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的三重叙事和无产阶级叙事主权的构建

目前，国内思想舆论场上关于新冠疫情和抗疫基本模式的叙事，大概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自由主义的叙事，它代表私人大资产阶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核心话语是“放开”论，这种叙事虽然在抗疫的头两年遭到“主流”和民间民族主义者的有力阻击，但在2022年又逐渐抬头，成为年末政策转换的重要背景，但在近期随着调整后的大规模感染潮又遭到一定阻击；

　　一种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威权主义）的叙事，它代表官僚权贵大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核心话语是“清零”论，这种叙事在抗疫后不久即占据了主导地位并维持了两、三年之久，在2022年末政策转换前后又迅速衰退，其中一部分坚持原来的见解、转向有限的批判姿态，一部分转向“放开”或“有限放开”。

　　值得注意的是，后一种资产阶级叙事，在相当程度上冒用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群众运动的名义，把修正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单向对上负责的“乌纱帽”和政绩驱动下的指标主义的组织动员模式，曲解为美化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由此自然对一系列严重的、引发广泛民愤的防疫的次生经济社会灾害采取宽容、遮掩、淡化的态度。

　　而不少“左翼”——其实是泛左翼人士，也完全被这种叙事所俘虏，抛出“超阶级”的抗疫叙事，一昧为强硬措施叫好，甚至为清零而清零、完全无视强硬措施的经济、社会成本问题——试问这难道不是客观存在？不是“现实主义”分析者所应关照的基本问题吗？

　　而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马列毛主义方法构建起有效的抗疫叙事——无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的抗疫叙事，就必须突破上述两种叙事的藩篱，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愿望出发看问题——首先，抗疫是怎样一种斗争？它必需科学指导，但又决不是一个纯粹科学、公共卫生问题，任何抗疫政策的制定主体都是政府或政治人物；因而，抗疫政策都离不开一定的科学分析、科学判断做支撑，但总的看依然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权意志的体现，和其他政策一样。

　　因此，把任何一种资产阶级社会既存的抗疫政策、抗疫模式视作“科学”“理性”“正确”，而又把其他不同的政策、模式一概踢到对立面——恰恰是不科学的，是一种资产阶级机械论的“科学主义”，忽视社会、历史背景，不是无产阶级的辩证和社会历史唯物主义。

　　其次，疫情不仅仅带来健康、卫生危机，而且带来深刻的经济社会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此前就已经暴露、引起各国进步人士广泛关注的社会不平等——实质即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间“阶级不平等”的问题。不管是无产阶级成员在疫情中由于实际无法享有或及时享有相应充分的“防”、“治”两种资源，还是由于染疫后身体问题或过分严厉封控举措而收入锐减、陷于失业待业，实际上，都是不同资本模式下“阶级不平等”的延伸表现。

　　只能说，在不同资本模式下——私人资本或官僚权贵资本主导的或小、或大政府模式下，无产阶级成员在疫情中所遭遇灾难的具体情形、染疫速度有所差别；决不能说，有一种资本模式能够“超越”一小撮占统治地位的资本阶级利益之上、形成为所谓“对大多数人有利”“无关阶级”的超然抗疫模式。

　　坚持这一点，才是坚持了马列毛主义的起码观点和阶级分析法；不敢讲阶级，不敢明确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影响塑造之下的疫情和抗疫，是缺乏起码的马列毛主义素养，这类人根本还没有资格谈到“反对”什么“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的层次。实际上，这类人只是抽象、口头接受阶级观点，其在具体问题上惶然避“阶级”而不及之的态度，倒与高喊反“极左”的自由派人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而在疫情的前景判断上，第一，国家主义者赞许的清零其实早在2022年内、特别是秋冬以后就摇摇欲坠，最直观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多地“破防”，呈现“防不住”态势，应当肯定这种状况决不是政策大幅调整以后才出现的，即财政负担倒在其次、首先是严厉的政策在其自身的执行上就遇到了实践层面难以为继的三年来最严重挑战；

　　其次，从放宽后的基本情况看，也决不是有的“放开”论者所宣扬的迅速恢复“烟火气”、“走出”，而是在一波最严重的高峰冲击后，感染和确诊规模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并将在此后随着季节等因素的变动而呈现出“一波接一波”的态势。其实，国家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编造的带欺骗性的话术还真是不少，但号称“左翼”的阵营却鲜少对之加以有力的批判，有些仅仅需要根据肉眼可见的最起码事实就能作出合理的批驳。

　　总之，与当代无产阶级本身的觉悟、斗争水平，与无产阶级文化主权或文化领导权被颠覆篡夺的情况相适应相联系，与所谓“左翼”阵营的思想混乱和翼赞化倾向相联系，几年来无产阶级抗疫叙事的构建处在严重落后的状态，基本拿不出一套能够跟国家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竞而驰之的有力话语。

　　和乌克兰问题类似，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俘虏的“左派”师爷们沉浸于和“主流”舆论界、民间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舆论鼓吹者的互相欣赏和大合唱，完全暴露了其没有办法举起21世纪马列毛主义大旗的局限性。未来，不管是青年左派还是逐步转变过来的原“民左”人士，都需要加强调查研究，从社会最广大成员的真实处境、真实利益要求出发，得出合乎实际、经得起事情发展的检验的基本结论，才谈得上避免陷于“欲以己之昏昏，而使人昭昭”的困局，产生足够的思想舆论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