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的毛泽东

　　一百多年前，陈独秀、李大钊等文化先驱们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那个“觉醒年代”，毛泽东离开湖南一师、进入社会，走出校园、走上历史大舞台。

　　根据他的自述，以及其他人的回忆，在此期间，毛泽东虽没有成为中心人物，可圈可点的亮点还是不少。

　　这就看过来。

　　1917年，在湖南一师老师杨昌济的引导下，成为《新青年》的忠实读者，自然也成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粉丝”。

　　但是，毛泽东不盲从，一直有自己的思想。例如，对于陈独秀提出了新青年六大标准，他很认同，但认为不全，提出第七项标准——健壮的而非体弱的。

　　并且以“二十八画生”之名，给《新青年》投稿关于体育的论文“体育之研究”。

　　陈独秀也是慧眼识人，看到这篇来自湖南无名青年的“体育之研究”，认为有见地、很独特，且弥补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大空缺。因此，立刻安排发表。

　　于是，1917年四月号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史料显示，这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堪称历史巨人的“处女作”。

　　随后一段时间，毛泽东在长沙一边学习一边探索，并于1918 年春天，与蔡和森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搞了一个“新民学会”。这个社团搞得很认真，是毛泽东那段时间在湖南的生活重心。

　　不久，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热潮也传到长沙，包括“新民学会”部分成员的一些湖南青年也力争走上这条路。毛泽东对此很支持，并代表“新民学会”做相关组织工作。因为留法要先到预科班学法语，为了做好这件事，1918年夏天，他陪同那些准备去法国的朋友们到北京学法语、做准备。

　　命运之神在这里拥抱了毛泽东。

　　就在毛泽东去北京前不久，他在湖南一师的恩师、给他的“心之力”打满分的杨昌济，因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章士钊的推荐，于1918年春天由长沙来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所以，在北京一无所有的毛泽东，到北京后就去找老师杨昌济，并在老师家里借住了一段时间。

　　因为知根知底、并十分欣赏毛泽东，杨昌济出面，帮毛泽东申请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

　　从杨昌济老师的角度来看，这份工作主要是帮毛泽东解决生计问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工资不低，每月有8块钱。”

　　靠着这笔收入，“北漂青年”毛泽东得以在北京稳定生活，还为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等七个人提供了小窝。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虽然清苦，总算避免了露宿街头。

　　然而，对毛泽东而言，这份工作的价值远非每月8块银元。

　　首先，在图书馆工作，那里是知识的海洋，而且可能是当时中国藏书最多的图书馆。对于嗜书如命的毛泽东而言，这份工作简直就是人间最好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北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等新文化运动的骨干，还有傅斯年、罗家伦等等后起之秀，都在北大。

　　同时，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推动下，在校长蔡元培的帮助下，北大的新文化运动有声有色，搞了不少学会，哲学会、新闻学会，等等，经常搞讲座和研讨活动。

　　这一切，对心怀天下、志存高远的毛泽东而言，都是极大的诱惑。因此，在北大期间，在认真做好琐碎的本职工作的同时，毛泽东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

　　登记借阅者姓名时，毛泽东都会细心观察。一旦发现对方是个名人，总会主动“搭讪”。

　　对此他有回忆，“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显然，为寻求真理和志同道合者，毛泽东不计虚荣、热情主动。

　　而且，毛泽东的热情不局限于图书馆里面。经过他的努力，加上李大钊的认同和帮助，毛泽东参加了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得到了在北大旁听和参加讲座、与大咖们对话的机会。

　　在北大工作的那半年，除了与上司李大钊密切接触，毛泽东还主动拜访了比自己大14岁的陈独秀、比自己大2岁的胡适。并且组织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十几个人一起，邀请蔡元培、胡适与大家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的问题。”

　　1919年初，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半年后，与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此行也是多有坎坷，好在老天爷保佑，危急之时总有贵人相助，毛泽东顺利到达上海，并找到杨昌济老师委托的章士钊，得到了他募集的二万银元，大部分给了去法国留学的伙伴。随后，毛泽东带着剩余的经费返回长沙。

　　然后，在找到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后，毛泽东依托在新文化运动大本营里受到的启发，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1919年5月、6月积极参加和组织长沙的“五四运动”后，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性的尝试。

　　首先，学习借鉴先驱的经验，毛泽东 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后来成为五四时期全国有影响的进步报刊之一。

　　而且，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胡适看到后立即在《每周评论》上发文热情赞誉：“《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并且，由于胡适的高调赞扬，《民众的大联合》迅速被《新青年》、《晨报》、《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所推荐与转载。

　　随后，毛泽东在长沙帮助创办了文化书社，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

　　而且，毛泽东和伙伴们发起了针对湖南督军张敬尧的“驱张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毛泽东代表新民学会前往北京，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反军阀运动。

　　“驱张运动”成功后，毛泽东又在长沙开始新的探索。因为对北洋政府很厌恶、有无力改变，毛泽东主张湖南“自治”，同北京的北洋政府脱离关系。

　　还有，“自治”探索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一次对湖南省议会的冲击。在1920年冬天，组织了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示威游行。

　　......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经历和领导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不少，并经常到北京、上海。在南来北往期间，毛泽东没有忘记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保持联系，一有机会就会去拜访求教。

　　因为多种尝试的结果，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的教导，毛泽东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因此，到了1920年夏天，毛泽东跳出了无政府主义思维，在理论上及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且矢志不渝。

　　而且，这段时间毛泽东收获了纯真致美的爱情，与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相爱，并于1921年春节前夕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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