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冬青：对如何优化和加强“党领导科学研究”的一些建议

　　当前在中美关系特定历史背景下，我国全面恢复、加强“党领导科学研究”的传统工作体制，需要考虑更为优化、更为合理的工作方法。笔者从2012年来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大型客机飞行控制系统的安全评议、适航工作，有一定的心得，对目前我国的科研工作体制提出一些建议。

当前我国理工科科研存在问题的主要特征是：

　　1、目前的科研集权体系偏离了“党委抓目标，科研是主力，行政搞后勤”的合理分工，对科技界的民主创新氛围有很大的伤害。大量学术科研单位因此处于“一言堂”的“不民主”状态，一些学术带头人有了行政职务的加冕成了一个“大家长”，甚至导致出现一些极端个案。

　　2、推崇发表期刊论文和国际期刊论文，误以为发表的“论文就是科学”，误以为“论文数量”就能代表了科学的“硕果累累”，不明白科学必须是来自应用的实证，这是我国颇为流行的一个对科学原则理解上的重大偏差！

　　3、热衷于搞“一言九鼎”，人为推高“泰斗”的发言权、控制权，打压了学科创新的民主风气。热衷于推崇院士、教授、博导的头衔，导致出现“帽子多大，学问就有多高”的滑稽局面！国内现已形成从“优青—杰青—院士”的等级化学者体系，人为地塑造出“学霸”，用“帽子等级”来代表科学家等级，国内盛行此现象已然成为当今世界科学界的一个异类。

　　4、热衷于搞“论文和共性技术”类型的“注水成果”，成果与实证的差距极大，大量纸上谈兵的“学术成果”事实上并不是“真科学成果”，还在大喊所谓的科研“转化难”，造成了国家科技经费投入的效率很低。

对以上四类突出的“不科学”问题进行体制改革，其策略陈述如下：

　　首先、谈党领导科研工作要符合“科学规律”，符合规律的做法有以下几点：

　　（1）最大的符合科学规律表现在“重实轻虚”

　　人类科学规律的发现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和现象，推动科学发展的合理途径是“重实轻虚”——重验证、轻论文，明白科学是来自“验证”过程，而不是来自“发论文”。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在提倡以“发论文”的水平、数量来选拔各个层次的科学家，比如优青、杰青之类的，这是非常错误的！方法错了！！不符合欧洲起源的科学定义和基本原则——试验、验证。

　　（2）要谨慎地对待“新科学假说”

　　科学规律的发现很多都有曲折的研究过程，重大科学成果在诞生初期多为不起眼的一个小现象、新说法，注意对“新科学假说”的甄别则非常重要。从科学史的规律来看，一些火爆的“新科学假说”最终却成为“假货”，另一些“新科学假说”的萌芽从空穴来风终成科学定律，正反两面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既不要随便打压各种萌芽阶段的“新科学假说”，也不要轻率地鼓励“新科学假说”，科研领导和行政领导需要谨慎对待“新科技”，不要随便在媒体上表态和站台，需要假以时日进行观察。一些科研成果，长期难以鉴定其真实的科研价值，学界褒贬不一，是科学发展的正常现象，对尖端的科技新事物“给不出结论”也是正常的，不能强求一定要在短时间内给出来判定意见。强求下结论，不是实事求是！

　　（3）需要长期坚持“破四唯”

　　“破四唯”是当前党和政府扭转学术科研风气的关键抓手，需要长期坚持“破四唯”。明白“破四唯”的核心价值在于破除科研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唯文凭、唯帽子”是导致科研管理出现官僚主义和行政不作为的重要因素，严重腐蚀了中国科技进步的自主能力，用“文凭和帽子的庸才”标准打压了真正能够科研创新的科学家。

　　其次、党领导科研要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研究的相结合，不能压制了自由科研的规律性一面。

　　“党领导科学研究”的工作体制，在历史上取得了“两弹一星”、运十飞机等重大项目成功，这是一种目标导向的工作方法。然而，在科学萌发过程中，学者群体的自由独创性研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途径。美国科研体制的优势，在于突出强调了个人的独创性，甚至在知识产权法规上要求任何创新技术不得以单位集体的名义申报。美国的这种高度突出个人创造性、个人能动性的科研体制优势，成功地推出尼古拉.特斯拉、爱迪生、费曼、冯.卡门等一批卓越的科学巨人，是我国在科学推进过程中应该虚心学习的体制特点。中国未来建设学术科研的更优体制，应该是目标导向的集体协同与个人创造力的密切结合，要真正地对人才予以体制的宽容。中国的体制有“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优势，但是决不等于集中起来所有的普通人才就可以替代一个难得的“卓越科学家”，需要有集体主义的工程科研能力，也需要有个体和个性化的“科学创造”，从而避免再次发生杰出科学家遭弃用的悲剧。

　　再次、谈党领导科研要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路线，不宜过度大搞“海归科研人员”的政策倾斜导向。

　　不坚持独立自主就难以建立本国的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这是一个铁的发展规律，我国当前的部分“受制于人”就是在独立自主方面仍有短板弱项。在走独立自主的科学发展路线方面，首先要有人才建设的独立自主风气，既要尊重国外培养的优秀海归人才，更要一视同仁对待国内本土培养的人才。比如卓越的屠呦呦、于敏、黄旭华、冯康、胡伟武(龙芯CPU总设计师)等世界顶级科学家，其求学经历完全来自国内院校，与海外求学经历无关，务必要实事求是承认本土培养的顶级人才、基干人才依然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主力。

　　最次、“党领导科研”要注重维护基层科研人群的群众利益，符合革命建国时期党的领导的长期一贯作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向科学进军”类似历史上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大量的共产党员用仅有的一点口粮救活了战友，自己付出了牺牲甚至于被饿死，今天需要坚持这种“不忘初心”的精神，对全国上千万基层科研人群给予最基本的物质生存保证。在全面建设“党领导科学研究”体制的过程中，当前最需要解决的是都市高房价对基层科研人群、青年教师等造成的长期经济压迫。需要党的领导体制来维护基层科研人群的最低生活底线，让科研人员长期“屁股坐得住冷板凳”的大前提是必须保有生活底线的保证。在建立科研生活保障体系的同时，科研行政领导获得的经济利益、住房待遇，不宜大幅度超过基层的一线科研人员。

　　以上谈的科研改革内容很多，但是总的纲领关键是要抓住“科学来自实证，科学需要民主”的基本原则。

　　2021年6月祝贺建党百年开始动笔，岁末完成

　　（作者是中科院计算所课题组高工，无党派人士。国家工信部信息司入库评委、国家民航局适航司无人机工作组专家。）