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下毒”还是救命，这是一个问题

　　近日，在中药房配酸梅汤的视频火遍各大社交平台，在年轻人群体中掀起购买酸梅汤的热潮。

　　相比市面上很可能是拿“科技狠活儿”勾兑出来的“酸梅汤味”饮料，在中药房自己配的酸梅汤，价格实惠、真材实料、生津止渴、解暑良品……

　　据媒体报道：9月4日，江西南昌一女生到中医馆配酸梅汤，却被中药师教育了一番：

　　“是药三分毒，你吃了有什么意思啊？不是我们不卖给你，你没必要这么健康，你干嘛要说动不动就吃药啊？不是，有些药是不能吃的，就是酸梅汤这样的，有些人也不能，有胃酸的人就不能吃。”

　　其实，稍微有点中医常识的人都知道，酸梅汤里主要是乌梅、山楂、陈皮、桂花、甘草这几味药，药性偏寒凉，所以，脾胃虚寒、胃酸过多（特别是有胃溃疡的人群）不适宜食用；另外，酸梅汤一般加冰糖调味，糖尿病患者也不适宜多饮。

　　《红楼梦》三十四回，宝玉挨了贾政的打，向贾母嚷嚷着要吃酸梅汤，袭人却想到“酸梅是个收敛的东西，才捱了打，又不许叫喊，自然急的那热毒热血未免不存在心里，倘或吃下这个去激在心里，再弄出大病来，可怎么样呢？”于是，便劝阻了下来，“只拿那糖腌的玫瑰卤子和了吃”。《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精通中医医理的，一本《红楼梦》普及了许多中医知识。

　　又如火遍大江南北的“怕上火喝王老吉”，以笔者在广东生活数年的观察，广东人自己反倒并不怎么喝（广东本地的现煮凉茶非但不甜、反而苦涩），更不会拿王老吉当日常饮品无节制地喝。前些年，杭州就有人喝王老吉喝出了胃溃疡。

　　年轻人愿意接触中医药，愿意接受中药传统饮品，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中医药知识普及不到位，结果恐怕只能适得其反，“喧嚣”过后、留下的只能是满地鸡毛。

　　毛泽东时代通过500万“赤脚医生”、走中西医结合道路，解决了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使得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在短短20多年间翻了一番；今天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简便易行的中医保健、治疗手段原本可以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家庭医生”，但医学知识普及的缺位以及商家的逐利行为，却很可能让保健、救命，变成了“下毒”。

　　当然，论“下毒”，早已经被边缘化的中医药比起“科技光环”加持的“现代医药”还是很难望其项背的。

　　李玲曾经调侃很多“现代药物”是“安全、无效、利润高”，利润高是真实的，但是不是安全就不好说了。大流行期间，把大洋彼岸的“实验用药”吹嘘成“神药”的闹剧数次上演，而这些药连三期临床数据都不完整；

　　WTO宣布阿斯巴甜可能致癌，一堆科普账号出来洗地，在食品添加剂蓬勃的这些年，“吃出来”的疾病还少吗？虽然不是说阿斯巴甜马上就成“毒物”了，也不能脱离剂量谈毒性，但这玩意儿本来就应该尽量少摄入。然而，“科普”洗地，欺骗公众说“阿斯巴甜比蔗糖健康”，这不是赤裸裸地“下毒”吗？

　　像文本开头提到的这家中医馆的中医是有基本良知的，这样的中医也不是个例。

　　前不久妻子的外婆突发脑梗，笔者到旁边的中医馆买安宫牛黄丸，只有同仁堂的，八百多元一粒。售药的那位中药师再三询问患者的情况，仿佛不愿意卖；在笔者执意要买之后，又细致地讲怎样分药、怎样喂药，还特意留了电话；笔者刚回到家中，药师又打电话过来强调，让笔者找医生再确认是寒痹还是热痹，只有热痹才适宜服用；过了几小时又发短信询问后续情况……

　　然而，对比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家中医馆，全国其他的中医馆、中药店是不是全都能尽责向购药者问明情况，根据个人体质增减药剂调整配方，甚至拒绝卖药呢？

　　从以前的“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的对联，到现代“手术室里全是钱”的联欢横幅以及“怎么让病人给我们排队交钱”的PPT讲义，社会风气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近三年的大流行，某些医疗大V和专家前后自相矛盾的表现，让我们真实地见证了什么叫“龙王买伞”。

　　例如，某位在美医学博士，在放开前鼓吹“长新冠是心理疾病”：

　　放开过程又开始鼓吹辉瑞口服药Paxlovid可以降低长新冠风险：

　　放开大半年了，突然画风大变，开始大讲长新冠的风险，夸赞美国的防疫措施：

　　注：“Hanson临床科研”为“@子陵在听歌”的公众号

　　医学大V为何会有这样的画风突变？笔者注意到前不久的一个新闻：

　　其实从大流行开始以来，中医一直认为“新冠可防可治”，既不认为新冠是洪水猛兽，也不认为“mild”（温和的），而是主张预防为主、早介入早治疗，2020年就开始研究后遗症以及“愈后康复”问题。

　　低成本的“防疫”与高成本的药物依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对立，其背后就是不同的医务工作者、医疗集团之间的根本动机的对立。

　　虽然本文在前面举到了两个中药师的例子，但笔者也不大相信，所有的中医都是“医者仁心”，古时“何妨架上药生尘”的精神也只有在那些品德高尚的老中医身上才具备，否则也不会在明清时期接连出现轰动全国的假药案。

　　而到了今天，中医药从业者以及医疗机构存在的此类问题似乎表现得更严重了。明明十味药就可以治的病，大夫偏偏开出了二三十味的药方，其中很可能还有利润更高的“贵药”；明明服药三天需要面诊的复杂疾病，大夫一口气给开出七天甚至十天的剂量；酸梅汤里的乌梅，明明应该用草烟熏制，黑心药贩却用硫磺或煤炭熏制；假药案更是屡禁不止……

　　至于西医领域，“白求恩救死扶伤”的精神更成了罕见物。一个小感冒，到门诊上来不给开个几百元的检查费，患者反而不放心，因为行内都这么干！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解放前已经濒临倒闭的同仁堂，经过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在新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闻名海内外。那时的同仁堂也投入到了全心全意为188金宝搏网事业服务的行列当中去了，获得了人民群众广泛的信任和支持。

　　1954年同仁堂设立了咨询服务台，为患者介绍适应症的药品，有问必答，解答顾客提出的各种问题。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风气持续到了80年代。1984年，一外地顾客来店求购4克天仙藤，一位老售货员收方后说：“这药4克只值4厘钱，给你10克，收1分钱。”顾客满意地笑了，为了这一分钱的“生意”，这位老售货员柜前堂后跑了两趟。

　　上世纪末，同仁堂开始改制；2000年5月，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年10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逐渐走上公司制和资本化运作的道路，风起自此大变。改制后的同仁堂屡次因为药物品质、掺假等问题登上黑榜，2019年被撤销中国质量奖称号。

　　2012年，北京夏女士例假迟迟不来，来到同仁堂新街口药店中医诊所看病，被诊断为“月经不调，气血不足”，喝了17服同仁堂开的中药后，夏女士去妇幼保健院检查方得知原来自己在看中医前已经怀孕，事后看诊的医生拒不见面，只留下一句“孩子不要要了”；前几年，许多跟团去北京旅游的人，都曾被莫名其妙地带去参观过北京同仁堂，美其名曰参观学习中国医药文化。其后，等着他们的就是天价诊疗费和药费……

　　比起唯利是图的“资本”，私有制更是把每个人逼到“人对人是狼”的地步。一名立志于发扬中医药事业的中医，如果他自己衣食无忧，可能还会从心而为、兢兢业业，就像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江西南昌中医馆的药师；然而，当一个医生被房贷、被子女的教育、父母的养老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如果能通过多卖药多赚点钱，他又会怎么选择呢？

　　所以，“下毒”还是救命，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私德”问题，也不是道德和法律可以完全约束得了的。

　　在旧社会，地主阶级开的中药铺有样学样，也挂上了“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的对联以自我标榜和宣传，实际上却干尽了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的事。

　　1934年6月，途径坪坝的红军没收了大地主蔡云益等人的中药铺，并采集了一大批中草药，在坪坝街上关庙巷子开设药房免费为贫家和雇农治病，王维舟还为药房题写了店名“坪坝工农红军药房”。

　　1934年下半年，一种被当地人称为“鸡窝寒”的流行性感冒在城口农村爆发。红军将士一边积极为老百姓提供治疗，一边努力研究控制流感的方法，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控制住了瘟疫，红军药房的医生也被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穷人的“救命活菩萨”。

　　面对“下毒”还是救命的难题，红军先烈的历史事迹不该被遗忘。

【文/子午，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