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凌英：也谈“极左” 与阶级斗争

　　今天读了董小华的文章：《司马南、胡锡进、何祚庥、王小东等人是极左还是极右》。觉得像胡锡进、何祚庥这样的“跟风派”，最喜欢的就是动不动给人扣上一顶“极左”的帽子，他们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似乎成了他们在辩论中的“得力工具”，可以百战百胜似的。

　　他们的这种“优势”是怎么来的呢？如果要总结，这还真是敌对阶级在几十年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成果”，至今，仍可以说是他们与无产阶级斗争“战无不胜”的法宝。

　　这要从我们党100年阶级斗争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历程回顾算起。

　　我们党最早的极“左”路线，要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说起。那时的“左”倾机会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从书本和他们的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对中国社会的实际阶级情况的实际分析，确定革命的路线和策略。主观与客观的分离，导致革命的失败。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革命受了很大的损失。但他们的主观愿望还是革命的。即使这样，这种路线斗争，仍然是艰难的，使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结果：就是找到了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正确领导，以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党内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路线方面，仍然是有分歧的。斗争的方式就要复杂多了。最早在土改政策方面，土改之后的合作化方面，在城市关于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方面，在党内上下都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但是因为毛主席的威信高，一般都是毛主席支持的一方取得胜利。因此，三大改造等等完成还是比较顺利的。

　　1956年苏共20大之后。大约是受了苏共的影响。党内的斗争方式就有所不同了。虽然毛主席很有预见地在1957年初就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专门分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情况的发展与变化。强调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上升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因此，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对待和解决之。

　　可惜，出人意料之外的是：接着1957年党内在处理反右与整风关系的时候，就以极“左”路线，代替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毛主席一再放宽才达到的8000人，扩大成55万右派。其后果必然是严重破坏了党内过去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其直接后果的突出表现，就是1958年大跃进中的共产风和浮夸风、瞎指挥风，没有一个人敢于抵制。人为的造成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更加困难。

　　譬如亩产万斤的荒唐，作为农民和基层干部怎么会不知道？但是就是没有人敢指出来，更不敢抵制。这种现象在我们党内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公开表示反对了。

　　通过“极左”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必然挫伤了群众的革命干劲，破坏了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群众之中的声誉。三面红旗的失败，是否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到1962年，就可以达到党内一些人主张推行的“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目的了呢？否则，如何理解一些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时认识上的忽“左”忽右180度的变化呢？

　　极“左”成为党内斗争的手段，在文革中也是很明显的。毛主席要防止的是党中央出赫鲁晓夫；而党内的另一些人为了转移矛盾，就把打击的重点指向：民主革命时期已经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和一些有历史问题已经做了结论的人。如吴晗的妹妹，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他过去参加过复兴社，已经交代过的，文革中又拿出来批斗。

　　通过大量的乱斗、胡批。使群众对阶级斗争误解为就是武斗、打、砸、抢。认为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为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奠定了一定的群众思想基础。为新自由主义和美国的和平演变，抹黑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扫清了道路。

　　无产阶级不提阶级斗争，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解除了自己的武装。我们就看到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面前，我们的各级干部纷纷倒下，触目惊心；我们的知识分子也被收买，成为他们的间谍；我们的文艺阵地，教育领域一步步地沦陷，被资产阶级占领；我们党的领袖被污蔑、造谣；我们的先烈、英雄被丑化、被侮辱；......。

　　我们伟大的党，什么时候，在资产阶级面前，这么窝囊过？

　　40多年了！斗争形势这么严峻。形势要求我们认真、严肃地总结我们改革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要正确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真理性。彻底划清资产阶级反动的“极左”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本质区别。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拿起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武器。组织起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坚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才利于我们巩固党的领导和我们的社会主义阵地，并进行与阶级敌人的最后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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