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华：司马南、胡锡进、何祚庥、王小东等人是极左还是极右？
最近，胡锡进的帖子在网上引起很大的热议，其中多个涉及极左的观点值得商榷，虽然网上对此众说纷纭，但是理出头绪并不难，只要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事论事，用逻辑思维的方式来理顺左中右的来龙去脉，就会使复杂的问题清晰起来，真理掌握在谁手中，也就不言自明了。
一
胡锡进说：“现在互联网上有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对与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一点都不包容，而是动辄采取“阶级斗争”方式，点名道姓扣政治大帽子，把一个人朝着死里整。不要这样吧。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同属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只要发言不违宪，彼此可以争论，可以激烈争论，相互狠狠抨击，但应该尽量就事论事，没必要把对方当成敌人吧？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搞得跟敌我矛盾一样，我想大家都学过教员的那篇著名文章，听过这一政治教诲。”
我认为，胡锡进的这番话，应该对司马黑们说。
胡锡进的观点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只要身份属于中国公民，就是利益共同体的一员，就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对待他。”
网上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人，相互争论和抨击是现实景象，问题是，这里涉及：
1、胡锡进的意思是，“只要同是中国人，就是利益命运共同体。”
不见得吧？
问题是，贪官污吏所追求的利益和命运与中国普通老百姓一致吗？许家印们所追求的利益和和命运与普通老百姓一致吗？受外部某些反华基金馈食的與论大V们和自己同胞的利益和命运一致吗？
结论明摆着，这些利益和命运与中国普通老百姓水火不容甚至势不两立的的败类，不仅不是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反之还是破坏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蛀虫。
2、胡锡进的意思，只要是中国人的身份，就不能把他当成敌人。
问题是，只要粘上中国人这三个字的标签，都是一样同心同德吗？难道没有胳膊肘往外拐的吃里扒外之人吗？如果胡锡进这个观点成立，那么过去同是中华民国公民的汪氏是不是也和中国抗日军民同心同德了呢？
如果对方在做危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勾当，我们也不把他当成敌人么？难道这种人不存在？
不是不存在，而是太多了。不然250和1450这两个词汇就不会产生。话说到这里，虽然无法说透，但是再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那就是掩耳盗铃了。因此说，胡锡进的这个说辞是不成立的，他的无原则的“和为贵”，无愧于他那和稀泥的雅称。
3、在上述问题存在的前提下，阶级斗争存不存在呢？当然存在！
只要上述两个问题不会自我消失，阶级斗争必然客观上存在，是否会转化为主要矛盾，则取决于社会环境，如果社会环境适合250和1450的生存和大量繁殖，阶级斗争转化为主要矛盾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毕竟中国社会还存在良心未泯的人，他们依然在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如果按胡锡进的思路去做，社会会因此变得和谐起来吗？不会的，因为这个思路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只要250和1450存在，那么胡锡进口中的“卖国者”和“人民的敌人”当然也会存在，因为他们出卖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进一步说，热爱自己国家的老百姓不把他们当成敌人就怪了，你胡锡进泥和得再稀也不成。
二
有一位网名叫“善解人意乐天派人间烟”的人，向司马南提出几个问题：“司马南先生，我试问一下，什么是左，还有当前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啥？既然阶级斗争长期存在，那么为什么不能作为中心任务来讲呢？如果要达到共同富裕，是不是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
这位网友的“如果要达到共同富裕，是不是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的问话简直就是糊涂！
阶级斗争和共同富裕不是有一码事，只要脑子正常的人，都会清楚这个道理。共同富裕怎么能通过阶级斗争来完成呢？但是有一条不能不提。那就是，改革开放的果实如果被人民的敌人所窃取，共同富裕当然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因此当社会上出现反对共同富裕声音时，人民必然要起来和他斗争，因为这涉及到人民的切身利益。
这位网友的“既然阶级斗争长期存在，那么为什么不能作为中心任务来讲呢？”这句话问得非常幼稚。
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的产物，没有阶级矛盾，当然也不会有阶级斗争。然而在世界范围内，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只要阶级社会不消亡，阶级斗争长期存在就是铁的事实，但只要阶级矛盾还没有达到不可调合的程度，就不一定非得做为中心任务来讲，因为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发展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
然而只要有人群，就会有左中右，这是自然规律的产物。不提倡，不等于它就自动消失。牛马被鞭子抽还会尥蹶子，更何况有情感的人呢？因此说，胡锡进的这个说辞是不成立的，他的无原则的和为贵无愧于他那和稀泥的作派。
阶级斗争一直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从来也没有消失过。如最近的法国大罢工，就是阶级斗争的具体事例。
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斗争吗？当然有，否则苏联能解体吗？
在中国，阶级矛盾被淡化成社会矛盾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正视，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公平公正。如果没有阶级矛盾，就没有维权和讨薪事例的发生。如果没有阶级压迫，就没有让员工跪着接受处罚。这种事层出不穷，但也确实是不同阶级矛盾的产物。因为客观存在，无须讳疾忌医。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其内涵又是什么呢？好日子的内涵中包不包括追求社会环境的公平正义呢？如果包括，那么阶级斗争既然客观存在，阶级斗争当然是必须要谈的，因为底层阶级所希冀的就是公平公正，因为他们的能量有限，因而极易受到上层阶级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抗争也是客观存在的，对此无须掩耳盗铃，不管到了什么时代，掩耳盗铃都是缺失公信力的。
至于阶级斗争是否会成为主要矛盾，那得要看阶级压迫现象所产生的副面作用是否影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是否激化了社会对立。因为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人民创业造幸福生活，阶级压迫影响了老百姓对幸福的获得感，因此阶级压迫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是副面的，所以无须掩盖这一事实。
谈到阶级斗争，就不能不谈“左中右”。意识形态领域左和右这两个词汇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左派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或无产阶级的立场，其实所谓左派就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人群，而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所以在今天左派就是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群。
而这三个立场之外还有两个极端立场，那就是极左和极右。
西方国家的政界术语中的极右翼，就是把右翼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并欺凌弱者，如极右政客斯托雷平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极右主张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极左和极右又有何种表现形势呢？
右翼立场的人所定义的极左是：“极左最明显的特征是，利益分配要求绝对的平等平均。极左主义者主张通过彻底改变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来实现社会公平和全面平等。极左主义者通常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主张消灭私有制和利润，追求无产阶级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其实我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是举世公认的科学原理，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秉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
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当然会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就是因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剥削压迫而产生的，因此只有反社会主义分子，才会定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是极左。
最近许多人冒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甚至修正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科学原理，妄图以他的歪理邪说取而代之，还反诬司马南是极大片面的马克思主义，司马南做了什么让他肆无忌惮的大扣帽子？司马南不过是在网上揭露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不良资本，司马南不过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
何祚庥说司马南反对邓小平理论，司马南反对邓小平理论吗？何祚庥能拿出实证来证明吗？事实是，司马南忠实的践行邓小平的共同富裕主张。
晚年的邓小平还在深深忧虑着共同富裕这一事关改 革成败的头等大事，他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 多的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 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并设想：“要用各 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 问题。”可见，当时邓公解决共同富裕的心情是多么的急迫。
反观何祚庥院士却篡改邓公的主张，说什么“邓小平却加上了“最终达到”这四个字。原因是，从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将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即是走向共同富裕之路，也必然只能是一部分地区一部人首先达到，而且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何祚庥的说法等于把共同富裕一杆子支到了一千年之后，这和邓公的路线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说他打着红旗反红旗，绝不为过。他只不过披着政治正确画皮，贼喊捉贼的诬陷司马南而已。
事实上，何祚庥一方面抹黑中医，批评华为，否定中国的发展成就，并对中国科技发展表示怀疑。另一方面，他积极支持辉瑞等外国药企，对美国表现出崇拜之情，还自诩自夸的说他与于敏合作研发原子弹。何祚庥被全民所有制养活了一辈子，他却说没有享受到全民所有制任何权益，有道是“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而何祚庥院士则反其道而行之，如此无底线的言行让人侧目。
有道是真理越辩越明，以何祚庥院士的例子来看，我多次写归谬他的文章，并且在文章中@他来辩，他是心知肚明的，然而他却退避三舍。问题是，如果你不拒绝辩论，只要你不违备逻辑规范和自然法则，自然会鉴别出谁掌握着真理。而拒绝辩论，只是一味的隔空自说自话话的给人家扣极左的帽子，那则是心虚胆怯的表现。
极右的人给人扣帽子的方式是，如果你指出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他说你反对改革开放。如果你说要共同富裕，他就说你想要绝对平均主义。
立场占了一个极字，必然是极端，如极左提出的口号是无差别的“打倒各行各业民营资本”，极右的口号是，“精英阶层至上，底层要接受剥削。”
极右的人将司马南定义为极左的代表，其实他们的行为就是无中生有的罗织，通过打棍子扣帽子陷害人，这和历史上的极左极其相似，只不过是异曲同工而已。比如，司马南主张反腐只有长期坚持“自我革命”，换言之就是“继续革命”才会杜绝腐败。何祚庥将其栽赃为司马南要搞“二次文戈”。
问题是，司马南不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反对的是伪经济学家“消灭国企，实行全盘私有化”的主张，这是极左吗？司马南不反对民营经济，只反对不良资本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这难道是极左吗？根本不是！恰恰是那些为不良资本鸣冤叫屈的人才是另有所图。
所以定性一个事物要秉持实事求是精神，否则就不是正常的定性。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求对问题进行客观分析，避免过度夸大或缩小问题的程度。
列宁说过：“真理哪怕向正确的方向多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革命的左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超过现实情况的极“左”，就是多走了那么一小步，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就会变成错误的了。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超过正确界限的极“左”也是要反对的。
比如，盲目的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私有经济最初的雏形是个体户，他们发展起来后，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的就业和税收，极大的繁荣了市场，这对国家是有利的。因为实践证明，单凭国有经济无法达到现今的繁荣程度。培育民营经济可以弥补国有经济的缺陷，这自然是正确的。但发展民营经济的前提是，民营经济需要规范和引导，在鼓励华为那样的好资本的同时，必须抑制不良资本的野蛮生长，否则将遗祸无穷。
要正确区分什么是真正的极左，对确实存在的丑恶进行有的放矢的揭露和抨击，就不是极左。
如许多人认为仇富，仇官，仇资就是极左，但问题是，仇为富不仁的富可不可以？仇对老百姓如虎狼的凶官可不可以？仇贪官可不可以，仇这些人怎么是极左呢？
在经济领域的左，是相对于个体经济与私营企业，有些地方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对其采取过不当限制，以及过于苛刻的管理手段，这就是“左”的表现。
而对于一些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则有地方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对其存在的违法行为往往网开一面，或者不予追究，或者处罚过轻。这就是右的表现。更为严重的一些极右的行为，则是对国有企业半卖半送，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员工大量失业。这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为无良资本的恣意横行鸣锣开道。这种极右的行为也伤害了很多工人阶级的利益，降低了他们生存的质量。
社会主义国家中极右的表现是：一些受到国外反社会思潮影响的人，隐讳或公开的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而自媒体中的极右表现是，鼓吹精英政治，为少数人利益服务，漠视大多数人的利益，无原则的为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无良商家鸣冤叫屈，谁反对他们的主张，就把谁扣上极左的帽子。这种极右和西方极右政客斯托雷平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取消对弱者的保护，有着相同的基因。他们崇拜强者，无论这个“强者”如何横行霸道，他们都会跪舔膜拜。
拿陈先义的话来说就是：“极右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你批评不得美国，批评不得西方。在大事情发生时，他们总是与大众认知相差十万八千里，甚至针锋相对，坚定地毫不犹豫地站在西方一边。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这个现象了，比如，当巴勒斯坦人民被杀戮时，这些人必定站在以色列一边；当俄乌战争发生后，这些人必然替乌克兰叫好；当中美贸易战打得激烈的时候，这些人必定说中国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叫喊中美还是要恢复夫妻关系。”
网上极右的一大特点是与西方與论合拍，说白就是一唱一和。再进一步就是同穿一条裤子。主张无原则的一味倚靠美国，不然天就会天塌地陷了。如最近开始批极左的王小东之流。
王小东极右行为表现在哪里呢？可以用事实来辅证。如在美国挑起对中国贸易战，并且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华为的关键时刻，王小东抛出了一个《来自美日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中国尚未具备硬扛的实力》的视频，在这里个视频中，王小东竟然蛊惑“投美弃俄”的言论。
请看王小东的表演，王小东说：“关于美日联合对中国的这种压力越来越大，中国该怎么办呢？我总得说几句吧？我说现在只要（中国）做好两件事，其实就有转圜（回旋）的余地。看美方的发言，美国也没有完全把门封死，美国对待中国和对待俄罗斯还是有重大区别的。他们觉得中国比俄罗斯厉害，这是一点。但是呢，他们认为中国的表现毕竟没有像俄罗斯那样糟糕，所以他们也留了和中国谈判的可能性的，所以转圜的可能性都留着呢。中国只要做两件事，中国就会改变自己的处境。”
王小东说的需要中国做好的两件事是什么呢？
王小东接着说：@那么中国需要做哪两件事呢？不敢给大家说。”
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说还休而已后。
王小东扭扭捏捏的告诉大家说：“其实是有比较简单，比较安全，用不了伤筋动骨，在现有框架内就能做，而且会大大改善中国处境的办法。”
因为涉及出卖国家利益，王小东最终还是没敢明说，他把球踢给了网友，他说：“美国要给中国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才能接受，这个也交给网友们考虑一下，投一下票。”
其实王小东让中国做的两件事，无非是放弃中俄反霸战略伙伴关系，转而用接美国即将爆雷的美债的方式作投名状，投入美国的怀抱。
王小东宣扬中国顺应美国对中国的无理要求，放弃中华民族的切身利益，像日韩一样作美国的附庸，这个行为彰显出极右作派。而此时的何祚庥如心灵感应一样，马上开始唱衰华为，此举激起了广大网友的垢弊和不齿。
还如，胡锡进对前三十年建设成就是极端瞧不起的，他对前三十年极端蔑视，认为那时“住筒子楼，吃饭用粮票，一个月只有半斤油，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和公共汽车，出了北京就没见过地铁，坐不起租车，更没坐过小汽车，从没有过全家一起旅游的经历，老婆孩子都穿打补丁的衣服……”是一种耻辱。全然不顾党的历史决议所做的结论。问题是，如果放在解放前，你胡锡进住得起筒子楼吗？你蹬得起自行车吗？你以为在西方的严重封锁和禁锢的境地下，老一辈领导人不想改革开放吗？
其实前三十年，中国的社会经济相较解放前早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讲：前三十年中国“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从中可见如果没有前三十年的发展，改革开放的起点就不会很高。如果没有前三十年中国全配套工业化体系的建立，我国的改革开放只能靠出卖资源和人力来引进外资，而投资环境也会大打折扣，就像印度一样。
所以某些人打着反思的幌子，全盘否定前三十年。无论其动机如何，都是在破坏党的公信力。
客观的定义一下近现代中国，可以发现，解放前是吃不饱，穿不暖。解放后前三十年，由于接手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一切都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重新开始，所以在人口增加三亿的情况下，吃饱吃粗，穿暖穿破已经实属不易。改开后，吃饱吃精，穿好住好，也是在吸取前三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升华建设经验而来的。而极右只想用后四十年来比前三十年，却从来不敢用前三十年和解放前比，这也看出他们的不地道。
而这些事实胡锡进确实视而不见，因为他的话等于是对前三十年的全盘否定！这不是极右，还能是什么？
这也难怪他宣扬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胜算！志气没了，思想灵魂自然也就烟消云散。
极右肯定不是改革者，极右也不会奉中华民族利益为圭臬。真正的改革者是把西方好的东西拿来，为本民族所用。而这种不分良莠把西方的垃圾当成宝贝的极右，和真正的改革者差的不只十万八千里。如戈尔巴乔夫之流。
他们打着改革弊端的幌子，实则动摇国本根基。党的初衷是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改革的根本思路是，时也，势也。换句话说，就是在初心不变的前提下，顺应时代和形势。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还有就是返利于人民。只有人民的利益在改革中越来越有保障，改革才算是成功，否则将毫无意义。而极右抵制返利与民，如果按他们的路径走，必将脱离人民的拥护，改革成果最终也会成为他人的嫁衣。
站在极右立场上看问题，当然会把中看成左，整个新中国奋斗史他们都会看成是极左。而极右只念现在的好，却不念过去的好，也不准别人念前三十年的好，谁怀念过去的好，他就会给扣上极左的帽子，认为是不识好歹。
其实前后三十年都各有各自的好，前三十的好是后三十年所不具备的，同样，后三十年的好，也是前三十所不具备的。
前三十当然有许多好，那时上学，看病，住房负担小，国家回馈老百姓多，老百姓精神压力小，这些难道不是好？极右往往用“那你就穿越回前三十年吧”来揶揄怀念前三十年的人。问题是，前三十的好为什么不可以回归当今？这些好都是老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基本元素，即使回归不了，怀念一下不可以吗？极右为什么推三阻四，如此霸道呢？难道只允许利益集团才有资格拥有这些预期外的获得感？
后记
极右和极左虽然水火不容，但是它们之间却是难兄难弟，极左和极右的共通之处都是打着幌子，自我标榜政治正确。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理论脱离实际，擅长用无证之罪来诬陷他人，以此来欲致对方政治公信力与死地。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极左是脱离实际的无原则激进，急于把乌托邦变为现实的思想。极右是无原则为少数人说话，他们从来不敢提人民至上，只信奉西方至上，精英至上，乃至将西方糟粕奉为至宝，甚至不惜卖身投靠。因此二者都有危害性，极右和极左路线都会阻碍或者使复兴崛起中的中国发生历史性的倒退！
然而虽然我也反对极左，但因极右的危害远远大于极左，所以我最反的是极右。极左只是极端政治，极右则有改变国家颜色的动机，如戈氏和叶氏之流的产生和所造成的后果。极左和极右是社会撕裂的产物，是一个社会现象的一体两面，极左因极右而存在，因为极右只为少数人服务，所以极左才会因此产生一定的社会基础，如果社会环境抑制了极右的产生，极左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