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遵义会议发言的重大启示——怎样定义错误

　　遵义会议期间，面对连续的惨败和无数牺牲的战友，与会者愤怒地追究“三人团”的严重错误，不少人把他们的错误上升到政治层面。

　　然而，毛泽东的定义是，“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如此，毛泽东将批判和扭转定位在军事路线上，不涉及政治路线。

　　从原因上看，合理。因为他们确实没有想把中央苏区弄丢、把红色事业弄垮。

　　从效果上看，恰当。这样既实现了根本目的——更换军事指挥班子，扭转战略战术思想。同时避免了斗争扩大化，没有撕裂红色团队，没有把出错的同志变成敌人。

　　假如毛泽东也像其他人一样，把“三人团”的错误上升到政治层面，势必引起他们的坚决反驳、形成严重对抗。即使成功，也会把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三人团”及信任他们的几位变成敌人，还会让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张闻天、王稼祥难以走下去。

　　那么，效果将大打折扣，负作用巨大。

　　可见，对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错误，科学的认识与解读，十分重要。而且，这个启示价值丰厚。

　　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错误是人类社会最常见的现象，绕不开，必须正视，不该遮遮掩掩。

　　但是，出问题了，指出有错误就行了吗？

　　小问题背后的小错，可以，因为错在哪里很明显。影响大的错误，就不可以简单笼统地用“错误”二字来描述了。需要像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那样，科学地认识和解读，以正视听，防止误读，并有效纠错，才能给后来的成功一个“妈”。

　　否则，简单笼统地指责错误，可能因小失大。或是把基层的错误归结到高层、否定和中断该做的事，或是让创新探索止步不前，或是迷失纠错的章法、继续错误，等等。

　　当然，人类社会错综复杂，各种问题及背后的错误，浩如烟海，怎样评说，没有方程式，也没有标准。需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可提出科学的认识与解读。

　　不过，笔者发现，只要对错误的维度有清醒的认识，具体分析就有了很好的基础。

　　什么是错误的维度？

　　遵义会议上，主席强调的“军事路线错误”、而不是“政治路线错误”，就是一个重要启示。即错误要区分业务领域的、政治文化领域的。这就构成了错误的一种维度——错误的领域。

　　现在，笔者列出以下十个维度，作为分析认识错误的参考和基础。

1、事业领域方面

　　一是业务领域的错误，二是政治文化领域的错误，要区别对待。

　　而且，既不要随意上纲上线，也不要把颠覆核心理念的错误看成是变革措施方面的错误。

2、道义性质方面

　　一是正义事业过程中的错误，二是事业本身就是非正义，二者有本质性的不同。

3、主要次要方面

　　一是正义事业过程中，“是药三分毒”造成的负作用，作用次要；二是主导思想本质上就错了，颠覆性的错误，会把“大船”打翻。这二者可谓南辕北辙，不可模糊。

4、时效频率方面

　　一是探索阶段短期阵痛性的错误（青春痘型）、或偶然性的错误，二是长期、持续存在、经常重复的错误（癌症型），大不相同。

5、立体层次方面

　　一是战略层面（纲领、原则）的错误，二是战术层面（策略、措施）的错误，三是执行层面（方法、细节）的错误，完全不同。

6、关键要素方面

　　一是上层的纲领、政策方面的错误，二是执行主管人员素质技能方面的错误，不可混淆。

7、起源方面

　　一是源自基层然后蔓延的错误，二是源自高层推广造成的错误，不可混为一谈。

8、范围方面

　　一是少数甚至个别地方、人员的错误，二是普遍存在的错误，不可等同看待。

9、个人心理性质方面

　　一是故意造成的错误，二是无意中造成的错误。这方面要注意，不要将“过失杀人”与“故意杀人”混淆。

10、个人主观意识方面

　　故意的也有善意、恶意之分，“好心做错事”与恶毒心肠先行，大不一样。

......

　　当然，如果要深入剖析，那可是厚厚的一本书。这里只是“抛砖引玉”，给大家一个引子。

　　回望历史可以看出，共和国艰难创业探索阶段虽然也有很多错误，有些还伤到不少无辜者。但是，主导理念是“为人民服务”，没有任何委琐、卑鄙、庸俗和低级趣味的成份。

　　出现的错误，一些是探索阶段不可逾越的“门槛”，一些源自基层的过度热情，一些因为传统文化的强势惯性。还有，误伤造成一些个人和家庭的悲剧，实乃“是药三分毒”的负作用，难以避免。

　　如果要求正义的事业每一步都完美无瑕，那只能仰天长叹了！

　　最重要的是，追求改天换地伟大目标、探索为人民谋幸福和中华民族富强道路的过程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出现错误，也都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因此，不要模棱两可地评说和渲染错误，不可将战略层面、战术层面、执行层面的错误混为一谈，更不可混淆正义非正义。

同时，正视错误维度的科学化，不要将错误与年龄、性别、民族、成长背景等与错误原因关系不紧密的因素挂钩。

　　就像遵义会议期间，毛主席也没有把“三人团”的错误定义为“洋人错误”、“青年错误”、“学院派错误”之类。

　　错误，不能只是“错误”二字，也不可简单牵强定义，需要像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对“三人团”的错误定性那样，实事求是地科学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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