了，对耕牛、农具也都爱惜了。基本核算单位太小了也不好，领导能力差、人少力量小、积累有限，不容易扩大再生产，不好搞多种经营，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在分配问题上实行三七开，事实上不劳动者也可以食。可以考虑打破过去三七开的框框，全部实行按劳分配，用公益金和公益粮补贴困难户。主张粮食分到户，农忙办食堂，这样生产队菜地就有可能给市场提供更多的蔬菜，社员也能养猪、积肥。征购粮要定下来，使农民心里有底，至少三年不变，能五年不变就更好。
同日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二稿，决定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3月19日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二稿修改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几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一九六〇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〇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月20日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继续谈工作条例草案第二稿修改问题。
3月21日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三稿。
3月22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3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开会前，审改由胡乔木起草的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的指示信，为这封信加标题《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加写“（请发至地方县级，军队团级，城市发至区级及大工厂党委，大学党委，大报党委）”。
同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对《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进行讨论。讨论后，毛泽东讲话，逐节介绍《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主要内容，强调调查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第三节讲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第六节讲的内容，我看现在还有不少用处，将来也用得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第七节讲调查的技术，也就是调查的方法。要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调查会各种人都要；调查纲目要事先准备好；要亲自出马，从乡政府主席到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都要亲自出马；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要自己做记录。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中央、省、地各级对下面的情况比较摸底了，我看应该这样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大家回去试试看。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到我自己做调查的态度，是必须恭谨勤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
3月29日同陶铸、陈伯达谈话，了解广东番禺县大石公社的群众对“农业六十条”草案的意见。同日，离开广州。
3月31日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部分占多少的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生产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这只是公社、大队两级干部对“六十条”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这个条例草案只是征求意见，是试行，就是说还要修改还要补充。你们可要注意，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
4月1日到达武昌南站，在专列上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汇报他二十七日回到湖北后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包括社、队规模，供给制，食堂，粮食，手工业、副业问题，还有商业问题。
4月3日同王任重、张体学谈话，主要谈食堂和供给制问题。张体学从河南回来，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的情况。
4月7日同农垦部部长王震谈话。毛泽东说：关于所有制的问题，关于公社的组织规模问题等，这方面没有像教科书那样发个本子，所以出了许多乱子。“十二条”只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和“调”的问题，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和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六十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六十条”对技术问题没有解决。你和农业部用几个月时间找些全国农业科学技术专家来研究一些技术问题，国营农场也来研究些技术问题。科学技术问题也要调查研究。你们就是要讲科学技术，我很赞成你搞科学技术。打仗要军事技术，生产怎么能不学技术呢？从来我们都主张学技术，政治挂帅，就是要掌握技术。毛泽东说：在农村中真正将所有制问题改正过来，生产队之间的、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解决了，上面的瞎指挥完全改正过来，真正搞好了，形势有的一年就可以转过来，有的要二三年。二三年不搞积累，农民多生产多留，多留就多得多吃。社、队都要有点积累，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
4月8日乘专列离开武汉，前往长沙。临行前同王任重谈话，强调要走群众路线，要坚持两项基本原则——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
4月9日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同张平化谈话，了解湖南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及整风整社的情况。张平化说：讨论“六十条”时，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食堂、供给制、粮食定购。通过参加讨论，觉得自己原来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原来认为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几个问题，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还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是这么几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另外还有手工业问题、商业问题，集中在前面四个问题。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是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从前我们总认为郑州会议解决了问题，搞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一套。而到现在不但没有解决问题，供给部分还占百分之三十，这太多了，这就违反了价值法则。
同张平化谈话之后，毛泽东听取胡乔木汇报在湘潭韶山公社调查的情况。胡乔木说：韶山各大队讨论“六十条”时，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一是超产奖励，二是分配制度，三是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和群众一谈就是食堂问题。好些大队反映，宣读“六十条”时，对食堂问题群众最欣赏的是条文中“可以不办”几个字。他们讲了办食堂有很多不利的方面，如肥料减少等。毛泽东说：还有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个人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好，就是食堂的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他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胡乔木说：我认为，第一现在散了比较有利，第二可以现在散。现在就是一个房子问题，锅灶问题。还有就是省委对食堂问题搞得太死了，成了一个框框，总认为食堂在农村是社会主义的阵地，食堂万岁等等，《人民日报》也提过这样的口号，实际上群众是不愿意办食堂的。毛泽东说：河北就提食堂万岁的口号，他们说食堂多么重要等等。有些人的思想就被这些东西束缚住了，这个意见要给省委的同志说一下。现在不是“顺三七”、“倒三七”的问题，而是包五保户、酌量照顾困难户的问题，其他通通按劳分配。胡乔木谈到群众要求包产定死，超产部分归生产队所有，不然他们有几种办法来对付国家。毛泽东说：是的，老百姓会用许多办法来抵制的。现在是将过去的瞒产合法化。超产奖励问题就是要求多产多吃，按劳分配就是多劳多吃，基本原则就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分配。分配中又有交换，按照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胡乔木谈到有人主张把耕牛由生产大队所有交给生产队所有，毛泽东说：山东也提出了这个意见。他们提出所有权和使用权结合起来，生产权和分配权结合起来，就是不赞成四权分裂，他们主张四权合一，就是说，主张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胡乔木说：湖南省委最近要开会，最好能够把食堂问题作个明确解决，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胡乔木问毛泽东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就是要有真正听群众意见这种态度。
4月10日到长沙蓉园同刘少奇、谭震林就农村情况交换意见。
4月15日阅胡乔木四月十四日报送的关于解决公社食堂问题等的调查材料，批示：“张平化同志：胡乔木同志来信一件及附文四件，送上请阅。我看可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请在今日印好发出。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二十份，为盼。”胡乔木信中说：昨天我们去了一趟湘乡县委，发现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湘乡原被认为是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程度不下于湘潭。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可以比较快地扭转局面的。胡乔木报送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中说：韶山公社的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解散食堂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
4月16日在长沙蓉园召集刘少奇、陶铸、王任重、胡乔木等开会。在谈到食堂问题时，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
4月21日到达杭州。二十三日，同田家英谈话，研究下一步的调查工作，谈到全党范围的，也谈到浙江调查组的。
4月25日上午九时，致信在杭州的邓小平：“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五月九日到达北京。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此通知，请你找田家英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
同日晚上，在杭州刘庄召集周恩来、邓小平、田家英等开会，讨论五月中央工作会议通知稿，还决定浙江调查组在嵊县就毛泽东给邓小平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进行调查，时间定为十天。
4月26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六十条”等问题的意见。邓小平说：主席说，看来“六十条”有些写法不当，需要修改。主要问题是：（一）所有制不落实。耕畜归大队好，还是归小队好？（二）食堂问题很突出。这个问题一不摸底，二受骗。过去把食堂提得很高，说是社会主义的心脏。如果群众不满意，今年不垮明年垮。（三）分配问题。供给制多种多样，有个别维持的，多数是站不住。主席到湖南、浙江，发现“十二条”没彻底贯彻，退赔不彻底。他很着急，感到工作不深入，没有群众路线，政策上农民吃亏。主席意思，要把农业这一项抓稳，这方面搞不好，影响工业。
5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推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时间，因有几省负责同志提议推迟几天召开，以便多做几天调查研究工作，向群众寻求真理。中央认为可以推迟几天。现决定：起草委员会各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其助手，于五月二十日到达北京。特此通知。”
5月6日关于调查研究工作致信李井泉、陈正人：“陈正人同志五月一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此信并告中央。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5月7日晨四时，阅周恩来本日晨三时左右自邯郸打来的电话汇报的记录，批示：“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周恩来汇报说，他在邯郸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他正在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社员不赞成供给制，赞成只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社员群众坚决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并有所发展，具体作法是包产到小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
同日批示机要秘书徐业夫：“请用电话告林彪同志：他在四、五两月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五月去杨村七天，下连调查，极为有用，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有益的。十天后，我返京找他长谈一次（两小时）。”
5月9日晨二时，阅李井泉五月八日从内江打来的关于粮食问题电话汇报的记录，批示：“李井泉同志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李井泉汇报说：关于粮食问题，我在南充、内江两地同干部、社员座谈，他们反映比较强烈，主要是感到口粮标准低，要求增加口粮；提出按高级社时的分配办法，实行粮食三定；要求口粮按人口分配后，多余的粮食按劳动工分分配；要求及早宣布、固定国家征购任务。
同日晨三时，阅胡乔木五月八日关于湖南调查组工作情况的电话汇报的记录，批示：“胡乔木同志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下午四时半，批复胡乔木：“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又批示邓小平：“起草委员会各委员到京时间不必提早，仍以五月十五日到京为宜，使他们可以多作几天调查工作。胡乔木同志则宜于五月二十日到京，因为他提出了几个新问题，须作较详的调查。”胡乔木汇报说：现在想较多地了解一下以前没有多了解的商业和手工业问题，主要是想了解恢复供销社和手工业社的试点情况。关于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少为六个，湘乡沙田公社仅仅用三天时间就把食堂问题基本解决了，群众的热烈程度难以想像，甚至说成是“第二次解放”。
5月13日阅邓小平、彭真五月十日关于调查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电话汇报的记录，批示：“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汇报谈到在北京近郊和顺义、怀柔等县一个多月的调查中，对几个问题的了解。一、社、队规模的调整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二、多数生产队赞成包产部分购九留一，超产部分购四留六。三、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供给制，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四、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执行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制度的。五、食堂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六、社员普遍主张农具归生产队所有，多数主张耕畜折价归生产队所有。七、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又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
5月14日到达天津。阅张平化五月十三日关于农村调查的来信，批示：“此信转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张平化同志：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同日在天津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等谈话。提出食堂散得越快越好，政策出自于调查研究。
5月21日—6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讨论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粮食、“农业六十条”、手工业、山林、商业和城市整风等问题。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要修改，制定出“修正草案”。对草案的最重要修改是：将原规定的公共食堂“应积极办好”，改为“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取消了原有的分配中的供给部分。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中共中央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山林十八条”）。会议决定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当年的钢产量由原定的一千八百万吨调整为一千一百万吨。
5月21日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开会，都是说的人家的话，听地委、县委的，总之都是听来的，说人家的话，因为你没有到群众中去，听群众的话。如食堂问题，这次蹲了点，了解了真实情况，才能说我们自己的话。无论农业、工业、商业、文教、军队，都要采取这种办法。孟子说过“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食堂，原来都说是群众要求办，说群众如何热烈欢迎，现在看，群众实际是不欢迎的，是反对的。庐山会议时，四川、湖南、河南都坚持要大办食堂，以后还有贵州、云南、上海附近的十个县都要办。那时分成两派，要办就办。现在群众不欢迎它，这也是“君子可欺以其方”，可知了解群众心理不容易啊！
5月23日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中心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反“五风”、平反、处罚坏人。过去我们听你们的，你们没有亲自调查，你们也是听人家的。你们要亲自调查。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才能退赔好。群众路线很重要。规律也是事物的一部分，要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规律，定出政策，这是唯物论。以上这些是简单的真理。我们党内有许多人是唯心主义的，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比如食堂问题，没有调查，只是听人家的，不是听的群众的。
5月28日阅田家英报送的戚本禹五月十二日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和田家英报送这个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毛泽东为戚本禹的材料拟了一个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批示：“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三十日，毛泽东对这个材料再次批示：“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十少，避免十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5月29日阅陈伯达五月二十八日报送的由胡耀邦带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辽宁省委组织的调查组五月五日写的调查材料之四《农村商业要办活一点》和陈伯达的附信。附信中说：读了这个材料，觉得非常好，可以在商业工作问题上，引人深思。看来，学会做生意，还是我们今天搞好工农关系和繁荣经济的一个极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许多人还没有学会。请主席考虑，此件可否发给中央工作会议参考。毛泽东批示：“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我看了这个谈商业的文件，也觉得很好，可发到县、社两级讨论。”
6月8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毛泽东说：第一、二次郑州会议，北戴河会议，我还是小学程度。到了广州会议和这次会议，才到了初中程度。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在退赔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讲不算旧账，到了上海会议就改正了。我是坚决主张退赔的，等价交换也是坚持了的。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在贯彻执行反右倾时，搞到了县以下，发生了问题，出了毛病。食堂问题，那时只主张搞百分之三十，首先遇到河南的抵抗，我们也没有坚持搞百分之三十，结果普遍搞开了。供给制三七开的办法，也是不能搞的。管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你们、伙夫、马夫讲的，拿到群众中行得通才行。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现在的“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这些话应该在三级干部会上讲。
6月11日阅田家英六月十日上午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稿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王国藩公社西铺大队粮食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相结合的调查报告。批示：“即退田家英同志。两件都已看过，很好，请即送小平同志照办。”又在西铺大队调查报告上批示：“这个经验很好，印发会议各同志参考。”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六十条”的指示稿中说：“各级党组织必须保证把这个工作条例的每条、每款，一字不漏地、原原本本地告诉群众。要防止把那些不合乎自己口味的规定不告诉群众，或者任意加以篡改的现象。”要“在群众同意的基础上，领导群众逐步实行”。“我们共产党人的每一条政策，每一个措施，都要符合群众的利益，都要通过群众的自觉自愿，并且要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去实现。”“各级党组织，必须吸取近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继续改进领导作风，认真加强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决改正平调错误，充分发扬党内党外的民主。”“为着发扬民主，有必要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社员群众中间，不允许再开展反对右倾或者‘左’倾的斗争，禁止给他们戴政治帽子。”各个社、队和干部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慎重地作出结论，不要拿‘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框子到处去套”。
6月12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一九六〇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有去动。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要搞四个工作，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坚决退赔，冤枉的人要平反。毛泽东说：今年三月的广州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搞了个“六十条”，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有些别的问题，没有解决；至于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山林问题，没有提到。这次北京会议，我看大有收获，把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事情搞清楚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大为深入了。
8月23日—9月1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议程有六项：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高等学校工作条例，干部轮训问题。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通称“工业七十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通称“高教六十条”），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这次会议，强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以最大的决心，重新安排了各项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
8月27日阅田家英八月二十四日报送的关于天津市第一钢厂和天津市机床厂的调查材料及他的附信，批示：“印发各同志研究。”田家英在附信中说：我感到，目前工业工作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指标高，任务重。第二，管理体制有许多不当的地方，权力过于分散，瞎指挥作风严重，许多传统的协作关系被破坏了。第三，工厂内部的管理工作非常混乱，主要是各方面的责任废弛，不讲经济核算。
9月6日阅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农村简报》登载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这个材料说：各地反映，“六十条”初步贯彻执行以来，农村形势已明显好转，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有十个方面。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作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冬春两季六个月整风整社，训练干部，也在这一次省委扩大会上作出布置，主动权就更大了。生产、征购、生活安排，同时并举，就更加主动了。”
9月15日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四高问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安排）、所有制和分配问题，不能失信于民。现在，我们已经退到极点了，退到谷底了，今后要稳步上山。关键在于做好我们的工作，工作不能越做越粗，要越做越细。要注意不好的地方，也要注意好的地方。
9月16日审阅中共中央为轮训干部编印的学习材料《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中摘录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谈话：“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于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他删去了其中的“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
9月17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指示稿和工作条例（草案）的总则，批示：“退彭真同志：指示及总则已阅，很好，只在指示有一些小的修改。”毛泽东删去条例标题中的“管理”二字。指示稿说：“这个条例草案的目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领导工业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最近三年多的经验，系统地加以总结，制定出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和能够更好地为总路线、大跃进服务的，管理企业的规章制度”。毛泽东删去其中的“用毛泽东思想”六个字。
9月26日到达邯郸。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当刘子厚说他们想谈谈上次谈过的大包干问题时，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叫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这是烦琐哲学嘛。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讲所有制名义在大队实际在小队。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在广州开会时，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唐县那个公社搞分配大包干的做法，粮食年年增产，牲口也很壮，照它的办法就行了，还有什么讲的？生产队富了就好办了，过去是搞“均”。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现在生产队为基础，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了就好办了。大队、公社有了积累，可以办些赚钱的事业。生产队的八权，再加上两个，一是耕畜、农具所有权，二是分配权。
9月29日关于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各同志。信中说：“送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山东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报告一份，九月二十六日邯郸座谈记录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请你们一阅，并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们集会讨论一次。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
10月3日向邓小平提出，电话通知陶铸、王任重、刘建勋、刘子厚、李雪峰等同志，请他们日内到京，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四日晨，又写信给邓小平、彭真：“索性请柯老、井泉、澜涛、任穷四同志，于五日来此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如同意，请彭真同志即办。五日到，晚上即可谈一下，六日会毕，七日他们即可回去。”
10月4日将中共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关于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请示报告批给陈伯达、田家英阅，并让将这个报告加印十份给他。报告说：省委认为，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的同志们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由于试点时间不长，可能还有一些问题一下子看不出来；绝大多数的同志还没有亲身取得试点的经验，许多问题的讨论，目前还难以充分展开。为了慎重对待这个问题，省委请求批准我们进一步搞试点。几个月以后，再看试行的经验如何。如果还没有很大把握，就再继续试行；如果证明利多弊少，普遍可行，就在明年春季普遍推广。
10月7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批示：“照印发各同志。请彭真同志办。”为指示稿拟题目《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说：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很需要研究。从一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请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各县还可以选择一两个生产大队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但是目前还不要普遍推广。中央准备在今年十二月的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
10月22日同邓子恢谈人民公社改变基本核算单位问题。邓子恢说：我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几十年不变。毛泽东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现在根本不考虑，这是三十年、五十年以后的事情。毛泽东问邓子恢，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下放后，会不会出现单干？邓子恢说不会。
10月30日审阅杨尚昆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指示稿及附上的四个文件，批示：“这些材料都可转发。”“即送刘、周、朱、陈、林、邓阅后，交尚昆发。关于材料部分，各同志可以不看。”指示说：对于改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目前还是按照十月七日中央的指示，只进行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不要普遍推广。关于实行分配大包干的办法，除少数地区可以分批推行以外，多数地区仍应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分批推行。为了使牵动的面不要太大，各地的秋后分配和年终分配，一般地都按照原来决定的分配方案进行，不要轻易变动。
11月23日为转发邓子恢十一月九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批示：“总理、小平、彭真、震林阅后，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中央各部委党组若干份。”邓子恢的调查报告说，根据他在福建龙岩、连城派工作组在几个大队进行试点的情况，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
12月13日到达无锡。十四日，在无锡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江渭清关于江苏情况的汇报。在谈到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时，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
12月17日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听取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时，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他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三包一奖”是大平均主义，是粮食下降的主要原因，使牲口、农具损失这么大。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12月18日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和天津市委负责人的汇报。谈到分配大包干问题时，毛泽东说：分配大包干，基本核算单位下放，我看了南宫的报告，大包干推动了秋收、种麦和征购。基础还是放在“脚”上，不能放在“腰”上。谈到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时说：这次会议，“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都暂不搞。“六十条”没有解决分配大包干问题，要搞个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文件。
12月20日—1962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各中央局、省市区负责人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国内国际形势，一九六二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及长远计划，商业问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并为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
12月20日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和安排。毛泽东着重讲了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他说：过去走了弯路，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沥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奇怪。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批示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建议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推迟三天作，在一月十一、十二、十三这三天内会议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及别的问题。二月十一日，阅田家英二月八日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的报告。报告说：小平同志主张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不变的时间“写成二十年。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请主席决定”。毛泽东批示：“田家英同志，并请告小平同志，刘、周：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毛泽东将自己的意见“至少三十年内”直接改在《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上。后来正式下发的指示中，这段文字是：“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三十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经过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力争在春耕开始前后，将调整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大体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