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经济工作，毛主席是外行吗？

　　1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就一直面临着没饭吃的难题。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中断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物资补给，还对边区采取了严厉的经济封锁，断绝了延安和外界的经济往来。

　　再加上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商人等，纷纷往延安聚集，导致一向贫瘠的陕甘宁边区，负担不起这么多的人口，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就连平日里很少讲困难的毛泽东，也在报告里讲：

　　“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毛泽东都说“困难真是大极了”，可想而知，1941年前后的陕甘宁边区，遇到的困难有多么艰难沉重。

　　当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解决经济困难就成了所有工作的核心。

　　回顾这一段历史，对我们当下的面临的困难，也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

不要以为毛泽东只擅长军事、政治工作，搞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也从来都不是外行。

　　陕北位于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地势的特点是西北高而东南低，地形主要分为“原”和“川”，川地土壤较为肥沃，是边区最好的土地，但原多川少。

　　陕北由于黄土高原的生态被破坏，土地贫瘠就算了，自然灾害还特别多。

　　旱涝冻多发，干旱少雨，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好不容易下场雨，还容易发生涝灾，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在红军到达陕北前，陕北农业还处在靠天吃饭的原始状态下，陕北地方到是大，但地广人稀，耕地只有800多万亩。

　　主要种高粱、小米等作物，粮食产量还很低，平均一亩地产量45斤左右，遇到荒年，颗粒无收都是正常事。（数据来源陈延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

　　陕北的贫困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尤其农民的贫困，是陕北社会的普遍现象。

　　就连陕北的中农都要吃糠，贫农则是“糠菜半年粮”，住的是土窑洞，穿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土布衣服。

　　农业都快搞不下去了，工业自然是少得可怜，基本等于零，起先整个陕甘宁边区下辖的唯一工业，就是一个只有40人的修械所。

　　地瘠民贫，经济落后，工商业发展十分低下，就是陕北的真实写照。

　　彼时，陕北能拿得出手的资源就是食盐、石油、煤炭，却苦于没有工业来搞资源开发，只能靠陕北定边县的盐湖搞商品交换。

　　而抗日时期，食盐是硬通货，算是陕北为数不多可以用来跟外界交换的资源。

　　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旧社会给边区的遗产是：贫穷、愚昧与疾病。”

　　要不是被逼到绝路了，红军也不会选陕北当做落脚点。

　　就这，老蒋还怕红军在陕北待得太舒服，经济封锁、外援封锁等手段都用上了。

　　没办法，敌人就是要攻击你的弱点，越弱越要下死手。

　　皖南事变后，老蒋中断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各种补给。啥都不发了，还给你封锁起来，明摆着就是要困死八路军。

打不败你的，终将成就你，这话用在八路军身上实在太合适了。

　　当年老蒋用武装叛变让教员明白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随后又用经济封锁，逼着教员学会了如何搞经济建设。

　　后来毛泽东也说，将解决边区经济困难，看作是“学习治国”。

　　不得不说，蒋委员长虽然技不如人，磨刀石的技术却是一等一。

　　2

　　对于如何解决边区的严重困难，毛泽东提了三个方向。

　　萧劲光回忆，有次毛泽东把他和林伯渠、高岗等人找过去谈话，谈到了边区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难。

　　主席说，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干革命的。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

　　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

　　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

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前两个方案自然是玩笑话，但从这里多少也能看出毛泽东在解决问题时的特点，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十分注意跟下属沟通的方式方法。

　　不会将观点一股脑灌输下去，而是会采取一些策略，使用反问的方式，引导干部思索问题解决的方向，先重申目标，再将困难引发的后果讲明白，最后才引出自己的观点。

　　萧劲光等人一听，自然是赞成第三种办法，而且不知不觉间，就增强了解决困难的信心，跟毛泽东达成了共识。

　　毛泽东能让这么多革命同志信服，靠的不仅是雄才大略，还有这种擅于团结上下的沟通方式和工作方法。这是历史的细节。

　　毛泽东继续说到，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

　　随后，中央决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等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

　　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剩下的那一条路，不管看起来有多难，有多不可能实现，你都得下决心去走。

　　你不走，那你就是失败者，尽管你咬着牙往前走，也不一定成功。

　　如果你有不能失败的理由，那就不要管它能不能成功，一定要有下决心的勇气。

　　就跟毛泽东动员军民时说的那样：“要来一个大动员，几万人来一个决心，一起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艰苦奋斗，不怕没有饭吃，没有衣穿。”

　　很多奇迹背后，其实都是被逼无奈。

　　3

　　方向是确定后，就得研究方针策略了。

　　问题暴露后，剩下的就是分析问题产生的核心原因，随后对症下药。

　　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相比红军时期，陕甘宁边区已经争取到了一个合法地方政权的地位。

　　对于一个政权来说，维系其存在至少要有四大要素：完善先进的执政理念、进步团结的执政队伍、强大的武装力量，以及稳定的经济来源。

　　当下，陕甘宁边区的弱点是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

　　而边区的经济特点是一个农业经济占绝对地位的地区，在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穿衣吃饭问题是边区经济最大的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跟同志们讲：

　　“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

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

　　边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赢得抗日战争，那一切财政经济工作都要服务于“赢得战争”这个总目标。

　　建立稳定的经济来源，保障抗日经费的供给，发展生产，以改善军民的物质生活，就是经济工作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延安内部却发生了严重分歧，毕竟大家以前的主要工作就是打战，现在转头要搞经济建设，大家难免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第一种错误观点是只注重“节流”，一些同志认为经济工作就是节约，可以通过消减各项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结果在实际工作中，这种方法不仅没有解决困难，反而降低了财政工作效率，拖累了经济发展。

第二种错误观点是搞不切实际的大计划。有些人要建设重工业，搞军工业，盐业，嘴一张就是大投资大项目，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但对于当时的边区来说，根本不存在上马大项目的条件，资金、技术、设备，啥都没有，只有一张嘴。

第三种错误观点是回避了战争的需要，单纯的提出要实施“仁政”，要继续采取休养生息的方法，减轻人民的负担。

　　对于这个观点，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

　　这话用来反驳某个文人“我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的言论，恰如其分。

第四种错误观点是学国民党和日伪政权，渴泽而渔，不管人民的负担，加征税收，从边区百姓身上抽取资源，全力供给政府和军队的需要。

　　对于这种观点，毛泽东也给予了反驳，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如果共产党也这样做了，那跟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应该“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

　　细心的读者，应该能看出来，第三种观点和第四种观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极端。

　　但毛泽东对这两个极端观点，都进行了反驳。

　　毛泽东对这两种极端的危害，看得很清楚，而这两种极端观点共存于毛泽东的思维里，却不发生冲突，毛泽东反而能视现实情况综合取用这两种观点。

两种极端观点共存于脑海里，却不冲突，这就是智慧的体现。

　　4

　　毛泽东通过不断的沟通，最后说服了其他人，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确立下来了。

　　只有发展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看得很明白，边区有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光靠节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做大蛋糕，全力发展生产。

　　将粮食生产总量提上来，工商业建设起来，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当时边区有150万人口，耕地800多万亩，年产粮在126万石左右，按照一亩地产粮45斤，一个人一天一斤粮食计算，养活一个人需要8亩地，理论上至少需要1200万亩地，缺口达300万亩。

　　而且边区当时脱产人员超过4万人，主要是学生和机关部队人员，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中。

　　多一个脱产人员，就少一个生产人员，生存压力成倍增长。

　　这还只是吃饭问题，穿衣问题更是一个大麻烦，边区刚成立时，被服用品基本靠外界支援，老蒋封锁边区经济后，不要说被服了，棉花都进不来。

　　想解决农业问题能怎么办？

　　只有开荒一条路可以走，幸好陕北地广人稀，可耕种面积有4000多万亩，只是缺人、缺资金开荒。

　　但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开荒的钱从哪里来？

　　在开荒取得效果前，眼前的粮食危机该如何渡过？

　　想干事，你得有一个启动资金，得有一个初始动力，可边区连锅都揭不开了，又能从哪里搞钱呢？

这个时候，毛泽东又提拔了一个人才上来负责这项执行工作，此人叫南汉宸。

　　毛泽东不仅懂经济，还能慧眼识珠，识别出谁能胜任经济工作。

　　南汉宸原本负责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前后在杨虎城部队负责地下工作，边区内外认识不少人，思想也比较灵活。

　　关键时刻，在最困难的当口，毛泽东将南汉宸叫来谈话，想让他来管家务，当边区财政厅长。

　　南汉宸也很为难，财政问题是边区最棘手的问题，让他一个没有相关经验的人来接受，实恐难以胜任。

　　但毛泽东给他打气，鼓励他，跟他谈了4个小时的话，最终说服了南汉宸，让他接手了这个工作。

　　因为这段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南汉宸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

　　什么叫机遇？

困难就是机遇，别人都解决不掉的难题，你解决了。

这就叫机遇，问题就是机遇。

　　5

　　南汉宸上任后，来了一个三板斧。

　　首先废掉了在边区流通的法币，设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币，想搞投资，扩大生产，就需要杠杆，想要玩杠杆，就得有自己的金融工具。

　　但这一设想提出后，就被一些人否决了，最后是毛泽东和任弼时亲自拍板站台，才算通过。

　　除了发行边币，南汉宸还围绕食盐做文章，靠着这两样东西，把钱的问题初步解决了，让开荒工作进入了正轨。

　　其次，南汉宸开始调整边区的税收政策，将边区的大小商人都聚集到一起，让商人们可以顺畅发表建议，并制定了新的粮食征收章程。有效增加了边区的财政收入。

　　最后，南汉宸为了渡过眼前的粮食危机，走访了边区多个县，摸清了农民手里大概还有多少存粮，制定了征收20万石公粮的目标，渡过了眼前的粮食危机。

　　因为此前边区采取的是休养生息的政策，征收的粮食在8万石左右，结果这次将数额提了这么多，让农民产生了不少怨气，还发生了两起农民咒骂教员的事件。

　　1941年6月初，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跟西路军李彩云同名，不是同一人）在雷雨天，触电身亡，同一天，当地农户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劈死了，结果农户就发牢骚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MZD？”

　　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经过调查发现，确实是征收的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不久后，清涧县的一位农民，又被雷劈死了，农民的妻子咒骂MZD和边区政府，话说的很不好听，大意说世道不好，黑暗之类的。

　　接连发生了两起雷劈事件，客观来说，这反映出陕北气候环境的确很恶劣，而事件引发的舆论，也说明1941年前后，边区的经济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糟糕。

　　老蒋的经济封锁，给陕甘宁边区制造了巨大压力。

面对问题，毛泽东并没有盲目的乱作为，而是思考现象背后的本质。

　　几个月后，边区民主人士李鼎铭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政府应该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的现象。

　　这一提议得到了毛泽东极大重视。

　　毛泽东认为这一政策不仅能减轻人民负担，还能改造政府里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现象。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边区开始大力推行精兵简政。

　　但这个政策第一次在边区推行时，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取得想象中的效果，人员没有精简多少，政府效率也没有提升。

但毛泽东是下了决心要推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一连推行了三次。

　　第二次还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核心，成立了总编整委员会推这个事，下决心要精简4000人，结果因为各种原因，还是没能达成目标。

　　一直到第三次，毛泽东亲自抓，总结了前两次的经验后，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宣传、组织和思想工作。

　　随后召开多次会议，对精兵简政的目的、任务、机构、人员制度、作风、实施方法、注意事项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并逐一落实。

　　这一次才算达成目的，有效减轻了人民负担，提升了工作效率，进而推广到全国各地的根据地。

　　后来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6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千古不易的致富秘诀，那就是开源节流。

　　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有多难我们也看到了，仅是一个精兵简政的节流方案，在执行的过程就遇到了各种困难，多位领导人推了几次都没能推下去见到效果。

　　这还是1941年的延安，人员不多、心思简单的时期。

　　可见，想把开源工作做出成果有多难，尤其在没有资源、技术、资金的情况下。

　　除了用精兵简政的手段为人民减轻负担外，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部脱产人员，都要进行自生产运动，留守部队要自己开荒种地，学校里的老师学生也要种，政府里的干部和办事员也要种。

　　毛泽东和朱老总带头干，工作之余自己开垦了一块菜地，自己种地，能自己解决多少口粮，就解决多少。

这不仅体现出毛泽东身体力行的做事风格，更是一种做事的方法。

　　一个好政策能不能取得效果，关键有三点，首先在于顶层设计合不合理，其次在于顶层设计能不能和基层实践达成统一，最后还要看政策贯彻执行的怎么样。

　　如果政策的制定者和具体执行者，在推行政策的时候，都是高高在上的，不身体力行。

　　那这个政策就算初衷很好、设计很好，落实到具体事物层面时，恐怕也会走样变形，产生反效果。

　　毛泽东在号召全体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时，并没有将自己排除在外，反而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以身作则，吃的小米饭，穿的粗布衣服，住的土窑洞。

　　领导号召其他人吃苦，艰苦奋斗，自己却不参加，吃好的穿好的，又凭啥能说服群众和基层干部呢？

　　1941年当年，359旅就开荒种地11200亩，部队所需粮食，自己解决了70%，所需经费自己解决了78%。

　　到了1943年，359旅的粮食和经费全部实现了自给自足，还有结余。各地方政府和部队也都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时，见到建设成果，非常兴奋。

　　对王震等人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

　　7

　　开荒工作是边区大生产运动重要的一部分，想在黄土高原搞开发，得满足三个条件：

　　得有足够的劳动力、开荒得有利可图、得有健全的制度保障开荒成果。

　　七七事变后，有不少人为了躲避战乱，从沦陷区和国统区向边区移民，总人数超过20万人，现在看20多万人不算多，但当时陕甘宁边区总人口也才140万左右。

　　有了这几十万人，也解决了边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针对没有地的难民，毛泽东让边区政府提供开荒必要的工具，还额外提供利息率较低的助农贷款，帮助新移民开荒。

　　至于开荒后的土地，边区政府也给了政策，你自己开荒也好，雇人开荒也好，开出来了这块地就是你的，给你发登记证，而且新开荒的土地免收三年的公粮。

　　如果自己不种，租给他人种，免收三年的地租，三年后按照边区的租佃条例办理，地主不能随意收回土地。

　　为啥还有这样一个政策，难道边区还有地主存在不成？

的确存在地主。

　　因为1937年之后，为了表示国共合作抗日诚意，红军停止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已经分到土地的农民，地主不准收回，分给谁就是谁的，土地没有被没收，那地还归地主所有。

　　红色中央所在地，不仅存在地主，还有私营企业主，鼓励外商来投资。

　　陕甘宁边区原本就穷的叮当响，搞经济工作，要是不让资本、私营企业主参与进来，保护他们应得的利益，那就是喊口号，经济是起不来的。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也给出了明确指示：“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不要妨碍私利，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营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

对边区发展资本主义不要害怕，过去党内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今后改用反对贪污腐化。”

　　看到这段，是不是有点吃惊。

　　如果共产党人都是一些人想象中的那样迂腐，不能正确看待事物，那革命早就失败了，中国也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

　　实际上，早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泽东就说了：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

　　而在如何处理私营和公营事业这件事，毛泽东也给出了明确答复：“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

　　这里的关键点就是不能让资本“操纵国民生计”，这是后来毛泽东在边区开高干会议再次强调重申的事。

　　那这套政策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呢？

　　红军刚到陕北时，把被服厂的工人都算上，工人也才不过两百多人。

　　而到了1944年，仅在私营工业中，盐业工人达到1955人，煤炭为1891人，纺织业有809人，化学工业有346人，造纸业有150人。

　　算上其他行业，私营企业的工人有6364人。（数据来源，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

　　实现自给自足还只是大生产运动的一方面收获，边区通过发展经济的运动，积攒了搞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执政骨干，这是无价的。

　　最后以毛主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应，都是联系群众的；

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