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知青上山下乡基本情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初叫“下乡上山”，是城镇知青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一个习惯叫法。1957年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一次出现“下乡上山”的提法，主体是城市的中、小学毕业青年。1967年的《人民日报》发表“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首次使用“上山下乡”；此后，逐渐成为通用的提法。
知青上山下乡，是到农村生产队、农林牧渔场、生产建设兵团等基层单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或从事教科文卫事业。从事的工作岗位主要是农民、场民，还有代课教师、文化教员、“赤脚医生”、农技员、农机手、会计、文书、社队干部等。安徽知青上山下乡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有20多年时间。据统计，1963年至1980年的18年间，安徽共动员和接收72万多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下放4.2万人，占下放总数5.8％；1967年至1980年下放68万人，占94％。在1967年以后下放的知青中，安徽下放53万人，占77.8％；接收外省、市知青15.11万人（其中上海市下放知青15.10万人），占22.2％。
安徽知青上山下乡酝酿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步于1956年至1957年，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始于1962年，到1968年以后出现了两次高潮。1968年至1972年是第一次高潮，1973年至1977年是第二次高潮。1978年至1983年是尾声，知青大量回城。1978年知青下放人数陡然从1977年的6.8万人下降到1252人，1979年是728人，1980年是414人。1980年年底，不再组织知青下放，下放工作结束。
一、历史背景和摸索试点（1953年—1961年）
知青上山下乡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产物，是中央领导的集体决策，不是哪一个领导的个人行为。安徽贯彻中央决策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省情。安徽知青上山下乡与安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农业、人口、就业等问题关系都很密切。
（一）历史背景
1953年国家对粮食、油料等农产品实行统销统购以后，城乡泾渭分明，国家在安排就业时严格区分城乡户口。随着全国人口，特别是城镇人口的增加，粮食供需矛盾、就业升学矛盾十分突出。开始安排城镇无业人员和社会青年到农村就业。
人口增长是城镇就业困难的直接原因和显性因素。安徽1949年解放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健康医疗水平有一定的提升，社会稳定，民心思安，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了提高，仅前三年就增加200万人。1949年的安徽户籍人口是2787万人；到1978年是4713万人，户籍人口净增1926万人。1953年的安徽人口是3000万人，1971年是4000万人，1982年是5000万人。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增加迅速。人口增加导致了城镇就业困难。人口增加是生产力初步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时的生产力发展不充分、没法满足充分就业的结果。可以说，生产力落后是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
城镇工业和第三产业落后是导致城镇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的工商企业少、资金少，技术落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高，安徽在华东地区也处于落后地位。要改变落后现状，就要加快工业化。1953年，安徽按照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的要求，大力推进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工业发展缺少资金积累，形势又迫切要集中力量发展工业，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样，就需要实行计划经济，通过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减少或者说牺牲农业自身正常发展的积累资金来发展工业。这就需要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实行管制，按照计划来分配，以确保工业生产的原料和资金的供给。1953年，安徽按照国家的要求，对粮食、油料、食油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对棉花、棉布等实行统购统销，这样城乡开始划开了界限。城乡二元结构始现端倪。
农村农业合作化发展需要大批知识青年。随着城镇人口的迅速增加，出现了粮食供不应求、城镇青年学生就业升学困难的局面。当时教育落后，办学规模小、招生人数很少。此时，农村的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需要大批文化知识青年。安徽1952年土改以后，省委积极发展各种互助组的同时，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入1953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农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不能满足大工业和城市发展对大宗粮食、农产品原料的需求。年末，省委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社，全省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经过两年的发展，达到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20世纪50年代的教育整体落后，学校规模小，师资力量薄弱，投资不足，管理落后，招生和升学人数很少。城镇教育相对农村来说，是先进的。农村的教育更落后，文盲很多，识字的人很少，农村、农业都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农村普遍缺少会计、记工人员。
1955年四季度，毛泽东发出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的号召。“全国合作社，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明确提出了毛泽东的号召，这成为组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成了激励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精神动力，这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拉开了序幕。
共青团等单位带头试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早在1954年4月，团中央就发出了经过刘少奇审批的《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随后，中宣部发布了《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8月，教育部和劳动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有计划地组织城市未能升学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参加工业生产。
8月1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和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社论指出，全国有57万初中毕业生和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还有一些往年没有升学、没有就业的学生都要求就业或升学，国家没有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满足这个愿望，中小学生可以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社论对广大中小学毕业生转变观念、做好“两手”准备，产生了积极效果，为他们回乡、下乡吹响了号角，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共中央12月8日批发的劳动部党组《关于全国劳动厅局长会议的报告》指出，对于不能继续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应该教育他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除一部分可入工人技校、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和入工厂做学徒外，就业的主要方向是参加农业生产。
安徽按照团中央、中宣部、教育部和劳动部等国家部委的要求，采取措施、积极动员在城镇不能升学、不能就业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
全省各级团组织协助与配合有关部门，加强热爱农村、热爱劳动的教育，妥善解决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1954年4月，团省委制定《青年团安徽省工委关于协助党动员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指示》。不久，团省委召开高小、初中毕业生代表会议，向高小、初中毕业生进行热爱劳动教育，教育不能升学的毕业生服从国家需要，参加生产。1955年5月，团省委召开高小、初中毕业生劳动和自学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总结一年来高小、初中毕业生进行热爱劳动教育、从事劳动生产、自学情况。
劳动教育改变了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思想，团员青年树立了热爱农村、热爱劳动的思想观念。1953年至1955年，安徽各级团组织协助党和政府安置大批高小、初中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找到了出路，解决了就业问题。
安庆岳西县1954年成立“处理高小、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办公室”，组织学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组织学生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
（一）摸索试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和经济发展一样大起大落，每次大起大落都形成一个周期。每个周期过后，不能升学就业的学生和失业的城镇社会青年就会被动员上山下乡。经济和教育是同向变化，经济发展快速，教育经费充足，教育跟着经济一起发展；经济危机、凋敝，教育就停滞不前。就业与经济教育发展成反方向变化。经济教育发展快，就业压力小；反之，经济危机，教育滑坡，失业就增多。可见，经济、教育、就业、农业等问题与知青上山下乡关系密切。
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开始组织知青下放。1956年年初，知识青年下乡被纳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城镇未就业的知识青年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业生产和农村的教科文卫事业。后来，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上山下乡的主体是城市不能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60年代前期，经周恩来建议，考虑到小学生年龄小、独立生活能力差，不再列为下乡对象。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城市青年或进学校，或者到农村，或者进工厂，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要统筹兼顾。紧接着，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南下调研知青工作，做出了一些指示。他说，高中、初中毕业生进不了学校怎么办？要服从祖国需要。除城市手工业需要一些外就是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所谓就业，就是就农业、就手工业，绝大多数要安排到农业。这些人如果去参加劳动，就是新型的农民，就是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农村缺乏知识分子，很需要有文化的农民。每年几十万、几百万初中毕业生去当农民，农村就好了，办教育的目的就是这样。城乡都要做好说服工作，改变人们的想法，转变舆论。
根据刘少奇讲话精神，4月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长篇社论。社论指出：“从事农业生产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这篇社论被编入中小学毕业班的政治教材，成为宣传动员上山下乡的主要思想内容之一。
安徽贯彻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精神，开始了知青下放。各地按照省委部署，开始组织青年下乡支援农业建设。蚌埠市1957年11月—12月有400多人到农场和郊区集体农庄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有21名上海知青到怀远某公社参加劳动。第二年年初，有34名来自团中央的知青到该社参加农业生产。自1957年年底开始，上海市动员部分知青前往产茶的皖南山区，这一做法到1958年达到高潮。1956年和1957年，安徽城镇中不能升学和就业的初、高中毕业生，经动员自愿申请到国营农场的有一部分，到农村落户的很少。因为1957年全省城镇在业人数95万人，通过招工为主、统包分配的就业形式，基本消灭了失业现象。
1958年的“大跃进”使得知青下乡工作进展困难。为了响应团中央从1955就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试点和探索工作，1958年3月，一大批安徽青年到江西德安共青综合垦殖场落户，他们和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的知青们一起住茅棚，在荒滩芜洲上建起了充满活力的共青城。
“大跃进”运动需要大批劳动力，暂时“消灭失业现象”，也使得知青上山下乡摸索沉寂下来。城镇“大跃进”需要劳动力，就从农村大量招工，使得城镇人口急剧膨胀。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工作暂时宣告停滞。
此时，安徽支边活动如火如荼。为了完成中央政治局1958年做出的《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计划从1958年到1963年，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支边。570万计划中包括湖北、湖南、安徽、江苏200万人。文件下达后，各省开始行动起来。1959年和1960年两年内，安徽派出几万青年到新疆支边。1960年8月，中央下达大办农业的指示，提出“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年，除了为建立少数大豆、棉花和橡胶基地所必需的以外，一般暂停几年。”因此，安徽青年支边工作也停了下来。
三年困难时期，知青工作停滞不前。为了克服三年困难，省委按照中央部署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措施，经过4年多的努力，国民经济恢复到“大跃进”前的最好水平。
二、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1962年—1967年）
贯彻“八字”方针和精简政策的同时，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先是组织到国营农、林、牧、渔场，1962年下半年转向插队。1964年，上山下乡成为一项长远方针，制定了一套相应的政策措施。几年的政策适度、步子稳健，工作进展顺利。“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发生了变化。
人多粮少，城镇就业困难，开始大量精简人口。当时的工业厂区主要位于城镇。工业“大跃进”以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盲目投资，人口涌向城镇，造成城镇人口迅猛增长。1957年的安徽城市人口150万人，1961年的全省城镇人口比1957年净增150多万人。城镇人口的迅猛增长与当时的经济发展不相协调，使城镇人口就业难度增大。当时农业落后，自然灾害频发，农作物产量低，再加上安徽每年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结果城镇出现了人多粮少，商品粮供应趋于紧张。
为了解决口粮短缺的问题，落实国家三年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的目标要求，安徽1960年开始大批精简下放职工，压缩吃商品粮人口135万人。1961年3月，省委要求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裁并部分厂矿，精简一部分职工回农村，加强农业劳动力。到年底，全省减少城镇人口82.2万人，主要是“大跃进”以来进入城镇从事工业生产的农民。裁并工业企业任务超额完成，大批工矿企业停办，减少职工30.8万人。1962年，中央给安徽省下达了两年内减少城镇人口106万和精简职工53.7万人的任务，安徽省计划两年内减少吃商品粮人口107万人，重点是把来自农村尤其是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尽可能精简回乡，加强农业第一线。到1963年7月底，全省精简职工54.1万人，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两年内精简职工53.7万人的任务；减少城镇人口85.8万人，减少吃商品粮人口98.9万人。
工农业的调整为上山下乡创造了条件。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以后，省委领导班子完成了调整，加大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力度。农业调整围绕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巩固发展集体经济，加大支农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巩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经营体制。工业调整围绕加强农业进行，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加强农业发展；增加轻工业生产，满足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放缓重工业发展速度，减低指标，压缩规模，缩短工业战线，确保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按比例协调发展。工农业的调整一直持续了4年，到1965年全省的工业水平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完成了工农业调整的任务。
农业的调整和基础地位的加强为知青上山下乡做了铺垫和准备，而城市工业的压缩和调整，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迫使知青必须离开城市到农村找生活出路。因为当时城镇就业是由政府统一包揽，劳动者自谋职业几乎不可能。全省私营个体劳动者人数萎缩殆尽，由1957年的18万人急剧减少到1978年的不到1万人。生产力落后，就业主要是就农业。全省1952年的从业人员有1534万，其中城镇75万人，农业1459万人；1957年从业人员有1438万人人，城镇113万人，农村1325万人；1975年，就业人员有1766万人，其中城镇243万人，农村1523万人。当时，城镇就业规模就是一两百万人，不能就业的社会青年想就业，出路就是上山下乡。
安徽从1962年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场或插队。应届毕业生不能升学或就业、年满18周岁、有独立的劳动能力的青年学生，被安置到国营农、林、牧、渔场。上海市与安徽省商定，动员部分城镇人口到安徽农村插队落户。至1963年7月底，有7000余人分别安置到宣城、无为、定远、凤阳、肥东、肥西、来安、和县、滁县、全椒、泾县、含山12个县。初期来安徽落户的人员主要是无业或无固定职业的社会闲散劳动力，包括历年来支援外地倒流回沪的人员、上海市及外地精减的职工及其家属。后来，随着上山下乡的深入开展，上海来皖插队的均为知识青年。
1963年，城镇人口下乡安置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普遍认可，逐步成为一项长期性的政策。周恩来指出，知青下乡是一项长期任务，不是三年五年，要搞18年。要鼓励青年下乡插队，青年下乡插队要作为主要方向来宣传。“下乡人员的出路：第一是插队；第二是插场；第三是扩建、新建场。插队有多种方式：首先，提倡个人自动下去插队，投亲靠友，家庭帮助，承担点国家困难，我们只要帮助一下，不要多花钱；其次，有组织的分散插队，这是要作组织工作的重点；第三是建立生产队，开垦小片荒地，这比新建立国营农场好。”中共中央、国务院10月批转的《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城市劳动力安置方向主要是下乡上山，主要办法是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城市一般不要从农村招工。
12月14日至30日，在合肥和蚌埠召开了全省各专、市安置办公室主任会议。传达了中央、华东安置会议精神，着重讨论了周恩来、谭震林等关于安置工作的指示。会议“一致认为中央提出‘插队为主’及华东提出‘坚持方向、重视巩固、稳定前进’的方针是安全正确的。”城镇人口下乡“不仅有利于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减少国家供应负担，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给农村带来科学文化知识，有效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建设，进一步密切城乡关系，改变社会风尚，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起着积极的重要作用。”
据统计，1963年全省共动员组织城镇人口3.7万人下乡插队；6500人插场。此外，还接收上海插队知青2.3万人，全省当年下乡6.7万人。由于下乡安置工作5月份才开始，阜阳、宿县两专区因灾情严重没有完成安置任务。最初几年，除安置职工、闲散人员之外，还安置部分应届中技毕业生。
1963年安徽有中技毕业生1万人，可以分配安置的有9661人，需要帮助安置的有农业、水电两系统的中等技校毕业生357人。省安置领导小组和精简领导小组决定，这些不能分配的毕业生一律采取插场安置，从事农业劳动。1963年安徽渔场也安置了部分学生(包括城市精简职工)，其中200人到梅山、响洪甸、佛子岭水库渔场。最初几年，知识青年下乡以插场为主。
由于插队费用低廉，插场费用高，所以插队成为最优选择。1964年1月9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关于城市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向中央的报告》和《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鉴于浙江、江苏、上海等地的插队经验，邓小平说，安置知青下乡要以插队为主，费用比插场低很多，插队每人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要1000元。要集中安置，不要分散。要进行两三个月的训练，给以知识、本领和技术。周恩来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坚持了插队方向。
《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是知青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1月16日下发该《决定》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充分做好动员和宣传工作；必须本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精神，做好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工作；农村中的党团组织要把它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国家今后每年拿出一笔转款作为安置经费；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做好组织保证；各省、市、自治区要做好七年规划。
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贯彻中共中央的《决定》，全面开展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对象为县以上城镇中达到劳动年龄、身体健康未能升学和就业的高、初中毕业生；家庭生活困难，急于就业的青年，先动员他们下去；动员政策以自愿为原则，做到本人思想通，家庭思想通。有的地区在知识青年下乡之前，将他们集中起来，进行短期训练，交给他们必要的农村生产、生活知识。安置的方向，主要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其次才是插入现有的国营农、林、牧、渔场，再次是根据各方面的条件有重点地安置一些在新建场和扩建老场。插队的地区，主要选择那些地多人少、需要劳动力、领导力量较强、生产部门较多、有发展前途收入比较稳定的专、县和社、队。下乡知青的具体分配应根据知青的性别、觉悟程度、劳动能力、文化水平、技术专长等条件和生产队的实际需要，适当搭配。1964年，安徽省安置任务为7.2万人；其中，本省插队5万人，上海来安徽插队1.6万人，插场5000多人。插场任务以安置知识青年为主。
就业是国家长远之策，安徽知青上山下乡需要有个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1965年4月22日批转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反映了周恩来的指示：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致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安置工作；要结合15年农业规划，编制15年安置规划。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安徽拟定了《十五年安置规划设想》。一是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全省城镇人口截至1964年6月有291万人，占总人口3124万的9％，到1980年底将增加到396.3万人，净增加93.3万人。新增城镇人口在城镇不能全部安排就业，国家将把一部分城镇人口安置下乡，其中，省辖市净增人数50％留城安排，50％下乡；县城以下城镇净增人数则30％留城镇，70％下乡。15年新增人口有38.6万人留城，53.3万人到农村。二是下乡安置去向：通过半耕半读学校转入农业生产的8万人，家居农村回乡生产的3.3万人，下乡上山安置的43万人。后来，规划大部分作了调整。
城镇人口从1961到1965年连续大量减员，被疏散的人口涌向了农村。到1965年年底，安徽农村劳动力比1960年增加208万人，除了自然增长因素外，绝大部分是城镇、企业精简回乡的，也有一些是“三年困难时期”外流他省在1961年搞责任田时回乡的， 还有一部分是知识青年。最初几年下乡的主要是城市闲散人员和被精减的职工，这些人“有一定的劳动力，生活较困难，有迫切就业的要求，愿意下乡劳动，长期务农”。
1965年，全省对不能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以学校为主，在暑假期间集中进行动员。从1961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全省共动员4.2万名(不包括其他下乡人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后来下乡人员中被精减的职工和闲散人员逐年减少，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占有绝对多数的主体。
“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正常秩序，学生成为运动初期的“闯将”。很多下乡知青返回城串连、“造反”“闹革命”，城市上山下乡工作陷于瘫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企事业单位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严格控制增加新工人，城镇中新成长的劳动力又不断增加，城镇安置就业困难，大批知青待业，同时也为适应“反修防修”的需要，就业形势需要进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由于很多知青返城闹革命，从春季到秋季中央接连不断发出通知，督促知青返乡。196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要求知青返乡就地闹革命，积极投入“三秋”战斗，抓革命、促生产，停止串连，取消上山下乡知青建立的各种组织和联络站。省委贯彻中央精神，关心知青生产生活，安排落实口粮，动员知青回乡。当时省委的主要精力在“文化大革命”上，加上下半年时间紧急，所以1967年知青上山下乡的人数很少，仅577人。
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1977年）
“文化大革命”中的安徽知青运动出现两次高潮。
（一）第一次高潮（1968年—1972年）
1968年2月28日至3月6日，安徽省军管委、生产委联合召开全省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还着重讨论了“如何办好上山下乡青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议结束不久，省安置业务小组抽调9名工作人员分成两个小组，深入到县、社基层，调查了解会议的贯彻落实情况，“宣传毛泽东思想”。此后，各条战线即掀起上山下乡舆论，大办特办上山下乡人员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批判“破坏”上山下乡的各种思想和行为。
4月，中央提出毕业生分配实行“四个面向”方针以后，安徽开始动员知青上山下乡。8月，省革委会根据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的批示精神，决定将1966—1968年各届高、初中毕业生全部下放到县以下农村，并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如广播、黑板报、墙报等，广泛开展宣传动员工作，掀起知青下放高潮。
10月，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做好中小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通知》，在毕业生分配上贯彻“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其中以上山下乡为重点。各地、各部门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对列入上山下乡对象的知识青年，逐户逐人进行登记、建档，动员下放。
12月17日至22日，省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部署，迅速地掀起面向农村、支援农村的热潮，号召一切有志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革命的干部、教职员工、医务工作者、知识青年和城里的其他人，积极地、争先恐后地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立新功、创新业。
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同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的通知》，号召全省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大学习、大落实毛泽东最新指示的群众运动，把“面向农村，支援农村”的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
此后，全省迅速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到年底，全省有85%的大、中、小学毕业生走上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的大、中、小学毕业生达27万人，其中大学毕业生4.7万人，中、小学毕业生22.3万多人。1968年，安徽当年下放知青8.7万人。
1969年采取单位包职工、职工包子女，学校包学生，街道包居民，层层包干的办法进行下放动员。1月，安徽接收来皖的1.6万名上海知识青年，在阜阳专区、宿县专区、池州专区农村插队落户。
同月，省委、省人委，合肥市委、市人委直属机关首批5000余名干部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参加生产劳动。随后，全省各地大批干部、知识分子被下放农村或工厂劳动。到4月下旬，全省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城镇居民等上山下乡的人员56万多人，其中知识青年30万人，城镇居民21万人，干部职工3.8万人，外省知青2万人。
2月，安徽参加了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的跨省区安置下乡青年协作会。会议调整了安置经费标准。
5月，安徽省革委会下放领导小组提出更高的目标，决定再次掀起下放工作高潮，到1969年国庆之前基本实现下放80万—100万人。
随后，省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做好下放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对上山下乡工作加强领导、抓好再教育、办好学习班、搞好大批判，还要求各县、社、队建立和健全“五七”领导小组，对私自离开插队单位返回城里的，要动员他们回去，要在知识青年中提倡晚婚，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为了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加强管理，从1969年7月起，各地革委会普遍建立“五七”小组，作为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下放人员加强领导的专门机构。
为表彰上山下乡运动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推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9月22日至29日，省革委会在合肥召开第一次“上山下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会号召把上山下乡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立新功。各专、市、县也以召开“上山下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各种形式推动上山下乡运动。
到9月底，安徽省已经下放知识青年、机关干部及城镇居民63万多人到农村安家落户。1969年安徽本省下放知青6.3万人，来皖的上海知青有3.2万人，合计9.5万人。
1970年5月，省革委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革委会重视知青工作，把它摆上重要位置；做好对知青的再教育工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认真总结插队经验；认真解决知青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坚决打击破坏知青工作的阶级敌人；加强安置经费的管理，用于知青生产生活；正确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既要注意成分，又要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各地要普遍检查一次知青下乡工作，切实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对知青下乡工作做出规划。
1970年安徽省根据毛泽东“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的指示和中央有关分配的文件精神，起草并通过了《关于七〇届初中毕业生分配问题的报告》，对初中毕业生分配做出了具体规定。分配去向，主要是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次是安排一部分升学、进工厂、到生产建设兵团。
8月25日，合肥市1万多名1970届初中毕业生举行上山下乡誓师大会，发出誓言：“到淮北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8月30日，被批准首批到萧县农村插队落户的800多名应届毕业生出发。至此，全省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接收上海下放的知识青年共有41万多人。到10月，全省有90多万知识青年、干部、医务人员、城镇居民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
10月27日至11月3日，省第二次上山下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14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提出“学大寨、赶郭庄、超纲要”，知青的再教育工作也逐步摆上各级党委主要议事日程。会议要求各地要采取办学习班、开广播会、组织检查团等办法贯彻会议精神、狠抓落实。代表们表示，誓把上山下乡这场伟大的革命进行到底，扎根农村干革命，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立新功。据统计，全省下放知识青年中，约有2%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0%的人加入了共青团，3%的人进入了县以下各级领导班子，13%的人进入大中专院校学习、应征入伍或提升为国家干部，20%的人担任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等工作。1970年，本省下放知青4万人，上海知青6.3万人，合计10.3万人。1970年是上海知青下放到安徽人数最多的一年。
1971年8月3日的新华社《内部参考》刊载《安徽省研究加强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就有关政策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意见》，专门介绍了安徽知青工作的成绩和存在问题。成绩有：建立“五七”领导小组，绝大多数公社都已建立；集体插队比分散插队好；城乡结合，派出慰问团或联络组，常驻各县，协助工作。存在问题：知青不安心在农村；生活很多不能自给；公社、大队负担不起知青口粮；招生受“走后门”干扰；招工不能一视同仁。几个问题在知青上山下乡过程中始终存在，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71年，本省下放知青1.8万人，上海知青2.6万人，合计4.4万人。
知青上山下乡战线的思想动态一直被密切关注，常通过现场会的方式来做再教育工作。1972年第二季度召开的“五七”工作砀山现场会是规模较大的一次。这次现场会指出当时下乡知青思想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一是看不到前途，情绪消沉；二是拉拢关系，钻营门路；三是自找门路，外迁增多；四是招工无望，提前结婚；五是长期在城，不回农村；六是“流氓阿飞”活动又有抬头。这些问题真实反映了知青战线的某些现状。省砀山现场会后，各地结合“批林批孔”整风进行了传达，要求加强再教育工作，进一步发展“五七”工作的“大好形势”。
从1968年到1972年年底，安徽全省下乡知青36.6万人，包括本省知青22.6万和上海知青14万人。下放形式包括插队32.3万人，回乡2.3万人，集体所有制场、队近两千人，国营农、林、牧、渔场和生产建设兵团1.8万人。远远超过“文化大革命”前全省下乡和接受的知青人数。到1972年年底，留在农村的知青人数，安徽全省共计37万人，其中插队20万人，回乡17万人。
（二）第二次高潮（1973年—1977年）
由于1971年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导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数、工资、粮食销量大大增加，出现了透支国库存粮现象。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压缩基建、精简职工、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弥补粮食“窟窿”。压缩的人员和无业社会青年需要到农村就业，这是第二次高潮的现实背景。国家计委劳动局1973年2月提出的《关于动员安置1973年城镇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意见》，要求各地准备迎接新的上山下乡任务，兴起新的上山下乡高潮。
上山下乡运动第二次高潮的导火线是李庆霖与毛泽东的通信。1972年12月20日，福建莆田县小学老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知青上山下乡中的困难和问题。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4月27日晚至次日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讨论复信，听取国家计委劳动局、中央安置办的汇报，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把毛泽东的批示、李庆霖的来信和福建省的文件作为《中共中央通知》〔73〕21号文件下发，同时决定派出13个调查组到12个省、区围绕安置经费、布局、学制、口粮、医药费、婚姻、学习等9个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提出6条统筹解决办法。同时指出，“今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采取以下四种形式：1.插队，要适当集中，建立青年点，有条件的也可回老家落户；2.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有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里建立集体所有制的青年队；3.在土地比较多的地方，单独建立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有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里建立集体所有制的农场；4.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林、牧、渔场。”
两个中央文件给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出新的目标，掀起第二次知青上山下乡高潮。
8月17日至9月3日，省委召开了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传达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精神，学习毛泽东的复信和两个中央文件。会议根据安徽省的知青工作状况，议定了6条“统筹解决”的具体办法，制定了《贯彻执行中央<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的意见》《关于抽调干部带领下乡知识青年若干问题试行办法草案》《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印发了《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发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
6条“统筹解决”办法：以“批林批孔”为纲，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加强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积极妥善地解决下乡青年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大力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坚决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坚决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各种犯罪活动。
《贯彻执行中央<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 >的意见》对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和下乡后的经费、口粮、卫生医疗等问题做了较细致的规定。
其中，“关于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规定：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以上山下乡为主；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四种人”）不动员下乡；城镇中学毕业生不满17岁的，暂缓动员下乡；应下乡而没有下乡的毕业生和中途退学的学生，一律不得在城镇安排工作(包括临时工)，要继续动员上山下乡；今后按国家计划在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生、征兵时，一律从已下放锻炼两年以上的青年中招收；已下乡的独生子女和多子女身边无人的，按国家计划招工时，应予照顾。
“卫生医疗问题”规定：凡有青年点（组）的社队，没有办合作医疗的，都应尽快地办起来；区、社卫生院，要定期举办下乡青年卫生常识讲座，进行卫生教育；重病、重伤的下乡青年，经县（团、场）领导机关批准，持当地医院转诊证明，可到就近城市医院就医。
“其他问题”中规定：对下乡知识青年，要和当地社员同工同酬，要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做到分配兑现。
《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有7个方面的内容：计划8年动员64万人下乡，平均每年8万人；各地区、县（市）的中学毕业生均在本地土地多、人口少的生产队安排；安置形式有4种，即集体插队小组，青年队，集体所有制农、林、茶场，一部分人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试办集体所有制青年队和农林茶场的，国家给予必要的支援；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内外销的手工、副业和土特产品，发展集体经济；中小学教育要在政治思想、文化科学、农业技术和体育方面，为上山下乡做必要的准备；各条战线都应积极做好上山下乡工作，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做出应有的贡献。
《贯彻执行中央<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的意见》《关于抽调干部带领下乡知识青年若干问题试行办法草案》《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是落实6条“统筹解决”的重要的文件。《意见》讲得很全面、很细致，旨在解决知青的实际困难，《办法》讲如何管理好知青队伍，《规划》管长远、很宏观。这三个文件从不同侧面布置了全省知青工作。为全面开展知青工作、迎来新的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做好了思想组织准备和制度安排。
从后来的统计数据来看，从1973年到1980年实际下乡知青合计30万人，远远低于规划的数字64万人。每年计划下乡8万人，仅有1976年达到了8万人。中央的《规划》要求，8年中上海知青有6万人到安徽，实际来皖知青只有1.2万人。上海知青来皖的高潮在1969年至1972年，4年中就下放13.9万人。因为从1967年到1978年，来皖的上海知青有合计是15.1万人。1979年和1980年没有上海知青来安徽。
9月，安徽贯彻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提出对应下放而未下放的知识青年，一律不予在城市安排工作。同时调整了下放政策，规定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独生子女、多子女父母身边只有一个子女、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以下称四种人），不再动员下放。
1973年的安徽知青工作会议与前些年有些不同。前些年强调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着重对上山下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了披露和讨论。在安置再教育方面：许多插队青年下乡两三年，住房没解决，口粮不落实；有的地方不能和社员同工同酬；不注意培养使用，损害知青正当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摧残知青方面：主要为殴打和强奸。1972年以后，案件明显上升，其中奸污女知青的比重很大，干部作案的比例较高。对此类事，有些地方虽做了查处，但不够主动、有力。在走后门方面：主要反映在招工、升学、征兵上。
通过严格检查，揭露矛盾，解决问题，为进一步提高执行革命路线、搞好上山下乡运动做了充分的准备。
从1968年10月到1973年9月，全省先后有56万多知青上山下乡，除招工、招生、征兵的以外，还有42万多知青在农村。1973年本省下放知青2.7万人，上海知青5000人，合计3.2万人，其中有3万人插队。
1974年安徽省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涡阳召开，会议从抓路线和抓思想方面检查全省一年来贯彻中央和省委文件的落实情况，并研究学习湖南株洲厂社挂钩的上山下乡经验。会议肯定了一批知青工作的“典型”，其中涡阳县新兴公社成为当时全省上山下乡新的带头者，经验在各地推广。1974年本省下放知青5.7万人，上海知青5000人，合计6.2万人，其中包括5万人插队、六七千人插场。
1975年，安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一开始就抓得很紧。4月，省委规定：凡系城镇户口、年满17周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未升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历届中学毕业、中途退学离校的中学生和因各种原因暂缓下乡的毕业生，经逐人审议不符合留城条件的，都列为下放对象。对不列为下放对象的“四种人”，由市、县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以下简称知青办）审批发给证明。
到5月底，全省下乡知青有3.3万人。6月14日，省委分管知青工作的领导在全省“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工作”的电话会议上指出动员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部分领导有松劲畏难情绪；有的市、县贯彻落实政策不够；留城人数过多，超过动员计划的50％；城乡配合有待进一步加强，对株洲经验缺乏正确理解。讲话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动员工作，力争在7月底以前完成全年的5.6万人的动员计划。
1975年安徽还加强对知青案件的处理，把它提高到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角度来对待。省知青办对知青上山下乡战线的案件做了调查，写出了《从上山下乡战线看对资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报告》，列举10种情况，要求各地对照，抓紧处理：一是一些县、社、队主要负责人利用职权，奸污下乡女知青。二是逼死、打死、枪杀下乡知青。三是下乡知识青年偷越国境、拦路抢劫、聚众闹事、行凶杀人、组织流氓集团。四是教唆知青犯罪。五是部分领导干部千方百计为子女逃避上山下乡。六是弄虚作假，甚至让子女自伤以逃避上山下乡。七是有的家长在单位和有的学校在动员工作中不坚持原则，不执行政策。八是贪污、挪用下乡知青安置经费和木材。九是部分农村干部向知青或知青家长要钱要物，骗吃骗喝；知青家长要知青贿赂基层干部。十是没有在全省造成下乡光荣的社会舆论，倒流回城现象较严重。
1975年10月底至11月上旬，全省召开第四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会议强调进一步动员广大下乡青年树立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思想，为“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做出新贡献。大会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农业学大寨都是毛泽东的伟大号召，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因此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
紧接着又召开了全省知青工作会议，以省委文件的形式批转了知青领导小组的知青工作会议纪要。进一步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使几十万下乡青年成为坚持乡村的扎根派，实现普及大寨县、农业机械化的促进派。全省农村现有下乡知青30万人，力争到1980年达到90万人。进一步加强知青上山下乡与农业学大寨的结合，把下乡青年所在的社队都办成大寨式的先进单位。现在的下乡青年自给率低，江南约40％，淮北约20％，根本出路是靠路线，靠农业学大寨。进一步加强知青上山下乡战线的队伍建设和组织建设，要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要配备好带队干部和专职干部。进一步加强领导，提高对知青工作的重视程度。
会前，革委会知青办颁布的《关于一九七五年我省高等院校毕业生回乡当农民的安置工作试行办法》指出，安徽劳动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的一些同学要求回乡当农民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各地、县和院校一定要给予大力支持，认真安置落实，做好培养、教育和使用工作，使之在农业学大寨、建设新农村中能充分发挥作用。
1975年本省下放知青6.4万人，上海知青1000人，合计6.5万人，其中包括5万人插队、1.1万人插场。
截至1976年6月底，安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数已达65万人，其中“文化大革命”后下放60多万人。到1976年，全省留在农村的下放知青达40万人，其中一半是女知青。其中插队34万人，回乡2.4万人，插场4万人。1976年本省下放知青8.6万人，上海知青422人，合计8.6万多人，其中包括6.4万人插队、1.7万人插场。
从1973年起，全省第二次掀起上山下乡高潮，知青下放逐年增多。1973年为3.2万人，1974年为6.2万人，1975年为6.5万人，1976年为8.6万人，1977年为6.8万人，总计31.3万人(1973年起上海青年陡然减少，仅1.2万人)。
四、上山下乡的尾声（1978年一1980年）
安徽知青工作1978年采取了“急刹车”。全国1978年知青下乡总人数从1977年的172万人减少到48万人。而安徽1978的下乡人数从1977年6.8万人急剧下降为1252人。1979年为728人，1980年为414人。
1978年上半年各地开始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展开专题调查，为下半年全国知青工作做准备。5月，国务院知青办就有关应届毕业生的分配方针问题通知各地：今年应届毕业生分配，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实际出发，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统筹安排。方法上可考虑采取逐步扩大、适当扩大留城的办法，是选留或是放宽留城条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定。根据通知精神，省知青办进一步调整下放政策，要求各地对城镇中学毕业生，可根据各市、县能够安排就业的最大限量扩大留城面。除某些行业的内招对象和“四种人”外，华侨、港、澳、台胞的子女，不动员上山下乡；多子女父母身边没有工作的（上大学、参军的不作为有工作的子女看待），可以由家庭选留1个子女；已有子女在身边，因工作调动，允许再留子女1人；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家庭，允许父母身边各留子女1人；因病残留城的，允许再留健康子女1人。
同年10月，省知青办提出调整下放工作的指导思想，对城市中学毕业生，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逐步扩大留城面。
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2个文件提出一些新规定：如，上山下乡人数逐渐减少；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留城面要逐步扩大，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矿山、林区、分布在农村的有安置条件的企业或单位、小集镇和一般县城的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有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城乡广开门路，妥善安排知识青年，今后不再搞分散插队。对1972年前下乡的要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各地招收下乡知青的指标要专项下达，等等。
会后，《中共中央通知》以附件1的形式，发布了大会通过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了知青工作的成绩和问题，要求统筹解决好几个问题：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调整政策，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城市广开门路，妥善安排在知识青年；解决好农村的下乡知青的问题；做好对知青的教育培养工作。《纪要》最后指出，要加强党对知青工作的领导。“县以上党委，都应健全知青领导小组，有一名书记主管知青工作。”
《中共中央通知》附件2是《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规定》按照“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对下乡青年问题做了全面的新规定。包括：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上山下乡的安置形式问题，培养教育和保护下乡在知识青年的问题，支援知青点的问题，国营农场的知青问题，下乡知青的选调问题，经费问题，口粮问题，医疗卫生和病残伤亡处理问题，其他问题。
会议标志着知青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知识青年工作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转到了统筹安排知识青年就业，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轨道，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方针由过去的上山下乡为主，转为实行“四个面向”，广开城市就业门路，缩小上山下乡范围。上山下乡安置形式，由过去的插队为主，转为主要办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发展农业生产。
1979年3月18日召开的省知青工作会议使全省知青工作迈入新的阶段。会议学习贯彻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79〕)12号文件精神，研究了安徽省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规划和措施。
到1979年上半年，安徽全省在农村的知青共24万人，其中插队21万人，下放国营农场近3万人。安徽省研究制定的统筹解决办法是：一方面鼓励、支持知识青年扎根建设农村，切实解决好他们的各种实际困难，充分发挥他们建设“四化”的生力军作用；另一方面，在城乡广开门路，发展生产，争取两三年内或更长一点时间积极地有步骤地把他们安排好。上海市来皖下放知青根据上海市的意见，除已在农村结婚成家，有困难由安徽省解决外，其余的由上海市逐步安排。1978年至1980年的城镇中学毕业生计17.6万人，则根据中央(78)74号文件和安徽省实际，尽量少下乡或不下乡。
会议之后，各地抓紧统筹解决知识青年就业问题。如合肥市到1979年底已安排1.4万名知青在城市就业，占应安置人员的80％左右。
1979年12月，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知青办党组《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确定合肥、蚌埠、芜湖、安庆、淮南5个省辖市，阜阳、屯溪、六安、宿州4个地辖市，亳县、宣城、滁县、桐城等16个待业青年较多的县城，为动员下放的重点城镇。一般县城和集镇中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再动员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留城面达不到70％的市、县，可以自行调整留城政策，扩大留城面。
从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要求停止使用上山下乡的方法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对上山下乡知青积极妥善地予以安排回城。
五、知青回城（1969年—1983年）
从1969年安徽就开始选调下放知青回城安置。当时文件规定下放锻炼1年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经过知青小组评议，基层组织推荐，接收地区县以上机关审批，可以招工、参军、升学、提干离开农村。1971年，规定下放知青必须在农村锻炼2年以上，才能参加招工、招生。实行由社队推荐的办法，出现了与统筹安排知青就业脱节的现象。1973年后，实行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经插队小组评议，征求带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意见，并由人民公社召开知青代表会议讨论推荐人选，报市、县革命委员会批准。1978年，招工改由知青父母所在单位讨论、推荐，主管部门审查，报市、县以上劳动部门批准；1979年后，又改为按下放时间长短，分期分批考核，择优录用。
1968年至1982年，通过招工、招生、征兵等多种途径，全省共收回下放知青62.93万人。占同期下放知青总人数的92.5％。其中：招工回城的占64.08％（约40万人），大、中专院校招生占7.82％，应征入伍占4.43％，提升为国家干部占0.59％，因患病、伤残或父母退休退职顶替工作照顾回城占21.74％，其他情况回城的占1.34％。对已经结婚的知青，也妥善安置到乡镇企业或农、林、牧、渔场等单位就业。
1980年10月，省知青办与省劳动局合并，成立省劳动局知青处。根据国务院知青办1980年8月提出“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的意见，是年底，安徽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82年，知青回城基本结束。从1969年就开始选调858名知青回城，回城人数较多的年份是：1970年有6.3万人，1971年3.3万人，1975年6.9万人、1976年5.9万人、1978年10万人、1979年11.8万人、1980年7.7万人、1981年3.4万人、1982年3978人。1970年至1971年是第一个回城高峰，1975年至1976年是第二个回城高峰，1978年至1980年是第三个回城高峰。1982年有92.5%的下放知青回城。从1967年到1982年，共计有62.9万名知青回城，其中，招工40万人，招生4.9万人，参军2.8万人，替岗3691人，按政策回城13.7万人，其他8440人。
1983年2月，省直属机关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划归劳动局。3月，设立知识青年财务处，设立信访处。9月，撤销知识青年财务处、信访处、省直属机关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
对于已婚知青，按照“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原则，先后采取多种办法妥善处理。1980年，省委决定：下放已婚知青的户口，就地“农转非”；已婚知青子女的户粮关系，随父随母均可。到1990年，对下放知青中的遗留问题基本处理完毕。至此，安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一部分。
六、下放形式、经费与管理机构
知青下放形式有插队、回乡、插场和插团等。插队即到农村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到农村插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形式。一般是分散插队，也有少数是集体插队。1967年至1980年，全省城镇知青到农村插队的有57.40万人。占全部上山下乡人数的84.3％。其中县城的知青，一般是在县内农村插队；省辖市的知青，少数在市郊插队，多数到指定县农村插队。到农村插队的知青，一般都以生产队为单位编成小组，每个小组人数不等，民主推选组长。各小组男女生分别住宿，集中学习，集中参加生产劳动，与所在生产队社员一样，实行评工记分，多劳多得，年终结算。城镇知青原籍是农村或农村中有亲友的，可以回原籍或投亲靠友回农村劳动。回乡知青约占全部上山下乡知青人数的5.6％。到农林牧渔场、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人数加在一起约占下放总数的10%。
知青物资经费供应包括安置经费、口粮，建房材料、农具。从1963年起，国家每年都拨出大量财物，解决知青衣、食、住、用等困难。安置经费由中央财政拨款，通过各级财政部门下拨到县。1967年前安徽的安置经费为3864万元。1968年至1982年，为3.15亿元。平均到每个知青身上也就是几百元。
除国家下拨安置经费和提供部分物资供应外，下放知青主要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但下放知青靠劳动收入，生活自给的能力很低，自给率大概三分之一。实际上大部分下放知青的生活费用，仍靠国家、集体和家长支付。知青的口粮是一般是第一年发粮票、每人每天1斤，第二年起由生产队安排，参加生产劳动以后按照工分分配粮食。知青住房一般开始住在生产队公房里，后来的住房主要靠生产队出资筹建。生产劳动所用的农具由生产队统一配置。
安徽知青下放的省级管理机构名称先后有更换。1964年设立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1968年，省、地（市）、县相继设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管理机构（10月，省革命委员会设上山下乡办公室）同时，在县以下区、人民公社设专职干部，生产大队、生产队成立“再教育小组”，对下放知青进行管理、教育。1969年1月，上山下乡办公室改称“五七”办公室。1973年10月，“五七”办公室改称省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1980年1月，省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改称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10月，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与省劳动局合并。
（作者陈金庞，来源于“安徽党史方志网”，原标题为《安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概况》，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