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预见，不叫领导”：毛主席领导抗战的高超艺术

作者按：今年九月有三个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不可忘怀的日子：九月二日是中华全民族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完全胜利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九月九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45周年纪念日；九月十八日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实施妄图征服中华民族计划，中国共产党开始动员全民族实施对日本侵略者顽强抵御的起始纪念日。在这个九月里，我用一篇题为《天才的预见是中共在抗战时期脱胎换骨的根本保证》的读书笔记，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大剧的总编剧、总导演，对抗日战争进程、结局总是处在高瞻远瞩地位、做出天才预见并引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实现脱胎换骨变化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从1931年9月18日抗日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这一段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同样对于毛泽东，都有无与伦比的重大意义！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北时只有大约三万子弟兵，全国的共产党员恐怕还不足此数。即便是抗战初期八路军三个师加上新四军也不过五六万人枪。而抗战胜利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正规军已有九十万人马，加上地方部队，则有一百二十万众。全国的共产党员也达到百万。

　　问题是，还不止这种数量上的变化，质量上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此时人民军队的指挥中枢强大，战略部署及战役组织能力高超；各级指挥员军事素养极高，贯彻上级指挥意图坚决，处置战场现场情况灵活机动；士兵思想水平极大提升，战斗意志坚强。真可谓官兵上下同欲，纪律严明，已成就为一支人民的铁军！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已有了脱胎换骨的质变。彻底清算了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的影响，形成了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初步形成全党的共识；全党有了成千上万个具有一定马列主义水平，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独当一面的各级干部；党员的绝大多数，党性坚强，宗旨明确。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足以左右中国局势的任何人都不可小觑政治力量。

　　更何况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人口已有一万万，约占当时全国人口四分之一。根据地内政治开明，生活安定，军民团结，人民热爱共产党之情，爱戴人民领袖之心，溢于言表，载入歌咏。

　　尤其重要的是，在抗日战争八年当中，毛泽东真的迎来了自己二十年前预言的中日一战，得以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展现其高瞻远瞩的风采；在更为复杂的局面中，表现其唤民、联友、拒敌的才能；在更为残酷的战争中，施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才华；成为了思想成熟，理论升华，众望所归的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人！

　　《毛泽东语传》的编者一定对上述看法持肯定的意见，所以在《语传》一书中，给予“指导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章节除了“开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奠基中国现代文化”章节之外的第二大篇幅。我们不妨从《语传》中寻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在抗战八年里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变的脉络吧。

　　《语传》在“指导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章节中是以1936年7月，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时，斯诺向毛泽东的发问开篇：

　　斯诺问：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略方针是什么？”毛泽东对其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要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

　　这一段斯诺与毛泽东之间的问答其实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引用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1937年4月出版）所载斯诺记录的他与毛泽东的对话中的一段。那一段引文较长，不在此处摘录了，有心了解者不妨翻看一下《论持久战》。

　　从斯诺当年与毛泽东的一问一答里我们应该能见到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中日对决至少有以下几个基本思考：

　　一，抗日战争想要速决，需要太多的条件出现，因而实际必然是一场持久战。

　　二，抗日战争想要取得胜利，一定要建立国内和国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三，在对日战争中要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

　　四，要充分利用中国人口多的特点，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

　　毛泽东在此还有一个大胆的预见：受日本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所左右，日本会由进攻中国大陆转向进攻东南亚沿海国家。（这一预见真的被抗日战争以后的进程所证实）

　　很显然毛泽东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一年前已在未雨绸缪地谋划着如何实践自己二十年前立下的：对日人“一战以图存”的志愿！

　　《语传》编者在“指导抗日战争，砥柱中流”章节里编录了毛泽东七十八篇文章中的论述以及部分毛泽东与人的信函，少量的诗、联，某些场合与人谈话的记录。

　　这些“语”和“论”大体可以分为下面数个方面：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战术；认识论和世界观的建立；持久战观念和必胜信心的树立；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统一战线的建立、维护和应急处理；人民群众的发动和思想教育。

　　毛泽东要求：“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还说“在打第一仗之前，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如何打法，……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毛泽东自己就是一个对全局把握有超乎寻常能力的大战略家。自打1936年7月与斯诺谈话始，便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投放着一个又一个的好棋子。

　　依照时间顺序，毛泽东首先于1936年12月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内容上看似乎只是对前十年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然而其中有一段话耐人寻味：“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术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焉知项庄舞剑，意在何为？

　　既然对日之战是一大决战，自然最终是要靠军事解决问题。好好地梳理一下以往作战的经验、教训、心得，用以指导全军，以备今后的大战，便是毛泽东写作此文的用心。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毛泽东即在1936年12月19日敏锐地指出：“关于内战是否结束了？我们应该说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与迟缓的问题。”

　　之后又在一次给红军大学学员的报告中说：“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

　　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统一战线建立任务的完成，争取千百万群众奋起抗战，使全党充分认清抗日战争艰苦持久的特性，以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争取胜利，需要全党思想统一，也需要有成百上千个党的领导干部。

　　1937年5月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而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号召：“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为民族、为阶级、为党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

　　党内干部认识水平的提高，全党思想水平的提升，需要从认识论的端正和正确世界观的确立这一根本做起。毛泽东于1937年7月、8月连续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这两部内容博大精深的哲学论著內，有许多脍炙人口、发人深省的名句：

　　“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论。”

　　以上出自《实践论》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随之起变化。”

　　“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状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党正确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表现。……相互矛盾着的两个阶级，长期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相互斗争着，但要两个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斗争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历史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统治，推翻反动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以上出自《矛盾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华北危机，全国危机，毛泽东没有一刻不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多次致电前方有关人员，提出极有见地、十分重要的建议：

　　太原保卫战期间，9月2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拟建议蒋阎派何柱国骑兵军全部，另派桂系或中央军有力步兵一万五千至二万人，与我林师全部配合，受朱彭指挥，在蔚涞之敌向保定前进，灵广之敌向代州前进，确已深入之际，从灵涞之间向北突进（反攻性质的中央突破），……”并指出：“蒋阎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完全是处于被动的挨打的姿势之下，如无上述一支奇兵袭入敌阵，决难持久。只有实行上述计划，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现在只剩下这一着活棋，应向蒋阎极力建议。”可惜这一建议未引起蒋阎的重视。

　　1937年10月，毛泽东根据一部日军沿平绥路西进，采取大迂回姿势，威胁太原，致电调整八路军部署：“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侧翼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

　　1938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近万字的重要文章：《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

　　1938年2月23日毛泽东根据日军的战略意图，致电八路军总部、各师及长江局，就保卫武汉的战略布署提出建议（该电长达1500多字）：

　　“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线以西内线，而陇湾、平汉尽为敌占，将形成极大的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的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有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用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

　　经过了近一年的理论和思想储备，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大片国土沦丧，国人对抗战前途、战局的发展心存种种疑虑之时，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两篇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在前一篇文章里，针对轻视游击战争战略作用的观点，毛泽东说：“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也发生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一点，如果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并且充满信心地指出：“往往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侯，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性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十个月之时，毛泽东把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的材料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作具体的考察，用一篇《论持久战》作出了历史的概括。文章分析了中国不会亡，但是战争也不会速胜的原因；对于持久战描画出三个阶段的轮廓：“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那末，就可以合理的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在这一篇文章中处处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关于内线外线的辩证关系；包围与反包围的辩证关系；战略持久与战术速决的辩证关系；战略优势与战略劣势转换的辩证关系；战争客观条件与战争中的自觉主动性的辩证关系；战争的不确定性与实行计划性、预见性的辩证关系等等，文章中都一一做了分析。

　　《论持久战》一文中也有许多深入人心的名句，例如：

　　“古人谓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

　　《论持久战》为中国抗日战争编写了剧本大纲、奠定了基调！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此时八路军、新四军已在日寇敌后逐步展开，先后开辟了大大小小十九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10月到1945年8月将近七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注意力的重心有前后两个阶段的区别。第一个阶段应该是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个阶段则是1941年12月8日到1945年8月。

　　在第一个阶段里，毛泽东是将整个重心放在对抗日战争大局的把握和大剧的编导上，手中的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雄战士。”

　　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放在三个法宝之首，表明对其之重视。统一战线需要非常广泛：既要有国内的统一战线，也要有国际的统一战线；既要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也要注意团结社会各阶层民众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护工作十分复杂，既要注意统一战线的团结，又不能失去自我和独立自主，有时还要为维护统一战线的健康发展对顽固派的挑衅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分寸还要拿捏的恰到火候。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到1941年12月这段时间里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力。

　　统一战线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1938年11月5日就写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明确了：“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进而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自主。”

　　统一战线中妇女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毛泽东在1939年6月1日题《中国妇女》出版的四言诗中颂唱：“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

　　统一战线中同样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参加。毛泽东在1939年12月1日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文章里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的统一战线，……”，又在1939年12月9日纪念“一二、九”运动的大会的《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讲话里说：“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上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你们就有了三千零一条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

　　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共出现过三次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高潮，其中有两次就发生在1941年12月8日之前。

　　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间，毛泽东文武兼备，既打退了挑衅者的进攻，又奠定了今后对待此类问题的应对原则。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毛泽东发表了《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系列文章，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提出了同顽固派斗争的著名的三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第二是胜利原则。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第三是休战原则。一个时期内打退顽固派的进攻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斗争告一段落。毛泽东把此三原则归纳为“有理，有利，有节”。

　　1941年1月4日—14日发生的国民党顽固派围攻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事件，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代表性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令抗日统一战线面临了抗日战争期间最大一次破裂的风险。面对如此严重的挑衅，共产国际竟然要求中共“息事宁人”。毛泽东当然不会理睬这样的要求。

　　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强调：“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并于同日发表了《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在处理皖南事变带来的危机局面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最为劳神、累心。他思考问题细致、具体，处理事情快捷、紧致，这一时间段里，起草的电文达三百多件，单在1940年12月14日这一天就发出了11件。

　　正因为有此针锋相对、刚柔并济的斗争艺术，最后迫使蒋介石1941年3月6日在参政会上表态：“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分析了中国各派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特点，指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还说：“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改变，我们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同时也指出了另一种倾向：“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文章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立足最坏可能，争取最好可能”的决策思想方法。

　　武装斗争既然是除了统一战线之外的另一个“基本武器”，毛泽东当然不会掉以轻心。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又发表了《战争和战略问题》，进一步阐明了建立牢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

　　1941年6月9日致电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提出在华北平原坚持持久战、反对敌人蚕食的指导方针：“……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也就是保存自己）。对于民众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地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对敌人的办法……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争斗而不知道转弯的办法，都是有害的。”

　　掌握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两个基本武器的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思想理论及组织建设当然须臾也不能放松。这一时期毛泽东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众多：

　　在1938年10月14日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谈到：“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大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谈到了：“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也谈到了：“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此文中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他是如是说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确定了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1939年10月4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再一次强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近三十年后又一次令人们心中一震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緖，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出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1941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歌颂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对“实事求是”的涵义给予了深刻的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在此时期里，毛泽东还发表了《五四运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思想方法问题》等一系列武装全党思想，转变思想方法的文章，为从根本上推进党的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1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生了两场有重大意义的战斗，一场是1941年11月17日到11月底发生在苏联战场的罗斯托夫战役。在这一战役中，苏联红军第一次取得了击退德军的战役胜利。另一场则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两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局时，对战争局势作出了惊人的预言：“自罗斯托夫胜利开始，苏德战争的好转已确定。日美战争爆发后已解除日苏战争的危险。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两国有利之处有六点：第一，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之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对边区进攻的可能会减少；第三，给亲德亲日两派一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增大；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加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建立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亚洲会长些。日美战争前途，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在两三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更完整地构想了战争进程：“在半年之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本之弊，然后举行反攻。……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德国日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歧途，但东线既无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取守势，在南线或西线取攻势的可能，如此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也有了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打德之可能性。”

　　试想当年世界的领袖级的人物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甚至是希特勒，哪一个有这样天才预见的洞察力！

　　几年后，1945年“七大”时，毛泽东曾专门谈过对“预见”的看法：“什么叫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预见是什么？预见“就是说在地平线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将来的普遍意义。”

　　毛泽东本人非凡预见能力的表现，1916年预见“二十年内与日有一战”是一处；1936年7月在与斯诺对话中预测日本侵华后会将进攻方向转向南方去攻打东南亚各国，是又一处；1941年12月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走势的预见是第三处，此后仍有，不信，请拭目以待吧。

　　正是由于1941年底，毛泽东已预见到两三年后会出现反法西斯战争的决战，而且一定会以德日战败为结果，所以自此之后，毛泽东的目光明显前移，所作所为更多地是为着抗战胜利后的战略布局及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做准备了。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要求：“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坏东西，以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并指出：“……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就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这就是称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纠正思想认识错误的方法。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的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总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任何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请注意，这里把全党理论水平提高的目的规定为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不仅仅是为了指导抗日战争了。

　　紧接着在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反对党八股》一文，给那种华而不实，空话、套话连篇累牍的文风画像，说他们不看对象，无的放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这个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就乱弹一顿呢？”说他们：“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说他们：“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

　　此文一出，则与1941年5月19日的《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2月1日的《整顿党的作风》三位一体，掀开了中国共产党内最为深刻的一场整风运动的大幕，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人们分析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原因时列了四条，1，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甚重；2，王明在抗战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对统一战线干扰太甚；3，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在皖南事变事件中暴露出问题，需要调整；4，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对稳定期，气候合适。我以为还有重要的一点，毛泽东明显地预见到与蒋介石集团的最终对决势必在两三年后发生，如果不能在此之前实现全党思想理论上的统一，作风上的转变，将难当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组织战争，最后取得胜利的大任的。

　　就在延安整风运动发动不久，1942年5月毛泽东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之间进行了一次议题范围广泛的对话，最后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看似此时毛泽东是专心于文艺问题的讨论，针对文艺工作者争论的各种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例如文学艺术的源与流的问题，毛泽东的看法是：“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实、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因而：“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又如“人类之爱”、“人性”问题，毛泽东认为：“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而没有超阶级性的人性。”

　　还如动机与效果的问题，毛泽东如是看：“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

　　在这样一个时刻，专门去讨论文艺问题，是否是一着“闲着”？否。毛泽东此时确实是气定神闲，但绝不会去出“闲着”。正如在此文中的一段话所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请注意此处所强调的斗争性质），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试想一下，三四年后，解放战争当中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对人民解放军的支援，那种觉悟绝非凭空而生。争取广大的文化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是毛泽东为抗战胜利后的斗争，布局的十分重要的一招棋！

　　1942年10月9日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几天之后，10月12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社论，再一次对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作出判断：“他（希特勒）在东线须应付冬季战争的极大消耗，他在西线须准备对付第二条战线，而意、罗、匈等国则在希特勒大势已去的这种悲观情绪中，一天一天变成离心离德。总之，十月九日以后的希特勒，将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并且充满信心的指出：“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

　　于是目光要前移，还要再前移！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谈到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强调道德首先作为意识形态存在，总是离不开经济基础，离不开人们的利益关系。指出：“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正谊明道’，……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也谈了农工商三者的地位、关系：“应该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还谈了经济与财政的关系：“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1943年5、6、7月间，出现了一点小波澜。5月25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6、7月间，国民党顽固派借机叫嚷“解散陕甘宁边区”，调集了28师及6个旅的兵力，准备“闪击”延安。我党通过内线及时获取了情报，朱德总司令直接致函胡宗南质询，毛泽东7月12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质问国民党》一文，嬉笑怒骂：“假如你们也没有对付日本的‘蒙汗药’、‘定身法’，又没有和日本人订默契，那就让我们正式告诉你们吧，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就这样三下五除二，让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胎死腹中了。

　　小小波澜干扰不了毛泽东心中为今后发展的谋划及思考。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第一次谈到了农业集体化问题：“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的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 就是经过合作社。”

　　1944年5月毛泽东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并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工业化，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员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毛泽东把1944年6月开的中央会议的主题定为“城市问题”。他强调：“城市工作问题是从国民党战场，尤其是河南汤恩伯不战而溃的情况引起的，要靠国民党来收复日占城市是不可能的。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子力量，即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的国民党军和我八路军、新四军，看谁先进城。我们要不要争取起决定作用？我以为在此种情况下应争取起这个决定作用，即争取做铁托，像他那样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国家，夺取政权。要有夺取城市的准备，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毛泽东据此还起草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此次会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在此事上又一次表现出了惊人的判断和预见力！

　　毛泽东在1944年8月31日给博古（秦邦宪）写过一封信，从理论上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大工业为基础：“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有过几次讲话：一是4月21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二是4月24日的主报告《论联合政府》；三是5月31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4月21日的讲话，主要讲的是：1，要戒骄戒躁，要像“大贾深藏若虚”；2，历史结论永远达不到“绝对完全”的地步，要的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3，一大家人要团结，但总会有不整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4月24日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有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论断：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等等。

　　这个报告中还有一些前瞻性的论述：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一切的步骤，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在5月31日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强调了领导预见性的重要性：“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

　　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又一次引人注目地谈到了城市问题：“要准备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现在就是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到城市工作，准备夺取大城市。”“东北四省是极其重要的区域，有许多工业设备，有大工厂、大城市，如果能在我们的领导之下，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东北四省今天还不是我们的，但大会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我们要有这个预见。”甚至提出：“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

　　“七大”后没有几个月，抗日战争胜利就在毛泽东的预见中实现了。

　　跟着《语传》简要地梳理抗战八年的脉络，应该可以清晰的得出结论了。幸亏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来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人民军队，因为有他的超乎寻常的预见，就有了中共和军队脱胎换骨的转变，就能一切均在掌握之中，就有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赢得的一切！而且还可以看出，自1941年底起，毛泽东不仅已经在为与国民党军的最终对决打腹稿了，甚至也已经在勾勒人民共和国的蓝图了。所以，“七大”之后在中国革命史发生的大事件，都是顺理成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