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是怎样“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
——探寻毛泽东初心的人民心
曹应旺
摘要：毛泽东的一生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一生。毛泽东的人民心，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的起源论、历史观、价值观、方法论等的思考上。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起源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生根，成为中国共产党力量之所在，成为敌人畏惧中国共产党之所在，这是毛泽东的历史观。为人民服务最光荣、最伟大；对人民的事业，“为有牺牲多壮志”；对人民遇到的灾情曾三次大哭；认定老百姓拥护不拥护，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这是毛泽东的价值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从人民群众中吸取知识、智慧和力量，这是毛泽东的方法论。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曾讲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1](p.1004)毛泽东的一生就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一生。毛泽东的书法作品写得最多的两个字是“人民”。毛泽东作为主要缔造者建立的新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其政府称“人民政府”，其军队称“人民解放军”，其法院称“人民法院”，其检察院称“人民检察院”，其广播电台称“人民广播电台”，其中央级的报纸称《人民日报》，其货币称“人民币”，其中央级银行称“中国人民银行”……毛泽东最有影响力也最能反映他的初心和追求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
中国历史上就有以民为本的思想传统。《尚书》分别记载了皋陶“安民”、盘庚“重民”、周公“保民”的思想。春秋时期管子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孔子“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战国时期孟子是民本论的突出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民贵君轻”说，阐明得民心者得天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历史上以民为本的思想传统相融合，形成了最具特色、影响至大至远的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心”，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的起源论、历史观、价值观、方法论四个部分。
一、共产党是人民需要才成立的
1949年7月9日，毛泽东在向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暨全国机务会议全体代表和铁道部、铁道兵团、平津铁路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的讲话中讲了这样一段话：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二十二年前我们什么也没有，二十八年前甚至连共产党也没有。为什么过去没有的东西今天会有呢？就是因为人民需要。从前我当小学教员时，只是靠教书吃饭，没有想到要搞共产党，共产党是后来因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2](pp.305-306)
毛泽东这段话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起源：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
自帝国主义侵入后，一次又一次的巨额战争赔款都落在中国人民身上。中国人民的财政负担比以前更重了，生活比以前更穷更难了，上学读书的人比以前更少了。中国成了一穷二白的国家，中国人民成了一穷二白的人民。
在帝国主义实际统治下，毛泽东从小就体会到了中国人民的“穷”。少年毛泽东多次看到因没饭吃而在乡村乞讨的人，还看到因饥荒而人民发生暴动的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毛泽东从少年时期开始就认为人民没有饭吃的社会是一定要改造的。经过五四运动洗礼，他的这种认识更清晰了，直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的社会，[3](pp.270、295)是要不得的。
在帝国主义实际统治下，毛泽东从小就体会到了中国人民的“白”。他曾对斯诺说：“我父亲上过两年学，认识的字足够记帐之用。我母亲却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学者’。”[4](p.8)拥有15亩田地的毛顺生之家尚且如此，无立锥之地的穷困农民食不饱腹，全家都目不识丁也就不足为奇。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重视耕读传家。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榨下，耕者吃不饱饭，读书的人越来越少。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5](p.39)
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改变一穷二白的状况，就必须推倒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地主阶级改良派运用封建社会的思想武器搞“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缺乏先进的生产方式，用传统农民起义的办法也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改良派或资产阶级革命派能不能在中国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呢？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失败证明也不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在西方，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是资产阶级所起的领导作用。而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他们缺乏必要的生命力，因此无法承担这个任务”。[6](p.118)
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改变一穷二白状况的迫切需要，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孕育中国共产党并促使其成长的理论武器，不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理论武器，也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即科学的、人民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孕育中国共产党并促使其成长的阶级力量是中国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得早，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同中国广大农民阶级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在这样的理论基础和阶级基础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实事求是的模范，也是远见卓识的模范，又是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人民的利益且富有牺牲精神的模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政治领导者。”[5](p.185)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为什么帝国主义能一次又一次打败中国，连比中国面积小得多的日本也敢于欺负中国呢？除工业化没有搞起来，经济技术落后的原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封建制度的腐败，没有民主，中国人民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毛泽东说：“没有组织便没有力量”“日本人口少，中国人口多，但它所以能够欺负我们，因为我们的广大的人民没有很好地组织。”[7](p.117)中国共产党是顺应人民、民族的呼唤而产生的，是能把中国人民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结束一盘散沙状态的政治领导者。毛泽东指出：“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8](p.1131)
中国共产党是顺应人民需要，特别是顺应把人民组织起来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天天去想、去做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大事，而不是天天去想、去做个人的私事，必须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人民的利益。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是天天去想、去做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大事的缔造者。毛泽东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时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他对斯诺说：“这个学会往后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而且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新民学会多位会员后来成为“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4](pp.28-29)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再次告诫共产党员：“我们的同志见了面，不要只讲生活怎么样，不要把生活问题变成主要的话题。”“我们的脑筋要多想，想党内的各种问题，想阶级的问题，想国家的问题，想我们民族的问题”。[9](p.204)
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1949年7月，毛泽东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时特别谈到“二十二年前我们什么也没有”，[2](p.305)这是指党成立后的头六年还没有建立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还没有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还没有力量反帝反封建。这头六年中，毛泽东最先看到党组织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最先看到中国不是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进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只能走组织农民开展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这条道路是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开辟出来的。走上这条道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党才有了力量。毛泽东深情地说：“过去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都有了，不都是依靠群众才有的吗？”“不管是老干部或是新干部，都要懂得依靠群众和重视群众。”[2](pp.306、307)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所在，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党才能存在、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怎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呢？毛泽东提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说：“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5](pp.136、139、122)毛泽东深入分析了红军打仗与做群众工作的关系。从本质上讲，“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从数量比较上看，“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10](pp.79、57)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动员全国人民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反对脱离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他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11](p.480)若克服了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喊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11](pp.511-512)他通过阐述军队和民众的关系，得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结论：“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11](p.512)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11](p.682)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p.1031)他从中国的广大人口在农村，五个人中就有四个是农民的国情出发，认定抗日战争是农民的战争，告诫全党：“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9](pp.106-107)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依仗有美国支持，高看了国民党的力量，看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力量。毛泽东坚定认为“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8](pp.1162、1318)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生根，这是中国共产党力量所在，也是敌人畏惧中国共产党之所在。毛泽东说：“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2](p.186)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土地改革和保护工商业，把农民和工商业者的力量都调动起来而夺得解放战争胜利的。
毛泽东对鼓吹天才论、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予以无情揭露和批判。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教科书把群众斗争只看作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进行了批评，认为这“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12](p.157)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写下了《贺新郞·读史》，以诗笔勾划了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过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铖。歌未竟，东方白。”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在庐山严厉批判英雄史观，指出：“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13](p.248)毛泽东否定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但并不否定英雄的存在。他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他多次引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说明他眼中的英雄是顺应时势、顺应人民要求，进而发挥个人杰出作用的；离开时势和人民是没有什么英雄的。
三、为人民服务最光荣伟大
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pp.1004-1005)
在毛泽东心目中，人民是天，唯此为大；人民是地，唯此为本；为人民服务的事是最光荣、最伟大的事。毛泽东忍着“肠已断”之痛，离别“人间知己”的妻子去闹革命、上山搞武装斗争，就是因为“人有病”，需要解决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人民的“病痛”。在解放人民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毛泽东六位亲人牺牲，可谓满门忠烈。毛泽东曾对古柏的妻子曾碧漪说：“干革命总要有牺牲的，我参加革命几十年，父母早已不在了，我的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都为革命牺牲了，毛泽覃的一个儿子才十八岁就被敌人活埋了，杨开慧也为革命牺牲了，还有小毛（指毛主席丢在江西的儿子）也没找到。为了革命事业，我们家里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不能老去想自己的事，自己的儿子，应当多想想全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多想想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事业。”[14](p.431)把人民的事放在自己的事上面，这就是毛泽东对人民的忠诚。
毛泽东为人民之忧而忧，为人民之乐而乐。新中国成立后，对人民遇到的灾难，毛泽东曾三次大哭。第一次是新中国初期，淮河发大水，灾情严重。毛泽东从电报上得知，有不少是全村淹没，有不少灾民和蛇一起逃到树上，有的人被毒蛇咬死。他难过得哭了。毛泽东接连在淮河水灾及治淮情况的电报上写了四封批示信给周恩来，其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同群众同呼吸共患难的情感跃然纸上。淮河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治理的第一条河。第二次是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生活困难。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不断派卫士下去了解情况。一天，一名卫士带来一个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糠皮的窝头说：“乡亲们就是吃的这个。”毛泽东两眼怔怔地盯着那个窝头，双眉紧锁。只见他接过窝头时双手直在发抖，费了很大劲掰开一块放入嘴里。老人家嚼着嚼着，流下了眼泪。毛泽东一边流泪，一边掰开窝头分给几个卫士：“吃，你们都吃，都要吃一吃，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食人吃的口粮……”他吃着吃着，最后哽咽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从那天起，毛泽东整整七个月没有吃过一口猪肉。[14](pp.450-451)正是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人民群众患难与共，才顺利调整了国民经济，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第三次是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造成大量人民群众伤亡、损失惨重。当时病重的毛泽东靠鼻饲生活。据他身边医疗组成员王新德回忆：“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15](p.1783)这次特大灾难，毛泽东派华国锋赴灾区慰问，集全国之力抢险救灾，尽可能减轻了震灾造成的损失。
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的问题看成一切问题的中心，一切政治的关键。他提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不能当官做老爷，脱离人民群众；不能高高在上，老百姓见了他们“敬鬼神而远之”，而应该“到哪个地方就和哪个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为老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6](p.339)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有没有客观标准？他说有，“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16](p.60)“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16](p.60)贺晋年回忆了和毛泽东交往的一件事：1939年贺晋年任安边、定边、靖边警备区司令员，一次从定边去延安开会，途中下大雨，赶到一个老乡家要求住下，但老乡硬是不让住，好说歹说才让住下。贺晋年向毛泽东反映这件事时，毛泽东却和蔼地说：“我看，这是个好事情嘛！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敢不让你这个司令员住，说明你是人民的军队，若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来了，老百姓敢不让你住？只有老百姓把你看成是自己的军队，和你一条心，这样你才能打胜仗，这是多好的事情啊！”[14](p.171)这番话给了贺晋年深刻教育。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与人民一条心，才无敌于天下啊！
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毛泽东1947年转战时，给佳县县委的题词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毛泽东重视维护农民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就是从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出发的。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宗旨，也是力量的来源。绝大多数人支持共产党，共产党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老百姓所思所想最重要的事主要是两件：一是缺啥别缺吃的，二是有啥别有病。为人民服务，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首先要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和防病治病问题。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不要只知道向人民要粮草、要税收，“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7](p.467)他提出：“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1](pp.911-912)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1](p.1083)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把解决好人民的吃饭问题作为第一件大事。尽管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搞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不得不搞粮食统购统销的办法，但毛泽东始终重视从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去发展工业。他同地方干部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15](pp.1559-1560)为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毛泽东特别重视水利工作，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江河治理的战略号召。
为解决防病治病的问题，1951年毛泽东提出：“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17](p.176)对危害人民生命极大的血吸虫病，毛泽东予以极大关注。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下，防治血吸虫病终于在1958年6月取得显著成绩。毛泽东得知余江县消灭血吸虫喜讯，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第一首诗描述了昔日惨境：“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第二首诗赞颂了消灭血吸虫的盛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忧虑着人民的忧虑，欢乐着人民的欢乐，这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荣、以人民之心为心、忠诚于人民的毛泽东。
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的人民心不仅包含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还包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笔者认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与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密不可分，也与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紧密相连，[18]还与毛泽东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党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中密切相关。
“群众—领导—群众”这种方法的认识论基础就是“实践—认识—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5](pp.296-297)“群众—领导—群众”方法的辩证法基础就是“个别—一般—个别”；或者说“特殊—普遍—特殊”。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个性又是与共性相联结的，绝对孤立的个性是没有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5](p.320)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论述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他提出：“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1](pp.899、900)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知识和智慧方面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p.790)毛泽东这句名言阐明人民群众不仅是党的力量的源泉，也是党的智慧的源泉。毛泽东认为只有在人民群众中“甘当小学生”，才能学到群众的知识和智慧。于是，他提出：“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1](pp.791-792)毛泽东足智多谋。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说：“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19](p.64)毛泽东则认为人民群众是“诸葛亮”，“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当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1](p.933)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多次讲要向群众学习。他说：“要讲务农不如吴满有，要讲做工不如赵占魁，要讲当兵不如张治国。几万万样事情我们只能做一两样，那是有限度的，我们不知道的、不会做的东西多得很。”[9](p.151)他又说：“老百姓的许多东西我们要学，我们的知识很差，首先我的知识很差，运盐怎样运，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样办，我不大了了，我没有办过合作社。因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习。”[9](p.152)他还向大会代表们介绍自己的做法：“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9](p.204)
毛泽东卓越的智慧、非凡的战略才能、令人敬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从哪里来？新中国成立后原国民党将领郑洞国曾向毛泽东提出过这个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外宾问：“您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20](p.401)
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必须提升人民的文化水平、知识水平、整体素质。面对“一穷二白”的国情，不仅要重视解决“穷”的问题，也要重视解决“白”的问题。
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重视不断提高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他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1](p.1011)毛泽东在自己手掌上写字教两个小八路识字的照片，吸引过很多人的眼球。识字是文化的起点。毛泽东为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编的《文化课本》作序时写道：“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7](p.387)许多干部、战士、民众正是从识字班、从夜校开始，一步步提高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和各方面本领。毛泽东欣喜地看到：“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8](p.1516)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并重，将其看成“一个车子的两个轮子”。他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号召“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是包括文化建设目标的，即“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国家”。[17](p.350)在工业化目标转为现代化目标之后，毛泽东又将科学文化现代化纳入其中，始终从战略高度重视文化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中80%是文盲。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下决心进行大规模扫盲。从1949年至1969年先后四次开展扫盲运动。简化汉字也极大助力扫盲运动，许许多多父辈文盲的家庭走出了初中生、高中生甚至大学生。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后来新中国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到2000年，中国的文盲率下降至6.72%，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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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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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曹应旺.使周恩来协力同心共命的毛泽东[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6).
[19]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