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历史周期律之变相世袭制
导致阶层固化的变相世袭制主要表现为权势、富贵或劳碌、贫困的家族化传承，进而导致“富不过三代”或“五世而斩”的恶性循环，如果摆脱不了这种循环则共产主义就只能是乌托邦，其底层逻辑当然是“物极必反”。
阶级社会如何分配资源？先占先得→强者多得。生命无法永恒，所以人人都会努力将生存资源遗留给下一代，孩子们只能从长辈那里继承基本生存资源。因此，所有人都寄希望为子孙后代抢占更多优质生存资源。可供耕种的田地，可供放牧牛羊的草场，可供采伐木材的山林，可供居住的房舍，可供食用的粮米……在以农牧为基础的相对定居生活时代，人类社群对综合与生存资源的守护有了相对明确的群体职责，国家领土&家庭私产便成为人类社群最基本的守护对象。因此，国家建立了用于扩张领土&维护领土完整的军队，政权内部定立了用于维护不同家庭生存资源不受非法侵占的法律与执法机构。人类社群原本没有任何职业之分，但随着人类社群的发展壮大，不同人类社群之间争夺生存资源的竞争愈演愈烈。为了便于协调&统筹本社群综合劳动能力并保障本社群的综合生存资源不受外族侵占，人类社群就有了权力垄断者。权为衡器，权力本意为平衡的力量或能力。权力包括公权（政府）、私权（市场）与共权（社会），多方相互制衡以达成正向平稳运作之目的，权力垄断者则是人类社会权力的实际执行者。“胜者为王”，社群生存竞争中的胜利者或带领本社群赢得社群间生存竞争者称王，……作为自然生命体系中综合智商最高的社群性哺乳动物，不同大小的人类社群都有属于自己的相对领导者，权力垄断者都期望自己的地位能被子孙世代传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帝王教自家儿女治理天下，将军教自家儿女行军作战，官吏教自家儿女为官治世……于耳濡目染之间，许多孩子的确能学着长辈们的样子做事。但人类后天形成的综合劳动技能并不具备完全遗传特性，优越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更善于追求奢华的生活，艰苦朴素打江山&治天下的才干极少能被后代继承。因此，权位父死子继制度逐步被淡化，借助“学而优则仕”间接让某小部分人群实现权位继承乃大势所趋。改革开放之后，公职、金融、烟草、铁路、能源、通讯等诸多有垄断性且待遇优厚的行业有了职员代代相传现象，现代人类在为子女储备物质遗产之际仍然未忘记给子孙谋求好职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自然生命物质必须通过繁殖才能延续族群，生理基因便注定了每种生命物质相对稳定的代际繁衍秩序。作为综合智商最高&具备主动劳作能力的生命族群，人类自然期望自己所有的综合生存资源与技能都能遗传给后代，若干家族之间的婚姻血缘承继就成了权贵变相世袭的常态。朝鲜政权稳定对中国而言当然是一件好事，所以朝鲜特色“世袭制”至少暂时是能被中国接受的。但朝鲜官方文件连“共产主义”都删除了，那意味着金正恩对苏联沙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彻底失去了耐心。中国领导人与之称兄道弟，无疑会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负面影响。但相比之下，以若干家族之间的婚姻血缘承继为纽带的中国特色变相世袭制更是剪不断理还乱而急需预防“任人唯亲”的反腐机制。
“知乎”网站有一问：“中国是不是存在变相的世袭制，大神们怎么看待这种情况的？”问者提示：“认识本地的一位在政法委工作的小官员，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父亲是上任政协主席；他叔叔纪委副主席；他妹妹税务局副局长；他媳妇财务局副局长。基本上直系亲属都是在本地一些要害部门。熟知的另外一家，老头是本地中国银行行长，大儿子企业家兼人大委员，二儿子城建局局长，三儿子本地某银行一把手，女儿在本地财务主管。诸如此类吧……我想问下各位大神，目前，在中国是不是普遍存在这种变相世袭？对这种情况又是怎么看的。”有人答：“骚操作太多了，我朋友，杭州下辖某区人，计算机大专，老爸商务局副局长，先在中石化加油半年，然后去了一个加油站当站长，接着去省城杭州总部锻炼两年多，现在去杭州偏远县桐庐县当中石化一个领导，算事业编了，管二百多人，以后大概率会回杭州该区或总部中石化系统当领导。普通人有这操作与际遇吗？现在的操作太隐蔽了，被发现也说是因为工作能力强！有什么办法？当然，我的朋友工作还是努力的。”父母当官的，其子女常常就是未来的官员；父母单位好的，其子女往往也能安排到本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结论是：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父亲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由于控制了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我爸是李刚”，爸爸“厉害”并不仅仅只能负责将其子女养大，而且能为其找一个好的工作让其衣食无忧，甚至还能让其升官发财，教育产业化之后的现今更是如此。如果说以前的穷苦家庭的孩子还能通过读书来出人头地，教育产业化之后却将这条路也给封死了，学习再好没钱读书只有气死的份。改革开放之后有个顺口溜一度很流行：“医疗产业化是给老人送终，教育产业化是气死两老。”另一个版本是：“医疗产业化是欺负老人，教育产业化是欺负小孩子。”相反，教育产业化使得那些学习不好，但父母有权有势的子女却能读上名牌大学。这种权力上的荫庇不仅仅发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上指出的父母与子女之间，而且发生在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兄妹之间、姐弟之间、同学之间等亲友之间，因裙带关系获得权力的人数的比例远远高于报告上披露的比例。自辛亥革命以来，帝王家族（即国家最高领导人及其子女）的世袭制彻底废除了，但经济世袭制被普遍保留了。政治世袭制被废除了，但变相的政治世袭制却常常泛滥。权贵们不能直接的对位世袭，但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曲线换位世袭。毛泽东的革命理想本是消灭官僚权贵、地主富豪，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之后却发现自己毕生要消灭的官僚权贵阶级在他的眼皮底下悄然勃兴，于是愤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决心再一次打倒这些权贵阶级，但这次努力何以不了了之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干部录用过程中对“学历”的强调使干部直接将自己的子女安排进国家机关的概率得以降低，但“学历”的重要性又逐步被“血亲”的重要性取代了，而教育产业化又进一步的巩固了变相世袭制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世袭制普遍被保留，因而人们之间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血缘亲情，其父母只要有机会就会想办法利用其职权或财富去为其子女的发展开通道路。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一种与血缘治国相对抗的能力治国的思想，所以不能有意识的去阻止变相的政治世袭制的发展与扩大。经济世袭制的废除可能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但能力治国的思想的建立与发展却相对而言并不难，所以理应是执政党“自我革命”的重头戏。首先至少在思想意识上要让那种靠父母的行为变成一种耻辱，靠个人的能力才是荣耀，在官员的任免上注重个人的能力的考核而非血缘的亲疏，还要落实“避亲制”，即有亲属在某部门当官的不能在此部门与相关的部门工作。一般来说，战乱年代“用人之际”能力治国彰显，和平年代则更易滋生庸才、滋生世袭制或变相世袭制。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废除官僚与老百姓的政治世袭制→废除帝王的政治世袭制→废除变相的政治世袭制与经济世袭制。变相世袭制也会导致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与社会阶层对立而带来社会稳定与秩序的严重危机，靠变相世袭制这种途径获得权力的既得利益者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都是父辈或其他有权人所赐，所以掌握权力后并不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是视公共权力如同他们的私产，把权力当作荫庇自己或给予他权力者的子弟、谋取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其子弟与子弟的子弟掌握权力后也如法炮制，国家从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党政治的恶性循环。被排斥在体制外的越来越多就会形成一个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识的民间精英群体，通过体制内的途径不能如愿就会产生强烈的价值失落感与社会对立情绪而寻求体制外的极端方式，这些民间精英因某种契机达成一定共识时就会挑战现存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国家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下沟通、流动的渠道被堵塞，民间精英往往会寻求极端方式“共产党”。改革开放之后贫富分化、下岗失业、腐败越来越严重，成了问题背后都有变相世袭制在导演其发展。在当今中国，“权贵”不仅有阶层性，更精确地说则是家族性。变相世袭制搅乱了社会各领域的正常发展，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扭曲一切能对其归正的制度、政策与措施。吴思提出“潜规则”的这一概念对解释中国的许多问题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潜规则”说到底其实也就是那只看不见的“黑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从一开头就不是纯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叠加与迭代，由政治推动并根据新暴露的社会问题不断加以调整。孙中山继秦始皇废除帝王家族之外的官僚与老百姓的世袭制之后消灭了帝王的世袭制，从而最终完全消灭了政治世袭制，但变相的政治世袭制却常可泛滥，执政党落实“自我革命”离不开类似于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之类的有价值的消灭变相世袭制的策略，进而还要有类似于汉武帝这等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实施这样的策略，否则变相世袭制迟早会“尾巴摇狗”。
各级各部门掌权者相互关照，你帮我亲友升官，我帮你亲友发达，虽未直承其职却能在别处得到一定的权位。权贵们让国家权力资源在亲友之间共同分配，变家庭直接对位世袭为亲缘曲线换位世袭而形成了特权阶层的体内权力共继模式。这种倾向越往上层越严重，高干子女占据诸多高位就是这种互相提携的结果，中下层官位也被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网瓜分不少。长此以往，中国的公共权力就成了特权阶层的共享资源，被该阶层垄断而在该阶层内部私相授受。这种隐蔽的变相世袭甚至比公开的传统世袭还具不负责任性与贪婪性，因而有更大的社会危害。用定期的职位变换掩盖实质上的终身制，其极端模式是“带病提拔”。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机关主要官员每届任期五年，可连任两届。”从官场现状看，针对具体职位算得上依法而行，但有了任期反而有利于变相的干部终身制的暗流汹涌。官员届满如不能升迁，往往转到其他部门同级职位上。比如市委书记届满后可调市人大另就，届满还可调市政协任职，具体职位有期限，官位换坐无期限。变相世袭制的社会危害至少有三个：第一，以亲缘关系为主的用人之道必然淡化对德才的要求，由于人性的弱点而对德才兼备之人往往因嫉妒而排挤。官员任免由少数领导内定，人性的这一弱点得以方便地发挥，人才难以启用，平庸之辈却容易升迁。实际上的干部终身制更是造成了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思想僵化、能力退化，整体素质呈现漩涡式下沉趋势而严重阻碍社会的进步。第二，因少数领导人对仕进有决定性作用，只要取其悦就有升官希望，只要与之亲则违法违规则多可化险为夷。因此，目前中国官员多向上级拍马而少为民众著想，只对个人效力而不为组织负责，弄虚作假，媚上欺下而行贿受贿之风大盛。官员为了迅速收回买官的投资而一上任就对下级卖官或滥上项目吃回扣……官场形成了以江湖功利为纽带的利益群体，不要说国家人民利益，连执政党的利益也丢在脑后。长此以往则官场腐败在所难免，塌方式腐败亦源出于此。第三，在官本位观念较重的中国，官场半封闭的亲缘性权力传续阻塞了其他社会成员的仕途，减弱了与其他社会系统的有机交流，以至于大量人力资源流传于体制外，其他社会系统也被迫形成了不同程度的近亲繁殖。社会主流系统的自利性、排他性促成了其他社会系统的自利性、排他性，目前中国大陆各系统掌权者在亲友另就无望时往往会将其安插进本系统，如公检法系统的亲友安插进公检法机关，文教系统的亲友安插进文教部门……功利性越强的系统，这种倾向越严重，长此以往则必然造成才非所用用非所长而人力资源严重浪费。近亲繁殖更使系统逐步退化、僵化、腐化，社会总系统质变而更新性弱整体性差，系统综合功能大打折扣。变相世袭制导致国家之前被特权阶层垄断并以亲缘化、群体换位世袭的方式延续，不但对民众失去公平，对全党也失去公平。各级要害部门多被庸人、小人掌握，以至于治国理念保守滞后而决策水平低下，国家创新能力不足而腐败愈演愈烈。
传统世袭制是父位子继，变相世袭制则是掌权者相互关照，你帮我的亲友升官，我帮你的亲友发达，直至公权力沦为少数人的共享资源，这种世袭显然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转移。“体检门”，“性格门”，“泄题门”，“关系门”……这些都是近年来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招聘过程中出现的不正之风，“考得再好，也不如有个好爹。”子承父业的传统世袭方式已不多见于今日官场，但变相世袭制的“权位传递”更难甄别与惩治。、互惠互利、礼尚往来，“变相世袭”特指少数地方政府各级部门掌权者不直接录用或提拔自己的子女却能彼此达成默契相互关照下一代，国家权力资源沦为私下互利、见不得光的“内部分配”。政府机构公开招聘本应凭真才实学能者胜出，但近年来一些地方的机关与企事业单位被曝为干部子女“量身定做”招聘条件，甚至发生“老子招聘儿子”、“局长之子未毕业直接当公务员”之类咄咄怪事，这些“萝卜招聘”的本质就是一种变相世袭制并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传统世袭的“父位子继”无法名正言顺而更多的是在公开规则下的“隐性操作”，如一些在实权部门担任要职的通过“萝卜招聘”将子女安排在其权力管辖的系统内。更多城府深的掌权者怕授人以柄，所以没有将子女直接安排在本系统内，而是与其他系统的实权人物“交易”，将对方子女安排到本系统内而将自己的子女安插在对方系统内。于是“一人得道，全家飞升”，只要哪个先获得权力就充分利用手中权力与影响力荫庇亲近之人以帮助他们获得权力。即使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进入权力圈的子弟也会利用各种关系进入垄断性高收入行业，如电力、石油、电信、交通等，从而得以衣食无忧。变相世袭泛滥成灾不仅严重破坏公开、公平的竞争规则，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将使官员素质日益下滑，直接制造权力腐败。掌权者法纪观念淡漠是不相上下泛滥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监督不力、问责不严也是变相世袭泛滥成灾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被曝光的变相世袭事件多数是通过举报而非自查的方式引起公众关注，“东窗事发”后也鲜见有关单位领导与组织者被依法问责。只有舆论监督而没有公开交代，只有媒体曝光而没有依法问责，只有个案调查而没有制度改进，萝卜招聘现象很难遏制。至于变相世袭制对社会公平、政府公信等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某项调查结果显示，仅有20%的被调查者认为考试是公正的，另有35%表示不公正。
在经济领域，从“周公子”到“北极鲶鱼”再到要当农发行行长的孩子，全民讨论的热火朝天。从一家三代石油人到一家三代电力人再到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特权现象，这种事一点也不稀奇。中信建投投行实习生炫富，连董事长都发飙了。这个念大一的实习生开着保时捷帕拉梅拉上班，下班打高尔夫，甚至能轻易接触到IPO大项目，这是有多大的背景啊？一般新人去头部券商实习都是当司机、搬水、订餐与买咖啡，干一些杂活累活。这个小孩明明是体育生却怎么跨界到顶级投行玩金融了？搞体育不懂风控很正常，少爷最多就是不继续实习了，高尔夫还能继续打，豪车换个公司继续开。但可怜金融狗们被打懵了，降薪空间被进一步打开。历代王朝都是在重复上一个王朝的故事：治、乱、兴、衰……权贵阶层与平民阶层，资源与分配，阶层分化与固化，言论、思想与教育控制……每当有新闻涉及国企改革时被裁掉的那个特殊利益群体时，其后的评论跟帖中就会有哭天喊地鸣冤叫屈之声，但如果回顾分析一下这个群体的历史就知道，这个群体走到今日下场完全是其本性使然，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而根本不值得同情。新中国成立之前工业非常落后，企业很少且主要集中在一些沿海大城市与开放港口地区，所以真正的产业工人人数很少且文化素质也普遍偏低。这其实也是新的执政党不得不靠农民来组建军队搞“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接收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官办企业（国企）、部分工商业者（共产党称之为资本家，工商业者是这些企业主与中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称）所有的民族企业与这些企业的产业工人是今天国企与国企员工的一个来源之一。通过“公私合营”等“社会主义改造”把全部民族企业无偿地收归政府所有建立国企，相应的原企业的员工也就为了国企职工。苏联援助我们建立了一大批企业，这些企业也都是国企而且主要集中于军工行业，随着国内经济的恢复与工业化的发展而规模迅速扩大，从国企外招工越来越多而导致国企员工的规模迅速膨胀。这些从外面招进去的员工主要有两个来源：城市里的无业闲散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社会上游手好闲喜欢寻衅滋事的地痞流氓，政府为了维护城市的社会稳定而给这些人都安排了工作，其中绝大多数进了国企，其次是参军复员人员（主要是军官与有城市户口的）；去农村招工，第一批农民被招进去时居然以为是“抓壮丁”当苦力的，于是搞“群众推荐”由大队干部们决定，把招工的名额强行分配给村里几个被认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常干些偷鸡摸狗为害乡邻的懒人混混。这一批人进了国企传回消息后农民们才知道是“去享福”（这是老话）的，于是争着去，但只有大队干部们的亲戚才有份（名额实际上是由他们决定的）。在国企大规模建立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了当时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些国企员工根本算不上当时最底层的韭菜们，很大部分并非善类。沿着中国传统的“打天下坐天下”的逻辑，真正帮助共产党夺权的主要是普通的农民而不是这些坐收渔利的国企员工，农民反而因为公社制度的建立而不得不沦为饲养国企员工的农奴。从建立国企的原始产权来看，国企员工也没有多大贡献。原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官办企业（国企）、民族资本家有的民族企业自不必说，就是1949年之后新建的国企也跟这些国企员工无多少关系。中国的国企主要是靠剪刀差式的工农产品价格差、直接对农民的征缴等方式获取原始积累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国企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全体农民用自己的血汗与生命为代价建立的。如果按现在谁出钱建立企业谁就该有企业的道理来说，中国的农民才应是国企的真正主人应成为国企的所有者。国企建立后对国企职工给以各种福利，国企员工不过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坐享其成。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意识形态（国企里的公公阶级被当作领导阶级）与管理体制的原因，国企员工干多干少一个样，甚至就像现在的某些官员一样吃空饷，不上班也照样吃喝不愁，福利照样不少，所以国企往往人浮于事，其生产出来的产品多远远抵不上耗费的成本，他们所在的企业实际上长期处于隐蔽的亏损状态。国企工人住房、医疗、子女上学都可享受特殊福利，几乎都是免费或象征性收费，许多国企建有只供本企业内人员专用的学校、医院等设施，国企工人成了不折不扣的寄生特权阶级，这种“城里的人上人”养成了好逸恶劳、懒惰成性、惯于不劳而获又充满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人性劣根而迅速变成了红色政权下的新八旗子弟。国企的生存、国企员工的特殊福利优越生活则基本是通过征粮、上缴、摊派等方式榨取被农奴化了的农民的血汗甚至生命来维持，计划经济时代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忍受各种苛捐杂税，除了征粮、上缴、摊派还要承担诸如修铁路、公路、水库等最脏最累、原本该由“工人”们干的杂役，住的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木板房茅草房，没钱上大学的多数是文盲世袭，长期在生死线上挣扎而沦为所谓的“乡下的人下人”，不折不扣的贱民。最无耻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工人享受特殊福利“光明正大”、“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完全无视现代社会“人人生而平等”的常识，公然标榜它们高人一等而别的群体则应低三下四，独享独吞各种社会福利却还要世袭，为此而创造了一套“社会主义接班制”理论并竭力维护之，为这套新社会的世袭模式辩护而不惜公然践踏各种公理常识而“砖家”、“叫兽”粉墨登场信口开河，“周公子”、“北极鲶鱼”与要当农发行行长的孩子何去何从则不见下文了。
改革开放初期国企的衰落也是国企体制的落后国企工人的自私贪欲所致，这种“国企”里的“工人贵族”的失业完全是咎由自取。不少政府机构里的党政官爷们想调到国企里去，这些国企工人家的子女自觉高人一等。随着市场经济的成型，同行竞争越来越激烈，生产技术也迅速提高，国企的既得利益者们吃惯了大锅饭端惯了铁饭碗，面对改革肯定会殊死抵抗。国企机制体制落后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毛病给企业造成的困难越来越突出，最后只有关门歇业。企业破产了，政府还要拿纳税人的钱来给它们这些原既得利益者发遣散费，比如所谓的“工龄补偿”。国企“工人贵族”这个阶层除了专制经济时代相当优越的“特供”生活，在国企效益普遍较好的改革开放初期享受到的利益也是当时其他群体（包括当时的“公务员”）都羡慕的。20世纪末国企纷纷破产倒闭或改制兼并，政府也给了他们巨大的补偿。这个既得利益群体中的那些有点关系有点门路的很多人一看国企苗头不好就想办法调入了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专制经济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如今仍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改革开放后国企“工人”中下海经商暴富的更是不比其他阶层少多少，农民从整体上看仍是中国最底层最穷苦也是受到的照顾最少付出却最多的阶层。失业了能再找工作，因为技能上落伍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则可由政府提供某些技能培训方面的服务以重新找到合适的工作。国企之外的企业，比如私企、外企、个体工商户，由于资方裁员而失业或劳方自己有更感兴趣、更好的工作或是想进修学习等原因而辞职都是很平常的，就业、失业、再就业一生更换多个工作都是很正常的，而到了国企“工人贵族”这里，失业一次就要“提前”退休，没到法定养老时间就准备“养老”了，不让国家养着就似乎活不下去了。如果所有人都像国企下岗这些长期养尊处优且优越感十足，大家都提前退休让别人给自己“养老”算了，只是不知道最后到底是谁养谁？现在下岗的国企工人要么是进国企时本来就没什么文化没多少技能，要么就是当年自恃出身好而原以为长大了就能进厂“接班”由国家养一辈子，所以读书不咋的甚至没文化没能力没技术又好吃懒做惯了，就像富人家豢养的宠物一样不仅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甚至丧失独立生存的勇气而只能依赖一个“救世主”来养着它们。今天的国企下岗工人没文化没技能连工作经验与人脉也没有，却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还死要面子，脏活嫌脏累活嫌累干活嫌钱少，宁愿在家打牌搓麻将上网发帖诉苦喊冤而沉浸在过去那种游手好闲不愁吃喝的幻想中不能自拔，总想着有个“救世主”来豢养它们而回到过去那种“无限风光”的时代，这些红色政权旧体制时代的新八旗子弟新体制下的遗老遗少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国企既不是国企公公阶级而是农民的血汗建立的，国企的存在除了给国企工人带来各种特权与特殊福利外并没有给其他阶层带来多少利益，反而是其他阶层为国企工人特权阶级的特殊福利埋单。国企员工更非善类，很多出身都是地痞流氓市井无赖。无论是在旧体制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新体制的改革开放时代，国企工人都是依附于意识形态而存在的一群特殊利益者既得利益者，有些人拿国企下岗工人跟在岗国企工人比较而得出国企下岗工人的“悲惨”与“不公”，就像拿垮台下狱的贪官跟在台上的贪官比从而认为垮台的贪官太“悲惨不幸”一样荒谬。中国大陆的“国企”诞生时要纳税人埋单（当时主要是农民埋单，通过残酷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实现，这就是所谓的“农业支持工业”），在其存在的整个过程中要国企之外的劳苦大众埋单。行政权力保护下的垄断造成高价迫使消费者付出更高的价格来购买产品或服务，在如今仍保留着浓厚专制经济残余的三桶油、电信、电力等某些央企那里如此，在专制经济时代更是如此，一旦资不抵债机会走向灭亡，但破产倒闭或是兼并重组时还得纳税人埋单，给原既得利益者发“遣散费”，如“工龄补偿”。较之于这样的企业这样的“无产阶级”、“国家主人”，私企外企等企业的员工失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有哪个会有所谓的“工龄补偿”的？工龄补偿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改革派为了减少专制经济时代的国企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阻碍而花的买路钱，其代价最终都只能转嫁到纳税人的头上。被国企工人们骂的最厉害的国企私有化还不是国企内部的员工监守自盗，“化公为私”的厂长经理们哪个不是国企“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说他们不属于国企工人阶级就像是说一个入党十几年的贪官不是党员一样可笑，归根结底就是国企的公公阶级在吸民众的血，不管领导还是职工都是吸血鬼。七十多年来中国的国有资产不过是“官产”罢了，只是给官老爷与国企里的宠物们这中国的十分之一带来了各种福利特权，但给过体制之外任何实惠吗？旧体制时代为了维持那占人口十分之一的国企公公阶级与官老爷这些昔日“人上人”的体面生活，几亿农民与其他阶层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为了维持国企的不倒有不是给国企特权搞垄断就是巨额的补贴与税收优惠填国企的窟窿。更多的是二者兼收，国企倒了则要让非体制中人贡献税收去为“买断”国企里的下岗宠物的工龄埋单，而这一切的“羊毛”全都出在非体制中人身上。这样的“国企”本该破产倒闭甚至被侵吞了也比继续存在好，最起码如果其侵吞者得为这些企业的盈亏生死负责。执政党也不会再把它当做自己的私生子般极力去庇护它给它盘剥普通民众的特权，再也不能正大光明地用财税去填企业的窟窿去维持企业里的国企公公阶级的福利收入了。反正国企家族化只会持续排斥非体制中人而不会给体制之外带来任何红利，“挂羊头卖狗肉”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相比之下还不如像秦晖说的那样相对公平一点的民营化，只有国企里的公公阶级们为了维持自己的饭碗与福利特权才会任由“国有”变“官有”，打着捍卫“国有资产”的贞节牌坊博取不明真相者的支持。
“三代烟草人，行长是我爸”，电力三世同堂，体制内近亲繁殖已成痼疾。有一篇博士论文针对的“中型干部”深入探讨了这一现象，该论文的作者在中部某县挂职锻炼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与县长助理各一年，在这段时间里从学术的角度出发详尽记录了该县级政权的人员构成、晋升途径及其内部关系。他发现，政治家族在该地普遍存在且占据了各部门的关键职位，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官二代现象在此地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过度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更使普通家族出身的人士难以凭借自身才干获得政治晋升。中县一位主要领导向作者坦言，若其妹妹在该县工作，她的工作与提拔将得到无微不至的关照。家族的核心人物的权力与地位越高，其家族内产生的干部数量也就越多。在县行体制下，县委书记与县长通常由外部调任而长期在当地扎根的本地家庭，其政治力量对当地政情的影响往往不容忽视。在实际运作中，有深厚地方资源的官员对地方政情的影响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作者根据一个家族产生的干部数量将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与小家族，比如中县内竟有二十一家政治大家族与一百四十家政治小家族。可见，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世袭性，主要表现在行业内、单位内的自我繁殖现象。比如，父亲在组织部工作的孩子可能也会进入组织部，父亲在卫生局工作的孩子也可能子承父业，这种相关性显而易见。家族中的核心人物权力越大，其辐射范围也就越广，该家族能产生的官员数量也就越多。若家族中的核心人物是副处级以上的县级领导，他的孩子往往至少能获得副科级以上的职位。据作者统计，在县域的副科级干部以上的群体中，其中20%以上来自政治世家，剩下的80%则由寒门子弟占据。“族旺留原籍，贫穷走他乡。”在小地方若无任何背景则办事处处受制于关系，缺乏关系者则举步维艰。当然，大城市也讲究关系，但权力的结构更为分散，官宦世家、政治世家占有的资源比例相对较小，所以个人在大城市若具备足够的能力则有可能人尽其才。
当今中国的变相世袭现象是经济资源与政治权力的双重世袭，来自底层的公民无论才华横溢还是能力非凡都可能无法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长此以往，这种状况势必导致社会结构僵化而社会活力受限。这种世袭制度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社会的正常运行要通过精英阶层的流动，但在变相世袭制度正在导致这种流动可能被阻断。一旦精英流动的通道被关闭，社会革命的风险有可能增加。在20世纪初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两次革命中，革命方的主力多来自社会底层，其能力与才华往往超越了被革命方。与古代相比，我们现在的变相世袭现象更为严重。在古代，为官获取功名是重要前提，官员子弟可能利用考试环节的不正当手段，但科举制度在总体上仍保持了相对公正。历代获得进士身份的精英中来自平民家庭的比例超过半数，如今当代的官员子弟却比古代更容易获得官职。在教育制度下，获得大学学历已成为普遍现象，尤其是许多官员子弟能轻松取得大专学历，韩首大学、广电大学、自学考试等学历往往是官二代事业起步的跳板。古代官员数量稀少，比如县衙的正式官吏仅县令与主簿，其他人非国家正式编制。因此，官员职位有限，获取功名者需等待多年，普通人更是难上加难。如今，一个县副县长职位众多，还增设了各种机构以增加干部编制。目前官员子弟违规为官的途径畅通无阻，招考时的“萝卜坑”为权贵子女量身定制，即使考不上也能通过国企等途径实现曲线救国。表面上看，变相世袭的首要原因是制度问题，但我们的干部考察制度中并无考察任职对象父母职位的规定，制定者不会如此无知。实际操作中一旦涉及官员或前官员的子弟任职或升职，决策者往往不敢怠慢、秉公办事。在正统意识形态层面，家庭背景不应作为任职参考；在实际操作中，这样的做法被贴上了封建主义的标签。这种标签仅限于不将父母职位写入正式制度条文，但无法根除实际操作中的不公。在讨论干部任免的会议上，任职对象的父母地位是能公开讨论的。干部子弟优先为官在法律上不被允许，但在实际操作中早就是公开的潜规则了。正因如此，许多违规任职的干部子弟往往能轻松过关而享受制度上的优待，但这种肆无忌殮的行为恰恰暴露了官场潜规则的猖獗程度。多数违规提拔与任命都能蒙混过关，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这一切变得透明起来。即便在互联网时代，被揭露的违规任职也只是冰山一角，权势滔天的官员不难通过封号、删帖等手段来掩盖真相。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人家的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微乎其微，权力的近亲繁殖等腐败现象则往往是剪不断理还乱。
博主“王江雨Law”认为：“权贵世袭罔替的冲动是永远存在的，因为人皆怜其子是基本人性，很少有人能超越这一点。被左右认为伟大的那几个，都不曾放弃以自身所有惠及子侄。七八年来一次那种不是办法，有种解释是当初来这么一次是为了防止干部腐化，所以发动人民群众造反来净化队伍。但这种无法无天的方式并没有惠及民众，真正造反收益的多为能踢能咬没有底线心狠手黑的地痞流氓或潜在政治流氓，大多数人还是忍气吞声地遭殃，市场经济透明化的法律政策与治理与真正的人民监督才是目前可行的能得到一定程度公平的办法。”卢麒元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共同有的一种高尚的情怀。这种高尚的情怀，必然通过制度安排成为人类文明的伟大社会实践。近两百年来，社会主义已从空想变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世界各国人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建设着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形式是多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在实践社会主义，他们在内容与形势上更具开创性与现实性。西方与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们必须找到适应中国历史与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合著的《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被知识界公认为一本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此书是制度学派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提出了制度决定论的新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成功的制度是广纳型的制度，失败的制度是榨取型的制度。其中，对广纳的基本定义，包含了共和、共治、共享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要以一定程度的公有制做为基本保障，这实际上是对新社会主义论的理论概括与系统论证。这本被称为《国败论》的巨著昭示出人类对新社会主义的一些共识，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引起了国内非主流的“新左派”的重视与借鉴。
如何杜绝变相世袭？第一，不断完善公职公开招考与干部公开选任制度，在所有程序与环节严格执行既有的法律法规与政策规定并及时“亮剑”；第二，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外部监督的作用，强化与借重社会公众的力量对某些官员及其所在利益群体形成强大的制约与压力。当务之急是建立官员个人有关事项公开制度，全面公开官员子女从业情况制度，与公职公开招考、干部公开选任制度结合起来堵塞“萝卜招聘”漏洞。变相世袭制是社会不平等在政治领域的客观呈现，加大信息透明的力度争取更多的信息平等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均等，治理种种政治腐败与社会不公才有可能根除变相世袭制。这样，更多平民子弟就有机会参与社会管理阶层，真正的德才兼备之士就有可能担任要职。
【文/陈俊杰，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