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反思录：千禧一代左翼如何错失整个世界？
2010年代，是抗议的十年，是民粹主义的十年，是上世纪90年代"历史终结"幻象破灭的十年...
自觉的、有意愿的政治变革不会凭空出现，也非完全靠逐步建设而成。它既是有组织策划的结果，也是自发性事件的直接产物...
千禧一代的左翼们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最后捍卫者，而不是它的葬送者...这种天真贯穿于智利、土耳其等不同地方的抗议活动中，也许是后"历史终结”一代人的产物，他们真的认为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喊得足够响亮，就会有好事发生...
在最悲惨的结局中（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抗议变成了一种革命，革命变成了内战，内战变成了血腥的泥潭...政治厌恶真空。那些比你更有组织或更有政治力量的人会填补空白。如果你不为自己说话，不说出你的主张，别人就会替你说话...
在美国语境中，这意味着“完成美国的革命”——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让美国再次革命”...
要想真正认识到战后秩序的危机，以及当前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意味着要认真对待“无法回头”的观念，即历史的终结已经结束，20世纪也已经结束。
作者:Alex Hochuli
译者:冯琪越 小更那 阿K
编辑：阿K
我们失败了。在2008年股市崩盘后的漫长十年里，我们错过了一次历史性的政治机遇，以至于如今的我们只能念叨着“至少我们尝试过”这样的话来自我安慰了。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的我们，相较于前辈们，确实也算做了些许尝试。可在电视真人秀上充斥着从无到有、实现梦想的剧情中长大的我们，总是会期待着自己能争取到更高的成就。
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年纪稍大些的，肯定都能背出阿姆（Eminem）那首《Lose Yourself》里关于只有一次机会的歌词，人们总是会期待着更好的结果，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也不过是"参与奖杯"的一代。
（原编者注：参与奖杯（Participation trophy），通常颁发给参加休闲运动的儿童，旨在庆祝他们的参与而非竞赛成绩。直至1980年代末期，休闲运动参与者习惯穿戴俱乐部夹克，并在每个赛季结束时领取参与徽章。随着80年代末俱乐部夹克传统的逐渐淡出，俱乐部改为向参赛者颁发奖杯。该术语亦广泛用于象征庆祝平庸或过分溺爱。在这样的修辞语境中，它常与千禧一代和Y世代产生联系。）
2010年代，是抗议的十年，是民粹主义的十年，是上世纪90年代"历史终结"幻象破灭的十年。这是一个前革命的时刻，尽管用这样的术语来描述，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或是畏缩。
自觉的、有意愿的政治变革不会凭空出现，也非完全靠逐步建设而成。它既是有组织策划的结果，也是自发性事件的直接产物。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早有洞察，他们始终准备着，等待下一场危机的爆发。
最初的新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的朝圣山学会在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危机爆发前几十年就为就为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奠定了思想基础。事实上，在两位千禧年左派人士尼克·斯尼切克（Nick Srnicek）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发表的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中，作者们呼吁左翼仿效朝圣山学会——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准备行动。
《发明未来》出版于2015年，对于2008年后的直接时期及其引发的抗议浪潮而言，已经为时过晚。这一时刻已经来临：那一年，杰里米·科尔宾成为英国工党领袖，伯尼·桑德斯开始了他的首次总统竞选活动。但在那些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在那些政治斗争达到最激烈高潮的国家，左翼民粹主义未能通过选举大考，同年，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希腊宣布投降。
（原编者注：激进左翼联盟 – 进步联盟，是中左翼到左翼的希腊政党。它成立于2004年，是左翼和激进左翼政党的政治联盟，并于2012年注册为政党。作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进步政党，激进左翼联盟 (Syriza) 持亲欧洲立场。激进左翼联盟还倡导另类全球化、酷儿权利、和世俗主义。激进左翼联盟过去曾被描述为典型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2015年，在齐普拉斯和激进左翼联盟政府接受与希腊债务机构的第三份备忘录后，25名拒绝救助条款的激进左翼联盟议员，包括该党的左翼纲领派和国际主义工人左派派系，分裂成立了一个新政党——人民团结党。他们由帕纳吉奥蒂斯·拉法扎尼斯 (Panagiotis Lafazanis)领导。许多其他活动人士此时离开了激进左翼联盟。激进左翼联盟的国际支持者意见不一，因为该党的一些昔日支持者认为，该党背叛了其选民以及那些在该党中看到激进承诺的海外选民。作家兼共产主义活动家海伦娜·希恩写道，“激进左翼联盟曾经是希望的地平线，现在却是绝望的漩涡。”）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似乎总是在危机中措手不及，无论是思想还是组织层面。我们迷茫于未知的打击，从未有人告诉过我们政治原来是这般模样。X世代（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出生的人）是吸收了繁荣时期和新左派失败经验的一代。
而我们是历史终结的一代。而直至2010年代，千禧一代才开始质疑这个无政治的世界观。从思想传承来看，我们与前几代的激进主义，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甚至更早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老左派，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无人引导我们前行。我们的失败，或许正源于对过往的过度依赖，而自己却浑然不知。
千年左翼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起源涉及2000年代的反战运动。奥巴马的当选和2008年的经济崩溃终止了当时已经缺乏活力和焦点的运动。
第二阶段以大规模街头抗议和占领行动为标志，"反资本主义"的呼声响彻云霄。"占领华尔街"的行动似乎宣告了向广大民众、向人民开放的转折点，打破了几十年来左翼作为少数亚文化、与主流社会隔绝并对立的状态。尽管抗议活动频繁，但多是无组织、无领导，因而往往效果有限。否则就会被收编或是击垮。
十年的后半期是第三阶段，千禧一代开始与权力较量。在大西洋的两岸，像《雅各宾派》编辑巴斯卡·桑卡拉（Bhaskar Sunkara）或诺瓦拉媒体（Novara Media）的亚伦·巴斯塔尼（Aaron Bastani）这样的千禧左派开始谈论起了政治上的胜利。
这在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运动发展，但对于把“权力”这个词，几乎等同于脏话的一代人来说，胜利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新奇的想法。约翰·霍洛韦（John Holloway，并非千禧一代）甚至写了一本深受X世代和千禧一代欢迎的书，名为《不夺权，改变世界》（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2010年代的资产负债表显示了什么？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抗议浪潮，从全球资本主义的神经中枢到各国萎靡不振的边缘地区，大多抗议是"非意识形态的"，其主要主张是：反对旧的、腐败的精英、政治阶层、建制派，即"la casta"，这证明了与以往传统的决裂。
千禧世代的右翼人士也这么尝试了，并且获得了更加显著的成功。在无定形、无领导、来者不拒的抗议活动中，右翼更有效地动员了反政治力量。值得回顾的是，莱舍克·科瓦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以右翼缺乏乌托邦主义（也就是左翼的特征）来定义右翼，从而将"右翼"本质上与机会主义相提并论。因此，批判的锋芒将不可避免地更多地指向左翼。
（原编者注：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1927年10月23日—2009年7月17日），波兰哲学家、思想史家。他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分析闻名，这一点集中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中。亚当·科拉科夫斯基其为“当代波兰文化中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
这种反政治泥潭的结局就是，无数国家变得比运动刚开始时更糟了，一些国家陷入了血腥的内战（叙利亚、乌克兰），另一些国家则进行了可怕的重建（埃及、巴西）。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变革也是缓慢且脆弱的（突尼斯、韩国）。
对于某些国家来说，结果将更加漫长且悲剧性。在希腊、西班牙和智利，活动家们直接从街头转向权力中枢，试图使他们的诉求得到制度化的认可，但在这三个国家中，新自由主义在其诞生地消亡的宏伟承诺并未实现。
满腔热血的智利左翼分子在拟议宪法中加入了太多细枝末节的问题，结果智利民众拒绝了这部宪法。在西班牙，占领广场的“愤怒者”（Indignados）运动孕育出了一个真正的政党——Podemos（我们能党）。这个党最终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向的罪魁祸首、一开始Podemos想取而代之的西班牙社会党（PSOE）的初级联盟伙伴。
前激进左翼联盟的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从政党内部的分裂中目睹了这一切，他评价说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的背叛构成了一个决定性时刻——“对左翼的打击比撒切尔夫人的镇压还要严重”。
（原编者注：我们能（Podemos），是西班牙的一个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由大学教授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图里翁于2014年创立，现为西班牙第三大党。该党起源于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反资本主义左翼发起的名为“愤怒者运动”的反紧缩政治运动，但该党并非明确主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党。）
希腊仅仅是西方内外众多极端案例之一：希腊民众们因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而精疲力尽，对缺失的民主问责制和缺乏有意义的参与机会感到愤怒，最终准备摒弃旧有体制，努力追求新生。这样的转折点已然到来。
可千禧一代的左翼却未能成为这一变革的引领者。首先，它拒绝接受成为领导的概念。其次，它对于进行真正改革所需的根本性断裂持拒绝态度。这种毫无准备——有人可能会说是机会主义——的态度导致左翼再次回到了它曾试图摆脱的边缘化、亚文化的地位。
同时希腊再次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在激进左翼联盟的第二任期中，该党全面采纳了“三驾马车”的致命条款，从而抛弃了大多数反对紧缩政策、欧元集团及国际金融机构指示的公民。它转向进行反腐败的“道德战争”以及围绕性、性别等后物质改革议题这些较为容易的斗争之中。
它开始以一种“敏感”的方式关注实施紧缩政策。该党拒绝了老派左翼的宗派主义，追求务实。但不久，“敢于执政”的初衷变成了“不惜一切代价执政”。这不仅是对希腊而言，也对左翼民粹主义来说，“不惜一切代价执政”成为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墓志铭，是一种超越国界的警示。
归根结底，千禧一代的左翼们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最后捍卫者，而不是它的葬送者。尽管各国左翼进行了种种谴责，但其似乎无法设想出任何替代方案。它的众多行为反映出了当前各国体制中一些最糟糕的特性：对短期利益的追求、对政治规划、群体组织和机构建设的忽视，以及对媒体和富有魅力的领导者的过分依赖。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2010年代的一次历史性失误：在数十年来首次涌现出大规模反抗的迹象时，这股表面上的乌托邦力量试图仅仅改变政治内容，而不是挑战承载这些内容的新自由主义外壳——仅仅是在做煎蛋卷，而不愿打破任何鸡蛋。
2023年，三部作品试图对近期历史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清算。克里斯·卡特龙（Chris Cutrone）的《千禧年左翼之死》（The Death of the Millennial Left）清晰地宣布了一个新生代左翼的宿命。卡特龙试图展示，这一代人的失败是如何由历史的失败和内化的错误思想所造成。
记者文森特·贝文斯（Vincent Bevins）的《如果我们燃烧：大规模抗议十年和缺失的革命》（If We Burn：The Mass Protest Decade and the Missing Revolution ）重新构建了全球街头抗议活动的叙述，指出运动中呼喊的“水平主义”（Horizontalidad）是其副标题所言“缺失的革命”的主要原因。
政治学者安东·耶格尔（Anton Jäger）和阿瑟·波列格（Arthur Borriello）合著的《民粹主义时刻》（The Populist Moment）则分析了左翼转向选举政治的第三阶段。该书探讨了“民粹主义赌博”的内在矛盾，即在缺乏前几代左翼所具备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条件下，试图赢得选举的尝试。
（原编者注：水平主义（Horizontalidad）是一种社会关系，提倡创建、发展和维护社会结构，以公平分配管理权力。这些结构和关系是动态自我管理的结果，涉及个人之间的持续参与和交流，以实现集体整体的更大期望结果，源自2001年12月经济危机后在阿根廷萌芽的激进运动。）
三部作品的摆在一起，不仅揭示了抗议和民粹主义随着时间推进自有其兴衰循环的特点，还映射出刚刚过去的历史时刻是如何代表了一种真实的开放，可惜我们未曾踏出那一步。
对于在“历史终结”的冷战阴影下成长的我们，曾经怀疑过政治的可能性，怀疑人类是否能再次团结起来，挑战并改变现状，我们有理由感到愤怒。2010年代为我们带来了街头的群众集会和投票箱前的抗争，而结局可能比开始时更为悲观。然而如同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情形一样，真正的悲剧不在于遭遇失败，而在于未能从中吸取任何教训，或者是吸取了错误的教训。
千年挽歌
在《如果我们燃烧》一书中，文森特·贝文斯曾是美国主流媒体驻巴西和东南亚的记者，他串联起了一个从2010年1月到2020年1月的故事，将突尼斯、埃及、巴林、也门、土耳其、巴西、乌克兰、韩国、智利和其他国家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联系在一起。通过采访圣保罗街头、开罗解放广场或是基辅独立广场的亲历者，贝文斯讲述了"在人类文明史上，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的数量超过任何其他十年"的故事。
贝文斯的方法是"根据运动本身的目标来判断"。书中我们得以知晓在这些案例中，有七个国家和地区遭遇了比失败更惨痛的结局。作者不仅仅提供了一个成败得失的记分卡，在书的首章和末章中，他还通过分析垂直主义与水平主义、等级制与自发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代表性、意义和技术介入等方面的问题，追溯了思想历史是如何塑造抗议活动的。
主流媒体将抗议活动视为社交媒体驱动的抗议活动，贝文斯则尖锐地讽刺了人们对2010年代抗议活动的美好幻想，讽刺了通过社交媒体简单线性推进至社会改善这一想象的幼稚性和简化性：
(1)抗议和镇压导致媒体（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对抗议者的有利报道
(2）媒体报道让更多人参与抗议
(3)重复1+2，直到几乎所有人都在抗议
(4)??????(到底有在干三小)
(5)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就实现了！
这种天真贯穿于智利、土耳其等不同地方的抗议活动中，也许是后"历史终结”一代人的产物，他们真的认为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喊得足够响亮，就会有好事发生。埃及著名博主"Sandmonkey"引用《指环王》中的一句话解释说，他和他在解放广场上并肩作战的人们相信，当索伦被打败后，所有的邪恶都会从这片土地上消失，只要除掉穆巴拉克，好事就会接踵而至！
在最悲惨的结局中（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抗议变成了一种革命，革命变成了内战，内战变成了血腥的泥潭。贝文斯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离西方领导人所设想的数字世界（digital world）还很遥远，糟糕的事情到处都在发生，而仅仅提升人们的认知与意识远远不足以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
政治厌恶真空。那些比你更有组织或更有政治力量的人会填补空白。如果你不为自己说话，不说出你的主张，别人就会替你说话。贝文斯重构的所有抗议活动“都始于一些非常具体的事件；随后爆发成包含多元人群的运动，融合了无数相互竞争甚至相互矛盾的愿景；最终，特定的解释被重新强加于这些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抗议展现出了无限的可能性。”
安东·耶格尔和阿瑟·波列格与贝文斯同为千禧一代，他们在抗议者决定采取选举手段这一点上接过了线索。这两位作者以西欧和北美为重点（贝文斯更关注的国家以外的世界），描述了一个似乎突然的转变：从组织松散、自由表达、提出多元要求的抗议，转向通过参与选举争取政府职位的正式政党。“他们对权力产生了浓厚兴趣，因为认识到不掌握权力就无法‘改变世界’。他们认真组建政党，但我们正如所见，这些努力遭遇了当下政党影响力日渐减弱的世界的阻碍。”
有些人从0到1地创建了一个新政党，比如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学者们创建了我们能党（Podemos）；有些人则改造了现有政党，比如法国的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他吸收了"左翼阵线"（Front de Gauche）的部分内容，创建了"不屈的法兰西"（La France insoumise，英文为"France Unbowed"）。在没有比例选举制的国家里，左翼民粹主义者则采用内部路线：试图接管现有的主流政党，如美国民主党或英国工党。不过，所有这些政党都有着相同的"政治语法"：以"人民"为导向，摒弃老左翼对"工人阶级"的关注。
La France insoumise
放弃传统左派象征意义，是为了应对两大危机，正如耶格尔和波列格所分析，“内容的历史短暂，形式的历史悠久”：一方面是经济危机和紧缩政策，另一方面是更长期的政治、代表性和组织危机——简而言之，就是已故政治学家彼得·迈尔揭露的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断层”。
他们指出：“所有人都希望通过采纳民粹主义身份来重新思考和振兴左翼——无论是通过建立新的、充满活力的政党机构，还是夺取现有的僵化政党。”因此，我们应该讨论的是民粹主义左翼（populist Left,），而非左翼民粹主义（left-populism）。
耶格尔和波列格研究的所有案例，都遵循了将“人民”构建为政治主体，然后找到一个有魅力的领导者来代表他们的希望、梦想和需求的过程。他们努力吸引各个阶层的群众参与，但特别强调以下人群：失落的一代（年轻、受过教育、和现状有关联的局外人）；在过去几十年投票支持第三条道路的新自由主义者的中产阶级，他们现在却害怕加入由长期失业者组成的"新穷人"行列；以及幸存的工业工人阶级。事实证明，后者的缺席对左翼民粹主义的政治赌博造成了最大的破坏。
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明确划分了左翼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社会民主主义所依赖的组织结构消失时，民粹主义随之兴起。现今，曾构成社会民主政治坚实基础的工会、党支部、公民协会、体育俱乐部等组织已经不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书中讨论了许多有益的政策，但却未对政纲进行深入持续的探讨——这无疑是对政策愿景和连贯性需求的一种反思。
因此，尽管左翼民粹主义摒弃了2010年代早期抗议活动中的横向主义，但其通过选举实现变革的策略仍受到当代结构问题的困扰。在高层领导力量和广泛的潜在选民之间，存在一个空白区域。左翼民粹主义虽展现出新颖面貌，但实际上缺乏创新——正如英美左翼将年长的政治人物视为各自的楷模一样。
知识分子们的灵感来源于拉丁美洲。阿根廷理论家埃内斯托·拉克劳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他敦促左翼放弃传统的无产阶级修辞和象征，转而支持一种新的“人民”概念，这个“人民”通过话语建构，与精英阶层进行对立和抗争。
在南美，由于正式工人阶级在劳动人群中占比较小，工业产业的工会无法作为党的组织基石。这种影响在西班牙尤为明显，“拉美化”成为我们能党的明确目标，“赢”（ganar）成为其“不道歉的民粹主义”策略的核心词汇。
但他们全部都没有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些运动都遵循了相似的循环过程：在选举初期实现了突破，并引发了巨大的期望，但随后却进入了以丑闻或内部紧张为特征的制度化阶段。当相对的失败导致雄心被压缩时，这一周期便宣告结束。
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如同那些催生它们的群众抗议活动一样，原本应由调解机构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来赋予其重要性和力量，但由于存在一个组织和工人阶级的空白，它们陷入了困境。他们试图实现一个“没有群众的社会主义”，结果以失败告终。
在这三本书中，克里斯·库特罗内（Chris Cutrone）的著作最能凸显这一点。库特罗内是鸭嘴兽附属协会的"原始主要组织者"，库特罗内是鸭嘴兽附属协会的“创始主要组织者”，这一组织的名称体现了其核心理念：如果今天出现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左翼人士，那么ta将是难以识别、难以归类的存在。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在库特罗内看来，左翼已经被其失败的历史所扭曲，以至于几乎无法识别自己的传统。对于一个宣称“左翼已死”的团体来说，遭到左翼同行的轻蔑也就不足为奇了（搞笑的是，这本书封底的推荐人写的全是批评性的评论）。
（原编者注：鸭嘴兽附属协会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组织阅读小组、公共论坛、研究和新闻报道，是一个自我批评、自我教育以及最终重建马克思主义左派的项目，重点关注从“旧”（1920年代至30年代）、“新”（1960年代至70年代）和后政治时代（1980年代至90年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和任务，为了今天解放政治的可能性而创立的，知名宣言“左翼已死，左翼万岁（The Left is dead! Long live the Left!）”。）
左翼已死，左翼万岁
库特罗内的这本书在这三部作品中独具一格，因为它不是一本回顾性的作品，而是一本记录了千禧年左翼关键时刻的记录汇总，包括从2006年到2022年期间发表的同期辩论文章，现由扬弃出版社的道格·莱恩汇编成书。它构成了一部“无意中写成的千禧年左翼史”。
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里，库特罗内讨论了左派缺乏能够进行有意义批判和推动进步的问题。他指出全球危机为左翼提供了一个比2000年代美国发动战争时期更为肥沃的土壤，资本主义的问题再次浮现。
“但左翼却认为可以通过进步政策简单地逆转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趋势，这反映出左翼从未正确理解过凯恩斯-福特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也没有理解新自由主义为何提供了某种解决方案。此外，千禧年左翼所追求的那种状态——社会民主主义的解决方案——在社会解放方面并不是进步的，而是一种倒退。如果我们向前回顾历史，战后时代的大妥协——以工人的不动摇为条件，换取更高的工资和福利——从二战时代的社会主义梦想来看是一种失败，更不用说与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相比了。”
在讨论桑德斯的首次竞选活动时，库特罗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否代表了一种潜在的政治转变，还是仅仅标志着“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在融入民主党之前的“最后一搏”。
同样，在一篇题为“适应前的抗议呐喊？”的章节中，库特罗内审视了“阿拉伯之春”，他将20世纪60年代和2010年代的抗议活动进行了比较，并对此警告说，真正的革命可能不是抗议者所期望的那种革命，而是“利用他们的不满情绪达到其他目的的革命”。事实证明，这两种情况都是正确的——即使悲观时被证明是错误的代价要比乐观时低得多。
“阿拉伯之春”
（原编者注：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是一场国际民粹主义社会政治运动，表达了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以及世界各地缺乏真正民主的反对。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社会和经济正义以及不同形式的民主。该运动有许多不同的范围，因为地方团体往往有不同的关注点，但其主要关注点包括大公司（和全球金融体系）如何以不成比例地使少数人受益、破坏民主并造成不稳定的方式控制世界。第一次受到广泛关注的“占领”抗议活动是曼哈顿下城祖科蒂公园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于2011年9月17日开始。截至10月9日，“占领”抗议活动已在82个国家的951个城市和600多个社区发生或正在进行。）
库特罗内对千禧世代左翼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性批评，认为其失败仅仅是之前失败的迭代，但这种失败却留下了一种奇怪的非政治感，或者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冷漠主义”。是的，千禧年左翼可能政治玩得不怎么样，但至少它们参与的是在线扑克——而不是任何19世纪才会流行的活动。
现在，我们面临着资本主义政治钟摆的摆动，从"自由市场"时期转向"以国家为中心"的时期，也回到"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监管，只是条件更加恶化了"。库特罗内对此非常悲观，他认为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时期更为有利，但我认为他错了，在更加"公共"的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可以对国家承诺但没有兑现的东西提出质疑，过去四十年来，我们没有看到将结果责任外包给公民个人的承诺。如今在政治精英那种厌世的“私有主义”是他们对权力的放弃。其结果是公民的期望值极度降低。无论其方式多么有限和落后，千禧年左翼至少提高了公民的期望值。
因此，新生代左翼要应对大规模群众抗议和投票箱起义，需要解决这四个问题：组织问题、媒体问题、断裂问题和传统问题。
左翼组织问题
库特罗内指出，2010年左翼的抗议形式如同1990年一般，重点强调“抵抗”不公，而非实施改革目标或者直接革命。左翼采纳的抵抗形式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此时期其组织结构：水平，无领导，多元，自发，且通过媒体组织。
但在对抗议者的采访中，贝文斯发现此组织结构并不能有效化解左翼内部矛盾：例如，无政府组织者认为占领公共街道，广场代表了自治社群的启蒙（尽管只有学生与失业人员才能最终维系这种形式的社群），其他左翼抗议者仅仅把这种占领看作暂时性的抗议。
无论如何，不同左翼组织都被其反政府的政治倾向联结起来：巴西的抗议者取缔了国家的政党党徽，而某些城市的抗议者不断强调着“无政治舞台”，无领导者，无政治代表的诉求。
组织结构方面，左翼往往抗拒循规蹈礼的等级划分。因此，其抗议组织通常不起源于大型的既定结构，而是一些小部分拥有着明确目标的人群。在巴西，热带之春抗议起源于免费票价运动 （Movimento Passe Livre，MPL）—一个小型的，支持减免公共交通费用的无政府主义组织。MPL的框架理念在于“人人尽能尽责尽事“—反对劳动分工，提倡个体负责不同事项。
但如同其他组织一般，MPL的某次小型抗议遭到了警察的暴力镇压（并且牵扯了一个“不好拿捏”的受害者—一位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此次事件的恶性反应导致MPL的社会影响力迅速增大，吸引成百上千的民众加入其中。当MPL逐渐扩大成巴西历史上最大的抗议活动时，其原先的“人人尽能尽责尽事”组织框架不便再维系：这个原先反层级的组织也发展出了非正式的层级，依靠一个小型的领导组织来做有效决定。
原编者注：2013年巴西抗议运动（又名沙拉反抗、巴西之秋、热带之春）是2013年5月爆发在巴西几个城市的抗议运动，抗议群体倡导“自由的公共交通”，最初抗议者抗议在巴西几个城市抗议“巴西当局增加公共汽车、火车和地铁票价”，后来巴西警察用暴力镇压抗议者，导致矛盾激化，6月中旬，抗议运动扩大，是巴西自1992年抗议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当局以来最大的抗议运动。此次抗议运动中，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在抗议运动中扮演了抗议者彼此之间联系和为公共事业大声疾呼的作用。
同时，耶格尔和波列格在法国的法兰西不屈党（La France insoumise，LFI）也发现了类似讽刺的组织过程。LFI采纳的电子咨询和公民投票形式导致其缺乏从基层到领导层的政党结构。如此情况下，“过度出力的个别志愿者”将LFI转化成了一种新型的内部寡头政治：受到其余广大的在线志愿者的支持，这些个别志愿者有权力做出组织决定。LFI代表了历史中许多讽刺性逆转之一：对于原有问题的过度纠正最终形成了原有问题以不同形式的呈现。
着装方面，一些左翼人士也体现了他们对于循规蹈礼的抗拒。智利现任总统加布里埃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在2011年的学生示威中一举成名，然后在2019年的抗议中走上总统宝座。当博里奇在2015年进入议会时，他“留着凌乱的摇滚发型，穿着风衣，不打领带”。
像巴西的MPL一样，博里奇是一位试图将自己与老左派和“列宁主义”的做法区分开来的“自治主义者”。他的风格与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已有五十多年历史的新左派保持一致：拒绝任何带有斯大林主义的，庞大的，有组织的，不灵活的，官僚的组织结构。
智利现任总统加布里埃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
在对于左翼组织的采访中，贝文斯全程都保持着作为记者的冷静客观态度，但他报道中的蛛丝马迹还是显露了他所认定的政治敌人：贝文斯认为现在左翼的“反苏联与无政府主义思想”与2000年的科技企业发展有相同趋势—左翼的反抗虽然没有被电视播导，但会被脸书等媒体报道。
这些年轻抗议者的“抵抗”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把事情打碎，更好的东西会从废墟中出现”听起来非常像硅谷式的“颠覆”。或者，如贝文斯在脚注中所说的，这听起来像奥巴马声称自己最大的错误是没有在美国入侵利比亚时为利比亚的“灾后工作”做好计划。
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仍然是反制度的、非规范的、反计划的、短期主义的，并且更多地依赖于控制流动而不是建设。那么，仅仅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特点而非反抗其不公的左翼组织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悲剧的是，许多人仍然坚守着如此形式的左翼组织。在贝文斯的书中，活动家霍萨姆·巴加特在反思埃及起义的失败时说，“我们认为少数代表是精英主义，但其实际上是民主主义。“譬如，埃及起义的塞西将军实施了反革命的专制手段，反映出左翼组织形式的一大缺陷。
那么，通过组建政党，千禧年的左翼会解决这一缺陷吗？左翼的现有问题是，因为街头抗议向所有人开放，退出的成本也很低。然而，尽管转向政党形式，其民粹主义也会有同样问题。例如，杰里米·科尔宾之所以当选为工党领袖，是因为前任党魁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为了削弱工会的影响力，允许公众只花费三英镑成为会员。同理，现在，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竞选活动建立在互联网上：任何人只需点击一下鼠标即可注册、成立行动小组，并竞选政党领导人，而退出政党也只需点一下鼠标。
杰里米·科尔宾
如此政党结构固有其优势。在“无中介民主”中，左翼民粹主义的可塑性使其能够超越传统的基于阶级的联盟来吸引选民。三十年来，通常的政党宣传一直基于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将运动统一起来。现在，反建制制度的年轻人更被新的通讯工具与媒体所吸引，而非此类领导者。正如耶格和波列格所说：“由于没有像劳工运动这样的强大机构可以求助，左翼分子被迫将在选举舞台战斗，依赖于真正的左翼民粹主义的社会接纳度。”
左翼对于政党选举中介的“攻击”对权力本身就是一个挑战—耶格和波列格将其评论为“很突然的袭击”。例如，在左翼灵活的组织形式下，伯尼·桑德斯有可能在十八个月的时间里，从一个被人遗忘、陈旧的左翼参议员变成领袖。
尽管伯尼·桑德斯本身没有奏效，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确实从一个新的、小型的、激进的联盟转变为了团结的，代表被社会拘礼束缚的各阶层的组织。Syriza最初被认为是小型“反叛者”，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其就成为社会大多数人的公认代表与希腊正式的政党之一。
耶格尔和波格斯认为左翼民粹分子的选举战斗是基于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完全不同的理解：左翼的目标不是追求长期有效的投票集团，而是找寻每次选举最好用的一次性的口号与议题。如此投机的，灵活的，机会主义的左翼再一次与当代资本主义产生了共通点，而此趋同的趋势也展现了左翼除组织结构的问题：左翼民粹是否应与有组织规范的中左翼结盟？在选举中，其应该采纳一次性的闪电战还是组建传统政党结构？左翼民粹到底是应对各大议题有鲜明态度还是采取模糊立场？
库特罗内认为这些问题具有复杂的特性。就算在马克思传统中，罗莎·卢森堡和弗拉基米尔·列宁也都分别的在一定程度上主张自发性与组织性。在对卢森堡传记作者J.P.内特尔的引用，库特罗内指出德国和俄罗斯革命领导人都提出了互补的，不能简化为二分法的问题：“政治行动如何促成变革性组织？”政治组织如何实现变革性而不是排斥性的行动？”
这些是千禧一代左派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组织问题不仅仅是暂时性障碍，而是是需要解决的症状。库特罗内总结道：“也许我们需要在‘革命’政治中保持‘保守’，才能在当下真正变得激进。
这种“保守的激进”可能同样也适用于左翼的另一个后现代产物：领导主义。据社会学家保罗·热尔鲍多所说，2010年左右的左翼竞选运动依赖于个别领导人能从政党底部汲取的情绪认同，而非政党本身对其的合法授职。这种政治个人化使得个别领导人补充了左翼政党中由于缺乏选举中介导致的不足。但在政治个人化的党派中，没有各地分支，干部，与党派忠诚度，只有科尔宾派，梅朗雄派等。正如热尔鲍多指出，左翼领导主义并不是无领导问题的解决措施，而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左翼主张的反斯大林倾向实际上转化成了一种更具个人化的斯大林主义。
左翼媒体问题
左翼的领导主义也导致了不同的社会问题。对于民粹政党来说，其领导者应该实干，接地气，并且道德上无可指摘。然而，站得越高的领导者摔得越狠。科尔宾被指责拥有反犹主义的言论，梅朗雄的火爆脾气一直被媒体攻击，而伊格莱西斯亚则是被发现和伊雷内蒙特落，他的政治盟友以及伴侣，一起购买了一套600000欧的豪宅。左翼领导主义的风险在于，当承载了公众过多期待的领导人被攻击，其政党也会因此沦陷。
在对于科尔宾的评论中，耶格和博格斯指出他的政党寄希望于新型媒体以取得热情的千禧年选民的支持而规避了主流的传统媒体。然而，一个“依赖于媒体的政党最终也会被媒体所反噬”。
贝文斯对于抗议年代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了千禧一代左派政治的依赖媒体的本质。在引言中，他指出了1968年5月，那些出现在电视上谈论法国抗议的人（受过更多训练和教育的人）在事后如何被遭到诽谤。由于2010年代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比1960年代更不成熟，其被事后指摘的可能性也更大。
在贝文斯的书中，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也一直把社交媒体的掌控权作为明确的斗争目标。巴西的MPL同样对于自媒体运营责任展开了讨论，但“他们一定会给媒体提供他们希望被报道的内容“。
正如贝文斯在2011年1月下旬对埃及的抗议运动的评论一样：“革命者可以拿走任何东西。但他们选择留在解放广场—它是一块空地，除了它的可见性之外，它的征服没有任何战略价值。”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和阶级身份及意义，象征必须在别处被寻到。
“讨伐体制乐团”
巴西“六月日”的一位主要参与者告诉贝文斯，该激进组织主要被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影响—“六月日”通过90年代乐队“讨伐体制乐团”了解到了他们的斗争。
在一些地方的抗议中，《饥饿游戏》中的三指敬礼成为了一种常见的标志。一个当地人总结道：“我认为这有点令人悲伤，而且绝对是非常不幸的表现，因为我们如此多的想法都不过是从流行文化中扒下来的。”
在这些游行中，政治的代用历史特征充分显现。在乌克兰的欧洲独立广场上，当维克多·亚努科维奇宣布不接受欧盟的协议时，一群左翼人士举起了一面绣有欧盟星星的红旗。这里的“欧盟”代表的不是紧缩和反民主，而是“社会民主和人类进步、繁荣和权利”。
在反思“缺失的革命”时，贝文斯问自己，大规模起义到底是否在对“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进行反抗，还是只是大众狂喜的空洞表达，本质上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科切拉音乐节并无二致。
贝文斯并没有对他所提出的问题做出明确回答。但他对于西方记者及其与受过教育的，非盈利组织的专业人士的协同关系做出了谴责。
西方媒体常常选择这些专业人士作为起义的代言人。在谈到埃及时，贝文斯指出：“西方媒体特别关注了这场叛乱中的欣喜若狂、象征性和超民主的元素。”
对于乌克兰的报道中，他们采访了广场起义的自由派，他们大多是科技行业的工人，支持布鲁塞尔，相信民主，英语流利，并且与非政府组织有联系，而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全职员工“经过培训并被付费与像我[贝文斯]这样的人互动”。正是这种媒体偏见使本已艰巨的抗议运动报道更加艰难。
在巴西，一个支持商业化的右翼组织仅仅因为其伪草根营销就获得了一场左翼民主抗议的领导权。这个右翼组织的名字是MBL（自由巴西运动）—对于不说葡萄牙语的人，这个名字跟2013六月支持自治的MPL组织几乎没有差别。
在乌克兰，右翼民族主义者在独立广场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发挥出了超乎寻常的力量，贝文斯的一个采访者解释说，“他们的优势并不来源于普通乌克兰人的支持，而是他们愿意为之奋斗，并最终取得胜利”。
左翼断裂问题
左翼民粹主义的政治赌博可能代表了一次夺权尝试，但它同时也显露出了对权力缺乏认知。就算是最幸运的情况，左翼民粹主义者确实上台了，但也还是不可能完成真正的权力转移。在另一种富有讽刺意味的倒车中，千禧年左翼可能会放弃当边缘人的自洽，开始试图代表每个人。但这意味着艰难的意识形态选择。
因为你不可能既是欧元集团的朋友，又是61%的拒绝国债救助方案‘谅解备忘录’的希腊选民的朋友。你不能同时代表中产阶级的城市留欧派和英国北部工人阶级的脱欧派。你不能仅仅通过行政权力的诱惑力，就将受过高等教育的政治觉醒的文化主义者（译注：认为文化可以决定人的行为）和工人阶级的地方物质主义者统一为一个联盟。更别说局面里还有潜在带有敌意的立法机构和绝对带有敌意的司法机构。
这是一个恶魔般的有各种权力势力在水面下深度缠绕的国家，更别说还存在有能力破坏最周密计划的超国家组织。在迅速追求行政权力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政治的长期危机，也不能抱有一种幻觉，认为新自由主义会在签署协定的瞬间被一扫而空。
雅格尔和博里耶洛指出左翼民粹主义的讽刺之处在于其实质上的技术官僚特征。由于缺乏能够塑造政策的大量议会人数基础，并且他们的选民来自社会中利益相斥的不同群体，左翼民粹主义政党依赖技术官僚的政策修正来解决这些深层矛盾。
然而政策修正的能力是有限的——例如，如何调和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业工人阶级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呢？对于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或更可信的人选是，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因为他是一个更出色的演说家和民众领袖——的投入和指望也只能有这么多了。但是，退一步想：个人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这难道本质上不就是布莱尔主义吗？
译注：布莱尔主义引入引入私营部门的竞争机制和管理方法对政府部分进行了现代化和效率提升。
因此，左翼民粹主义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城市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事业。在法国，梅朗雄谈到征服那些愤怒但不法西斯的，那些尚未不可逆转地转向勒庞的“国民阵线”（Rassemblement National）的工人。但是“这样的联盟从未成型”。左翼民粹主义继续依赖城市中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和服务行业的郊区无产阶级。因此，它未能实现其民粹主义式将不同群体拉进同一阵营的承诺。
梅朗雄
雅格尔和博里耶洛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左翼民粹主义者从未能将他们的选举活动人员“军团”转变为更持久的力量：“如果不进行立场战以巩固线上先锋队的成果，左翼民粹主义将被视为不过是又一次近乎于浪费的尝试。”
如果立场战成功了，左翼民粹主义者或许短期内任然无法掌权，但他们有可能构建成一个后新自由主义的势力，施加压力以改变经济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修补政治的长期危机。最终，作者们得出结论，这一经历非常短暂，不愧是这个日益短视且“充满退出选项”的生态系统的产物。
更宏大社会变革只被当成一种微小可能性短暂提及。然而，雅格尔和博里耶洛指出英国缺乏那种可能会阻碍科尔宾主义计划（译注：强调减少社会不平等、重建公共服务，但是经济可行性上招致大量怀疑）的宪法障碍，并意识到工党在2019年因未能尊重2016年脱欧公投结果而遭遇重大挫败。全面谴责呢？作者仅仅解释说，多数支持留欧的行动者“主要将英国政治视为财政纪律的拷问室，而非主权的舞台。”尽管如此，作者最终还是重诉了他对这个时代的多少有些悲观看法。
尽管如此，人们对变革的热切欲望是存在的（即使对未来的恐惧总是潜伏在角落里）。当人们有机会拒绝当权者时，他们会这样做，卡特龙坚称。当权者总是以杜绝这种潜在的机会作为回应。因此，抓住时机至关重要。我们是需要组织架构，没错，但也需要一些自发性。
同样，雅格尔和博里耶洛观察到桑德斯的竞选最终成为“在一个资本主义党内的又一次唐吉诃德式尝试。”如果在英国未能达成的突破主要是欧盟问题，那么在美国，症结则是在民主党身上。“要成功，”卡特龙坚称，“桑德斯需要像特朗普对抗共和党一样对抗民主党。就现状而言，这意味着用新左翼‘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身份政治，来挑战当权的在民主体制下实施的缩紧公共预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这将比现有的左翼民粹主义者所设想的更彻底，或者，就算他们考虑过这一点，他们被一大批坚持相信自己不信的行动者劝退了。
卡特龙总结道，千禧一代左翼“曾经抱有的期望在经历了十年惊人的逆转之后被打破了。”这其实过分夸大了千禧一代左翼的损失。是的，他们错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但这更像是错过了离开小镇的最后一班巴士，而不是汽车被偷了。在接受采访时，卡特龙承认千禧一代左翼“尽了最大努力”，但关键是，这也是1960年代的新左翼和1930年代的旧左翼安慰自己的话。
再次以希腊为例，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所涉及的风险。国际左翼中的许多人虽然对齐普拉斯投降表示遗憾，但以“现实主义”角度解释说，希腊退出欧元区和欧盟将意味着完全的混乱，最穷的人将遭受最严重的打击，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将被指责，极右翼可能会受益等等。
但希腊无论如何都已经遭受了这些苦难，即便是以一种更加缓慢的方式。至少，崩溃退出会为希腊提供一个重新建立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性。
而且，对国际主义者至关重要的是，它有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虽然这一切都不是确定的，但它本可以是为了更大的可能性而努力。卡特龙正确引用了列夫·托洛茨基的话：“那些要求事先保证的人总的来说应该放弃革命政治。”问题是，大多数千禧一代左翼已经这么做了。而这使得改革变得更加不可能。
左翼传统问题
卡特龙跟雅格尔和博里耶洛一样，使用了赌博的比喻。然而，卡特龙认为，千禧一代左翼选择了不去应对它所面临的局面。它们因害怕赌博而退缩，而重新打起了前几代人打过的牌招。打旧牌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最好通过左翼政治传统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贝文斯分析抗议活动时指出，这些活动表达了那批反斯大林主义的新左翼的政治遗产。他们因为世界大战和麦卡锡主义而与旧左翼切割，算是吸取了一半的教训。其结果是对政治组织结构的拒绝以及对预设政治而不是工具性政治的偏好（译注：新左翼强调文化、身份和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如环保、平权运动、性解放等—可以直接构建一个更公正和自由的社会，而不必依赖于传统的政治机制，如政党和选举。）。“然而，在北美以外，旧左翼仍然非常活跃”，贝文斯引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派以及经常打压共产主义者的国家发展主义者的例子来提醒我们，“就连在他们与苏联结盟时期依然热衷于此（埃及的纳赛尔就是个例子）”。
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1960年代的遗产贯穿了双方：它存在于“斯大林恐惧症”的反共产主义中（无论是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包括今天试图在没有工人组织的情况下重新建立社会民主主义的“民粹”尝试）以及斯大林风格的“好斗性”（还包括毛主义，切瓦拉主义）。
将准斯大林主义或准毛主义政治当作“有效的左翼”来对抗“无政府主义水平主义组织那不言自明的失败”是一个错误选项。这只会导致两个左翼死胡同之间的贫瘠和不受欢迎的对立：斯大林主义的“严肃性”和“组织性”，以及无政府自由主义的“自恋（narcissism）”和“预设（prefiguration）（译注：通过当前的行动直接体现未来社会的理想）”。
实际上，对卡特龙来说，今天被视为“左翼”或“社会主义”的东西，不过是“左翼放弃和退位后的自然衰落状态（the naturalization of the degeneration of the Left into resignation and abdication.”）“。
左翼将早期失败的产物视为渴望的对象。在贝文斯对抗议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这一点的元素。他提出，西方政府的崩溃是不太可能的情况，并且北约国家的武装部队“肯定不会抛弃国家”，北约也“不会轰炸自己”。
贝文斯是在说，成功的标准是建立分离的、军事化的国家集团，使得对未来的政治争论成为地缘政治问题吗？那将是重演冷战！事实上，冷战证明了全球革命的失败，僵化了的社会主义斗争成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替代品”，而不是一种更先进的文明形式。
尽管如此，贝文斯指出，在最发达的国家，激进的变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边缘的“薄弱环节”才可能。这似乎重申了一个同样已经筋疲力尽的第三世界主义，正如核心国家的革命政治一样。这其中有一种保守性。这也是为什么贝文斯没有谈及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为什么这场运动作为最持久且最具无产阶级特征的抗议活动脱颖而出，但它却发生在一个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探索这一点将会很有趣。
同时，虽然卡特龙弱化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组织架构的具体问题——特别是协会主义的衰落，但他的论文在敦促历史思考方面是有用的。千禧一代错失了以新方式与历史建立联系的机会，这种方式本应挑战并赋予他们任务，本应该在60年代后的社会共识上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相反，千禧一代左翼，无论是在抗议还是民粹主义阶段，都表现出一种怀旧的品质，无论是推动新的新政还是（更糟的是）重演1960年代的嬉皮士抗议或1980年代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这些实践和信仰“不预示新的可能性，而是坚持旧的记忆，那时许多人甚至还没有出生。其幽灵般——不真实——的特质显而易见。”
我们应该警惕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在过去一百年中，左翼大多是姗姗来迟的，至少在西方肯定如此。
它扮演了引领新时代的一部分角色，然后攻击这个新时代，最后发现自己对它产生怀旧情绪。左翼在1960年代以个人主义的名义攻击了令人厌烦的福利-战争国家，这些行动，尽管是好的初衷，却仍在战后秩序陷入危机时为新自由主义铺平了道路，此后左翼将自己设定为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重组资本主义的抵抗力量，伴随着最有力、道德化的修辞，以保卫社会免受个人主义的侵害。
最后，左翼发现自己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最后的辩护者，面对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无论是面对特朗普、勒庞、脱欧、Vox、意大利兄弟会，还是其他什么玩意。左翼可能不会捍卫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它坚持新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化的组织和机构，无论是民主党、欧盟、大学还是非政府组织。
作为常识的共产主义
在2011年，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的《新自由主义的不死之谜》出版了。这本书的中心问题今天仍然被生效。这个问题同时谴责了年老却仍旧在位的自满精英，以及本该推动事情向前发展的抗争力量。缺乏一个可信的、受欢迎的左翼确实加固了精英的自满态度。本文提出的所有的批评应该让那些对左翼没有涉猎的旁观者感到关切。
就本文提出的批评而言，这应该让那些与本作者不同，对左翼没有投入的观察者感到关切。
为什么左翼甚至无法实现ta们立下的改革目标，更不用说斗胆拥有的任何革命梦想？在对千禧一代左翼的三篇悼词中，一个核心问题自然而然地提了出来：当政治本身陷入危机时，重建公民协会作为一个可信的、大规模左翼政党的基石是否是必要的第一步？或者，左翼必须准备迅速行动，夺取权力，并在群众的保守主义迅速蒸发且现状不被接受的时刻——尽管这种时刻发生得虽然频繁但不可预测——领导前进吗？
我们应该用另一个之前已经提出的问题来回答这些问题：“政治组织是如何使得变革性、解放性且不预设未来行动的行动成为可能？”对于我们上述提出的两种选择，答案当然是两个“必须做到”。千禧一代左翼的失败在于两者都未做到。当旧秩序的破坏（无论是如何构想的）近在咫尺时，它既未能将短暂吸引到的群众绑定在新的政治组织中，也未能在危机时刻采取行动和领导。
雅格尔和博里耶洛写道，左翼民粹主义经验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太左、太民粹”——它未能突破少数派的左翼关切和象征主义的束缚，同时也未能沿着旧路线建立一个真正的政党，而是更倾向于民粹主义的冒险。或许另一种表述方式是，千禧一代左翼本可以从更加“民粹”的意识形态中获益——即，不受制于20世纪末失败的左翼活动主义模式——同时也在组织上更加“保守”。这似乎与卡特龙的呼吁相符，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应该寻求占据重要且激进的政治生活中心。”
在美国语境中，这意味着“完成美国的革命”——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让美国再次革命”。2010年代的时代标志，已经表达了想要与旧的断绝关系的愿望——一个左翼太经常忽略的标志。是的，桑德斯呼吁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一场“政治革命”。这意味着“通过选举转变来支持新政策”。但是，要真正认识到战后秩序的危机，以及当前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意味着要认真对待“无法回头”的观念，即历史的终结已经结束，20世纪也已经结束。
桑德斯
作者&译者
作者简介：艾力克斯·霍丘利（Alex Hochuli）是一位居住在巴西圣保罗的自由撰稿人和研究顾问。他是全球政治播客Aufhebunga Bunga《历史终结的终结》（Zero Books，2021 年）的合著者。
译者简介：冯琪越Amber，就读于波莫纳学院，主修社会科学与经济。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为个体及社群的跨国文化经验，移民法律，与经济政策对于社群的影响。不怎么喝醋的山西人。热爱收集香水与看星星
小更那，因为专业技能和关心的事情不够契合，自我预言是毕业即失业！但目前还没有被生存压力无水烹饪到。祝大家一起不扭曲少委屈地活得久一点。
阿K，自由撰稿人，某不知名自媒体主编，安徽省南京市居民，热衷于通宵和万宝路，出门倒垃圾和流浪大橘吵架，还没赢过。
文章信源
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
信源简介
《美国事务》是一本关注政治、经济及文化议题的季刊杂志，它以深入分析当前美国以及全球重大事件和趋势为主要内容。该杂志不仅关注政策分析和理论探讨，还涵盖了对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深刻洞察。《美国事务》旨在为读者提供超越传统政治党派观点的深层次思考，推动对公共政策、经济策略以及文化现象的全面理解和讨论。它试图通过跨学科的视角，探索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美国如何定位自身，以及如何应对国内外的挑战。该杂志自推出以来，因其独特的分析视角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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