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有没有科学”与“古代中国是否落后于西方”最好别将他们关联起来
【提要：中国人对世界贡献了一个普世真理，称为黄金定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也贡献了一个黄金定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西方的这条黄金定律还有一个现代翻版：黑箱的归黑箱、白箱的归白箱——对不起！这句话是我道一人今天杜撰，绝非恶作剧，纯粹为了文本表述方便，但他的思想确实与古代一脉相承，称得上古代思想的翻版。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经常有这个经验：A事物与B事物似乎存在某种关联，但其中的因果关系又说不清道不明。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那么人们就可能主观上认定他们有因果联系，并以此指导实践。
但是这种“主观认定”是不能随随便便的，必须要有条件和限制的――这就是我今天所说的“黑箱的归黑箱、白箱的归白箱”；某种意义上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也是此类条件的增加和限制的加强过程，是黑箱“白化”过程。
过去宗教主宰了人生的一切，从生老病死到婚丧嫁娶，现在不行了，现在要讲法治，法治主宰了人们社会生活的绝大部分领域，宗教还有作用，但已退缩到一个很小领域，不能再随随便便手一指就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黑箱“白化”过程。】
脑袋被石头砸中与大雁飞过是否相关？
总有人认为他们是相关的，也总有人不认为，十次飞过九次砸头，那么可以肯定，认为相关的人数一定增多；事实上，砸头的概率与相信相关的人数比率本身就存在相关性，并且一定是正相关——他可以由数理统计学证明之。
可是，事与事的统计相关性未必能解释其中的机理，只有将齿轮间的传动关系，比如将A齿轮传动B齿轮，B齿轮传动C齿轮,，C齿轮传动D齿轮，D齿轮传动E齿轮说清楚了，才能说A齿轮E齿轮传动机理说清楚了；否则单凭A齿轮转动E齿轮一定也转动，只能说他们存在统计相关性。
事实上，自然和人文社会领域相当多事与事之间，他们存在统计相关性却没法说明其中机理。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的认识，并根据这样的认识去实践――现代科学有个专门术语去命名：黑箱法。古代世界的医学，包括中医和西医都是按照黑箱法展开的，古代世界的天文学，包括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和西方天文学也都按照黑箱法展开；事实上古代世界自然和人文社会领域的认识和实践，大都按照黑箱法，直到近代（或者说直到文艺复兴后）实验科学的兴起才改变了这样的逻辑，人们才大规模的通过“假设-检验-解释”事与事之间的相关机理，并根据这样的认识去实践――现代科学有个专门术语去命名：白箱法。
然而我相信古老的逻辑还将延续下去，黑箱法仍是人们认识问题并赖以指导实践的重要思维方法，人们未必确证事与事之间的机理，单凭统计相关性就去指导实践活动，哪怕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比如新冠阳性患者必须隔离14天，他为什么不是13天也不必15天？我至今尚未看到其中的机理解释。
然而我更相信，古代文明个与现代文明有诸多分界岭，“白箱的归白箱、黑箱的归黑箱”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条，这可以看作古代社会“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现代翻版。人们打开一部人类文明演化史，他就是黑箱到白箱的“白化”过程――然而黑箱与白箱永远会存在，界定他们各自适用的领域，这与其说是古代文明的现代翻版，不如说是人类的某种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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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拖沓的引言，我读了申鹏的《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落后西方3000年？》有感而发。
“古代中国没有科学”与“古代中国落后于西方”，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这两个命题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近代中国以来始终存在争论，正如申鹏所言，清华大学的吴国盛就是认为存在相关性的代表之一。也正如申鹏所言，这两个命题没有必然联系，比如他在文中举例说：
【今天希腊这个国家又小又弱，工业基础差，农业不能自给，没有什么科技水平，动不动经济崩溃，全靠旅游业和外国援助……能不能证明希腊自古以来就是垃圾？能不能证明希腊自古以来就没有科学？】
因此我以为最好将这两个命题割裂开来，别关联在一起，这应该作为我们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社会思潮。
首先这两个命题本身是否成立，还未取得共识。
古代中国没有科学：作为一个命题，至今未有取得国人共识。
这个命题涉及两个方面，缺一不可。第一个是定义性的，第二个是实质内容。国人对这两方面内容从未有过细细划分，就开始争论打混战。什么叫“科学”没有定义，你怎么讨论争论？平时我们说话不严谨，没问题，可在严格环境下你必须有个定义。西方人这方面确实做过，有贡献，他们在争论前首先要进行定义，虽然各自的定义不一致，但是有了这一步就能继续下一步。他们也是经过多轮文化运动才达到这个境界的，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东西方大争论（关于谁是马克思主义正统的争论），许多关于科学的论述都是这场争论中产生，并且今天引以为标准，许多学派就在这几场运动中形成，比如四大科学学派的“波谱学派”、“库恩学派”、“拉卡托斯学派”、“费耶阿本德学派”。
中国也应该有类似的大争论，首先必须要有定义环节，然而确实不曾发生过。我在红坛也经常发表一些文章，比如中国语言与文字的特殊性，完全迥异于西方，西方的定义不完全符合中国人。比如中国人强烈的阴阳观，体现在无所不在的“二元对举”式语言，他对世界的整体观迥异于西方的原子观，中国人一生下来就如此的整体观，无须训练，也无自知，但无论如何会影响到“科学观”。
缺了这个环节，后面一系列实质内容都无从谈起。比如“数学是否属于科学”连这个最基本的命题也无从共识――有人认为是科学，有人认为“数学就是数学，与科学并列”。东亚是这个星球上数学天赋最高的区域，他陪伴我们华人一生和一身，无所不在，连这也没法共识，其他争论可想而知。
我们华人任何东西拿来就争论，从头到尾“鸡对鸭讲”，却不关心去共同定义一下讲话的标准。
是的，“古代中国没有科学”没有共识，却又最好争论的命题之一。
“古代中国落后于西方”也是一个国人未能共识的命题，甚至比第一个更不能共识。这有好几个层次上的原因。
第一个层次：许多人思维潜意识中，这句话中的“西方”就指欧洲，这是有问题的。国人对“西方”缺乏定义，对这个词语或术语拿来就用，很多情况下鸡同鸭讲。专业领域没问题，大家都有默认，词语或术语就那么几个，公共领域话题问题就来了。就科学思想成就高于中国而论，纪元前后年代主要集中在地中海东岸包括埃及、希腊群岛、以及现今土耳其境内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欧洲反超大概文艺复兴运动后的事。我们今天能指名道姓的伟大人物，大都出生于这三个地区――甚至安纳托利亚高原占据了很大部分。
第二个层次：古代中国落后于西方，难道进食方式也落后？难道用筷子进食比手爪进食要落后？可见笼而统之、囫囵吞枣的说，他是有问题的。我相信在具体争论和思想中他是有具体对象的，或者是政治方面，或者是科技方面，或者是宗教哲学方面，或者是文化民俗方面…，总之在具体争论和思想中他总是有明确针对的，不可能囫囵吞枣的――比如今天申鹏文中所说“落后西方3000年”就是指“科学”方面，但在争论传递过程中必然走了样，成了今天所说“古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包括吃喝拉撒全都落后，包括筷子进食比手爪进食要落后。思想史上一旦走了样的东西你要纠正他是很难的，经常是“用七个错误去纠正一个错误”――越纠正越多错弊越多。事实上最好的“纠正”是自然――等待那些坚持错误思想的人死光光了，新的一代有正确新思想的人成长起来，然而这要有时间和耐心。
第三个层次：我们这代人接受的是红旗教育，当时一个主流观点是这样的：明清时期中国封建制度渐趋衰落，而英国荷兰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正在上升阶段――这应该算是红旗版的“古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吧？
但他有许多重要的限定，首先时间上限定于明清之际，将他时间量化的话大概也就近300年来――当然我这里也是为与申鹏文中所批判的内容相契合；其次未必全方位的落后，在某些方面仍然在进步甚至超越西方――特别在经济方面，比如红旗版说“明中叶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到“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甚至许多方面不吝溢美，比如“明中叶农业生产已经超过前代的水平”、“清朝的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中国经济不但自给自足甚至还大量出口，世界白银大量流向中国”；与此相对更多评价属于负面和“落后”，比如“政治腐败”、“军备废驰”、“财政困难”、“财富集中到贵族、官僚和地主”、“文字狱”、“文八股”、“鸦片泛滥”。
因此红旗版是持“古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看法的，但有时间和具体内容限制，特别指向了“封建主义的没落”，这与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是配合的。
此后中西文化比较的看法有了较大转向和改变，基本上定论“古代中国落后于西方”，落后的内容已不限于红旗版所列而是大为扩充，是全方位的落后，甚至还有语言、文字、中医等等，无所不包，并有内在关联性；还认为落后并非始于“明清之际”，而是文明起步阶段就是落后的，开局就是落后的，东亚文明从来就是落后的。这大概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除了这三个方面，也许还有其他也能影响人们中西文化比较的看法，类似个人趣味也能影响，比如你喜欢京剧，他喜欢话剧之类。这种情况下“纽约市过马路”大行其道，个人看法一日三变。在此情况下“古代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个无法共识的命题，要比“古代中国没有科学”取得共识还难。
由此看来，“古代中国没有科学”与“古代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两个没法共识的命题；这两个命题本身就没有共识，你还要将他们关联起来，使之具有因果联系，我看确实不恰当。
然而这样的关联并非始于今天，也不是起于某种思潮，事实上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中国落后论”就逐渐为社会普遍接受，此前也许只在“睁眼看世界”少数精英层，甲午战败后成了全民共识，连日本也不如。也正是这个原因 催生和推动了社会改革和革命，也有了后来的“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有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鞭策和动力。
因此我以为这两个问题应该割裂开来分别思考。革命时期有一千个理由将他们关联起来，否则革命就失去正当性、合法性，可是革命以后怎么办？不可能每天在革命。今天我们可以更理性的看待这两个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将他们割裂开来分别思考，他们是否存在因果联系，怎样的联系以及联系的程度等等，应该待国民理性成熟后慢慢来，从长计议。
我个人是主张展开对“古代中国有没有科学”讨论的，以我们今天国民的教育程度、理性程度和道德水准，完全有这个能力进行这样的讨论；并且也有这样的必要，一百年来连续的革命，也需要有个间隙，缓慢脚步，停下来思考一下，总结一下。至于“古代中国是否落后于西方”这种高度形而上的讨论，我看还是留给专家学者们，留给未来，我们今天大部分人的教育、理性和道德水准还未达到那个程度。
这两种讨论应该基于两种规则，前者基于白箱规则，后者基于黑箱规则。这两种思维总会存在的，不可避免的，那就不如遵循“黑箱的归黑箱、白箱的归白箱”法则，这至少是一种智慧。生拉硬扯的牵连在一起，效果很不好，比如申鹏文提及的《河殇》事就是一例。当时参加讨论者大都局限于文化领域，然而事情的发展超乎预料，涉及到政治方面。事实上文化与政治哪来天然界限，经常是互相越界，最后的发展总逃脱不了李泽厚所说“救亡压倒启蒙”――我这里就是“政治思潮压倒文化讨论”。
中国许多事的发展，最后总逃脱不了李泽厚所说的结局；因此我以为在文化与政治划出一条安全界限，使互不越界，在此之前不要做毫无必要的关联。我们民族目前的教育程度、理性程度和道德水准离那种境界还有一段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