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秘密：司马南老师不像是“歌颂派”
告诉你一个秘密，别传人：司马南老师不是“歌颂派”，至少他以前不这样的。
写稿子《“文学”的过于神圣化要改变――由“莫言粉丝的一句反问”而联想》，上网查些资料，也顺便看看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忽地发觉大家一致公推司马南为“歌颂派”，莫言为“暴露派”，最近文坛这些事儿据说就是“歌颂派”与“暴露派”PK。
我不懂文学，壮年后也不再看小说，因此也就不进去，但“歌颂”与“暴露”这俩词儿还是明白的，你说莫言为“暴露派”，我没读过他东西，没法说，也就人云亦云，你说司马南为“歌颂派”，我到有些疑虑。
大家有记忆的话一定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有过那么一段时间，中国的媒体界和舆论界――管他纸媒质还是电子媒质，管他电视媒体还是其他，弥漫着一股“指鹿为马”的横气，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被这股横气所笼罩，目的只有一个，试探社会谁顺从，谁不顺从；直到一个人的出场，对媒体界和舆论界的这股横气迎面撞击，几乎以一人之力，几乎以同归于尽的勇气迎面撞击，才踩刹住了这股横气。没有他的出场，许多人的气被活活憋死都有可能。
这个人是谁？这儿先卖个关子吧，很少有机会卖关子的！
以“指鹿为马”的方式试探社会的顺从程度，其中一个典型事例就是“特异功能”热，比如耳朵认字，腋窝认字，屁眼认字。
对这件事，有些人是相信的，其中不乏科学巨匠，比如我们敬爱的钱学森。就我们现在判断，钱老是确实真诚相信的，相信人体有某些超能量是可以开发的，他年轻时就相信。他是有功于我们民族的，他对我们民族的忠诚是无可怀疑的；某些国家政府或军方也有支持这项研究的――据传以色列军方就专门有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他的成功与否，确证与否不谈，其存在和研究价值仍应得到肯定；
然而这些都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建立在科学理性之上的，容不得哗众取宠，对我们绝大部分普通大众，只不过娱乐、魔术、表演、找乐子，增加一点生活情趣而已，这是全世界人儿找乐子的方式，几千年了，中国有几处挖掘的石碑石刻，表现了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懂得“魔术”找乐子；或有道具遮掩，或有小巧门，智力再平平的人都明白这道理。
可九十年代的“特异功能”热完全变了味，哗众取宠，来势凶猛，是一场“全民热”，与1949年以来多场“全民热”（比如“打鸡血针”热、“红茶菌”热、“香功”热）如出一辙，因为他又打着“科学”的神圣旗帜，一些重量级人物出场，道貌岸然、“国家拟人化”方式来背书这场“科学＋神圣”【注】。
今天大家都已释然，平常心看待那件事，对于“特异功能”，都抱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心态，对相信他的人，那就让他们去研究，没碍着你，管他干嘛：对普通大众，那就本着“魔术”找乐子心态。两根平行轨道让他们永远平行下去，谁也不碍谁。
可当初为何演变成一场全民热，成了一项“科学”和“神圣”的全民事业？
自那以后我一直关注这件事，关注中国的意识形态，关注中国意识形态对这件事的态度和解释；据我所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似乎仍在集体沉默，假装没发生过这件事。可这件事发生过，没法假装下去的，十多亿中国人曾经紧盯屏幕，正在发生“耳朵认字”、“腋窝认字”、“屁眼认字”，他们全都神圣的接受过这件事。北方游牧民族没文字，我们汉族人代他们书写历史，今天土耳其人要找他们爸妈的历史，就要到中国历史档案馆来；九十年代我们发生的那件大事，我们不书写，外国人是有记载的，我们的后代要追问的话，那时他们肯定也得到外国的历史档案馆中去查的。
为什么会发生那件事？为什么至今仍然假装没发生过？
我今天分析一下可能与三个有关：与1949年以来诸场“全民热”有关；与时尚和商业化大势有关；与某些“权威”的流失而又心有不甘有关。
1949年以来诸场“全民热”：我以为50岁以上者大都还记得些，比如“打鸡血针”热、“红茶菌”热、“香功”热，他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整体精神特质，某些事物哪怕匪夷所思，一旦“引导”就会演变为“全民热”；说句大笑话，你把机枪架那儿，也禁不住全民狂热。我们民族屡战屡胜的“国家威权”在他面前居然败下阵来，这时管得住的只有老天爷了――只能由他去，经过几个月自然冷却下来。
记得“香功”热那会儿我在机关上班，那会儿一到“香功”时间，科室干部全都开始串门做香功了，记得上午10点一次，下午3点一次，我印象中有几个平时非常矜持的女干部，那会儿也非常张扬兴奋，我们几个小赤佬就逮住机会对她们“下手”――你好香噢！你比他还香噢！你这儿比那儿香噢！记得没过几天，办公室紧张兮兮，发文劝大家别太过分了，后来又发文以“科学”的口吻解释“香功”没用，后来又发文，语气越来越重，反正我记忆中类似“12道金牌”那种味道；可是“国家威权”已然失效――虽然他曾屡战屡胜，这时没人会服从，这时唯一的权威来自“天”，必得几个月由他自然冷却――我记得这样折腾了大概三个月。国家机关可是我们民族智商最高的所在啊！我这里没半句假话，假话招雷劈呐！
关于时尚和商业化大势：大家一定不陌生“超距发功”、“空盆变蛇”、“徒手折钢”、“飞车过身”、“三五变六”，其实一连串有好几十个，我念不下来，其中有些与商业追求有关，有些与科学追求有关，有些与好奇探究有关，有些纯粹噱头招徕……，他们谁是谁，究竟冲何而来？我们庸众大白痴一个，你分得清？小子们推出这些，为了商业追求哪怕有些噱头招徕，老天爷也会原谅些个，姑娘打扮漂亮些好嫁郎，过分些，老天爷也不会过分为难姑娘的。
于是有小子推出“耳朵认字”，就是魔术，直奔找乐子而来，原本商业追求，满足探究，搞些噱头招徕，借“特异功能”增加一点神秘性，吸引更多眼球而已，就象今天的流量，谁会过分在意追究？
某些“权威”的流失而又心有不甘：当时的一些权威把“特异功能”当了真，他们手中资源有的是，于是将他放大，以至“科学”，再至“神圣”。小子们一看机会来了，原本假借“魔术”糊弄一下，也就商业得利，可现在变成一项神圣事业，那种流量带来的效益，一不做二不休，假戏真做，借“威权”将“特异功能”做成“科学＋神圣”的事业。这种事情绝非我们今天人手一机可以媲美想像。你想像一下欧洲那时，马丁·路德对“一个子儿叮咚一响，灵魂升天”的怒不可遏，以至发动军队，对教会痛下杀手，就明白了。
权威们后来也明白了全部，所谓“特异功能”也就魔术，但已来不及了，“14亿人追科学”已被他们从无到有凭空造了出来，整个世界都关注华人这件事。这时摆在他们面前正确选择应该是：认错、懊悔、反思、检讨、寻求原谅、下不为例……，当然这样一来无论哪一项，都面临着“权威”流失，贻笑大方；他们却豁出去了，一不做二不休，假戏真做，与小子们联合起来将“魔术”朝“骗局”方向发展。
原本一场商业闹剧，如果这事发生在今天，好办，简单得不得了，因为人手一机，只要几个人朝他吐吐沫，全民就会清醒，闹剧三天就会结束，可当时“权威”把持全部媒体，因应这“三个有关”，于是这场闹剧必然朝向政治事件发展，必得有天人出世来制止。这就是我今天对这事的看法。
闹剧就是闹剧，总得结束，有些“权威”会来事却断不了事；这时的司马南进入了历史，进入了中国当代史，后面发生的事大家全知道了，司马南手撕“耳朵认字”之类。我对这件事的评价确实很高，一直评价很高，把他列入中国当代大事件，列入历史，后代必在课堂了解这个历史――正如他们学习基督教在西亚发生时与群巫斗争的波澜壮阔史。
为何评价这么高？
因为在中国“媒体权威”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权威始终被少数人垄断，小子们在“三个有关”背景下，为了一点商业上的蝇头小利而加以利用，他是我们今天“流量狂”们永远无法企及，也难以想像的；而司马南在此撕开了一道口子，在中国的媒体界和舆论界撕开了一道口子，自那以后他们道貌岸然、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不再，权威开始流失。
这个难道还不重要？
我们今天人手一机，并且历史又演进了二十多年，很可能感觉不到他的重要意义。我们今天谁还在意“媒体威权”？真还存在的话，也许已被压缩到很小一片地区――比如党报党刊之类，一般媒体哪怕“CCTV-1”、“CCTV-2”…人们也不当回事，哪怕再来一次“特异功能”，人们也就茶余饭后笑谈一下，谁会去搞事搞出司马南那样的动静来呢？
今天人手一机，都可方便发表自己见解，只要言语不太出格，普通人心声表达渠道还是畅通的；可当时“媒体权威”，没人蔑视和撕开他威权，能有今天这个局面吗？这个太重要了，应该载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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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则故事看，司马南老师可不像是“歌颂派”呦。以我所知，当时有不少人还要司马南的命呢，更有人假借“老干部”名义写信造势“查那个小子”。以我的认知，“歌颂派”无论如何难以承受其重的。
或以为世事会变，司马南不会例外，也许吧？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今儿不谈哲学，就事论事――谁见过“暴露”苹果、鸭梨、蔬菜的呢？谁见过“歌颂”蟑螂、蚂蚁、臭虫的呢？谁见过“暴露派”永远暴露下去的？谁见过“歌颂派”永远歌颂下去的？事态总是有赞有讽，见解不同，立场对立而已；司与莫也就不同道而已，把谁标识为“暴露派”或“歌颂派”都有偏颇的。
如果大家已淡忘了九十年代那件事，我今天重提，也算透露一个“小秘密”吧！另外我还透漏一个秘密：那些人现在站我面前，我还会扇他一嘴巴，以解当初之恨。九十年代他们握有媒体资源，以“特异功能”来愚弄嘲笑人们的智力，以“指鹿为马”来试探社会服帖顺从的程度，没有司马南的以身撞击，他们差点得逞了！扇他还是轻的。
当然不免琢磨，其中有些人今天可能八、九十岁了，扇他可要小心点，不然我就赔大了。
【注】
1949年甚至前溯几十年以来，“科学”在中国是一项非常神圣的事业，他的神圣性在我们今天已很难感受，90以后各代越来越难感受何谓“神圣”，我给90后们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三十万血性男儿为一个心念准备赴死冲入敌阵，军旗列列、军号声声，哪怕一个不剩、同归于尽，这个心念就是救出他们的爸妈、弟弟姐姐妹妹们――就是那样一种神圣；90后你们敢吗？不敢！或者不愿这种场景再现的话，就得始终保存某种“敬畏”和“神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