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演讲：战争与革命
编者按：“战争与革命”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作的的演讲。在演讲中，列宁首先提出了应当通过分析战争的阶级性质，爆发的原因，历史经济条件来看待战争。他揭露了资产阶级政论家们“为民族利益而战”的谎言，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战的本质，即两个资本主义经济集团在世界范围内争夺统治权的帝国主义战争。列宁指出了结束战争的途径——“战争是统治阶级挑起的，要结束它只有靠工人阶级革命。”2月24日是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这一年，战争形势经历多次震荡和重大变化。回顾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演讲，仍对我们有深刻启迪。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战争与革命
弗拉基米尔·列宁（1917年5月14日（27日））演讲
最近期间，在一切报刊上，在每次公众集会上，常常谈论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你们中间很多人，大概对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不仅相当熟悉，而且已经感到厌烦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在本区党的会议或一般的公众集会上讲话，甚至也没有出席过这些会议，因此，我很可能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也可能对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感兴趣的方面谈得不够详细。
我觉得，在战争问题上，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人们常常忘记和注意不够，还引起很多也许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徒劳无益的争论，这就是忘记了一个基本问题，即这场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爆发的原因是什么，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我在群众大会和党的会议上曾经用心观察过对战争问题的提法，因此确信，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产生许多争执，正是由于我们在分析战争问题的时候，往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
从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社会主义者讨论应该怎样评价战争、应该怎样对待战争的时候，基本问题在于这场战争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是由哪些阶级准备并操纵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那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的人。我们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在消除了人类的阶级划分之后，在消除了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其他民族的现象之后，就必然会消除发生战争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在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我们必然会遇到一个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同这种阶级斗争所引起的民族之间的战争碰在一起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可能性，即由阶级斗争所产生、由革命阶级所进行并具有直接革命意义的战争。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尤其是因为近百年来、近125—135年来，欧洲革命史上除占多半的反动战争以外，也还有革命战争，例如法国的革命人民群众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的、落后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欧洲的战争。当今在西欧，以及最近在我们俄国，最流行的一种欺骗群众的手法，就是援引革命战争的例子来愚弄群众。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必须弄清楚，这场战争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不弄清楚这些，我们关于战争的一切议论势必都是纯粹的空话，都是纯粹字面上的和没有结果的争论。因此，既然你们要我讲战争和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我就来详细地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
大家知道，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句名言出自这样一位著作家的笔下，他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过后不久，考察了战争史，从中得出了哲学教训。现在这位著作家的基本思想无疑已经为一切肯思考的人所接受。大约在80年前，他就反对了这样一种庸俗无知的偏见，即认为战争可以同有关政府、有关阶级的政治分开，某个时候可以把战争看成是一种破坏和平的单纯的进攻，接着又是恢复这种被破坏的和平。相互厮杀，又言归于好！这是几十年前就被驳倒的鄙陋无知的观点，对发生战争的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稍作仔细的分析，就可以驳倒这种观点。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某个阶级在战前长期推行的政治，这个阶级在战时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加以推行，只是变换了行动方式而已。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18世纪末，法国的革命市民和革命农民用革命手段推翻了本国的君主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镇压了本国的君主之后，又用革命手段镇压了本国的地主），革命阶级的这种政治不能不彻底动摇欧洲所有其他专制的、皇帝的、国王的、半封建的国家。而战争也就成为获得了胜利的法国革命阶级的这种政治的必然继续，在这种战争中，欧洲的所有君主国结成了有名的同盟反对革命的法国，用反革命战争对付法国。当时革命的法国人民不但在国内第一次发挥了几百年内没有见过的最大的革命劲头，而且在18世纪末的战争中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巨大革命创造精神，他们改造了整个战略体系，冲破了一切旧的战争法规和惯例，建立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以代替旧军队，创立了新的作战方法。我认为这个例子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政论家目前经常忘记的东西，看到了他们是在利用完全不觉悟的人民群众的偏见和庸俗无知，而这些群众不懂得任何战争都与一个国家、一个阶级战前的政治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历史联系。这个阶级战前就在统治，而且用所谓的“和平”手段来保证达到自己的目的。之所以说所谓的，那是因为它为了“和平地”统治殖民地而需要采用的那些镇压手段未必能称得上是和平的。
欧洲曾是一片和平景象。这种和平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欧洲各民族对殖民地亿万居民的统治完全是靠连绵不断的战争来实现的。我们欧洲人不认为这些战争是战争，因为它们往往不象什么战争，而是对手无寸铁的民族实行最野蛮的摧残和屠杀。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了解现代的战争，首先就必须对欧洲列强的全部政治作一个总的观察。不应该抓住个别的例子和事实，从社会现象的联系中抽出个别事例总是很容易的，但毫无价值，因为相反的例子也很容易举出来。应该从欧洲各国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中抓住整个欧洲国家体系的全部政治，才能了解这个体系是怎样不可避免地造成这场战争的。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特别是资本家的报纸——不管是君主派的报纸还是共和派的报纸都一样——总是企图把与这场战争毫不相干的历史内容和这场战争凑在一起。例如，在法兰西共和国最常见的一种手法，就是试图把法国现在进行的战争说成是1792年法国大革命的战争的继续或类似那样的战争。现时最流行的一种欺骗法国人民群众、欺骗法国工人和全世界工人的手法，就是把当时的“习惯语”、当时的个别口号硬搬到我们这个时代来，企图把事情说成是，共和制的法国现在也还是在维护本国的自由而反对君主制。他们忘记一个“小小的”情况，就是1792年在法国进行战争的是一个革命阶级，它实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依靠群众空前未有的英雄主义彻底摧毁了法国的君主制；它奋起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制的欧洲，也只是为了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
当时法国的战争是法国革命阶级的政治的继续，这个阶级举行了革命，赢得了共和国，以空前未有的毅力镇压了本国的资本家和地主，并且为了这种政治，为了继续这种政治，进行了革命战争来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制的欧洲。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两个资本主义强国集团联盟，是世界上几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它们几十年来的全部政治就是不断地进行经济竞争，以求统治全世界，扼杀弱小民族，保证势力范围已囊括全世界的本国银行资本获得三倍和十倍的利润。这就是英国和德国实际的政治。这就是我要着重指出的。任何时候都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根本不能理解这场战争，那时，我们就会束手无策，被一切以谎言欺骗我们的资产阶级政论家牵着鼻子走。
我们必须全面地研究和了解资本主义强国的两大集团（互相厮打的英国集团和德国集团）在战前整整几十年间的实际的政治。不然的话，我们不仅会忘记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而且会根本无法了解这场战争，我们会被骗子米留可夫牵着鼻子走。这个骗子现在正用各地都毫无例外地惯用的那种手法来鼓吹沙文主义和煽起民族仇恨；对这种手法，我在前面提到的克劳塞维茨早在80年前就评述过，早在那时他就嘲笑了这样一种观点：原来各民族和睦相处，后来互相厮杀起来了！似乎真是这样！不把战争同有关的国家、有关的国家体系、有关的阶级在战前的政治联系起来，难道能够说明战争吗？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是人们所经常忘记的一个基本问题，由于不理解这个问题，十分之九的关于战争的谈论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对骂和无谓的争吵。我们说，如果你们不研究两个交战国集团几十年来的政治（这种研究是为了避免偶然性，避免只抓个别例子），如果你们不揭示这场战争同战前政治的联系，你们就根本不能理解这场战争。
这种政治一再向我们表明，世界上两个庞然大物即两个资本主义经济集团不断地进行着经济竞争。一方面是英国，它控制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土地，财富居世界首位，它创造这些财富不单是靠本国工人的劳动，而主要是靠剥削广大的殖民地，靠英国银行拥有极大的力量。英国银行比其他各国银行更先形成为数极少的——就那么三五个——大银行集团，支配着几千亿卢布，而且这种支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已经使得地球上没有一块土地不处在这个资本的魔掌之中，没有一块土地不被英国资本的千百条绳索缠住。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个资本已大大增长，活动范围已远远超出某些国家的界限，造成了拥有空前巨大财富的大银行集团。这个资本造成了为数极少的几家银行，于是用了几千亿卢布使这个银行网布满了全世界。这就是英国和法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情况，法国的一些著作家，例如现在由一些前社会党人（如有名的金融问题著作家利西斯）所主持的《人道报》的撰稿人，早在战前几年就针对本国的经济政策写道：“法国是一个金融君主国，法国是一个金融寡头，法国是一个全世界的高利贷者。”
另一方面，同这个以英法为主的集团对立的是另一个资本家集团，这个集团更加凶恶，更加富有掠夺性。这个集团的资本家走近资本主义筵席的时候，席位已被占光了，但是他们采用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新的角斗方法，采用了优良的技术和无比优越的组织，使旧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大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的资本主义。这个集团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化的原则，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成一部机器，使千百万人处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这就是谁也不能回避的几十年来的经济史和外交史，只有它才能给你们指出正确解决战争问题的途径，才能使你们了解到，这场战争也是在战争中互相厮杀的那些阶级的政治的产物，是两大集团的政治的产物，这两大集团在战前很久就已在世界各国建立了自己的金融剥削网，在战前就已经在经济上把世界瓜分完毕。它们势必发生冲突，因为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来，重新分配统治权是不可避免的。
旧的瓜分是以英国在几百年内把先前的许多竞争者打垮为依据的。从前同英国竞争的有称霸世界的荷兰，有进行了将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的法国。英国仗着自己的经济力量，仗着自己商业资本的力量，通过长期战争，确立了无可争辩的世界霸权。后来出现了一个新的掠夺者，1871年产生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强国，它的发展比英国快得多。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没有一本经济史方面的书籍不承认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德国发展得更快。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就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强盗的发展。它跻身于欧洲的列强，它说：“你们搞垮了荷兰，击溃了法国，夺得了半个世界，劳驾也给我们适当的一份吧。”“适当的一份”是什么意思呢？在资本主义世界，在银行界，怎样来确定这一份呢？在那里，力量取决于银行的多少，这正象美国一家亿万富翁的报纸以纯粹美国式的直率态度，以纯粹美国式的无耻态度所讲的那样：“在欧洲，现在进行着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要想称霸世界需要两件东西：美元和银行。美元我们是有的，银行我们要建立，我们将称霸世界。”这是美国一家亿万富翁的指导性报纸的声明。我必须说，这个傲慢而无耻的美国亿万富翁的这句厚颜无耻的话，要比资产阶级撒谎家的千百篇文章实在一千倍；那些撒谎家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由于某种民族利益，由于民族问题而引起的，他们散市诸如此类极其明显的谎言来推翻全部历史，并抓住德国强盗袭击比利时这样的个别事件作为例子。当然这件事是不假的。这个强盗集团确实空前野蛮地袭击了比利时，但是它所做的，同另一个强盗集团用其他手段对其他民族在昨天所做的和今天还在继续做的并没有任何区别。
在兼并问题（这个问题我原打算把它作为引起当前这场战争的经济关系外交关系史来简略地叙述一下）上争论时，我们总是忘记，这个问题通常就是这场战争发生的原因问题，就是瓜分侵占的土地问题，或者通俗点说，就是两伙强盗分赃的问题。我们在兼并问题上争论时，还经常遇到一些手法，这些手法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而从社会政论的角度来看，则只能叫作拙劣的欺骗。你们问问俄国的沙文主义者或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一定会把什么是德国的兼并这个问题解释得头头是道，因为他们对这一点了解得非常清楚。但是，如果你们请他们给兼并下个总的定义，即既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英国和俄国的定义，那他们决不会满足你们的请求。他们永远下不出这样一个定义！《言语报》（为了从理论进到实践）嘲笑我们的《真理报》说：“这些真理派分子竟把库尔兰看作被兼并的土地！同这种人有什么好谈的呢？”我们回答道：“好吧，那就请你们给兼并下个定义吧，这个定义要既适用于德国人，也适用于英国人和俄国人。我们再补充一句：要么你们对此采取躲避态度，要么我们立即就把你们揭穿。”于是《言语报》默不作声了。我们肯定地说，任何一家报纸，无论是干脆说应该保卫祖国的一般沙文主义者的报纸，还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报纸，从来都没有给兼并下过一个既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俄国即适用于任何一方的定义。它们不可能下这样一个定义，因为整个这场战争是兼并政策的继续，就是说，是交战双方的两个集团的掠夺政策即资本主义抢劫政策的继续。因此很清楚，这两个强盗中究竟哪一个先拔出刀来，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请你们看看这两个集团几十年来的海军开支和陆军开支吧，请你们看看它们在大战前所进行的那些小的战争的历史吧，——所以说是“小的”，是因为在这些战争中欧洲人死得不多，而那些被他们扼杀的、在他们看来甚至不能算是民族（难道那些亚洲人和非洲人是民族吗？）的民族却死了好几十万：他们对这些民族所进行的是这样一种战争：当地的民族赤手空拳，却遭到他们机枪的扫射。难道这是战争吗？这实在说不上是战争，可以不去管它。看，他们就是这样一味欺骗人民群众。
过去德国人和英国人在非洲、英国人和俄国人在波斯都一直在进行掠夺，屠杀整个整个民族，制造空前暴行（我不知道他们谁干得厉害些）；这场战争就是这种政治的继续。由于互相争夺，德国资本家把英国人和俄国人看成自己的敌人。怎么，你们仗着你们有钱就逞强吗？可是我们比你们更强，因此我们也有这种“神圣的”掠夺权利。这就是战前几十年英德金融资本的真正历史。这就是俄德之间、俄英之间和德英之间的关系史。这就是了解战争爆发原因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说目前流行的那种关于战争爆发原因的说法是招摇撞骗，欺人之谈。他们忘记了金融资本的历史，忘记了这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是怎样酿成的历史，却把事情说成是：两个民族原来和睦相处，后来一个进攻，一个就起来自卫。全部科学被置于脑后了，银行被置于脑后了，人民被征入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的农民被征入伍。需要自卫，这就是一切！要这样来谈论问题，那彻底的办法应当是取缔一切报纸，烧毁一切书籍，禁止在报刊上谈论兼并，只有这样，这种兼并观点才能站得住脚。他们在兼并问题上不能讲实话，因为俄、英、德三国的全部历史就是为了兼并而进行连年不断的残酷的血腥战争。自由派在波斯和非洲进行过残酷的战争；他们在印度则鞭挞过政治犯，因为政治犯竟敢提出在我们俄国有人曾经为之奋斗的那些要求。法国的殖民主义军队过去也压迫其他民族。这就是以往的历史，这就是亘古未有的掠夺的真正历史！这场战争正是这些阶级的这种政治的继续。正因为这样，他们在兼并问题上不可能作出象我们那样的答复。我们的答复是：凡是根据皇帝或政府的决定而不是根据本民族大多数人的自愿被并入另一个民族的民族，都是被兼并的民族，被掳掠的民族。放弃兼并就是使每个民族享有单独成立国家或愿意同哪个民族就同哪个民族结成联盟的权利。这样的答复，对于任何一个稍微有点觉悟的工人都是十分明了的。
决议通过了好几十个，甚至在《土地和自由报》上也刊登过，你们从每一个这样的决议中可以看到一个表达得很糟糕的答复：我们不想为统治其他民族而打仗，我们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所有工人和农民都是这样讲的。他们以此来表达工人，劳动者对战争的看法。他们以此来说明：如果进行战争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是为了反对剥削者，那我们拥护战争；如果是那样，我们也会拥护战争，而且不会有一个革命政党反对这种战争。他们，这许多决议的起草人，讲得不对，因为他们把事情说成好象战争是由他们进行的。我们士兵，我们工人，我们农民，是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决议起草人在一次群众大会后向我提出的问题：“干吗你们老是谈论反对资本家？难道我是资本家吗？我们是工人，我们在捍卫自己的自由。”这话不对，你们作战是因为听从了资本家政府的旨意，进行战争的不是各国人民，而是各国政府。如果是一个对政治没有研究、不管有幸与不幸都不了解外交秘密或金融掠夺内幕（例如，俄国和英国对波斯的压榨）的工人或农民，忘记了这种事情，天真地问，我打仗，同资本家有什么相干呢？那我是不惊奇的。因为他不懂得战争同政府的联系，不懂得进行战争的是政府，而他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他可以自称为革命人民，写出许多娓娓动听的决议，——对俄国人来说，这已经是不简单了，因为这种做法是不久以前才时兴起来的。不久以前，临时政府发表了一篇“革命”宣言。但是情况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他民族在资本家写“革命”宣言来欺骗群众方面比我们更有经验，他们早就打破了世界纪录。如果看一看法兰西共和国成为支持沙皇制度的共和国以来的议会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法国几十年来的议会史上，用满篇都是最漂亮词句的宣言来掩盖最卑鄙的殖民主义掠夺政策，金融掠夺政策的例子有好几十个。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全部历史就是这种掠夺的历史。目前这场战争的根源就在于此。这并非由于资本家居心不良，也不是君主们推行了什么错误的政策。这样看问题是不对的。不是的，这场战争是由大资本主义尤其是银行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柏林的三四家银行和伦敦的五六家银行统治着全世界，汇集着一切资金，用全部武装力量维护着自己的金融政策，最后由于世界上再没有地盘可供自由夺取，它们就在空前残酷的搏斗中冲突起来了。结果双方总有一方不得不放弃它所占有的殖民地。这样的问题在这个资本家的世界里是不能自愿解决的。这只能用战争来解决。所以，怪罪这个或那个戴王冠的强盗是可笑的。这些戴王冠的强盗都是一丘之貉。所以，怪罪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资本家也是荒唐的。他们的罪过就在于他们建立了这样一个制度。但他们这样做是符合文明国家所全力维护的一切法律的。“我有充分的权利，我购买股票。世界上一切法庭、一切警察、一切常备军、一切舰队都在保护我的这种对股票的神圣权利。”拥有几亿卢布的银行建立起来了，这些银行在全世界建立了银行掠夺网，它们在殊死的搏斗中冲突起来，这是谁的罪过呢？去找罪人吧！罪过在于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要摆脱这种情况，除了推翻资本家的统治和进行工人革命，没有别的出路。这就是我们党从分析战争中得出的答案。所以我们说：极简单的兼并问题被弄得混乱不堪，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人物谎话连篇，甚至把库尔兰说成不是俄国兼并的土地。库尔兰和波兰是被他们这三个戴王冠的强盗一起瓜分的。他们已经瓜分100年了，他们各自撕了一块鲜肉，不过俄国强盗当时强些，因而抢得多些。当时参加瓜分的一个年轻的强盗德国，后来成长为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说：让我们来重新瓜分吧！你们想保持原状吗？你们认为你们强些吗？那我们就来较量较量吧！
这就是这场战争的起因。当然，“那我们就来较量较量吧！”这种挑战，仅仅是近十年来的掠夺政策即大银行政策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在兼并问题上，没有人能象我们那样把任何一个工人和农民都能理解的简单的真情实况讲出来。正因为如此，象条约问题这样一个简单问题竟被一切报刊无耻地弄得混乱不堪。你们说，我们有革命政府，参加这个革命政府当部长的有差不多是地道的社会党人，即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可是，当这些部长声明他们主张没有兼并的和约的时候，他们却不说明没有兼并的和约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夺去德国兼并的土地，保留自己兼并的土地），既然如此，我们就要问：你们的“革命”内阁，你们的关于不愿进行侵略战争、同时却要军队实行进攻的宣言和声明，还有什么价值呢？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手中就有血腥的尼古拉用十足的强盗手段缔结的条约？这难道你们不知道？要是没有掠夺过别人、没有读过宏论大作的工人和农民不知道，那是情有可原的，然而现在宣扬这个的是熟知这些条约内容的有教养的立宪民主党人。这些条约是“秘密的”，但世界各国的外交刊物都在谈论这些条约：“你将获得两个海峡，你将获得亚美尼亚，你将获得加里西亚，你将获得阿尔萨斯－洛林，你将获得的里雅斯特，而我们则要彻底瓜分波斯。”德国资本家说：“如果你们不把我的殖民地连同利息归还给我，我就要夺取埃及，我就要扼杀欧洲的一些民族。”股票这个东西没有利息是不行的。因此，象条约问题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也使一切资本家的报纸制造了大量惊人的、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
请你们看看今天的《日报》。沃多沃佐夫这个绝对没有犯布尔什维主义罪过的诚实的民主主义者在该报上声明说：我反对秘密条约，让我来讲讲同罗马尼亚缔结的条约吧。同罗马尼亚的秘密条约是有的，它的内容是，如果罗马尼亚站在协约国方面作战，它可以吞并一些别的民族。其他协约国缔结的一切条约无不如此。它们没有条约是不会去扼杀任何民族的。要想知道这些条约的内容，用不着去翻阅专门的杂志，只要回忆一下经济史和外交史上的一些主要事实就够了。例如，奥地利几十年来都在设法进入巴尔干，要在那里扼杀……它们在战争中冲突起来，那是因为它们不能不冲突起来。正是这个缘故，所以前任部长米留可夫和现任部长捷列先科（前者参加的政府没有一个社会党人部长，后者参加的政府有许多准社会党人部长）对于人民群众愈来愈坚决地要求公布条约的呼声，才作出这样的声明：公布条约就意味着与盟国决裂。
是的，条约是不能公布的，因为你们都是同一伙中的强盗。我们同意米留可夫和捷列先科提出的不能公布条约的意见。从这里可以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如果我们同意米留可夫和捷列先科提出的不能公布条约的意见，那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既然不能公布条约，那就应该帮助资本家部长们继续进行战争。另一个结论是，既然资本家自己不能公布条约，那就应该打倒资本家。哪一个结论比较正确，请你们自己去决断，但是你们必须仔细考虑后果。要是象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部长们那样去推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政府说不能公布条约，那就应该发表新的宣言。纸张还没有贵到连新的宣言也不能写的地步。要写出新的宣言，要举行进攻。为什么呢？目的何在呢？谁来规定这些目的呢？现在士兵们正被召去履行同罗马尼亚和法国缔结的掠夺性条约。你们把沃多沃佐夫这篇文章寄往前线吧，然后再抱怨说：这都是布尔什维克干的，这个同罗马尼亚缔结的条约一定是布尔什维克臆想出来的。如果那样的话，那就不仅应该取缔《真理报》，而且应该驱逐沃多沃佐夫，因为他研究了历史，米留可夫那些非常危险的书籍也必须全部销毁。请你们把这位“人民自由”党的领袖即前任外交部长的任何一本书打开看看。那都是一些好书。书中说的什么呢？说的是俄国有“权利”占领两个海峡，占领亚美尼亚，占领加里西亚，占领东普鲁士。他把一切都分好了，甚至还附上了地图。不仅应当把写这样的革命文章的布尔什维克和沃多沃佐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而且也应当把米留可夫的书销毁，因为如果现在把他书中的原话收集几句寄往前线，它的煽动作用是任何一张煽动性的传单都比不了的。
按照我为今天讲话拟的简短的提纲，现在我还要谈一下“革命护国主义”问题。我想，在我荣幸地向你们作了上述报告以后，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讲得简短一些。
说我们完成了革命，我们是革命人民，我们是革命民主派，用这些话作为借口来掩饰战争，这就叫作“革命护国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完成了什么样的革命呢？我们推翻了尼古拉。与推翻整个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革命相比，这个革命并不十分困难。革命以后是谁掌握了政权呢？是地主和资本家，也就是在欧洲早已掌握了政权的那些阶级。欧洲早在100年以前就发生了这种革命，在那里，捷列先科之流、米留可夫之流、柯诺瓦洛夫之流早就掌握了政权，至于他们是向本国皇帝交纳皇室费，还是可以不要这样奢侈，那无关紧要。不管有没有把大量资本投入租让企业，银行总归是银行，不管是在共和国还是在君主国，利润总归是利润。我们的文明的资本目前正在殖民地，在非洲和波斯设立这种美妙的银行，如果哪个野蛮国家不听这种资本的摆布，如果哪些野蛮民族不听我们文明银行的摆布，那我们就要派遣我们的军队象利亚霍夫在波斯那样，象法兰西“共和国”军队残暴地屠杀非洲人民那样，在那里建立文化、秩序和文明。这有什么不同呢？这同样是“革命护国主义”，只不过它是由不觉悟的广大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他们看不见战争同政府的联系，不知道这种政策是由条约固定下来的。条约依然存在，银行依然存在，租让企业依然存在。尽管在俄国政府中坐着他们那个阶级的优秀人物，但是世界大战的性质并未因此而有丝毫改变。新的“革命护国主义”只不过是用伟大的革命概念来掩饰为了卑鄙可恶的条约而进行的肮脏的血腥战争罢了。
俄国革命没有改变战争，但它造成了任何国家都没有的、西方大多数革命也未曾有过的组织。从前的大多数革命只限于产生一个象我国捷列先科之流和柯诺瓦洛夫之流所组成的新政府，而全国仍然处于消极的、无组织的状态。俄国革命前进了一步。这个事实是一个表明俄国革命能够战胜战争的苗头。这个事实就是：除了由“准社会党人”部长们组成的政府而外，除了这个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实行进攻的政府，同英法资本勾结的政府而外，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还有一个独立于这个政府之外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网。这就是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最后使命的革命。这就是西欧在同样的条件下不曾有过的革命。这就是真正不需要实行兼并的那些阶级的组织，这些阶级没有把几百万卢布投入银行，看来，它们对于俄军上校利亚霍夫和英国自由派大使是否合理地瓜分波斯也不感兴趣。这个革命能够向前发展的保证就在这里。就是说，这些从兼并中确实得不到好处的阶级，尽管它们过分轻信资本家政府，尽管它们有这种极其糊涂的思想，并且完全被“革命护国主义”这个概念所蒙蔽，尽管这些阶级支持公债，支持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建立了一种代表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组织，这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在俄国很多地方，苏维埃的革命工作要比在彼得格勒深入得多。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资本家的中央机关设在彼得格勒。
昨天斯柯别列夫在演讲中说：我们要把全部利润拿过来，要把百分之百的利润拿过来。这是说大话，是部长式的大话。如果你们看看今天的《言语报》，你们就会看到人们是怎样看他这句话的。那里写道：“要知道这样就会造成饥饿和死亡，百分之百就等于全部！”斯柯别列夫部长比最激进的布尔什维克还激进。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最左的人，这是一种诬蔑。其实斯柯别列夫部长要“左”得多。有人用最卑鄙的话骂我，说我主张把资本家几乎剥个精光。至少舒利金说过：“让他们把我们剥个精光吧！”请你们设想一下，竟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走到舒利金公民跟前去，要把他剥个精光。其实他倒更可以在这一点上去责备斯柯别列夫部长。我们从来没有把事情做得这样过分。我们从来没有主张把百分之百的利润拿过来。但是这种诺言毕竟是可贵的。你们要是看看我们党的决议，那就会发现，我们在那里提出了和我同样的主张，而且论证得更充分。应该对银行实行监督，然后规定合理的所得税。如此而已！斯柯别列夫却建议每一卢布征收100戈比。无论过去或现在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诸如此类的主张。斯柯别列夫完全是在说大话。他并不准备认真实行，即使他打算实行，也实行不了，原因很简单，既然他同捷列先科和柯诺瓦洛夫很有交情，那许下这种种诺言就未免有点可笑。从百万富翁身上拿走80—90％的收入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依靠这样的部长。要是政权掌握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那倒真是可以做到的，但也不能拿走全部，因为它们不需要这样做。苏维埃会把大部分收入拿过来。别的国家政权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从斯柯别列夫部长方面说，可以怀着最美好的愿望。这些政党我已看了几十年，我投身革命运动已有30年了。因此，我决不想怀疑他们抱有善良的愿望。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不在于有善良的愿望。地狱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现在部长公民们所签署的公文已经堆满了所有办公室，但情况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要是你们想实行监督，那就开始实行吧！我们的纲领就是这样，我们读了斯柯别列夫的演讲后可以说，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要求。我们比斯柯别列夫部长温和得多。他既主张实行监督，又主张把百分之百拿过来。我们不想拿百分之百，不过我们说：“只要你们不动手干，我们就不相信你们。”我们不相信空话和诺言，也不劝别人相信，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议会制共和国的经验告诫我们，纸上的声明不可信。如果你们想实行监督，那就应该实行起来。只要一天时间就足以颁布一项关于这种监督的法律。每个银行的职员委员会、每个工厂的工人委员会、每个政党都有监督的权利。有人会对我们说，这样不行，这是商业秘密，这是神圣的私有财产！好，两条道路随你们选择一条吧。假使你们要保护托拉斯的这一切帐簿和帐单，要保护托拉斯的一切业务，那就用不着空谈什么监督，用不着说什么国家就要灭亡。
德国的情况更糟。在俄国可以弄到粮食，在德国就弄不到。在俄国只要组织起来可以办成很多事情。在德国什么也别想办到。粮食再也没有了，整个民族的灭亡不可避免。现在有人说，俄国处于灭亡的边缘。既然如此，那么保护“神圣的”私有财产就是犯罪。因此我要问：关于监督的词句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你们忘了，尼古拉·罗曼诺夫关于监督也写过很多东西。你们可以从他那里找到很多关于监督的词句：国家监督、社会监督、参议员的职责等等。革命后的两个月内，工业家们掠夺了整个俄国。资本赚了百分之几百的利润，每份报表都谈到了这点。可是当工人们在革命的两个月内“放肆地”说他们要过人的生活时，全国资本家的报刊都咆哮起来了。每一号《言语报》都疯狂地叫嚣说：工人在掠夺国家了，我们答应的只是监督资本家嘛。不能少来些诺言多来些行动吗？如果你们想让官吏来监督，想通过从前那样的机关来实行监督，那我们党就要申明我们的坚定信念，决不在这方面支持你们，尽管你们的政府中有一打而不是半打民粹主义者部长和孟什维克部长。监督只能由人民自己来实施。你们应当建立监督机构，即银行职员委员会、工程师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而且明天就应当开始实行这种监督。要是任何这类机构中的任何一个官员提供不真实的情况，那他就必须负刑事责任。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我们想知道，现在有多少粮食，多少原料，多少劳动力，应该如何处置。
现在我来谈谈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怎样结束战争的问题。有人把一种荒谬的看法强加在我们头上，说我们想单独媾和。德国资本家强盗们在采取媾和步骤，他们说：如果你把有矿藏的土地给我，我就把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一小块给你。看，外交家们在各个中立城市里讲些什么！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过这个事实被外交上的暗语掩盖起来了。外交家之所以是外交家，正是为了用外交语言说话。说我们主张靠单独媾和来结束战争，真是荒谬绝伦！想靠单方面停止军事行动来结束这场由各个最富有的国家的资本家进行的战争，结束这场由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进程引起的战争，这种想法愚蠢透顶，甚至加以反驳都是可笑的。我们所以专门写了决议来加以反驳，那是由于这和广大群众有关，有人在他们面前诬蔑我们。但这甚至没有必要认真地来谈论。各国资本家进行的战争，只有靠反对这些资本家的工人革命才能结束。只要监督没有由空谈变为行动，只要资本家的政府没有被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府所代替，这个政府就必定只会叫喊：我们就要灭亡了，我们就要灭亡了，我们就要灭亡了。现时在“自由的”英国监禁着许多社会党人，因为他们讲的话和我讲的一样。在德国监禁着李卜克内西，因为他讲了我所讲的话。在奥地利监禁着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他也许已被处死），因为他用手枪讲了同样的话。世界各国工人群众的同情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党人一边，而不是在那些投靠本国资本家的社会党人一边。工人革命正在全世界发展。当然，在其他国家里，革命困难一些。那里没有尼古拉和拉斯普廷那样的疯子，那里执政的是资本家阶级的优秀人物，那里不存在要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的形势，那里已经有了资本家阶级的政府。这个阶级的卓越代表早就在那里统治了。正因为如此，那里的革命虽然还没有到来，但它必然要到来，尽管许多革命家会牺牲，例如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会牺牲，卡尔·李卜克内西会牺牲。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全世界的工人是拥护他们的。全世界的工人一定会胜利。
关于美国参战一事，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有人常常争辩说，美国有民主，美国有白宫。我说，推翻奴隶制是半世纪以前的事情。解放奴隶的战争是在1865年结束的，从那时起美国的亿万富翁就成长起来了，他们把整个美国控制在自己的金融魔掌之中，他们准备扼杀墨西哥，而且必然会因瓜分太平洋而同日本开战。这场战争已经准备几十年了。各种出版物都在谈论这一点。美国参战的真正目的就是准备将来同日本作战。美国人民毕竟享有相当的自由，因此很难设想，他们能够忍受强制性的义务兵役，能够忍受建立一支以实行某种侵略为目的的军队，比如建立一支对日作战的军队。美国人从欧洲的例子看到这将造成什么后果。因此美国资本家就需要干预这场战争，以便找到借口，用保护弱小民族的权利这个崇高理想作幌子来建立强大的常备军。
农民拒绝把粮食换成货币，而要求得到农具、鞋子和衣服。这个主意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真理。的确，俄国遭到了严重的经济破坏，现在也出现了（虽然不太厉害）其他国家早就存在的现象：货币失去了自己的效力。整个事变进程把资本主义的统治破坏得很厉害，以致农民连货币都不要了。他们说：“我们要货币干什么？”他们讲得对。资本主义的统治遭到破坏，并不是由于谁想夺取政权。“夺取”政权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发展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统治的结束，那就不可能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战争加速了这个进程，这使得资本主义不可能再继续存在下去。要是历史不冲垮和摧毁资本主义，那么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它。
这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农民说出了大家都看到的事实：货币的权力破坏了。在这里，唯一的出路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同农民代表苏维埃达成协议，用农具、鞋子和衣服换取粮食。这就是问题的解决办法，这就是现实生活所提示的答案。不这样，千百万人就要忍饥挨饿，没有鞋子和衣服穿。现在千百万人面临着死亡，根本谈不上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使全部政权转到代表大多数人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中。这样做可能会犯一些错误。谁也没有断言，这样困难的事一下子就能办好。我们根本没有这样说过。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想使苏维埃掌握政权，可是苏维埃不愿意。我们说，实际生活的经验将向苏维埃表明，而且全国人民也将看到，别的出路是没有的。我们不想“夺取”政权，因为多次革命的全部经验教导我们，只有依靠大多数人的政权才是巩固的。因此“夺取”政权将是一种冒险行为，我们的党不会这样做。如果政府将来成为大多数人的政府，那它可能会实行最初确有错误的政策，然而别的出路是没有的。那时将在原来的组织内部和平地改变政治方针。别的组织是臆想不出来的。因此我们说，不能设想用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
怎样结束战争呢？如果工兵代表苏维埃取得了政权，而德国人还在继续进行战争，那我们怎么办呢？凡是关心我们党的观点的人，可以看看最近几天我们的《真理报》，在那里，我们确切地引用了我们1915年在国外就讲过的话：如果俄国的革命阶级——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它应该建议媾和。如果德国的资本家或任何别的国家的资本家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那时我国工人阶级就将一致赞成进行战争。我们并不要求一举结束战争。我们不许这种诺言。我们不宣传按照单方面的意志来结束战争，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许这种诺言是容易的，但是无法实现。要想轻而易举地摆脱这场可怕的战争是不可能的。战争已经打了3年。你们或者再打10年，或者去进行艰难困苦的革命。别的出路是没有的。我们说，资本家政府发动的战争只有靠工人革命才能结束。关心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不妨读一读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这个宣言是世界各社会党一致通过的，后来我们把它登在我们的《真理报》上，但是任何一个交战国，无论是“自由的”英国，或是共和制的法国，目前都不可能把这个宣言公布出来，因为宣言在战前就讲出了关于战争的真话。那里说，由于资本家的竞争，英国和德国之间将要爆发战争。那里说，火药已经装满，枪就要自动发射了。那里写着，战争将由于什么原因而爆发，还说战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对那些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字而又转到本国资本家政府方面去的社会党人，我们说，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全世界的社会党人发生了分裂。一些人当了部长，另一些人被关进了监狱。在全世界，一部分社会党人在宣传准备战争，而另一部分社会党人，如美国的倍倍尔——深受美国工人尊敬的尤·德布兹则说：“我宁愿被枪毙，也不会拿出一分钱来支持这场战争。我只准备为无产阶级反对全世界资本家的战争去作战。”这就是全世界社会党人分裂的情况。全世界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认为自己是在保卫祖国。他们错了，他们是在保卫一小撮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另一小撮资本家。我们宣传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唯一正确的事业，为了这个事业，几十个人已走上了断头台，成百成千的人被关进了监狱。这些坐牢的社会党人是少数，但工人阶级拥护他们，整个的经济发展支持他们。这一切向我们说明，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这场战争只有靠几个国家的工人革命才能结束。而目前我们应当准备这种革命，援助这种革命。俄国人民尽管痛恨战争，渴望和平，可是当沙皇还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他们要反对战争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准备革命来反对沙皇和推翻沙皇。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昨天的历史向你们证实了这一点，明天的历史也将向你们证实这一点。我们早就说过，应当援助正在发展的俄国革命。这是我们在1914年底说的。因为这一点，我们的杜马代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可是当时有人对我们说：“你们不作答复。罢工停止了，杜马代表服苦役去了，一种报纸也没有了，可是你们总是谈革命！”有人就是这样责备我们，说我们躲避答复。同志们，这种责备我们已经听了好多年了。我们曾经回答说：你们可以愤愤不平，但是只要沙皇没有被推翻，是没有任何办法来反对战争的。我们的预言已经得到了证实，虽然还没有完全证实，但已开始得到证实。革命已开始从俄国方面改变战争。资本家们还在继续进行战争，我们说：只要几个国家的工人革命没有到来，战争就不会停止，因为要进行这场战争的人还掌握着政权。有人对我们说：“在许多国家中，一切都好象处于沉睡状态。在德国，所有社会党人都拥护战争，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反对战争。”对此我回答说：这一个李卜克内西代表着工人阶级，大家的希望正是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寄托在拥护他的人身上，寄托在德国无产阶级身上。你们不相信吗？你们就继续进行战争吧！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你们不相信李卜克内西，不相信工人革命，不相信正在成熟的革命，你们就相信资本家吧！
除了几个国家的工人革命以外，谁也不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胜利。战争不是儿戏，而是空前严重的事情，战争使千百万人牺牲，要结束它不是那么容易的。
前线士兵不可能把前线同国家分开来自己解决问题。前线士兵是国家的一部分。只要国家在作战，前线就要受苦。这是没有什么办法的。战争是统治阶级挑起的，要结束它只有靠工人阶级革命。能否很快得到和平，完全取决于革命的发展。有人说得很好听，说让我们马上来结束战争吧，不管他们怎样说，没有革命的发展，战争是结束不了的。当政权转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里的时候，资本家们一定会反对我们：日本会反对，法国会反对，英国会反对，各国政府都会反对。反对我们的是资本家，拥护我们的是工人。那时，资本家发动的战争就会结束。这就是我对如何结束战争这一问题的答复。
【原载于１９２９年４月２３日《真理报》第９３号，转载自小镇读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